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与历史演变

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与历史演变

胡国胜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为实现自身政治追求和建国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目标、国家性质、国家概念的文字表述，即“新中国”国家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建国等具体革命实践的变化和现实政治任务的要求，提出过“自由统一的中国”“新的自由的中国”“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新中国”的国家目标，有过“苏维埃新中国”“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等“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形成过“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新中国”的国家概念。“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与历史演变，回应了复杂的革命环境，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既是革命道路的目标设置，又是国家发展的政治引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国家梦想的政治智慧、执着追求和奋斗轨迹。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为实现自身政治追求和建国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目标、国家性质、国家概念的文字表述，即“新中国”国家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具体革命实践的变化和现实政治任务的要求，提出过“自由统一的中国”“新的自由的中国”“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独立、自由、富强、统一的新中国”等“新中国”的国家目标，有过“苏维埃新中国”“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等“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形成过“中华联邦共和国”“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新中国”的国家概念，这些关于“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与历史演变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国家梦想的奋斗轨迹。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根据自身政治诉求，就中国革命形势提出了针砭时弊的“新中国”国家观。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中共二大宣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里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3页。）。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受苏俄国家理论的影响，主张推翻军阀统治，实现民主共和国，且这个共和国里促使蒙古、西藏、新疆实行自由联邦制，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新中国”国家概念，“自由统一的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则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追求的“新中国”国家目标。中国共产党就为此国家梦想进行不懈的努力。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并未提出新的国家主张。然而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提出要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1927年，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过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等革命政权，尽管这些革命政权存在时间很短，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有了武装和割据范围后，也有了自己的建国主张，即“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符号的建构也经历了诸多探索。1928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创立苏维埃的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提出要建立“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苏维埃中国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557页。。10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提出“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的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且认为“要建立工农兵以及城市平民的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建设真正民主共和的苏维埃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646—651页。）192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苏维埃共和国”，并且号召全国贫苦商人、学生和一切手工业者与工农兵士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3页。）无论是“苏维埃中国共和国”，还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抑或是“代表会议的民主共和国”，意思相似，是因不同时期不同需要作出的微小调整。“苏维埃共和国”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民主共和国”，与之前相比，加上“苏维埃”（指“代表会议”——笔者注）一词，具有更多革命指称和象征意蕴。

此后，通过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各地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大苏区连成一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应运而生。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未来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建立全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中则提到了“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和“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234页。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文件里反复出现“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等的指示》中就提到“占领长沙后便须立刻召集广大的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正式政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380页。）这就使得“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即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由于革命形势的好转和文字使用的习惯，最终确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崭新的“苏维埃新中国”诞生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运行期间，中央政府颁布了宪法法律，发行了货币邮票，设计了国旗国徽等，同时将所有控制区域分设不同“苏区”。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概念设想走进全面实践之中，“新的自由的中国”在中国局部地区得以实现。随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创立自由独立的苏维埃新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的奋斗目标。但因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结束了局部执政，但“苏维埃新中国”的政治追求并未因此戛然而止，仍在继续探索与实践。

二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5年11月28日，在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使用的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而同年12月10日，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中则使用了“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名称，并在结尾使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署名，调整了长征前的名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09—511页。）17日开始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正式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解释了这一改变的原因：“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40页。)“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外延更具代表性，更能适应当时的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不仅包含“工农”，而且能代表“中国人民”。“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这一调整看起来简单，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政治意蕴，即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认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反蒋抗日。

中共中央也对此次改名十分重视，进行了多次解释。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提出：“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如中立富农、给革命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抗日反蒋的军官及士兵一律优待、优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及土地劳动经济选举法等，为的正是团结更广大的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迅速去直接对日作战，解救中国的危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2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进行回答：“人民共和国的意义就是：第一，能包括更广大的群众，不仅工人农民，革命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权力；第二，更能适合于当前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三，现在苏维埃的区域大部分是在缺少无产阶级，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中国西北部，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正适合于目前的地区环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3页。）

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名义发布的重要文件都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字样呈现。如1936年2月26日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1936年5月5日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此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革命形势之需的“新中国”追求。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剧，“苏维埃”这一表述已难满足团结全民族抗战的要求。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267页。）10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第一次提出“中华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10月10日，《中共中央等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中正式提出“中华民主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19页。）。11月2日，毛泽东在致许德珩等人的信中提到“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11月4日，毛泽东又在致陈公培的信中提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6页。）。“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名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主张，顺应了革命发展方向。正如当时中央文件指出的那样：“中央的政策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从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出发，全党的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而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中华民主共和国”追求的是“独立、自由、幸福”，这一点在相关文件中被反复提及。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新中国”应是“独立自由幸福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70页。）7月23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也强调，要“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新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92页。）。9月18日，张闻天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这次抗战的目的，是在打倒世界上最反动最侵掠与最野蛮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中华民主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11页。）“独立、自由、幸福”反映了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是1935年11月成立的。它是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为了统一对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的领导，重新划分调整苏区的区划而产生的，当时在实质上代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作出了这次变更。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辖下的特区政府运行。“中华民主共和国”正式取代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三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华民主共和国”在实践中逐渐被“三民主义共和国”所取代。虽说二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但“三民主义共和国”更多强调了“三民主义”的国家性质。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633页。）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独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761—765页。）《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八路军、新四军电》《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蒋介石电》《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里也采用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民国”“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等表述。

