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证

摘要：在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运用“驱其离巢”策略，逼迫红军西走。这从表面上看虽有“放水”之嫌，但实际上乃是欲擒故纵，他早已在“远处张网”。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又在日记中以“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自勉，频繁调动和督促各部，希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阻其入黔。而在红军进入贵州前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将追剿中共与统一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量，以求“一石二鸟”。但他从未放松追堵，仍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无驱其入川之意。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蒋介石更是在日记中懊恼不已，视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因此，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进而言之，尽管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却不能倒果为因地反推他当初便纵共“西窜”。在他的内心中，追剿始终是首要任务，并深以未竟全功为憾，解决西南问题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收获而已。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在经历一年艰苦卓绝的长征后，中共中央终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从而保存了其基干力量。这次万里长征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然而近年来却屡遭质疑，其中特别流行的就是蒋介石“放水”说。如蒋纬国便认为：“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张戎同样提出：“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她甚至还推断：“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概言之，所谓蒋介石“放水”长征说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蒋介石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特别是统一西南，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对这种说法，虽有不少附和者，但亦不乏针砭。如台湾学者陈永发曾批评其“虽发前人所未发，但不是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基本上乃属揣测之词，经不起严肃的质疑和考证”。金冲及也表示：“国民党方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不过迄今为止，大多反驳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尚无专论详加澄清。鉴于此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且牵涉史事极为复杂，本文拟重加辨析。

一、“驱其离巢”与“远处张网”

蒋介石“放水”说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下半年红军西撤前后，粤系元老萧佛成即曾提醒陈济棠，“蒋氏集重兵于南方，又复故纵赤军，使其突围西窜以犯桂犯黔，其计甚狡”，故“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这里“故纵赤军”一语，显然是指蒋介石有意“放水”。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又离开南昌行营，远赴西北巡察月余之久。这一置“剿共”前线于不顾的异常举动，似乎更坐实了此种猜测。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总司令部顾问的胡羽高在1936年出版的《共匪西窜记》－书中，也记载了红军突围后湖南广为流传的一则传闻：“谓蒋委员长料定匪将西窜，固意先往西北，藉名考察，俾避免正面冲突，及纵匪脱逃之讥，暗中授意中央军，将匪放出，使共匪流窜在前方，对消异己的部队，然后乘其两败俱伤之际，一鼓之下，连茹拔茅。”在他看来，此传闻似与事实俱符，当非空穴来风。

如果说萧佛成、胡羽高二人分别是站在粤系陈济棠与湘系何键的立场上指责蒋介石纵共“西窜”，那么桂系李宗仁更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愤懑陈词：“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这无疑也是暗讽蒋介石故意“放水”。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揆诸史实，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广修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其兵力部署大致如下：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下辖第三、六、二十、二十六路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下辖第二、四、五路军。以上各军多属中央嫡系部队，实力较强。此外，蒋介石还分别任命何键、陈济棠为西路军、南路军总司令，各率所部进犯或封锁苏区。这种“分进合击”战略的实施，极大压缩了苏区空间。面临如此危局，红军主力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势必向外突围，而其方向便成了蒋介石一度着重研究的问题。1934年3月6日，他即曾在日记中记载：“注意事项：一、匪部行动窜向。”

据宋希濂回忆，顾祝同曾密告之，蒋介石最初颇担心红军由闽北转入浙江、安徽、江苏，但随着1934年初福建事变迅速解决，国民党东、北两路“围剿”部队联成一气，“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确实，由于福建事变失败和国民党中央军进驻闽西，红军向东突围已无可能。至于南下广东，亦非上策，因为必将遭到陈济棠的拼死阻击，且沿海地区狭窄，回旋余地不足，此前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即前车之鉴。因此即便如李宗仁所言，“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红军也未必愿意入其彀中。于是在这种北、东、南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向西突围便成为红军唯一可行的选择。对此，蒋介石很早就作出预判。1934年4月3日，他便提醒何键红军可能“西窜”。5月7日，他又在日记中写下：“注意：一、匪向西窜。”同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陈济棠、何键强调：“赣南残匪，将必西窜。”

从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来看，中共中央对长征的酝酿大概始于1934年五六月间。6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埃韦特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中共中央对下一步行动有两个建议：（l）“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2）“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委员赖安也说：“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由此可见，蒋介石的预判堪称超前且精准。

