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我党唯一的“五重特工”：把日本公馆变成情报据点

从9月1日开始，网友将会在中国军网看到一系列崭新的文章——“军事解密”。与其他军事历史类文章不同，“军事解密” 不仅将为读者揭开军事历史的谜团，更将着眼于挖掘隐匿于军事历史之中跌宕起伏的人物故事和生命轨迹。除却解密性、知识性、趣味性、人文情怀将是“军事解密”不同于其他军事报道的特色。

依靠中国军网独有的资源优势，编辑拟从传奇人物、武器装备、经典战役等诸多角度，为您呈现别具一格的军事历史报道。

作为本系列的开篇，本期军事档案将为您还原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了共同的信仰，他们不惜背负“汉奸”“卖国贼”的骂名隐匿于敌人内部，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斡旋，他们用智慧与勇气演出了一部部惊心动魄的情报大戏。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色特工”。

袁殊——绝无仅有的“五重特工”，将日公馆变为我党情报据点

1927年袁殊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 资料图

《伪装者》中的明楼。

在特工历史上，双重乃至三重特工都并不鲜见，但“五重特工”却可谓独一无二。在我党特工史上，一位叫做袁殊的“红色特工”除为我党情报系统工作之外，同时兼有中统、军统、侵华日军以及青红帮成员等多重身份。是我党历史上唯一的“五重特工”。

那么，如此具有神奇色彩的身份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1929年，原本是国民党成员的袁殊开始专攻新闻学并接触进步思想。不久后，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我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晋升为 “红色特工”。

在“新声通讯社”工作期间，凭借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和强大的人际关系网，袁殊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这也使他获取的的涉日消息又快又准。为了开拓情报来源，袁殊还加入了青红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兄弟。抗战爆发后，由于与日本领事馆关系密切，袁殊得到了国民党特务头目的重视并获得了军统身份，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兴亚建国同盟”，俨然成为了一个“小汉奸头目”。至此，袁殊凑齐了共产党、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红帮的五方背景。

当然，这些身份都得到了我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

利用遍布各个派系的情报线索，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直至1946年，袁殊在我地下党负责人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日本领事馆。资料图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日军阵地侦察，把军事情报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地下党组织。袁殊打着“岩井公馆”的招牌，利用岩井英一的钱为我党组织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岩井公馆”几乎成为我党的情报工作据点。

此后，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等。在此期间，袁殊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均为精心挑选，并无特别价值的信息，但他从日本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却弥足珍贵，其中包括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

根据这些情报，党组织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出大量被俘的我方人士，其中还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成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背着“汉奸”“叛徒”“卖国贼”的骂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五重特工”袁殊在隐蔽的战线上为抗战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鲍君甫—— 我党“双面特工”，曾助周恩来脱险，后被叛徒出卖

鲍君甫

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四杰”之一鲍君甫是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发展的第一位情报员，也是我党的首位“双面特工”。 彼时身居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的他，是如何与我党接上关系的呢？ “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人的故事广为人知，而鲍君甫的经历却几乎被尘封于历史之中，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

时光倒流到1928年，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的陈养山巧遇鲍君甫。了解到鲍君甫的情况后，陈养山希望将他发展为我方情报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鲍君甫正式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成员。其实，再在数年之前，陈养山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从此结下了情义。也是在那段时间，鲍君甫受到了当时我党进步思想的影响。

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上设立了“杨登瀛（鲍君甫当时的的化名）办事处”。为配合鲍君甫扮演好“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还故意透露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鲍君甫逐渐取得了特务头子的信任。

借助强大的关系网，鲍君甫时常能够获取价值不菲的情报信息，并屡建奇功，其中救助周恩来脱离险情的故事至今为人铭记。

1930年4月，黄第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从前苏联回国，党组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他联络。谁知黄第洪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透露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蒋介石指令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此事。鲍君甫获悉后迅速将黄第洪叛变的情报传递给中央，使一场危局化险为夷。

除了帮助周恩来脱险的经历之外，鲍君甫还曾营救过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等在内的我党多位重要领导人，并铲除了蛰伏于我党之中的叛徒白鑫，可谓战功累累。

鲍君甫的女儿在父母的墓碑前。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鲍君甫被秘密拘留，并且因“失职”而被关押，与中央特科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1932年，鲍君甫被其老上司保释出狱，此后完全脱离特工系统，十几年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1969年，鲍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1976年，周恩来于重病之中还曾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鲍君甫，周总理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

熊向晖——“胡宗南亲信”，毛泽东称他一人可顶几个师

年轻时代的熊向晖。

《一号目标》中熊向晖的扮演者。

熊向晖出身于官宦世家，就读于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他心思缜密，才华横溢，得到了国民党高官胡宗南的赏识，仕途一片光明，但却为何甘心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我党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军事情报，并帮助粉碎了“闪击延安”的特大阴谋？他到底有何雄才大略，为什么毛泽东都称赞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1939年，熊向晖被调到胡宗南身边，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到机要秘书。尽管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级领导的赏识，但是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熊向晖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清华大学期间，熊汇荃（原文如此，系熊向晖原名）接触了进步思想，成为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在先锋队中，熊向晖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进步青年的转变。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到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服务”，并逐渐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在此期间，熊向晖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提供了多份价值不菲的情报。其中的一份情报更是粉碎了胡宗南部队“闪击延安”的阴谋。正因这一壮举，毛泽东称他“一人可顶几个师”。

周恩来总理与熊向晖（老年）的合影。

随着抗日形势逐渐明朗，国民党对我党的敌对情绪日渐高涨。1943年，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然而，令胡宗南和几乎所有国民党高层震惊的是，7月4日，胡宗南收到朱德的明电：“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很早就由熊向晖传出。党中央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因为有了情报工作的保障，虽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时常能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反而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留给胡宗南的一首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1949年，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张治中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随即解释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

从1939年到胡宗南身边工作到1949年正式回归，间隔的是11年的漫长岁月。11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事情，而熊向晖却一直压抑着个人愿望，为党默默工作，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表述，就是“面向黑暗，怀揣光明” 。

事实上，与文中所述的熊向晖、袁殊、鲍君甫等人相同，在黑暗之中坚守信仰，在隐蔽战线上孤军作战的“红色特工”不胜枚举。

笔者曾在对“红色特工”的采访中看到这样一段对话：

问：与魔鬼共舞，同死神战斗，您有没有害怕过？

答：在敌人身边，恨不得晚上睡觉都睁着眼，但是心里装着党就觉得踏实。

问：抗战中背负“汉奸”头衔，差点被群众“锄奸”，后来又蒙受不白之冤，有没有感觉过委屈？

答：选择了党，选择了人民，就要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就要经得起考验。

或许，这就是“红色特工”共同的心声。

在这里，让我们向所有为了信仰，奋战在隐蔽战线上的“特殊勇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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