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事件与人口论无甚关系

作者：梁中堂来源：马氏 2017-02-01

1980年前后，社会上还产生了一个与马寅初问题相关的说法，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似乎中国人口从1958年的6亿多，增加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9亿，都是源于对马寅初的批判。这是不懂人口规律，以为人们都是盲目生育的。其实，人口也有它自己的规律性，人口变动过程也是不以包括政府的政策在内的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工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处在由传统时代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现代国家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转化。期间，因为死亡率的下降相对要早一些、快一些，生育率下降过程相对慢一点，期间的人口增长就高一点、多一点。世界上所有国家，莫不是如此。以我国最近30多年的情况来说，即使我国实行了极为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人口还是增长了4亿多。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是否得到了增长，与历史上是不是批判了马寅初没有关系。

确切地说，《马寅初考》这本书名该叫《批判马寅初事件考》，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研究马寅初本人的历史，而是考证所谓马寅初由于写了《新人口论》而遭受批判这个事件真相的。

一、“马寅初事件”是怎么来的

所谓“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事件”，产生于1979年年中到1982年5月马寅初逝世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时期有大量文章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还没有提出控制人口以前，马寅初就已经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提出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了。毛泽东曾把马寅初接到了中南海，畅谈人口问题，并接受他的建议，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是，毛泽东1958年要实行大跃进，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观点，又开始反悔批判马寅初。马寅初曾面对康生、陈伯达的迫害，表现出铮铮铁骨，不畏强暴，发出誓言：自当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投降。由于政府放弃了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从6亿猛增到9亿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错批一人，误增三亿”。20年后，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马寅初一边。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不仅批准同意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平反的报告，而且在1982年马寅初逝世后新华社所发的新闻通稿里还高调评价他是“我党真挚诤友”。

按此说法，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是来源于党的领袖的理念，而是来自于一位民主人士对社会主义本质更为深刻的研究。更有甚者，30多年来，海内外不少的人还从“马寅初事件”出发，引申出了许多“反思”共和国政治与文化的历史经验。但是，根据我的研究，以上说法却都建立在一个虚幻的神话上面。

马寅初是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一样，曾经把人口过多当作国家贫穷的原因。所以，他在解放前是主张节制生育的。但是，正如他自己声明所说，从1939年以后“无时无刻不和共产党在一起”，因此也就放弃了把人口当作贫穷落后根源的马尔萨斯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义正词严地批判了美国政府《白皮书》预言共产党将来也解决不了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后，新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甚至在《人民日报》上也宣传说落后国家实行节制生育乃是“美帝国主义杀人”。为此，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马寅初和其他在旧中国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知识分子，也都不再宣传这些观点了。

1953年以后，党和政府主张节制生育意向逐渐明朗。马寅初和邵力子都属于中央政府里的上层人士，比较早地了解到这个动向，遂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旧话重提。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时，第一次公开向社会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3月1日，会议组织了16位民主人士在大会上作聆听毛泽东讲话后的感言，其中马寅初的发言回应了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这就是所谓马寅初的中南海建言。马寅初的发言当然不是建议毛泽东实行计划生育，而是迎合毛泽东的主张。如果读者翻阅《马寅初全集》，就不难发现，马寅初有关人口的一些文章，包括答记者问和演讲，以及他的《新人口论》，都是听了毛泽东演讲以后才产生的。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上个世纪50年中期开展以来，有时候抓得很紧，有时则会放松。但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在不断由浅入深地得到持续发展的，从未发生过党和政府因反悔而批判了马寅初。

二、马寅初遭遇的批判是怎么回事

如同绝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受到过批判和冲击一样，马寅初也确曾有两次被批判。

先说第一次。1958年大跃进之前，毛泽东曾经部署了一个“反保守、反浪费”的群众运动，算是战前的大动员。“双反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个时期，几乎人人都写大字报。大字报成了一种风靡全国的时尚。2月22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动员后，不几天，校园内就张贴了20多万张大字报。3月10日，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北京大学誓师大会后短短几个小时，燕园就新张贴出9万多张大字报。

马寅初身兼北京大学校长，向来都听党的话，当然要以身作则。当时，北大学生和教师给马寅初贴大字报，批评他有“大北大主义”和为民族资本家辩护等资产阶级思想。马寅初也给学生和教师张贴大字报，为自己作解释和辩护，结果导致给他张贴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一开始，《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几张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马寅初很快就写出了两篇长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马寅初的回应和反驳的文章都很长，分开几天连载在报纸上，比批判他的文章都还有气势，从而又引发了报刊上对他的围剿。

马寅初第二次被批判，发生在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大约20多天的时间里。本来，1958年无论北京大学还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针对马寅初的批判，都随着他的外出视察离开北京而消失了。但是，马寅初自己放不下。一年后，他在1959年《新建设》杂志第11月号上发表的论文中，专门写了一段题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文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也要与《光明日报》决一死战。《光明日报》遂转身再次组织文章，由此开始了第二轮的批判。