不过，中共中央此时虽已酝酿突围，但因局势尚未到最后关头，故并未立即付诸实施。埃韦特在6月2日的报告中仍强调，突围计划“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才应使用。共产国际执委会也认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因此，“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这显系对反“围剿”胜利仍抱有一丝希望。直至9月17日局势危殆之际，中共中央才最后下定决心，呈报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我们期待（你们）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复：“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终于批准中央红军突围。

对中共的这种欲走还留，国民党方面亦早有察觉。1934年6月14日，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即曾电呈蒋介石：“此时判断，匪即离巢西窜，似觉过早。”他的第一个依据便是“第三国际绝不轻许匪军一旦放弃数年来经营成功，自命已成为伪中央苏区根据地之赣巢，而另谋新匪区之盘据”，必“俟其一切均无办法时，始行西窜”。同日，他还电告北路军各将领：“近来伪红星报发表言论，已证明毒害中华之第三国际，严令匪军，不准放弃匪巢，企图作最后挣扎。是判断匪将他窜之时机，未免过早。”结合前揭共产国际电文，此判断可谓十分准确。

不过，陈诚这一判断的依据除了来自于《红星报》文章，或许还受到部下的启发。1934年6月10日，其土木系心腹、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曾根据对战局的观察向他汇报：“匪主力在广昌、龙岗间地区，日前判断弃巢西窜实过早也。”在这封电报中，罗卓英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关于全局计划，职意利用赤匪最后西窜之心理与趋势，对北东南三面以摇撼其政治中枢、驱其离巢之目的，逐步紧迫，会捣瑞金长汀而于西面则远处张网。”陈诚将此电转发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所具各项意见颇有见地”，要求熊式辉等人“鉴核”。

事实上，蒋介石很早就对此计有所考虑。1934年3月6日，他开始注意“匪部行动窜向”时，就决定“剿匪方略重西轻东，左急右缓”。不过，他此处所谓“重西”乃指需重视红军可能向西突围，并非主张从西路施加重压。相反地，他还倾向于减轻对西面的压力。同月8日，蒋介石电告西路军各总指挥和各军师长：“流匪追剿之法，应改用扼要埋伏，不宜布置阵地，明张旗鼓，正式堵截。至于扼要埋伏之法，当预料匪之奔窜方向，先引其进入重地，待其本队到达，然后起而夹击之。若我军先将重兵防守，则匪必他窜，而我又须穷追。以流匪惟一策略，乃在寻无人之境，乘隙而窜。故我军此时防剿流寇，应与前剿匪战术略加变更，当用暗中埋伏，使其不意，以为我无防兵，则彼必放肆急进，乃可一网打尽。希多用此法。”这无疑是明示西路军与其重兵布防，致使红军主力向其他方向突围，不如表面示弱，引诱红军来攻，并提前暗中设伏，以便一网打尽。从时间上看，蒋介石萌生此念头比罗卓英献策要早得多。

往更前追溯，1933年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即曾提醒：“近日战况处处陷于被动。弟必烦闷愁虑。望详读孙子，尤须注意其地形篇。并嘱赵（观涛）、罗（卓英）、吴（奇伟）等各军长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坠势，再振士气也。”而观《孙子兵法》“地形篇”对六种地形的描述，“支形”显然最符合当时“剿共”之战况，所谓“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日支”。对此，孙子建议“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也就是故意引兵而去，诱敌出击，然后截击之。6月9日，蒋介石再次向陈诚推荐《孙吴兵略问答》－书，认为“此书各篇问答实为我剿匪军唯一之要典，而于进剿军进剿时所遇各种之情形与处置尤应服膺也，望督促各军师旅团长时时勤研”。从以上二书内容来看，的确处处暗藏玄机，特别是其中吴王问道：“若吾围敌则如之何？”孙武答日：“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诱出，必无斗意，因而击之，虽众必破。”这一谋略对蒋介石显然启发极大，为其在第五次“围剿”后期的布局埋下了伏笔。

