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宣传的游击战: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

作者: 卢毅 来源:《理论学刊》 2015-11-15


文化宣传的游击战: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

鲁迅(资料图)

原编者按

在 20世纪,将文化宣传视为游击战争是很普遍的思路,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葛兰西等政治人物的论述中,更体现在从共产党组织到美国情报机构的传播实践中。这 种传播思维一般不信任由官僚机制主导的阵地战宣传,而是借由政治意识明确的“文化战士”以灵活的组织方式在传播对象中静悄悄地渗透。

本 文摘编卢毅发表在《理论学刊》2014年第8期上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尝试初步介绍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传播策略和传播实践活 动。此类研究数量稀少,质量也参差不齐,然而在当下传播环境中的启发性意义却十分重要。当统战工作重要性被重新提出的时候,回顾历史也可看清,如果没有政 治意识清晰的人员队伍和工作定位,官僚机构的组织动员力再强大,统战工作也很难获得乐观的结果。

20 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 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 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

形式的伪装

1927 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 方党部的审查。在这种严密的审查之下,共产党刊物必须寻找突破口。其中,左翼文化界的反抗最为强烈,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最为巧妙。就技术手段而言,左翼文化 人士通过运输方式、发行盗版、在文章删改处增加提醒文字、更换刊名、出伪装本的方式躲避严密的审查。

但是,在伪装以后,很多刊物很难被辨认,可能因此失掉目标受众,刊物就不禁而自绝了。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发行形式更合法、传播范围更广泛的宣传渠道。

向中间立场报刊的渗透

在 外部审查压力下,中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设法向一些持中间立场的报刊甚至国民党的官办报刊渗透,以文学艺术的手法进行半地下宣传。为此,中共中央曾专门 指示:“党的某种主张或号召,不要轻易在我影响下的刊物上登载,以影响该刊物的存在与吓跑落后的以至中立的群众,我们可以用某种代名词交公开的大报或小报 发表,或经过某一新闻记者传出,或不署名的散发等等。”

比 如,许涤新和邓拓等人从1933年至1935年,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 章。据当时左联人士回忆,“《东方杂志》是旧中国资格最老的杂志,影响相当大;《新中华》的资格虽然不那么老,但销路也不坏。它们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登记的 合法刊物。但它们是中间性质的刊物,与国民党的机关报有着区别。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利用这种合法刊物来发表我们的文章,可以把我们的政见传播到全国 各省市去,这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斗争方式。”

在 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有明显起色。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 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又 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 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 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也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 红色人物,而书店老板现在竟要靠他们吃饭了。

当 然,这些中间报刊也因此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很大压力。胡愈之很快就被迫辞职,《自由谈》也不得不“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它又怕失去 读者,仍然继续采用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稿件,只是要求其写得更隐晦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左翼作家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策略。鲁迅即曾表示:“我们决不能因此搁 笔,当然仍要写讽刺文章,仍要揭露黑暗,不过要注意到这种情况,写得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太刺眼”,“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 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了么”。于是,他就回避直接谈论政治,转而“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以此来针砭时 弊,或是利用历史故事借古喻今,通过谈风月来谈风云,反映些“时代的眉目”。

打入电影创作团队

在 电影创作方面,瞿秋白亦指示夏衍等人去占领这块阵地。1933年,中共在电影界成立了第一个小组。在其领导下,电影界的共产党员及左翼电影工作者积极开展 活动。1932年至1937年,上海明星、天一、联华、艺华等四家最大的电影公司,从编导到录音各部门,都有中共党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他们实际控 制了编导方面的领导权。仅1933年1月至10月,上海各制片公司就摄制了60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体现了救亡图存的诉 求,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对此,夏衍后来曾总结:“在‘左联’前期,我们自己办书店,出机关杂志,禁了再办,办了再禁,孤军作战,损失很大,……现在, 在‘左联’——也该说左翼的后期,我们已经逐渐团结和争取了中间力量,甚至能够在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作战了”。

不 仅如此,上海《民报》“影评”副刊,有一个时期的撰稿人主要就是左翼剧联的成员洪深、陈鲤庭、宋之的、郑君里等人。此外,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晨报》“每日 电影”副刊,有段时间也是共产党员主编的。以至于右翼分子曾经公开质问:“国民党拿了这么多的钱来办这一张报,原希望能对于党国发生一点效果,宣扬宣扬党 的主义和精神的;谁知道现在竟反替反动的、要打倒国民党的敌人共产党去说话了!我不知《民报》的主持人,为什么竟昏馈到如此地步!”。

新写实:淡化政治色彩

与 此同时,一大批年轻的左翼作家也逐渐成长起来。早期左翼文学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直白的叙述代替了细腻的描写,口号呐喊代替了感情抒发, 把诗歌当作政治传单,把小说当成动员讲话,而且题材狭窄,大多拘泥于“革命加恋爱”的套路,于是读起来难免苍白乏味,艺术水平不高。茅盾当时就坦言:“我 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 无产文艺。”朱光潜也评论:“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要文学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他们也只有理 论而无作品”。

而 正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文网下,左翼文人被迫淡化其原先浓烈的革命色彩,纷纷“转入新写实运动,其特征是客观地、带有分析性地描述生活和社会情况,很少作露骨 的宣传,但明确地表示出需要革命”。这一时期,诸如丁玲、张天翼、萧红、萧军、巴金等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剖析社会现实的佳作,用一种更含蓄深刻的方 式来表达政治情绪。对此,时人曾评价:“这是迄今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途的发展。作家在自由表现方面有所损失,但作品的谨严和不露痕迹的感染力这 方面的技巧却有进步”。鲁迅也十分欣慰地说:“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 真的注视。”

“韧的战斗 ”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注意保护自己、十分隐蔽的“韧的战斗”也令国民党审查机关颇为头疼,他们曾报告:

其 应予查禁者,厥为:(1)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及其他各反动组织或分子宣传反动诋毁政府之刊物。(2)普罗文学。关于第一种反动刊物,其旗 帜鲜明,立场显著,最易辨识。但本市各大小书店中,此种刊物,尚未发现。其最难审查者,即第二种之普罗文艺刊物,盖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 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义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且注重题材的积极性,不仅 描写阶级斗争,尤必渗入无产阶级胜利之暗示。故一方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而另一方又足闪避政府之注意。……故普罗文学刊物,本市各书店亦有出卖。

由 此可见,国民党的文化封锁虽然堪称严密,但在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的各种寻隙攻击下,最终还是被突破了。在1934年召开的国民党文艺宣传会议上,山东省党 部便承认:“年来所谓左翼作家鼓吹普罗文艺炫惑青年学子,虽本党竭力防止仍未能完全绝迹。”到了1936年,右翼文人苏雪林更是说:“前几年左派势力活 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因此,“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受了左翼作家的支配。……不过十年 功夫,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了”。

(注:本文摘引自卢毅《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理论学刊》2014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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