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经历:从儿童团到八路小通讯员

作者: 佚名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2017-08-21

我的抗战经历:从儿童团到八路小通讯员

我的抗战经历:从儿童团到八路小通讯员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山东东光县张大庄乡一户贫农家庭。东光位于山东与河北交界地,抗战胜利之前属河北管辖,在华北平原冀东南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两个月,日军侵占东光县城,东光县遂成为沦陷区,八年持久抗日从此拉开序幕。一九三八年八月,东光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那时候,我虽然才六七岁,但每天沐浴在抗日的声浪中,大人们除了种地就是谈论抗日的事情。因家里穷,我小学没读毕业就帮家里种地、放羊、扛小活。因此,也较早地加入了抗日小队伍———儿童团。

那时,家乡虽是敌占区,但又是八路军较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愿意帮着八路军和鬼子干。离我家七八里地一个叫张木春的地方就是日本鬼子的据点,鬼子在据点修建了炮楼,并抓了老百姓在周边挖起了二米多深的壕沟,以阻挡我八路军的袭击,可老百姓的心都向着八路军,在挖壕沟时千方百计消极贻工,拖延时间,白天在鬼子的监视下挖了壕沟,晚上大伙又趁着黑夜将挖出的泥土填埋进壕沟,使八路军随时可进入据点袭击搔扰鬼子,据点里的鬼子常常被搅得日夜不得安宁。

因我家几代出身贫苦,且独立住在村的边上,八路军就将我家作为抗日堡垒户,时常有敌后抗日的八路军化装成便衣进村吃住在我家,我也成了他们的义务小哨兵。在我们根据地,除了经常有驻守山里的正规八路军派同志到区里联系工作,摸探了解敌情外,还有我们的县、区、乡的地方抗日武装,也属八路军的一部分,被鬼子称为“土八路”,这些土八路就像一个个钉子撒在鬼子出行的路上,一不小心就钉刺进了鬼子的脚板,使其首尾难顾。鬼子的据点里也隐藏着我们的从事地下工作的土八路,监视着鬼子的行动。每次,只要有八路军的交通员和县区乡的领导同志来我家联系工作,我就爬在门前高高的槐树上瞭望四野,给他们当哨探。八路军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我家时,经常给我讲抗日救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革命道理,还让我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帮村里的老人拣柴禾、干小活,大人们抢收粮食时,我们儿童团就在村口放哨,防止鬼子突然袭击来村里抢粮食。我也经常把八路军大哥大姐讲的抗日道理讲给我的小伙伴们听,并通过他们传播给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一九四四年,我十三岁,三月的一天晚上,山里的八路军来我家和区委领导商量准备炸炮楼、拔据点,而且,我的一位当八路军的舅舅也要参加这次袭击行动。我听到之后非常兴奋,向八路军叔叔要求我也要参加拔据点战斗。八路军叔叔说我太小,还说我没步枪高,我听后,心里好不服气。八路军经过几次侦察,摸清了鬼子的虚实,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上半夜通过干活的民工先将据点外围的壕沟填平,下半夜后,八路军先派侦察员摸掉了敌人的岗哨,用炸药包炸掉炮楼,而后和区中队一起冲入据点,与鬼子展开激烈枪战,鬼子、伪军利用修筑的工事负隅顽抗,战斗一直持续到拂晓才攻下据点。战斗胜利结束,炸毁了炮楼,拔掉了据点,大家都很高兴,可我家却得到一个让人伤心悲哀的消息:舅舅在战斗中牺牲了。舅舅家离我家有几里地,我和家人赶去时,区中队已用担架将舅舅的尸体抬回家里,担架上和放担架的地上都渗透着许多鲜血,母亲、外婆和一些大的女人都在哭泣,我也很伤心,但我没哭,我只是跪在舅舅的遗体前发誓:我要去当八路军,为舅舅报仇雪恨!舅舅牺牲那年,他正好三十岁。

在拔掉张木春据点的战斗中,我八路军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主要是受地形地貌的限制。不久后,八路军在拔掉大黄庄据点时,则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极其巧妙的战术,使敌人糊里糊涂地被我军包了饺子。大黄庄据点独立座落在比较宽阔的平原上,炮楼四周没有隐蔽物,敌人的轻重机枪配备的交叉火力网非常强,强攻会造成我军重大伤亡。经八路军首长和乡区委领导反复研究,认为只有将地道挖到炮楼底下,在炮楼底下埋炸药,先炸毁炮楼再发起攻击,才能避免我军的重大伤亡。于是,发动了周边的群众日夜不停轮流换班挖地道,半个多月,就将地道挖至敌炮楼附近,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那几天,每天都安排村民家里办喜事,迎亲的队伍不停地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放着鞭炮从地面上路过。经历一段时间的噪声相伴,地道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并在靠近炮楼墙跟下埋好了炸药,将导火索拉至安全地带,随时可以将炮楼爆破炸毁。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八路军利用月色的掩护,悄悄移动至据点附近,在有效射击距离内设下埋伏,等着炮楼底下的爆炸声为信号,向据点发起进攻。

深夜十二点左右,据点里的鬼子、伪军都进入了梦乡,只听得炮楼底下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炮楼顿时坍塌下来,炮楼当中的鬼子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儿,有的就葬身于废墟当中。接着,四周响起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埋伏在周围的八路军和县大队,一齐开火,杀向鬼子,只经历几十分钟的激战,鬼子的据点便被八路军占领,有的被俘伪军,衣裤还没穿整齐就被押到了操场上,一副狼狈样子。

就这样,八路军和县区乡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将鬼子的据点一个个地拔掉。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鬼子眼看自己的末日渐渐临近,更加疯狂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破坏我抗日武装的地下保障线,搜捕我在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我有位小学同学,当时刚满十六岁,参加八路军才几个月,在八路军一个后勤地下印刷厂里负责印刷各种票据和宣传品。有一天,鬼子得到地下印刷厂的情报,突然袭击了地下印刷厂,年仅十六岁的小八路被鬼子杀害。可以说那还是个未开花的年龄,就为抗击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会特别特别难过。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十四虚岁。经地下工作同志介绍,参加了八路军区中队,成为区中队的一名小八路,在区委书记跟前当通讯员。当时,参加抗日队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翻身,要为死去的舅舅、同学报仇。记得那时我个头不高,最小号的衣服发给我穿上都嫌大,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八路。我给区委书记当通讯员,为了更快地将区委指示和相关通知传达到各村,我时常骑毛驴去各村送信件,后来我学会了骑马,当有紧急通知和文件要送时,领导就让我骑着他的马去送,开始时,怕我说不清楚,就把通知写纸条和小本子上,让我送到各村干部那里。经过几个月的实践锻炼,我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所送达的文件和通知无一差错。当时,我们那儿虽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但依然属敌占区,鬼子和当地的敌伪武装活动还很猖獗,为了防止在送信的路上遇敌特袭击搜查,窃取我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情报,后来,一般的通知就改为多用口头传达。为了送信方便,区里给我配了辆旧自行车,可因我个头矮,骑上自行车两脚踩不着踏板,只好把自行车的座垫拆掉,在装座垫的钢管上包扎上棉絮和布块,使自行车矮了许多,我也能骑着自行车去各村传达区委的文件和指示了。

无论是起初步行,到后来的骑小毛驴,再到后来的骑自行车,我都不折不扣地将当时区委的各种文件、指示和工作通知等信件,安全无误地送达目的地。有时,路上遇上鬼子、伪军盘查,要么想办法绕过去,绕不过去就沉着应对,次次都有惊无险,安全过关,直到日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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