不难想见，罗卓英1934年6月所献之计更加印证和坚定了蒋介石原先的想法。稍后，他还派罗卓英这一军事将领赴粤与陈济棠商谈合作，力求从南路施压。对罗卓英的“驱其离巢”“远处张网”建议，蒋介石亦加以采纳。随着对苏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蒋介石深谙一旦进攻苏区核心区域，必将处处攻坚，损失惨重。况且，此时红军仍保持较强战力，倘若决死突围，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必势不可挡。陈诚当时便意识到：“此次进剿，碉堡策略，虽收功效，然以环绕匪区数千里之碉堡线，究难免处处感受虚薄。匪如集中全力，冲我一点，则不能绝对可保无虑。”1934年8月16日，蒋介石还曾在日记中留下一条耐人寻味的记载：“看六韬后，预定：一、作战须立于主动地位，战略尤然。”而《六韬》中“疾战”、“必出”两篇，讲的都是被围困之部队必然要从敌人空虚之地急速突围，因其冒死相拼，故莫之能御；“动静”篇则讲两军对峙之时，一方可预先设伏，引诱对方前来，然后或陷其两旁，或击其前后，令其溃败。不难想见，这些与当时战局极其相似的内容，极有可能便是蒋介石之感悟所在。在他看来，与其最后陷入苦战，拼个鱼死网破，或被红军破网而去，不如先“立于主动地位”，网开一面，围三缺一，给红军虚留出一条生路，并提前构筑外围防线，以便伺机截击，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围师必缺”也。而这个缺口，也就开在他早已预判的西面。对蒋介石的这种心理，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曾有过精辟分析：“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

为达到“驱其离巢”的目的，蒋介石不断加大对苏区北部和东部的压力。1934年8月27日，他电令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规定“东北两路军预定九月份进剿到达之线”，并要求详报“进剿部署与日程”。仅过一周，又电促二人：“各路各纵队进行部署须照限期本月杪占领前电预定地点，勿误。”10月9日，即将北巡的蒋介石还致电陈诚称：“欲促进战局之从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对此，尚未领会其中奥妙的陈诚复电质疑：“为求歼匪于赣南计，我军重点应偏于西翼地区，使东路军不必急进，免迫匪西窜。”其实，此处所谓“迫匪西窜”，或许才是蒋介石的真实动机。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远处张网”也进行了一系列部署，着手在西线广筑碉堡，构建数道防线。1934年3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到：“预定……四、湘东南、桂东、汝城与道川防务。”31日又记：“预定……六、令修汝城、桂东碉堡。”5月18日，蒋介石在电告陈济棠、何键“赣南残匪，将必西窜”的同时，亦不忘提醒他们加紧修筑两道纵深防线，“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毫无疑问，这些封锁线的构筑皆是未雨绸缪、“远处张网”之举措。

1934年8月24日，鉴于萧克的红六军团成功突破封锁线西去，蒋介石又申斥何键：“半年来，为预防匪军西窜计，除令筑沿赣江至信丰、安远、定南封锁线外，特规定构筑赣西南及湘粤边各纵横线，以期严密”，但中共却仍能来去自如，“由此可见，各线之构筑与守备均未严密。对小股如此，则对封锁匪之主力将更属空谈。言念及此，殊堪痛心。此后对于已成之碉堡线，务须增筑绵密，使能以枪火交叉封锁。未成者，务须绵密构成，分段负责，周密其防守，尤以赣粤湘边区前空之纵横各碉线，应速完成其工事，严行其守备，倘能增加纵横碉线更利。否则再有疏虞，任匪主力西窜，则后患更大”。9月13日，他再次电令何键：红六军团突破西部防线，说明“原有碉堡线既不强固，期以达到主力防匪西窜之目的，殊属可虑”，故要求“（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以上甲、乙两项，希饬属赶办，限期完成具报”。

在蒋介石三番五次的督促下，身为湖南省主席兼“剿匪”西路军总司令的何键也逐渐意识到红军主力即将到来。1934年9月10日，他在演讲中声称：“东北各路的国军，如能将其围在江西一鼓歼灭，使其不能窜渡赣水以西，此乃湘省以及全国之福。万一不能在赣水以东将其消灭，将来溃窜时，湘省乃其必经之路，因此湘西以及全省各地方的防御工事，更有积极完成的必要。”10月19日，他又电告部下：“据报：该匪至万不得已时，即决心弃老巢西窜入川，企图苟延残喘。倘一旦实现，则我西路军适当其冲要。”在此期间，湖南保安司令李觉亦电令属区各县：“查出匪伪中央最近议决案，决意放弃闽、赣，希图西窜，进占滇、黔、川三省，以为根据地……故凡建筑碉堡，修筑机场，以及组织民众等事项，皆宜及时积极为之，务必克期完竣。”他还分析：“如此节节防堵，节节兜围，张网设阱，层层密布，纵能出此，焉能逃彼。预防流寇，靖乱殄凶之策，实莫善于此。”此处“张网设阱”一语，恰可为蒋介石“远处张网”之计做一注脚。

