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维经斯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帮助者

维经斯基

放弃美国优裕生活，回国投身共产主义

1893年4月，维经斯基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的一个森林工场管理人员家庭，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全称为：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后来从事革命活动后，因工作需要，他用过几个化名，主要有：塔拉索夫、谢廖金、格里高里耶夫、吴廷康等。

维经斯基读初中时，俄国爆发了一场震动全国、影响世界的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1905至1907年间，由于俄罗斯帝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引起俄国民众不满，也导致全俄经济困难，在俄罗斯境内发生了一连串以反政府为目的、范围广泛的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尼古拉二世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示威请愿的工人和家属，引起许多城市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1905年，俄国战列舰“波将金”号的全体水兵发生哗变，把战舰驶向黑海，绕海游弋。在重重压力下，沙皇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施行多党制。俄国1905年革命在俄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列宁说过，“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1907年，维经斯基进入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在工人中间生活，他受到工人们质朴、勤劳、革命性强、团结合作等优秀品格影响，自己也形成了这样的品格。

维经斯基也在这期间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列宁的著作，思想倾向革命。1913年，维经斯基感到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自己在俄国国内感到十分压抑。于是，他辞去工作，只身到美国去，既谋生，也寻找参与革命的机会。这一年，他刚刚20岁。

有一定语言天赋的维经斯基到美国后，很快就能够顺利阅读英文，并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凭借这种条件，他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在美国，他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报刊，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更多了，日渐成为美国进步政治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1915年，维经斯基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当时的美国社会党也信奉马克思主义，党内有许多水平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与这些理论家的接触中，维经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迅速提高。他特别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深入的钻研。对马克思的这部宏篇巨作，他反复阅读了多遍，对书中的理论观点有系统、深入的理解。他的记忆力也极强，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英文版《资本论》中的重要段落和重要论述。

1918年，维经斯基得知十月革命已经在俄国取得胜利，国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迟到的消息令他倍受鼓舞。他决定放弃在美国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去，实现自己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夙愿。当年，他从美国回到俄罗斯，先在海参崴﹙即符拉迪斯托克﹚落脚，并且立即与海参崴的俄共（布）组织取得联系，顺利加入了俄共（布），成为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久的俄共（布）党员。

奔走大江南北，在中国播撒十月火种第一人

当时，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承担共产国际在亚洲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维经斯基进入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后，实际上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维经斯基工作的重点地区是中国。为此，他开始学习中文，并且研究中国的政治动态。虽然他的中文还不好，但他已经是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通”。维经斯基了解到，自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后，已经有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李大钊、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一批思想倾向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他们周围。维经斯基经过认真分析，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中国是工作重点。他的报告得到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同意，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共(布)四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决定派他以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率领一个“记者团”去中国具体实施这个计划。为了在中国方便工作，维经斯基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吴廷康。当年4月，他率领“记者团”，经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随大批回国华工进入中国。他们先到哈尔滨，之后到达北京。“记者团”一行五人，除维经斯基外，另外四人是：别斯林、米诺尔、维经斯基的夫人库茨涅佐娃、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维经斯基是这个“记者团”的负责人。

共产国际在临行前，交给维经斯基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向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提供情报和建议。虽然在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任务中，并没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共（布）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任务，但维经斯基在中国期间，还是奔走于大江南北，广泛接触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那时候，李大钊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力主中国要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由于这个原因，维经斯基到北京后，很快就结识了李大钊，二人多次见面畅谈，彼此引为知音。经李大钊推介，维经斯基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的活动。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杂乱，有一部分人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有许多人相信其它学说。对此，维经斯基并不奇怪，也不着急。他与相信各种学说的人广泛接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维经斯基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在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触中，维经斯基感到，虽然中国思想界很不统一，对外来思想的分辨能力很差，持各种观点、各种信仰的人都有，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向往苏俄、探求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已经成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潮流。李大钊、陈独秀在这些青年中有很高威望，而李、陈二人是力主走苏俄革命道路的，在维经斯基来华前，李、陈二人就一起多次商量过，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他在与中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接触中，进一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现在的情况。进步青年张太雷很快就被维经斯基的主张所折服，并主动帮助他结交更多的进步青年，成了他在北京最得力的助手。维经斯基在与中国进步青年接触中，帮助他们认识无政府主义及形形式式的假社会主义的错误，使他们很快就摆脱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创立一个高度统一、纪律严明、特别能战斗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后来的人们不管对维经斯基有何评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到中国来，加速了中国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程，也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步伐。

