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遵义会议光芒驱散历史虚无主义魅影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鉴于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形象的严重歪曲、丑化，鉴于其在海内外毛泽东研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笔者认为，深入批驳其错误观点已经刻不容缓。本文对照我省的情况，运用贵州省博物馆与贵州省社科工作者多年来整理、出版的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六十多万字的历史文献，对遵义会议前后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批驳了所谓，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取得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信任是“担架上的阴谋”论;“四渡赤水”胜利偶然论，“四渡赤水”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论;“土城之战”和“鲁班场之战”是指挥失误“头脑发热”的大败仗，是不应有之战等“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关键词：遵义会议光芒驱散历史虚无主义魅影

　　贵州是红色文化富集地。中央红军长征时间约一年，历经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其中在贵州时间达4个半月。在贵州这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了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如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特别是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系统整理、阐释、宣传这一重要的党的历史智慧和力量，开发这些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我省党的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全党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进行党历史教育的好教材之一。

一、关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一段时间以来，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陈渣泛起，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采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段进行解读。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构建虚假历史的各种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总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还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在一段时间以来，鉴于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形象的严重歪曲、丑化，鉴于其在海内外毛泽东研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深入批驳其错误观点已经刻不容缓。对照我省的情况“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把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取得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信任说成是“担架上的阴谋”。这一错误观点广泛影响文艺作品，造成不良影响。

2.否定“四渡赤水”是一个统一的战役。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文章认为：“四渡赤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四渡赤水各有各的决策过程，属于一个时间段内的多次作战行动。有学者把“四渡赤水”割裂开来，认为一渡二渡是一个部分，三渡四渡是一个部份。由此而得出结论“四渡赤水”并不是“神来之笔”。面对这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我们必需对其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批驳。

3.一些学者片面认为“土城之战”和“鲁班场之战”是毛泽东一生指挥的250多次战斗、战役中，四次败仗中最失败的两次(其余两次指遵义会议之前的水口圩之战和高兴圩之战)。一些影视作品把执行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的“土城之战”说成是“头脑发热”、“为了巩固遵义会议成果而急于打胜仗”造成的不良后果;把执行《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中“从金沙江过渡”的第二套方案，掩护中央纵队实施“三渡”的“鲁班场之战”说成是不应该之战。进而否定整个“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论断。

　　这些在党史上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有意无意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依据，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较为广泛的市场。我们必须对这一思潮进行深刻批驳，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看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

二、加强对党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的研究和宣传，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因为这些研究者常常罗织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说法来支撑他们的错误观点。一些文章采用某某人回忆、或传记、纪实文学、事后访谈等为观点支撑，无视历史文献，质疑毛泽东同志四渡赤水是“得意之作”的说法。因此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有力的批驳。

1.对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有力的批驳的基础、角度和方法。

　　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是有客观标准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史实研究，不是某人是权威、某人官大，他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也不是某人观点有出处就是正确的。正如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指出：“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

　　贵州虽有众多党史研究方面的资深研究者，但在重要学术论坛上，我省学者常常缺少话语权。正如“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贵州省在建国几十年来，众多社科研究工阼者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积累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宝贵历史文献多达六十多万字。对于批驳那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贵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身上。

2.涉及我省在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的正本清源。

(1)遵义会议的成果是“担架上的阴谋”还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战略智慧。“担架上的阴谋”一说最先出自德国顾问李德之口，后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里也谈到“担架上的阴谋”。一些对遵义会议史实研究比较粗浅的人信以为真，并且影响到许多影视作品，常常被采用。如果说李德因为他不懂中文，没有在遵义会议上听明白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那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外国人对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发言没有深入研究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有着重大智慧的身经百战的智者，岂可被一个“担架上的阴谋”所蒙蔽。

　　实际上，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精辟、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事路线，深刻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误的。并分四个时期对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评。如对第四个时期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长征开始到黎平为止，这第四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在军事指挥上，在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这个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

　　毛泽东同志还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正确总结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与教训。其中也提到遵义会议前那两次被后来的学者称为败仗的两次战斗。他认为江西兴国的高兴圩之战，广东南雄的水口圩之战。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算作胜仗，而且是大胜仗。因为水口圩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高兴圩的团村击溃陈诚十二个团，但毛泽东认为因为没有缴获，应该不算胜仗。不算胜仗岂能就算败仗?