“三民主义共和国”追求的“新中国”与“中华民国”存在表述差异，但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就是“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民国”，这与“中华民国”的建国主张有一致性，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前提。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随后，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到“三民主义新中国”，要求“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0页。）1939年9月25日，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因为“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实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634页。）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三民主义共和国”的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概念。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3页。）。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民主共和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9页。）

“人民民主的共和国”的提出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形成埋下伏笔。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随着革命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概念，赋予其更多内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中国”。对这个概念，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9页。）1942年8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以团结力量建设战后新中国》提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抗战后也联合各党派（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及其其他党派。）各阶级（包括赞成合作建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即是共产党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414页。）。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概念的解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有力回应，是对国民党倡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思想的抵制，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胜利之际，针对蒋介石主张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有两种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基础上，又加入了“各民族自由联合”，形成“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奋斗目标，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概念更加明确和成熟。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三民主义新中国”被再次使用。虽然毛泽东已经预料到：“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页。）但是仍然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作出了努力。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在宣言的结尾处，又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5—657页。）。“独立、自由、富强”，直接对应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1946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国民党组织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一条，就是“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1月31日，旧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最终规定：“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第58页。）周恩来在会议闭幕会上致词强调：“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三民主义新中国万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第100页。）“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回到“三民主义新中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建国的努力。

四

解放战争时期，“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1946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中提到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这里的“团结”强调的是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因此，革命的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国内的和平以及人民民主，也即建设“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明确提出，要为“独立、和平、民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第343页。）的新中国奋斗。1947年1月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年祝词中提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11页。）。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新中国万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的口号。可见，“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就是要打倒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加写了一段话，更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6页。）

有了建国主张，就需要一个国家形态、一个国家符号与之相应。而在抗战特定背景下提出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已难满足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必须根据新情况新特点进行调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建立的国家应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因此，“人民”成为首要之选。是用“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民主共和国”？1948年1月中旬，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这一国家符号，但随后又使用了“人民共和国”。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2页。）的国家概念。之后，他又将这个概念进一步充实，指出：“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其实现方法，是“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有了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又有了联合专政的对象，成为中国革命的新指向。

为了增强各阶级、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认同，巩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又提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概念。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中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4页。）。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征求民主人士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意见给高岗等的指示》中提到了“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548页。）。11月，毛泽东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9页。）。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8—1379页。）。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1949年主要任务就是“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4页。）。“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时间成为未来建国国家名称的首选。

新中国成立前夕，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考虑，“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又被改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7页。)对于为何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给出了他的答案：“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周恩来则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指出：“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1页。）

也有人曾主张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国”来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董必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比“中华人民民主国”好，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第737页。）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并就其“新中国”国家概念给出界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第750页。）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符号在复杂的革命环境里经过不断的演变最终确立。

五

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符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每一个字词的变化都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它的历史演变过程既揭示了革命环境的复杂性和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回应了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是随着中国革命环境以及革命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革命形势，根据革命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革命策略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时提出：“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50—551页。）此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又被直接改为“中华民主共和国”，去掉了“苏维埃”，反映了中国革命大环境的改变。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由“民主共和国”到“工农共和国”、由“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由“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再由“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不断变化，表面上是几个文字的反复，实际上是革命策略的调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应对问题的能力。

“新中国”符号的设定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每一次“新中国”符号的确立即意味着革命的阶段性目标的形成。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在对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新中国”，指出：“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阶层，但有着同一个倾向，即建立新中国的倾向”，“我们陕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4页。）同年4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也提到了“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指出：“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9页。）这就指明了当时的革命方向。1942年8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以团结力量建设战后新中国》提出：“独立、统一、和平、民主、民生幸福、各党合作的新中国，是我们全国军民的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共产党的奋斗的目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415页。）因而，无论是“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次“新中国”表述的变化都体现了对革命前途的规划，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新中国”符号的方向指引，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联邦共和国”“工农共和国”“工农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反映了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的变化。“中华联邦共和国”强调的是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侧重于团结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即工农共和国，主要是土地革命时期依靠工农联盟进行土地革命，“动员与组织全中国民众的力量，造成坚强的铁的拳头，来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新的大举进攻，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92页。）“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即工农人民共和国，主要是针对抗战大环境的到来，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前提下争取和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军官士兵、富农、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海外华侨等共同抗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43页。）“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仅反映了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夙愿，而且体现出团结最广大民众，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建国的革命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洁表达，避免词义的重复，更易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未来和前进方向。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文中指出：“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4页。）每一次“新中国”的符号变化，都在针对革命形势和革命对象的变化，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朝着既定的国家梦想前进。

总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新中国国家符号的演变，既是革命道路的目标设置，又是国家发展的政治引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国家梦想的政治智慧、执着追求和奋斗轨迹。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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