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同志对进步青年的嘱托
忆周恩来同志对进步青年的嘱托
刘实
(2012年7月)
一九四○年底,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那时,我正在位于川西北罗江县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初中。有位老师告诉我和另两位同学,说你们已被列入国民党县党部的黑名单,有可能被捕,你们应该离开学校。学校的教导主任也知道了这个情况,找到我们三个同学,声音嘶哑地说:“走吧。”他给我们三人每人一个银元。就这样,我们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从川西北沿着嘉陵江走到重庆。我们走后,学校里发生了大逮捕,抓了三十多学生,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三岁。
一九四一年,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流亡学生又读了一些书。从一九四二年初起我们俩决心告别学生生活,走进向往已久的工人阶级队伍。我们俩进入一个工厂当学徒。和我们一起离校的另一位同学则进入了读书出版社当店员。他很快和我党南方局青年组联系上,并且将我们俩介绍给青年组。从那时起,我们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工人工作。
青年组组长刘光、青年组成员朱语今、张黎群、黎智告诉我,皖南事变后,在重庆等蒋管区内,暂时停止建立共产党组织,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用建立“据点”的形式——既有形、又无形——开展活动。他们还告诉我,我党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对进步青年讲了三点嘱托:勤学、敬业、广交友。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二○○五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由燕凌等四人编著的《红岩儿女》第141页讲:“据点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周恩来提出的‘三勤’:勤学(就学生来说包括功课和革命理论),勤业(做好本职工作和‘据点工作’,还包括调查研究),勤交友(各种不同程度的朋友)。”周恩来同志的三点嘱托,后来也有“三勤”的说法。《红岩儿女》是在原青年组成员、解放后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同志指导下编辑出版的,燕凌同志也是当年身在其中的进步青年,“三勤”的说法当有它的根据。至于如何再现周恩来同志的原话,寄望于党史研究的同志。
勤学、敬业、广交友,多么简明,多么深厚,多么亲切,多么实际。我从听到的时候起,就奉为生活的指南,时刻都要遵行。
勤学,是个人主观努力的问题,但却又不这么简单。蒋介石、国民党是不让人们认识真实的社会状况的,更不让人们有改变现实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我一起学徒的那位同学,1944年在重庆郭家坨的五十兵工厂做工, 由于看进步书籍,被混在工人中间的小特务告发,国民党把我这位同学抓起来关进重庆一所集中营,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住在集体宿舍的青年工人,要看党报(《新华日报》)、党刊(《群众》),要看社会科学书籍是多么难啊!书报要塞在被褥里,或者塞在挖空的竹床腿里。看书报要躲进油菜花地里,躲在很少有人去的山窝里,或者深夜别人熟睡后自己点上小菜油灯来看。
敬业。我和同学俩人当学徒,他学钳工,我学车工。我们尊敬师父,学手艺用心,师父愿意教,并且放手让我们干活,几个月我们就出师了。师父带着我们到别的厂去干活,再后来我们就单独进别的厂干活了。我们和师父相处得好,延安搞大生产运动时,我还把一位手艺全面的师父介绍去了延安。全国解放后,这位师父在一个纺织机械厂当总工程师。工人看人,是看你是否有真本事,干的活是否漂亮。我的技术不好,有些活还不知道该怎么干,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向懂行的老师父求教,然后慎重地细致地把活干好。就这样,老师父才会悉心地指教你,不会袖手不管,也不会看你的笑话。虚心求教,可以弥补知识和技能的不足。
广交友,才能使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起初的交友,就是在生活上互助,如互相介绍职业,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把旧的“起会”改变为互助性质的堆金会,参加同乡会等等。逐步地根据所交朋友的情况,形成思想上相通、政治上交流的进步青年关系。我从进工厂起经过三、四年的时间,在重庆市以机械厂为主的一些企业里都有了可以交心的朋友,在一些企业里建立了进步工人据点。重庆民生机械厂有二千多工人,是一个大的造船工厂。国民党在这个企业建立了特别党部,企业的工会也由混在工人中的党棍把持。他们要玩弄假民主,让工人选举工会领导成员。我们就把他们的假戏真做,把他们这些工贼全部选掉,选举老锻工李泳赓为工会理事长(主席),把老翻砂工、老电焊工、老钳工选举为工会领导成员,使这个工会真正成为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发生特务田凯打死电力工人胡世合的事件,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了重庆工人要求枪毙特务田凯的斗争,我们已经能够发动工人去支援,直到国民党不得不枪毙田凯。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内迁的企业为主,工人发动了合理遣散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重庆机械工人民主工作队,其中一些成员先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印刷业的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印钞票的,经过进步的职员在工人中交朋友,男女工人也建立起据点,他们一方面在工人中继续扩展交朋友的范围,一方面进行维护工人权益的斗争。中央印制厂的女工还以阅览书报的身份,防止特务对《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捣乱和破坏。重庆还有许多中小印刷企业,则由一位老印刷工开展交友活动,发展进步力量,建立据点。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我党领导下也建立起重庆印刷工人民主工作队,并在其中陆续发展了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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