　　在遵义会议上，他还从理论上，战略上系统地阐释了什么是战争?什么是革命战争?什么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因此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这个战争不是在其他国家，而是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在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之后，还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红军的战略与战术问题。科学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必需的战略思想和方法。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自从遵义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思想，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共识后，在毛泽东同志正确指挥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一生组织指挥了250多次战役和重点战斗(红军重大战役、战斗共900多次)，赢得了历次战略性战役及整个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国内外的一切对手。毛泽东同志一生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军事指挥文献，无论战绩和军事理论都远远超过西方四大名将之和。

　　在经历湘江惨败之后，相信有着非常智慧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听到这样的具有对战争有真知灼见的，有理论、有战略考虑、有战术分析的发言，相信党内不带偏见的同志都会投毛泽东一票。毛泽东同志获得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认可是必然的。并非如李德著书所言的“担架上的阴谋”。

(2)“四渡赤水”是一个系统性的战役。在史党研究中，有人将四渡赤水完全分割为四次完全不同的战斗，或两次不同的战役是完全错误的。一些研究者或许并非出于恶意，只是由于没有认真研究土城之战，也认为土城之战是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次失败的败仗，是因为“头脑发热的决策后果”。或认为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没有得到完全授权而造成的，其实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在黎平会议后，鉴于中共中央有决议，即猴场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议会议的第一议题即是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会上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拟定行动方案，即《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显然这个计划必定在遵义会议后期向中央政治局作过报告。计划是遵义会议后三日，即20日下达的，也就是说这个计划不但是政治局同意的渡江计划，应该说这个计划文本最后是经由毛泽东、朱德等定稿，由周恩来下决心签署后执行的。

　　《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文献全文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点。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丙的部分共分4点。其中第2点指出：“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敌与川敌。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在第3点中指出：“在尾追之敌紧逼我后而我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一部或多部。”在第4点中指出：“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时，我野战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川上游渡河。”

　　可见在计划的第2部分毛泽东已经估计到可能会有侧击之敌和尾追之敌并作了部署。故土城之战是意料之中应有之战。“土城之战”无论胜败都并非出于“头脑发热”，而是执行《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

　　再说鲁班场之战，更不是“头脑发热，急于打胜仗，巩固遵义会议成果”。这么简单。因为在《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第4点中也作出了，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拟从金沙江经叙川上游渡河。因此，在土城为川敌所阻后退避扎西，二进遵义后，发起的鲁班场之战，即是执行从金沙江渡河的一个“声东击西”应有步骤。因此，只要认真研究《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这一文献完全可以证明“四渡赤水”是一个整体战役。

(3)土城之战的决策是英明之举。有人认为土城之战是决策不当，从文献可知，土城战役是毛泽东早有预料的。也是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研究通过的《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的应有之意。当然，土城之战是有判断失误之处：这一战虽然疏于敌情侦察及对川军实力的低估，但是这一战也是英明之举。其实，当时川军出动的兵力共为八个旅。

　　当时川军从四川到贵州的，确实只有郭勋祺和潘佐两个旅，但到温水后，与从四川东北面赶水方向入黔的廖泽旅汇合，一同从东面向西尾随红一军团至土城。川军刘兆黎旅及周虎城大队从北面进入贵州，川军袁如骏旅从西北面人黔。川军范子英旅先期已进入古蔺，占领南面有利方位。也就是说除川军在长江作了重兵防守外，从东、西、南、北四面对红军形成了全方位的包围圈。这还只是蒋介石1953年1月19日发布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的一小部分。

　　土城正是在这个包围圈的边上，土城这一仗是红军主动出击尾追之敌，这一仗是不得不打之仗，如果避开这一战，红军径直向泸州方向走，其后果是：川军袁如骏旅从西面，川军范子英旅从南面，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加上廖泽旅从东面向红军进攻，而红军前进的正对面将受川军刘兆黎旅及周虎城大队阻击形成小包围圈。尚有由刘建绪为总指挥的第一路军;由薜岳任总指挥的第二路军等六路大军在外围形成大包围圈。红军若不及早跳出包围圈，将陷于前有长江天险，后有赤水河两面背水的不利形势。因此，如果没有土城之战，或是避开土城之战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土城之战一是起到了投石问路之作用，二是全面了解了川军的战斗实力;三是通过土城一战，全面掌握了蒋介石“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基本情况。特别是川军东、南、西、北，布署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果断命令撤出战斗，毅然放弃从泸州、宜宾过江方案退走扎西。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思想。然而，我们一些研究者，一些视频文艺作品却认为土城之战是毛泽东“头脑发热”指挥、决策不当之败仗。这是完全错误的。