联络“南陈北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

到中国一段时间后的维经斯基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因此他的实际工作，也开始超出了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在他来华前交给他的任务范围，开始着手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第一步是把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联络起来。先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基层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把这一想法和李大钊谈了。

李大钊和自己身边的一些进步青年商议了这件事，接受了维经斯基的提议。对此，李达回忆道：

威琴斯基（即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联系……在中国看了看，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共产党。

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显然要与另一个当时在进步青年中有很高威望的人——陈独秀联系。这年5月，李大钊推荐维经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李大钊还提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去见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直白地介绍了维经斯基此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维经斯基很快就到达上海，找到了陈独秀的住处，见到了陈独秀。此时，维经斯基已经使用他的化名——吴廷康。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维经斯基向陈独秀讲明了来意后，陈十分高兴，他对维经斯基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的话翻译后，维经斯基也很坦率地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陈独秀表示将会对此提供帮助，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这次见面，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随后即写信给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这也是后来陈独秀能够当上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的一个因素。

在陈独秀等人的帮助下，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此时，维经斯基的任务已经与此前不同，主要是：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区的工人中建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维经斯基踏实地执行了这些任务，而他的第一位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因为其它各项工作都需要在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之后，通过这个组织来进行。维经斯基是一个工作效率非常高的人，不久，他就与陈独秀共同酝酿并且帮助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的李大钊立即响应，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到达上海不久的毛泽东见了陈独秀后，立即回到长沙，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与李汉俊商量后，由李给湖北的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山东的王尽美跟李大钊多次商谈后，回到济南，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去广州寻找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机会，正好，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受李大钊的委派到达广州，要在广州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陈独秀也到达广州，在这里活动，三拨人汇合，在广州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后来，陈独秀派施存统、周佛海从上海到日本，在日本建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派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去法国，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维经斯基、李大钊、陈独秀的共同推动下，仅仅半年多时间，共产主义小组就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相继成立。当时，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不统一，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干脆直接叫“共产党”，还有的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是以列宁领导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即将并入共产国际运动的洪流。而这个点共产主义之火者，无疑是维经斯基。一切都很顺利，这激发了维经斯基更大的热情。他的工作进一步突破原来的范围，开始积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在上海，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做建党准备工作组中还有7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维经斯基到广州后，在出席广州小组会议时提出建议：小组成员必须赞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的提议被许多小组成员拒绝了，小组宣布解散，维经斯基只好另外组织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广州，他还建立了俄华通讯社，主要任务是组织进步青年，发展广州共产主义力量。当时，陈独秀和维经斯基都在广州，他们二人配合得非常好，共同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维经斯基在研究中国情况，以及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中切实了解到，在中国，孙中山是当时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已经形成了较大的政治势力，他在中国进步人士中影响极大，而且孙中山政治倾向革命，对苏俄有好感，此时正在积极寻求外国帮助。联系孙中山，对于发展中国革命力量，意义非凡。因此，他打算见孙中山。1920年秋，陈独秀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拜访孙中山。维经斯基立即到孙中山寓所去拜见这位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革命领袖人物。本来，维经斯基和孙中山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但维经斯基毕竟有俄国外交官的身份，加上为了表示郑重，他还是带了翻译杨明斋一起去见孙中山。

此次拜访，维经斯基成了孙中山的真诚朋友。孙中山后来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并且对他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甚至用了“新三民主义”的名称，是与维经斯基与他的那次见面有关系的。

帮助打好建党基础

在1920年中国几个大城市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下，维经斯基先后和陈独秀、李大钊进一步商量，要在近期将这些分散小组性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统一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当年只有27岁的维经斯基身体健壮，精力过人，工作能力特别强，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奔走于中国大江南北，进行广泛而高效的活动，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使中国主要城市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回国任职的密令。正在广州积极活动的他立即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到北京，准备从这里回国。

在北京，维经斯基又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在这几天时间里，他带着在广州和陈独秀商议的意见，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会见李大钊，之后又先后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此次在北京与这些人的谈话，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当时追随李大钊左右的张国焘在1971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述了维经斯基1921年初到北京与李大钊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从张国焘的文字中可以看到，维经斯基1921年初到北京时，他已经与“南陈北李”酝酿好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两条最初方案：第一，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成为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原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兄长李书城的寓所秘密举行。可惜的是，在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维经斯基却没有出席的这次代表大会。