概言之，蒋介石此时运用“驱其离巢”之策略，逼迫红军西走，主要是出于他对“剿共”军事形势的考量。这虽然从表面上看有“放水”之嫌，但实际上乃是欲擒故纵，“纵”之目的是为了更便于“擒”，其对“远处张网”所作的一系列预先部署适足证明此点。对此，何键有个部下后来亦曾解释：“年来赣匪在江西被封锁，匪巢尽失，势必倾巢突围窜出，蒋委员长与西路军事当局，均早已料及，衡郴之修筑广大飞机场，湘东南各县之加建碉堡，与湘省之各县团队，一再整编，皆为防赣匪西窜之准备。”由是观之，蒋介石不仅“驱其离巢”，且已在远方布下了一张密网，而那种所谓“放水”之说，只看到前者，未窥见后者，不免有失偏颇。

二、“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

1934年10月，由于获悉一些情报，并结合种种迹象，蒋介石判断中共主力即将西移。14日，他在北巡途中致电留守南昌行营的何应钦，强调：“匪情变幻无常，无论如何堵其西南逃窜为我决定之处置，不必顾其临时匪情。”这既反映了其对原先预判的自信和笃守，同时也说明他虽在西面留出缺口，但并非一味“放水”，而是着眼于在远处堵截。30日，当蒋介石确认红军开始行动后，又立即电告北、西、南各路：“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并由此制定了“应侧重堵截其西窜”的方针，同时还从北路军抽调9个师组成追剿部队，交由薛岳带领。在他看来，此次红军主力之“离巢”，无疑为其围追堵截提供了机会。31日，蒋介石致电“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此次追剿，为民族与革命存亡成败之所关，望督励诸将士，努力前进，急起直追，期获最后之成功。”11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薛岳：“望兄等努力急进，并勖勉各官长完成使命，克奏肤功，有厚望焉。”同月9日，他还在日记中勉励自己：“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为此，他不断电令部下加紧堵截，以实现其“远处张网”、将红军一网打尽之目的。

当时，国民党已在西面修筑了多道封锁线。出于对红军战力的忌惮，这些防线大多作纵深布置。1934年9月29日，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向蒋介石报告：“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赣匪似有西窜企图，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倘被窜逸，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判断应较为客观。不过为了鼓舞防堵部队士气，蒋介石却相当乐观地告诉何键：“判断匪之企图西窜行将实现。我军方针，首在巩固赣、信、安、寻第一纵线，务期聚歼该匪于此线以东地区。至第二、第三各纵线无非用作补助。”

但事实很快就打破了蒋介石的幻想。红军与陈济棠达成秘密借道协议，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对粤系的“通匪”举动，蒋介石自然十分恼火，遂于1934年10月31日严令陈济棠、何键、顾祝同三人：“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语气可谓相当严厉。蒋介石同时还特别向陈济棠施压：“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二十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11月9日，他再次致电陈济棠：“现窜匪离巢，复经重创，自必愈形慌乱，并希饬令加紧蹑追，分头截击，务期歼匪于汝城、郴州之线，毋使漏网为盼。”显而易见，蒋介石对陈济棠破坏其“远处张网”之计，致使中共“漏网”非常不满。

由于陈济棠已不可靠，而且在接下来的追剿中，湖南成了主战场，因此何键的态度举足轻重。为了让何键竭尽全力，蒋介石特请与何键私交甚好的刘文岛出面推动。他向刘文岛分析：“现赣匪主力溃围西窜，将达湘边，已至最后之关头。吾人应运其全力，不惜牺牲，务于湘江以东歼灭之。故湘中部署不可备广力分，专以消极的防匪保境为目的，应多留活动力，与赣中追击部队积极同负进击与兜剿之责，而以纵匪过境以邻为壑为奇耻。……中亦期待甚殷，尚盼相与透切言之。失今不图，不特匪势坐大，湘桂川黔受其威胁，永无宁日，且党国前途，实亦不堪设想矣。”言辞中明显对何键寄予厚望。为拉拢何键，蒋介石还在1934年11月12日任命其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鉴于第二道封锁线此时也已被红军突破，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4日电告何键：“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故希望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同月中旬，南昌行营亦颁布追剿计划，要求“追剿军主力配合广西剿匪总指挥白崇禧所部，务乘朱、毛匪军主力窜至湘、桂边境之祁阳、零陵、全州一带，湘江以南，灌江以东地区围歼之。贵州之第二十五军王家烈部，应以有力之一部，在湘、黔边境之通道、锦屏、黎平一带扼要防守，堵匪北窜”。22日，蒋介石又致电勉励各追堵部队：“此次朱、毛被我压迫，离开赣南老巢，窜据湘、粤、桂边境。如任其窜过湘、漓，将贻国家之巨患。各部如能协力追堵，亦为歼赤匪之最好时机。”因此，“此次无论追、堵部队，不分界域，协同歼灭而后已”。可谓念兹在兹，皆在追堵。

