民国真的有那么好吗？
民国真的有那么好吗？
唐律疏议
总有人会问，民国真的有那么好吗？且听我一项项给你说来：实际中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
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位列四强，广受尊重
主权完整，对外不屈
农民富足，社会和谐
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民知廉耻，无忧无患
政府爱民，百姓安居
军官爱兵，将士英勇
清正廉明，法治康盛
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易劳逸[美] 著，高华等 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由于国民党执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满中掌握政权，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刘温生是一位报社编辑，1932年年中被捕，随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33页)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书杨栓带着14岁的儿子乘车离开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刚进汽车，四、五个理伏着的特务一齐射出了子弹。杨铨试图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中弹身亡。汽车司机受重伤，杨铨的儿子腿被子弹击穿。据揭露，因为杨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收集关于丁玲失除的情报，他被内定为行刺目标。”(35页)
“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府不能没有舆论豹监督，来揭露它的腐败和弊政。蒋介石要求舆论界这么傲。中国的舆论界也试图充当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断失败的纪录。只举一例，《商报》曾指责一个法宫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路，报纸的编辑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务”的指控。”(39页)
“外国记者也要受到检查官的干涉。他们说，中国的新闻检查要远比日本严厉得多。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40页)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127-128页)
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注：以上出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均为描述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情形，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其中最后两段是转引1932年国联对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份报告。)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位列四强，广受尊重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页
“大家都以为现在我们还有四五百万的军队，有这许多的人民，有这样广大的土地，在国际上我们还有讲话的资格。但你们要知道：现在一般联合国已经看我们军队不是军队，看我们军人不是军人，看我们军事机关更不是机关了。由于我们自身种种腐败缺点的暴露，可以说他们到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6页
1944年8月23日邱吉尔给外相艾登电报中说：“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7页
“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己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停战谈到的帐笼和战斗前线》，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565页
“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主权完整，对外不屈
“一名《新生周刊》的撰稿人指出，日本天皇没有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军部和资本家。这篇看似无足轻重的小文章，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巨大震动，由于它曾经检查官过目，受到冒犯的日本人因此指责南京当局与讥讽日本帝国尊严的作者是同谋。此插曲轰动一时，南京当局解雇了七名检查官。判处《新生周刊》的编辑14个月的徒刑，并不许上诉，事情才算乎息。”
——[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39,40页
“1937年9月18日……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如前所述，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8页
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
1937年8月27日(注意这个时间，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
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农民富足，社会和谐
西洋和中国许多研究者，是通过古典文化来观察中国的。他们通过这样的媒介物来观察，把中国当作是“古雅”的，而且发现年深月久的苍翠的锈痕，悠悠然笼罩在中国的乡村和人民之上。田野中圣经时代的韵律，使中国的生活仿佛是一首牧歌，以神所指定的旋律，从这一季荡漾到那一季，从播种时荡漾到收获时，从出生荡漾到死亡。
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外国销行而写的关于他们国家和人民的作品，总是强调这潇洒之美，以及古哲学的明白纯洁。这种图画是虚假而有毒的。……当农民起来，在乡下激起变乱的时侯，对那些变乱的野蛮性最先吃惊的人，就是把农民的生活幻想成十分可爱的人们。”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5页。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白修德是中共的“国际友人”嘛。他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说不定会抹黑民国呢?
但是国民党的史书总不太会刻意去抹黑民国的吧?甚至还有很大可能会美化民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官方史书是怎么说的。
“战乱地区人民生活更加艰苦，平时难得一饱，荒年则饿殍遍地，因之偏激者则铤而走险。“共匪”乃得乘机煽惑诱骗，此“中共”之所以能滋生也......(北伐结束后)不幸又遭李宗仁、冯玉祥等，以及野心政客汪精卫之叛扰破坏，乃发生数平叛乱之战，其规模之大，国家、人民所受之损害，较之“北伐统一”之战为尤甚，使社会更为支离破碎，政治无法纳入正规，尤其经历战乱之地区与偏僻之山区，如：湘、赣、闽、鄂、皖、豫等省边区与陕北等地，官吏无能，政治腐败，生产落后，人民困苦，共匪乃得于该等地区大量发展。”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5卷，第185、186页。
在国民党的这部史书中，为描述民国时农村的凄惨，甚至直接使用了“土豪劣绅”的叫法来陈述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来源。
“部分官吏窳腐贪污，土豪劣绅巧取豪夺，往往使民间疾苦投诉无门，实为助长共匪凶焰之主因。”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1卷140页。
可见，民国时农村情形的水深火热和农民生活的极度艰难，甚至连国民党的官方战史都不否认。而今天那些粉民国的人，却连国民党的这点诚实态度都抛弃了。每当有人告诉他们民国是多么惨不忍睹，他们总会以为这是因为对方被共产党的历史书给骗了。但当接触了海峡或大洋对岸的资料后，我们才会真正发现，其实共产党说的是真的。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在中国多年，亲自采访过国共高层干部。他与人合著一本《中国的惊雷》，其中就介绍了他们亲历的民国时期农村状况。此外还有美国记者韩丁，曾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工作组进驻山西农村了解状况，后写成《翻身》一书记录中国的土改。此二人后来都被中共称为“国际友人”。但事实上他们并非天生就是共产党的粉丝。白修德曾很敬仰蒋介石，但目睹国民政府种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之后，终于对蒋介石丧失信心。“蒋是一个掌握实权的中国气息十分浓厚的中国人。
我最初对他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页)韩丁在其早年对中国共产党亦持有保留态度。在其《翻身》一书中，不仅记录了土改前地主压迫农民的情形，也毫无顾忌地如实记录了土改时流氓无产者的残暴以及翻身农民的过火行为，并无为共产党做尊者讳的迹象。
如果说白修德和韩丁可以算为有所“左倾”之人的话，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则完全不同了。此人虽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却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戒心，尤其提防知识分子。和韩丁一样，贝尔登也会说一些中文。他作为职业记者，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国统区与解放区。他这种超然的态度和机遇给我们带来的两种统治下的对比更为客观，也因此而更为震撼。
下面就看看他们的书里是怎么描绘民国时的农村的。
“农村中的压迫大不相同。中国地主把佃租提高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好一点的田地，他们收取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区，如重庆，他们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权十分集中的县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欧洲的贵族一样，自己有武装的家臣，有无情的收租管事，有农奴——即佃农。