《光明日报》自1949年创办以来，一直以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为对象，是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但是，它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收归中国共产党主办。在此之前，《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都是由民主党派主管和主办。所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带头批判马寅初，算是民主党派的报刊批判“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民主人士马寅初。马寅初发出誓言，“直至战死为止”，“决不投降”，也是对着民主党派所办的《光明日报》。

马寅初两次遭受批判，也不是因为“人口论”。1958年1月，马寅初出版了一部名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著作，一方面是要用他的经济观点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显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表白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双反运动”的前夕出版，却正好为群众提供了一个批判他的靶子。在这本书中，《新人口论》仅只是其中的4篇附录之一，并不是重点。更何况，那时的人们都知道计划生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党和政府也正在实行计划生育。所以，即使选择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能把马寅初的主张和党的政策区分开来，也都是那时批判者的一种技巧和智慧。

三、马寅初何以能享有反批判的“特权”

一般的读者仅知道马寅初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岂不知那并不是他的主要职务。实际上，马寅初曾经是共和国里有着很高职务的大官。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马寅初是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之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63位中央政府委员的名单时，马寅初就站在毛泽东的右侧。1954年宪法归定全国人大是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马寅初随即又担任了第一、二届的全国人大常委。

正因为马寅初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才表现了和别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大部分人被批判时，一般只有接受批判和写检查的份，可马寅初却不是这样。马寅初一写就是几万字的反批判文章，不仅可以刊登在《光明日报》、《新建设》和《北京大学学报》上，而且要登在哪一期、哪一天，似乎都是由他说了说。分析马寅初所遭受到的这两次批判，前一次随着他外出视察离开北京不再与对手纠缠而逐渐停止，后一次也随着他入住医院而销声匿迹。主动权似乎总是握在他的手里，要进则进、要退则退。马寅初能在被批判时如此神气，还不是一方面自恃有党和毛泽东的信任，另一方面对手也不过是民主党派！

还有一个说法，马寅初受到迫害，被罢免了人大常委职务。实际情况是，1960年，已经78岁的马寅初辞去了北大校长，但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照当。1965年的两会上，已经83岁且下肢瘫痪的马寅初不再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了，但又改为全国政协常委。特别是以至到马寅初百年逝世时为止，党和政府在50年代马寅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时配置的住房、吉姆轿车，以及秘书、司机、厨师、公务员，连同国家行政三级的医疗和工资待遇，一点都没有变。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被党和政府批判过的人吗？

四、为什么说康生陈伯达没有批判马寅初

在1979年所谓马寅初平反事件中，有一个很盛行的说法，即康生陈伯达组织批判了马寅初。但是，在我十多年寻找所谓批判马寅初事件的过程中，却始终未发现过两人的身影。

首先，康生、陈伯达的历史中都没有批判马寅初的记录。其二，马寅初本人也从未有过康生陈伯达批判过自己的说法。其三，按照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北京大学是其组织批判的主要场所。但是，当时北京大学党委班子的诸多成员，包括第一书记陆平和当时的党委成员、文革以后担任党委书记的王学珍，都没有回应过曾经接受指示批判了马寅初。相反，陆平看了电视剧《马寅初》以后，“感觉特别地冤”。王学珍在2000年以后主编有数百万字的《北京大学纪事》，一点也没有康生陈伯达指示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文字。其四，《光明日报》和《新建设》都曾带头批判过马寅初，穆欣曾是当年《光明日报》执行总编，吉伟青是《新建设》的主编。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位都分别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也交代过他们如何批判马寅初，却都没有康生陈伯达。其五，孙冶方、许涤新等都算是当年的理论界人士，文革后写有回忆学术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也没有写康生、陈伯达。

相反，笔者翻检了可以寻找得到的1958年至1960年期间，中共中央机关理论期刊《红旗》杂志和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理论刊物，共计1053期11753篇，竟没有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显然，像马寅初这样高级别的统战对象，没有毛泽东的态度，党内谁敢擅自批判他？

五、怎样认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1980年前后，社会上还产生了一个与马寅初问题相关的说法，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似乎中国人口从1958年的6亿多，增加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9亿，都是源于对马寅初的批判。

这是不懂人口规律，以为人们都是盲目生育的。其实，人口也有它自己的规律性，人口变动过程也是不以包括政府的政策在内的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工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处在由传统时代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现代国家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转化。期间，因为死亡率的下降相对要早一些、快一些，生育率下降过程相对慢一点，期间的人口增长就高一点、多一点。世界上所有国家，莫不是如此。以我国最近30多年的情况来说，即使我国实行了极为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人口还是增长了4亿多。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是否得到了增长，与历史上是不是批判了马寅初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