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

粱柱

经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6O多年来历史经验的积累，充分证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其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这不仅体现在他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中，而且也蕴含在活跃其中的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上。在今天面临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理解它的思想内涵、发展方向和哲学思维，会更加突显它的现实而深远的指导作用。

一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在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久，面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1956年，当我们党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及其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20世纪9O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然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能够启发人们的思考，但笔者认为对这个看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因为它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当时的全部历史现象。

如果说另辟蹊径就可以避免后来的多米诺骨牌的厄运，而事实上当年另辟蹊径的并非中国一家。拿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等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的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都全部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其间又曾经经历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动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其中的原因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引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所具备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在这期间，我们党和毛泽东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虽然不是毛泽东执笔的，但主要观点都是他提出并经他修改定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具有这方面的重要意义。而《论十大关系》，则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纲领性文献。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他在1月25 El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满怀信心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是全党也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问题，它既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是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所能奏效的；它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同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一样，毛泽东在进行新的历史性探索时，也是从深入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人手的。对《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曾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生动地反映了这篇名作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这种富有特色的调查研究，对我们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很有启迪意义。

在这次调查期间，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的重大事件。对此，毛泽东曾说：“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就前者而言，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他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这个认识，对于这次调查研究工作是有积极影响的。这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从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出发，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现在，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他敏锐地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毫无疑义，这“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快更好的自己的建设道路。

毛泽东主持的这次调查活动，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也都时常参加，这实际上也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在听取汇报时，气氛民主，互相插话，共同探讨。毛泽东善于在调查中研究、思考，集思广益。他在听取汇报和共同研讨中，集中思考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若干关系问题，先是形成并归纳出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随之又增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后来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这五条作了完整的表述。其中，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三条，通过对于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提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两条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实际上已涉及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同时在报告中，又增添了与经济建设相联系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学习外国等五个关系问题。最后形成这十大关系，也就是十大矛盾。正是这次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它所体现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说：“过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在这期间，毛泽东一再强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强调：“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他在报告中率先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而其所论述的十大问题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展开的。社会主义中国6O年来的曲折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为党的八大路线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原则。早在1952年底，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后因种种原因而延宕。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要对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作相应的调整。上述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既是为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是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通过这次调查研究形成《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为党的八大路线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个情况，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开始准备八大的报告，首先是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的报告稿出来以后，他就找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学术报告是很好的，但作为党的政治报告不行。少奇同志说，那好，你去改。修改了两次，也没改好。这期间，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少数人的范围里讲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观点。

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讲完后当晚大约1O点多，少奇同志赶紧把我们这些人找去，说，唉呀，这个政治报告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关系为我们这个报告的纲。八大报告，以后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可以说，八大报告是少奇和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两人密切合作形成的。后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党的八大是在我国历史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召开的，它依据新的历史要求，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制定了新的路线和方针，它是作为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的标志，载入党的史册。从这里也彰显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深远意义。

二

《论十大关系》作为开辟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新中国建立之初，“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所以在探索中，毛泽东是紧紧地围绕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而展开的。这个主题是贯穿这篇报告的始终，也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中心思想，这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事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为例。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的问题上，要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苏联的做法是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毛泽东强调，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他特别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是一个严重教训，要以此为戒。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这里，他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在他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到上世纪6o年代，他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其基本内涵是：既要搞好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要搞好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经济建设思想。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开辟，展现了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一个典范。

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决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他以学习苏联为例，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些思想和方法，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由上可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重要的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其实，“全盘西化”论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只不过是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理论的迷信和盲从。这正如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对理论、对典籍的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党的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应当看到，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

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今天思想文化领域的现实是，靠演绎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的教条主义之作不多见了，代之的是从西方思想理论中趸来一些概念、观点，加以演绎包装，有的用以炫耀自己的“全球化”眼光，有的用作“济世良方”塞给中国人。其实，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形势下，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那种“言必称美国”，“唯美为美”，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就明确提出要反对学习外国中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打倒奴隶思想和贾桂精神，要发扬民族自尊心，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毫无疑义，反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他是最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客观事物、指导工作的，《论十大关系》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范本。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毛泽东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重要思想，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那么，体现其中的充满活跃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具有普遍的、长远的价值，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活动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融为一体。为了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毛泽东十分重视矛盾的分析方法。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他同列宁一样，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指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在指导工作中，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注重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从繁纷复杂的矛盾现象中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推动客观事物向前发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论十大关系》中，同样体现了毛泽东活跃的辩证思维方法。在这里，毛泽东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我们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从中国国情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在抓住重点工作的同时又十分重视非重点方面，即把非重点工作提高到使之有助于重点工作更好解决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和处置。这种辩证地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关系，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把这种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结和转化的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重点和非重点，用抓好非重点来促进重点的更好解决，是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的一个发展。《论十大关系》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比如，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时，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他痛感苏联为发展重工业把农民弄得很苦，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旧俄时代的最高水平，因而搞的工业化也是不成功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并不完全按苏联的做法，还是比较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如在投资比例上，苏联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粮食和市场供应都比苏联好。即使这样，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仍提出要适当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认为，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随后不久，他又提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的重要思想。他从农业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等等，多方面地论证了这一思想。他提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这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就不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是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力量来对待，把农业提到直接关系工业化速度的突出位置。

又如，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的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种畸形的工业布局，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这时确定了“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正确方针。就工业的合理布局和投资来说，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毛泽东的认识并不止于此，这时他又一再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提出了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这一重要的战略思考，是基于：其一，是对国际形势及其趋向的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对国内建设关系极大。建国初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侵略威胁以及台海严重对峙的局面，对于处在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城市为应对可能的突发事变，国家采取以恢复和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新建和扩建。这时，毛泽东充分估计了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可能性，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就为充分利用沿海工业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他针对有些同志继续用旧的眼光而对此持消极态度的错误想法，坚定地说：“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认为这样做是合算的，也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二，充分利用沿海工业，有利于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沿海工业城市具有地理位置优越，轻重工业集中、技术力量雄厚、生产成本较低、协作面广等优势，担负着向内地输送技术、人才和物资的任务，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从1953年到1956年，仅上海支援外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就达21万人，并向内地迁移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厂和研究机构，对内地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特别指出，上海赚钱可帮助内地建厂，这和工业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上海可考虑做大的扩建。所以，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有利于促进内地发展。其三，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全局考虑，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也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作出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重大决策，为上海、天津、辽宁、广州等沿海城市赢得了一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促进和支持了内地发展。

再如，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就国防建设而言，这是重点。但毛泽东从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正确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在他看来，国无防不立，强兵是必要的。这是近代中国提供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必须不断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以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氢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他深知，强大的国防力量是要以强大的国力做后盾的，离开了富国，强兵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正是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正是把这样正确地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提了出来。

上举数端，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论十大关系》中所体现的活跃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学习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哲学思想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具有更重要、更普遍的启迪意义。

应当说，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实践活动，这在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如此。毛泽东一贯重视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并善于将其升华为理论，用以指导新的实践，从而能够使我们在领导工作中能够把握规律性，富有远见性。1956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又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并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论十大关系》正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重要体现。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理论建设，使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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