然而由于何键与白崇禧各有打算，蒋介石所期盼的“协同歼灭”并未实现，红军很快挺进湘江，并于1934年11月27日开始渡江。次日，蒋介石致电何键、白崇禧严厉呵斥道：“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12月8日，他还曾在日记中记述：“西窜之匪未能痛创，后患可虑。”12月15日又记：“本周经过：甲、兜剿未成。”其失望和担忧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蒋介石在此之前也考虑到万一未能在湘江以东扑灭红军，使其突至湘江以西，故于1934年11月17日预先拟定《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其方针为：“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人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在这份大纲中，蒋介石还特别提醒黔军“应于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俟匪西窜时，相机堵击，阻其入境”。而当红军果然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又于12月12日重申该大纲：“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各军守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守之。”

不难看出，上述蒋介石命令的主旨有二：其一，“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其二，如若无法完成前项任务，则力求在湘江以西聚歼之，“严防赣匪入黔”。这也就意味着蒋介石这一时期最担心的是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西征故道，经黔东北上，与湘西二、六军团或川北红四方面军会合或成犄角之势，因此希望能在湘桂黔边予以全歼，不让其进入贵州。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种认为蒋介石欲图西南、故意“放水”的观点，不免有些过度诠释，以致难脱穿凿附会之嫌。

三、“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放弃原定经湘西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入贵州境内。而随着形势的演变，蒋介石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该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条材料往往被人误解成蒋介石为进入西南而有意“放水”。对此，前文已详加辩驳，证明其并无纵容或驱赶红军进入西南之意。但不容否认，在红军入黔前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将追剿中共与统一西南这两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量。

1934年秋，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何其巩曾上书蒋介石：“今之论者，咸虑赣匪主力西窜，经湘入川，再造根据。职之愚见，则以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基此推论，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实际上与此前罗卓英的“驱其离巢”“远处张网”之计不谋而合。何其巩还针对西南三省献策：“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军政，第三步发展交通及一切产业，在彼建立国防重工业之主要部门。一旦国际大战发生，乃能处于可战可守可进可退之地，争取最后之胜利，达到复兴民族之目的。”对何其巩的上述看法，蒋介石颇为欣赏，批曰：“颇中肯綮，足备参考。”

从蒋介石日记的有关记载来看，他在此之前也一直思考如何解决川黔问题。1934年11月26日，蒋介石便致电薛岳：“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追，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入黔为要。”而12月1日蒋介石批阅何其巩之上书，显然又觉甚合其意，遂于同日再令薛岳：“兄等应努力兜剿，切勿稍有犹豫。……如匪窜黔省，则我中央部队应不顾一切，直入贵州勿误。”这表明他此时虽然仍渴望在湘桂边境全歼红军，但同时也做好红军一旦入黔，国民党中央军随即跟进，乘势渗入西南的准备。当时，蒋介石还曾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而事态的发展正如其所料。12月15日红军攻克黎平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因兵力薄弱，不得不电请追剿各部入黔会剿。这样，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贵州。

薛岳进入贵州之初，蒋介石一方面仍令其加紧截击：“据报，现匪主力由黎平向剑河、溶（榕）江逃窜。黔军力弱，恐难防堵，希督励所属，克日迅由晃县、玉屏直趋镇远截击，以期一举聚歼。”他并告诫：“此次进剿镇远，行动太慢。无论友军如何，我军应不顾一切，独立专心进剿，勿使匪立主动，而我反陷于被动也。”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将追剿红军与解决西南二者相结合，以求实现“一石二鸟”。据薛岳幕僚李以勖回忆，蒋介石当时曾亲笔写信给薛岳指示机宜：“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对此，薛岳亦心领神会。1934年12月31日，他致电蒋介石称：“本路军今次入黔，责在剿匪，间接亦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这与蒋介石的思路极为吻合，故蒋介石当即复电：“所见甚是，当令筹备。”后来，薛岳又谈及：“职对黔粤桂均用极诚恳态度应付，务使我军确实把握贵州，以为西南军事据点。”对此，蒋介石高度肯定其“处理得宜，无任欣慰”。

