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还乡团没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四评《软埋》

还乡团没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

——四评《软埋》

郭松民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软埋》，把亿万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历史改写成了一场毫无理性的“灭门运动”历史，以通过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否定新中国的正当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三篇文章里（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郭松民 | 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方方女士的《软埋》、郭松民 | 东食西宿的奇特现象——三评《软埋》）已经反复谈过了。今天想谈另一个层面的话题，即这篇小说也是一种现实的投射，或者说反映的也是“时代焦虑”。

　　什么现实呢?那就是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从国际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被认为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的0.4，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以后有所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有学者认为，未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可能仍会高位徘徊，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3，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则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是一组组枯燥的数据，更关键的还会影响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质量、基本心态、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对立。今天一线城市动辄价值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豪宅，同城乡结合部蚁-族们寒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蜗居，就是这种对立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并不认同贫富悬殊。即便是在古代，中国文人也怀抱“大同”理想，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等现象持强烈批判态度，而刚刚结束60多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学的维度上看，更是把追求经济平等作为重要目标和动力来源。虽然这场革命在经济平等方面的成果，在80年代之后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方式逐渐丧失，但革命的旗帜仍然在人民的心中飘扬，革命的背影仍然能够在人民心中唤起或激情澎湃或心旌荡漾的回忆。

　　于是，作为新中国立国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今天巨大贫富差距的现实，构成了一种堪称“时代焦虑”的张力：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正义的、正当的，那么今天巨大的贫富差距就是非正义的、不正当的。反之亦反之。

富人的不安全感由此产生。这些年来，为他们服务的主流经济学家鼓吹“赦免原罪”、叫嚣反对“仇富”、主张在宪法里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法律方面的进展。

　　但是，要彻底消除这种焦虑，单靠立法是不行的，最根本的还是要让老百姓从价值观方面认同、接受贫富悬殊，将其视为合理的、道德的、天经地义，这就需要教化，需要文学了。

　　方方女士不愧是一位优秀作家，她对“时代焦虑”的感觉极为敏感，并能够准确抓住，也难怪她能够出任省作协主席。《软埋》正是通过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正题转为反题，把追求经济平等、强调人的生存权、幸福权高于财产权的土地改革描绘成一场反人类运动，反证了今天贫富悬殊的正当性、正义性。

　　《软埋》的主人公，大地主陆子樵的少奶奶丁子桃，至死没有摆脱“怕分浮财”的恐惧和焦虑，但她已经暴富的儿子青林，不能再继续生活在这种恐惧和焦虑中了——方方女士通过《软埋》表达的殷切心情，大家都听懂了，所以一部没有什么文学性的小说，能够刊登在作为中国文学第一刊的《人民文学》，能够不断在各种文坛评奖中胜出，能够受到主流媒体、主流学界的热烈追捧。谁说今天文学不是政治标准第一？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软埋》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隐秘的功能：对富人进行政治启蒙，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能够以一个阶级的力量的采取政治行动——难道陆子樵等四大地主家族全部惨遭灭门，还不足以使你们警醒吗?更重要的是，《软埋》还暗示，像陆子樵那样和共产党合作，像胡家、李家那样家族里有人参加共产党，甚至当了干部，也不能免于被灭门、灭族的命运，所以妥协是毫无意义的。

对贫富悬殊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的另一面，就是论证对穷人进行镇压的正当性。在这方面，如果说《软埋》作为一部小说还只能通过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进行隐喻的话，那么一些评论就说的十分露骨了。

　　比如在《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韩春燕和她的硕士生周鹏联合撰写并且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村庄叙事与中国乡土小说的嬗变”阶段性成果的“文学评论”《土改叙事的新维度——评方方长篇小说<软埋>》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当土改运动中贫穷意味着正义，而富有被界定为罪恶后；当把富人的财富以分浮财的名义进行分配被打上合法合理的标签后；当本和自己毫无关联却对其有着莫可名状的仇恨的富人被打倒后，长期受到压抑与欺侮的穷人们的本性中所隐伏的罪恶的基因便会被此催化为可怕的负面力量进而旁逸斜出，肆意蔓延。

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按照韩春燕主编和周鹏同学的逻辑，“穷人们的本性”中既然隐伏着“罪恶基因”，那么，将他们灭绝，不是一种最大的善吗？

这些文化精英，从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有意无意中居然走到了纳粹主义，走到种族灭绝，开始为建立灭绝毒气室做舆论准备了，这其中凶心与凶险，岂止是“可怕”两字能够概括的?

灭绝“本性中隐伏着罪恶基因的穷人”，并不仅仅是方方、周春燕、周鹏们的臆想，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是血淋淋的事实，这里把随手查到的资料略举几例——

1947年秋，店埠乡还乡团尾随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25师、54师窜回。9月25日晚，东张格庄还乡团在村西土井活埋15人。土改积极分子于克喜全家8口，被害5口，于永同全家4口被杀绝。他的小儿子刚6岁，被还乡团扯腿劈死。全乡被还乡团杀害181人。

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孙受乡被还乡团杀害735人，其中，藕湾头村被杀72人，朱家庄一口井里活埋49人，东赵格庄李广谦一家被杀害25口。

9月26日到10月6日，牛溪埠乡大高岚村，有52名干部群众被还乡团杀害。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仅是几个月的婴儿。还乡团手段残忍，28岁的妇救会长邢淑花，被捉住受尽折磨，刽子手将她的衣服剥光，全身浇上开水，烫起燎泡，再用扫帚扫。青妇队员邢桂娥、邢桂珍等6人，被挖去眼睛，有的被“剪刺猬”、“照天灯”。

1947年秋，李权庄乡被还乡团杀害426人。西三都有河村的还乡团回村，屠杀干部群众，用铡刀铡、镢头砸、活埋等手段杀人84名。村指导员邵恩贤被还乡团把割开口，将铁条捅进支在皮肉间乱搅，然后吹上气剥皮，进行非人的折磨。中三都河被杀86人，东三都河被杀29人，其中李美英一家被杀19口。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00余人（“烟台沟”100人左右，西大湾300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10月22日，还乡团数人窜至贫农张宏村家，将张宏村妻带走，将其岳父和怀孕5个月的儿媳活活打死。同月，还乡团将贫农李现年全家3口人活埋。

1948年4月10日，中共潍北县委在给9纵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写到——

……国民党军自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潍北县即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净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杀害。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以上资料是随手在百度上查的，输入“还乡团杀害”几个字会有17万个链接，我只拣了几个，但已经足以让今天的人们明白“灭门”、“屠杀”意味着什么，足以明白灭绝“本性中隐伏着罪恶基因的穷人”意味着什么。所幸的是，历史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穷人没有被灭绝，但是地主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被消灭了。

　　正如笔者在（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之所以被消灭，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成了中国工业化的障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被消灭，根本原因在于在于他们无力承担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今天中国的富人，要彻底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就要汲取他们的教训，用推动中国现代化，造福中华民族的实际成就，证明自己具有掌控财富的道义资格，而不是通过方方、周春燕之流，用妖魔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控穷人“本性中隐伏着罪恶基因”来确保自己拥有的一切——还乡团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

人类接受历史教训的能力，有时候还真不能高估。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刚刚过去了六十多年，中国的一些富人和文化精英，就把历史的教训忘的一干二净，恰似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的法国贵族，尽管刚刚经历了人头滚滚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还是“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又在做“历史终结”的美梦了，真的是令人扼腕叹息。现在历史又给了他们一张考卷，对这张考卷的回答，将决定他们今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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