原来，维经斯基于1921年初回国后，被提拔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接替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人选，共产国际选定了马林。维经斯基回国后很快与马林见面，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并且交代马林：到中国后，要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立即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还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让马林带上去见李大钊。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北京后，持维经斯基的信到北京见到李大钊。马林又带着李大钊的信去上海见陈独秀。有维经斯基原来商定的意见，陈独秀自然同意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于7月23日召开。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失去苏共信任，身处内外交困之中1926年，维经斯基来华领受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一个特殊任务：调查了解此前发生的“中山舰”事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执行这个特殊任务，使他失去了苏共中央的信任。

对“中山舰”事件的调查，维经斯基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求实精神。他和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另两名成员拉菲斯、福京一起去广州作详细调查，前后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解了真实情况后，维经斯基意识到：存在国民党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两份报告，分析了“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以及面对此后果应该采取的对策。他还不客气地指出，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上，鲍罗廷违背共产国际的总方针，犯了严重错误，要求撤换鲍罗廷。可惜，他的这份报告没有引起苏共中央的足够重视。

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维经斯基于10月15日致信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这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同意他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0月20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并否决了维经斯基的报告。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1926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远东局对要在上海、南京发动武装起义“是轻率的不能容忍的”的意见。批评远东局，实际上就是批评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维经斯基违纪。指责他的主要事情是：远东局复印了多份维经斯基11月6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这个行为等于公布这些记录，是不能容忍的错误。会议对远东局提出警告。自然，这等于是对维经斯基提出警告。为什么维经斯基据实向苏共中央报告“中山舰”事件的真实情况反而失去信任，并且不明不白地受到指责，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团。

维经斯基在失去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时，三个本来与他一起在中国奋斗的同伴，也开始指责他。1926年12月14日，拉菲斯在莫斯科向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报告称：“远东局的工作已失败”，并且要求：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遣一名中央委员负责远东局的工作，让维经斯基作为他的副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份报告中明显包含着压抑维经斯基的内容，是要把维经斯基排挤掉。

指责维经斯基的第二个人是远东局的纳索洛夫，他于1927年2月5日在上海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称，维经斯基是机会主义者，应该把他撤换。第三个指责维经斯基的人是远东局的阿尔布列赫特，他于1927年2月25日，也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指责维经斯基是玩弄手腕，抹平棱角和调和妥协，不是给党提出明确的指示，而是卑劣的外交手段把他们弄得糊里糊涂。

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虽然没有完全接受拉菲斯、纳索洛夫、阿尔布列赫特的意见，但却在工作中表现出对维经斯基的不信任。1927年1月初，共产国际任命维经斯基和多里奥、罗易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他们到武汉后，共产国际又决定增加鲍罗廷为代表，这样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成了四个人，并且四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维经斯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不明显了。

谙然回国，有生之年再未踏上中国土地

“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大革命陷入低谷，加上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伴的指责，维经斯基觉得自己继续在中国工作已经很被动了。1927年6月，他主动向共产国际提出离华回国的请求，同时要求莫斯科派出“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当时的共产国际也认为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工作犯了重大错误，应该调离中国，便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个请求。

1927年6月，维经斯基怀着对中国这片热土的眷恋、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抱憾、对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的期待等复杂心情，起程归国。当时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陈独秀已经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集中在南京开展工作。在上海，中共领袖受到追捕，他们不方便出面为维经斯基送行。送走他的，只有一个中共方面派去的交通员。维经斯基带着再简单不过的行李，落寞地离开了中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中国这块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土地。

回国后，维经斯基并没有受到追究，但已经不再让他在共产国际工作了。苏共中央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几年之后，苏共中央又觉得维经斯基从青年时代起就长期从事共产国际工作，对于共产国际工作熟悉，特别是对于东亚各国情况较熟悉，于是决定发挥其所长，于1932年将他调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虽然他仍然不做实质性工作，但这一安排，使维经斯基又回到共产国际工作岗位，职务与他原来担任的职务相当，等于肯定了维经斯基过去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功绩。

维经斯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苏联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鉴于此，1935年，前苏联授予他经济学博士学位，不久又给他评定了经济学教授职称。但维经斯基的主要声望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地区问题专家”，也正是这个原因，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特地将他列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自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后，维经斯基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他始终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关注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他，已经不再做共产国际具体工作了，自然不能再对共产国际东亚事务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了，但是维经斯基从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发表了大量演讲，写下了大量文章。这些演讲和文章中，充满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赞许和期待之情。1947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将他关于中国现代史的演讲稿结集出版，书名为《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1953年，他撰写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收入《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7期。

1953年，维经斯基身染重病。苏共中央十分关心他的病情，组织医生专家为他治疗，但仍然未能挽回他的生命。当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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