在此期间，因为广西财源之命脉在于收取贵州鸦片过境税，故桂系对中央军入黔极为抗拒，亦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师进入贵州，目标直指贵阳。在这种情况下，薛岳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竞置向乌江挺进的红军于不顾，率部一路直奔贵阳。1935年1月1日，他向部下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发出密电：“本路军以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以别（利）尔后向四川进剿之目的，以一部尾追，以主力进出于贵阳。”为避免王家烈和桂系警觉，薛岳还要求保密：“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

经过一路狂奔后，薛岳终于抢先进入贵阳。1935年1月5日，他致电蒋介石，主张在贵阳整备，“再观匪行动，以妥定进剿机宜”。而薛岳的这一休整，也恰为红军在遵义休整留出了难得的12天时间。陈云后来就说：“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他还分析：“当时赤军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天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赤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可见，国民党中央军与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利益争夺，确实一度影响了其追剿红军的进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有意“放水”，毕竟其主观上从未放松对红军的围剿。在他内心，追剿红军与解决西南固然最好“一石二鸟”，但前者无疑更重要，应首先考虑。1935年1月14日，薛岳在军内的靠山陈诚曾向蒋介石含蓄提出：“职意伯陵（薛岳）所率之中央部队，固应努力于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队之观感，而资表率，但贵阳仍不可轻于放弃，似可以后方为名，控置一部作为根据，将来西南之军政上裨益必多。”在这封函电中，陈诚还请示：“钧座总揽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职秘密示意伯陵办理，乞电示遵。”这显然是建议将重心放在统一西南上，同时探询蒋介石的态度。但从目前可见资料来看，蒋介石似乎并未允其所请。相反，他不断提醒薛岳：“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应严令周纵队与吴纵队会攻遵义之匪，然后再言其他”。他自己也一再饬令各部加紧追堵，并作出有关部署，如下表所示。

1935年1月至4月蒋介石有关追剿文电节录

由上可知，红军在黔北活动期间，蒋介石频繁调动和督促部队，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何尝有“放水”之举？1935年3月14日，他还曾在日记中祈祷：“本日朱匪尚未窜出赤水河以东，犹在围剿之中，如上帝赐我中华以解放，尚可一网打尽也。”4月9日，他又致电各部强调：“为彻底歼匪之目的……追剿部队应不分昼夜衔尾追踪，迫其无暇抗战，促其崩溃，俾得乘机解决。此时万不可姑息官兵体力稍有滞濡，以免功亏一篑，贻害党国。”10日，他再次训示各将领：“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最为紧要。……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此期间，由于薛岳有意保存实力、占据贵州，希图黔军与红军两败俱伤，故行动一度偏于保守。为此，蒋介石曾告诫之：“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后来，他还一再痛斥薛岳等人追剿不力：“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并责令薛岳：“现两广正藉口中央军在黔逗留不进，以罪中央。如果匪东窜，而我军不克积极追堵，则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军对中央亦受不良影响，则事更难为。务督各部向匪猛进，不得稍事贻误。”与此同时，蒋介石甚至越过薛岳直接电令周浑元：“请兄率部兼程急进，以后电报直致重庆可也。”他还给国民党中央军前线将领万耀煌下令：“务望兄亲自督率，急起直追，奋勇猛进，当此……我军歼匪之良机，切盼不顾一切，觅匪袭击，勿稍犹豫，完成使命。”显而易见，蒋介石综合种种考虑，仍力主积极追剿。

1935年4月，红军四渡赤水后通过佯攻贵阳，成功诱出滇军主力孙渡所部，然后突然向西折入云南，这更是出乎蒋介石之预料，远非其能操纵。25日，差点在贵阳被生擒而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训令薛岳：“此次匪入滇境，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是匪自陷死地矣！我军若能追堵如计，必可消灭残匪于此滇、黔交界之中。”然而，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保存实力，不欲与红军交手。30日，他电告蒋介石：“匪仍在西北之间，而窜西窜北，实尚未明显。在此一二日内，职意各部队除追击者继续追击外，其尚在曲（靖）、沾（益）、威（宁）各县之部队，似宜暂驻原地，以观匪之行动如何，再先（行）决定。”此电明显流露出一种消极避战的情绪。而同日，意欲洗雪耻辱的薛岳则致电蒋介石称：“我军应穷追，勿使其有喘息之余地而歼灭之于金沙江南岸，免使滋蔓滇西，为患将来。”面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建议，蒋介石于5月1日复电龙云：红军去向虽未判明，但仍须提前部署，“务期歼灭于南岸地区也”。