小自耕农常常并不比佃农好过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税，并且常常是在抽着。他必须负担政府的勒索，各种本地官吏的零星窃盗，以及驻在他的县里的军官们的需求，路过他的地方的小兵们，都觉得可以随便问他要猪要肉要吃的。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0-32页
美国记者韩丁，曾亲自在中国走访，并虽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下乡考察。韩丁会说中文，因此他可以亲自直接采访接触到的中国农民。不妨看看韩丁在其《翻身》一书中记录的民国农村是怎样一幅不忍直视的画面。
“‘在很多地方，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托尼在一九三二年这样写道。”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9页。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杭，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迫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
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这些事件和这些回忆就是中国农民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残酷镇压的历史故事，通过诗歌和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在各地流行的戏剧中也一再得到表现。”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9-60页
有人可能会说白修德和韩丁都是亲共的美国人，所以他们可能会夸大国民党统治下农村的阴暗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贝尔登这个中立记者记录下了什么，然后再回过头来想想，白修德和韩丁有没有夸大或抹黑民国。贝尔登首先发现的是，农民所受的第一重压迫，是来自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18-119页。
“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宜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
近年来，蒋介石的职业辩护士把沉重的捐税归因于抗日战争。可是他们无法说明，何以国民党几乎是从其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税。
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赋更苛刻的，是各种名目的杂税，其数值往往十倍于正税。在前清末年，杂税从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蒋介石的鼎盛时代，杂税竟高达正税的十倍!
这一类捐税多少还是固定的，虽然名目繁多，却还不及农民实际捐税负担的一半。这是因为兵捐这种古老的赋税形式在西方早已废除了，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消失。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兵捐实际上比过去几个世纪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兵捐的负担确实吓人。由于军费无着，军官层层盘剥，拖欠粮饷，以及搜刮之风盛行，不少中国军队就依靠兵捐来获取粮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额银行存款。粮食、牲畜、车辆、房屋、金钱以至人丁，都是军官们征派的对象。不过若是没有蒋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绅的合作，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是不能实现的。其实，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0-122页。
杰克·贝尔登随后展示了民国时期，国统区农民(尤其是佃农)与地主之间是怎样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富农和地主是吃喝玩乐的喜庆佳节，但对于贫农和佃户却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佃户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里过个团圆年，那么，为了还债，往往得把家里的东西抵个罄尽，只给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时连糠都不剩。
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57页。
看到贝尔登上述这些凄惨的描述，你是否还觉得《白毛女》是在造谣抹黑旧社会呢?
“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页。
七口之家饿死三四人为常事……就因为向地主借了100斤小米的债务，农民丢了四亩地还饿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这就是小清新眼里田园牧歌的民国农村!
但是如果你认为民国时农民的苦难仅限于经济问题，那就错了。地主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在农村的政治地位。农民不仅没有钱，没有权利，甚至连家里的妻女，都成为地主可以任意享用的私产。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不是中世纪农奴制下的欧洲，而是中华民国的农村。
“就是在上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象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页。
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除轻兵器能自制外，所有军舰、飞机、战车、火炮等均购自国外，不能自制。”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241页
(抗战后期)“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
——[美]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页
“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民知廉耻，无忧无患
蒋介石1943年对民国社会的总评价：
“现在我国社会，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现于行为的，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所以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有的人则繁琐浮华，贫穷的人则卑污混乱。其结果，就使得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防备，人祸不能消弭，内忧外患〔第15页〕，纷至沓来，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民国32年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2卷(书告类)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总评价：
“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革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发给国务卿的报告，[美]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 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页
——2014/10/15续
政府爱民，百姓安居
“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忆录》第三节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军官爱兵，将士忠勇
“他(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张开厦)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蒋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三)》(1942.9.10)《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
“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麼事?”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在送交蒋介石的那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出色的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些词语的含义: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
在行军途中他们变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脚气病，双腿肿胀，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今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下册641,642页
“(国民党军队)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长官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
——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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