正在此时，红军已迅速逼近金沙江，蒋介石判断其将北渡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如此则更难处理，于是在1935年5月4日下令追剿部队：“周、吴、李各纵队，应由伯陵严督，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其亟欲剿灭红军之心态昭然若揭。而当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更是在日记中惊呼：“匪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其窜力之速，更增余人以恶疾之心理，非速灭此丑，则我民族无噍类矣。”他还懊恼不已地写道：“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并感慨：“残匪之机惊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其沮丧和担忧之情表露无遗。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快速向大渡河挺进。1935年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和西康的刘文辉，要求其紧急部署，“封锁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陇（砻）江川（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15日，又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勉励其效仿活捉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予匪以迎头痛击”。在作了初步安排后，他在18日的日记中祈愿：“惟愿刘杨辈能遵令布防，在大渡河得以一鼓歼灭耳。”但红军最终还是成功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层层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并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面对这一失败结局，蒋介石不由哀叹：“我军节节败退，全无抵抗能力，以致士气沮丧，纪律荡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叹。”其内心无疑充满了挫败感和失望感。

四、国民党追剿失败的真实原因

综上所述，从中央红军开始突围，蒋介石就认为“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企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阻其入黔。当红军进入贵州后，他又立即调兵遣将严令“聚歼”，并无驱其入川之意。在红军取道云南，经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期间，蒋介石同样兴师动众，期冀“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和“一鼓歼灭”。由是观之，所谓“放水”说显然不符合事实。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纵共“西窜”，又何必多此一举修筑众多封锁线？而若非他频繁调动各部严密防堵，红军又何须四渡赤水、费尽周折？

那么，国民党追剿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毋庸置疑，首先是各地军阀貌合神离，彼此猜忌，勾心斗角，各求自保。关于粤系借道以及桂系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前人已不乏描述，在此不赘，仅补充一些川军、黔军和滇军的材料。四川军阀邓锡侯曾对部下面授机宜：“追击部队应与共军保持一日距离，既不失共军行踪，也不认真追击，放放空枪空炮，只要能上报就算了事。”时任川军第三师副团长的奉伯常也回忆：“在尾追途中，红军停我停，等红军走了又才前进。每日侦询土人和因伤病散失的红军，了解中央红军走向，上报应付蒋中央。”另外，白崇禧晚年在忆及红军长征时亦说：“国军所以不能将之完全歼灭之原因，主要是部队素质不一，未能同心戮力；以致形成追击迟缓，堵击不力的结果。譬如，匪窜至贵州时，国军不仅堵不住，反而被匪打败；龙云部队若戮力剿匪，匪根本不能渡过金沙江。”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蒋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实力派则确实屡屡敷衍。

而且在与地方实力派博弈中，蒋介石虽然最终获胜，但也有些做法不甚明智。1935年6月，大渡河会战刚结束，蒋介石便着手裁撤川军。5日，他在成都对川军高级将领说：“现在我们剿不了土匪，并不是土匪怎么厉害，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军队不健全。”所以，“讲到整理四川的军队，第一件根本的事情，就是先要裁兵。我看以现在四川兵额之多，部队之杂，至少要裁去半数以上。然后才可以谈到整理”。同月下旬，行营参谋团就发布命令：“查全川部队，兵额太多，最短期间，实非裁减半数不可。”这一措施显然操之过急，极大打击了川军的积极性。刘湘后来即曾指出：“朱毛徐张在懋功合股，若言天时，则天寒地冻；若言地利，则贫瘠草荒；若言人和，则内讧军分。而我军事当局，却坐视良机，不作长围高困之图，仍本一贯改编杂牌旧套，下令全川六军限期一律整编。因此，疲倦不堪之朱毛得以喘息，振羽重飞，此非朱毛徐张有绝大本领，实在是我们中枢当局无‘剿共’真经。”言辞中显然对蒋介石裁撤川军耿耿于怀。

其次，围追堵截的战略战术因循呆板。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战略战术，基本上还是沿袭第五次“围剿”时的堡垒政策。他曾对川军将领说：“现在我们剿匪，一面要严密防堵，勿使流窜，一面就要紧合长围，使之坐毙。为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筑碉堡，多做防御工事。……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所以多筑碉堡实是剿匪工作中最要之一着。”然而，堡垒政策亦有其局限：其一，碉堡只能以封锁围困为目标，不能大规模杀伤对方有生力量。其二，堡垒政策须以对手固守阵地为前提方能奏效，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这就决定了堡垒政策一般只适用于包围某个固定区域，而不适用于运动战中的歼敌，尤其是在行动敏捷的红军面前更显得十分笨拙。其三，修筑碉堡需耗费时日，无法立竿见影。如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下令“扼要各渡河点，星夜赶筑据点碉堡工事”，“统限三天完成”。对此，孙渡曾向龙云分析：“匪利在运动战，我军则不问匪情及时间许可与否，动云布防数百里，赶筑碉堡，并随时为匪被（牵）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一无所成。”故龙云向蒋介石提出：“构筑碉堡，固属要图，但材料款项均缺，时间亦不许可。目下匪情，倾向流动，一有变化，又成虚设。”但蒋介石并不接受，仍“以筑碉堡为最善”。因此当国民党军队尚在川南和黔北赶筑碉堡时，红军已四渡赤水，将之甩在身后，远走高飞了。

再次，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黔军素有“双枪兵”之称固不待言，即使是国民党中央军，在红军飘忽无常、行动迅猛的打击下也同样兵无斗志。1935年3月，蒋介石便因红军三渡赤水而在日记中痛斥周浑元：“纵其西窜，痛心极矣！”红军四渡赤水后，他又骂周浑元：“束手无策，屡令不进，屡戒不悛，孺子不可教也。可叹！”4月4日，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发火：“对匪情判断处置，皆如此料。惜将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致匪东西自如，不能如计歼灭，任其偷窜者三次。失却良机，可痛！”同日，他还电责部下：“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查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同月8日，他又严责吴奇伟追击红军不力：“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非）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21日，蒋介石还曾在日记中记载：“薛部之无组织与其卫兵之无训练，思之忧虑。”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民党部队之疲沓风气依然如故。

当然，国民党追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红军的指挥正确和英勇善战。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开始领导红军，随机应变，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走出了一步步好棋。1935年2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明确提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就改变了此前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一度墨守僵化、盲目硬拼的作战方式，重新获得了勃勃生机。

在此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充分发扬运动战的优长，根据情况的变化，迅速及时地变换作战方向，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在广阔的战场上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不断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出其不意、避实就虚地打击敌人，先后四渡赤水，并乘虚南渡乌江，跳出了优势敌军的包围圈。接着，威逼贵阳，分兵黔东，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对这段历史，时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评论：“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爱萍也评价：“从遵义到胜利地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师，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关紧要的带有决定意义的阶段。也是红军长征中行动最积极、最活跃的阶段。是战争史上的最光辉的范例。”

其中，四渡赤水尤其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北进，相机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因遭遇国民党重兵封锁，遂于29日一渡赤水，挥师西进川滇边的扎西。川滇敌军很快从南北两面扑来。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计划，掉头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击溃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沉重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一带合围。红军则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围堵。红军却乘敌不备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由此可见，四渡赤水无疑是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

在四渡赤水中，红军在广阔战线上机动作战，牵着敌人的鼻子来回打转，使敌军捉摸不透其行动方向，追剿计划屡屡落空。如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后，滇军司令官孙渡便说：“匪素用曲线行动，是否其主力东窜，拟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不得而知。”其对红军行动无可奈何之窘态，跃然纸上。蒋介石此时也一再在日记中表示困惑：“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匪果由沙土西窜乎？抑图偷乌江东窜乎？”完全被弄得晕头转向。他还夸赞红军“迅速可羡”。1935年4月他在贵阳对高级将领训话时，也承认红军“或东或西、时进时退，使我们不易判明他的企图”。他还说：“现在我们可以算得清楚：土匪最多不过一万人左右。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总之，国民党追剿失败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所谓蒋介石“放水”说纯属臆测，与事实相去甚远。深入来看，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至少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进而言之，尽管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我们却不能倒果为因地反推他当初便纵共“西窜”。1935年6月30日，蒋介石曾在半年反省录中总结：经过一路围追堵截，红军“人数亦杀减十之九以上，然而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学识智虑不精之过。然而川滇黔因此得以统一，完全入于中央范围之中，国家地位与民族基础皆能因此巩固。……深信上帝之使命决非偶然者也”。这说明他始终将追剿视为首要任务，并深以未竟全功为憾，而解决西南问题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收获而已。至于张戎言之凿凿地认定蒋介石“放水”的另一动机是为了换回其子蒋经国，则更是无稽之谈。1934年7月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明确表示：“非消灭赣匪，不能与俄谈话。”此种必欲除之而后快之语，足见其反共决心。况且，当宋庆龄于1931年建议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牛兰夫妇以遣返蒋经国时，蒋介石都坚决回绝：“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他又怎么可能因此放弃剿灭中共的大好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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