(4)鲁班场之战是为掩护中央纵队“声东”之举的以攻为守的佯攻。鲁班场之战发生在“三渡赤水”之时，即从金沙江渡江方案的“声东击西”的佯攻，目的是为掩护中央纵队“声东”之举措，并不是毛泽东决策、指挥失误。“南渡乌江”从金沙江过渡正是《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中的第二套方案。再次证明“四渡赤水”是一个完整的战役。

　　关于鲁班场之战，是拟与蒋介石中央军决战，还是“声东击西”的掩护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要讨论鲁班场之战，不得不涉及“苟坝会议”的决策。3月4日，中革军委开会正式任命毛泽东为中革军委政委一职。当日下午毛泽东便与朱德骑马进至鸭溪。3月5日23时30分毛泽东同朱德发布了《前敌司令部命令》。这个时候，二局早已获得国民党最新军用电台密码。当前敌情完全清楚。因此朱毛的<前敌司令部命令>完全是有的放矢。《前敌司令部命令》内容共分5点。

　　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消灭周浑元纵队的肖致平、谢溥福、万耀煌三个师的部署，第一点要求“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明六日拂晓取道花苗田长于山、枫香坝之间攻击……”;第三点要求“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这是毛泽东恢复军内职务的第二天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完成“声东”这一策略，实际上这一命令没有得到执行。

　　为什么没有得到执行?虽然没有文献记载，笔者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这一策略实际上是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计，其真实意图或没有与任何人商议，毛泽东深知韩非子“事在秘成，败在语泄”的重要性。因此，虽然命令是以他和朱德名义签署的，但真实意图或并没有与朱德同志商议过。这就是为什么朱德同志在“苟坝会议”同意林彪攻打打鼓新场的意见，而不同意攻打鲁班场肖、谢、万三个师的原因。另外可能与猴场会议决定提出的，“军委行动计划需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程序有关，故有3月10日的“苟坝会议”。会议并非军事会议，而召开的只是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林彪提出进攻地方军阀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残师的电报。从一般常识出发，打鼓新场仅有王家烈的两个被打败的残师，而鲁班场则是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同时这肖、谢、万三个师还修建了近百个堡垒。林彪攻打打鼓新场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得到朱德、周恩来、甚至王稼祥、陈云等同志的认同，从常理来说应该是正常的。除毛泽东一人外，所有参会的同志一致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是最好决策。原因是没有了解毛泽东“声东击西”的策略，认为毛泽东是为了与中央军决战。

　　毛泽东在会上大发脾气，情急之下提出要辞去军委政委的职务，然而，会上居然全票通过他辞职的要求。毛泽东在会上生气的或许并非仅因为林彪提议攻打打鼓新场，更主要的是3月5日上任的第一道命令就没有得到执行。后来到了深夜，或许毛泽东感到如攻打打鼓新场后果很严重，也反省自己也有没有把命令的真实意图在一定范围内说明的问题。实际上他在3月5日的部署，并非要与中央军决战，而是摆出决战的样子，迷惑敌人。但在这么多人开会的情况下，把一个机密的“瞒天过海”博弈方式说出来，其实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了，一旦意图暴露后果更加严重。

　　这个时候，二局破译的9日情报《蒋介石部署黔北防务电》(1935年3月9日)出来了，蒋介石认为“(红军)或不与我决战”。要求“郭(勋祺)纵队即由桐梓向遵义攻击前进”。同时“吴、周两纵队即在原地集中，着转令孙纵队即赴西安寨、平桥坝集结”。

3月10日当天，蒋介石又向湘军发布电令，认为“(红军)似有东窜乌江之势，乌江上游(由余庆县至余庆司间之渡口)窜渡之公算为多”。特别布置加强了乌江防务。正如毛泽东预料，蒋介石已令滇军孙渡纵队的三个旅已向打鼓新场方向前进，要求吴、周纵队原地集中。郭勋祺纵队向遵义攻击前进。这便有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提马灯走一里多路找周恩来说明意图。周恩来被毛泽东说服后，才有中革军委才于11日凌晨1时致电林、聂、彭、杨电“……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这也是后来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三人指挥小组”(这个“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任务是全权处理最紧迫的军事工作。并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又称“新三人团”)的原因。

　　当时，如打了打鼓新场，鲁班场的中央军周纵队的四个师(根据薜岳《剿匪纪实》周纵队实际是四个师十六个团。即谢溥福的五师，万耀煌的十三师，肖致平的九六师，郭思演的九十九师)一旦下压至打鼓新场，加上蒋介石已令已经进至贵州毕节瓢儿井一带的孙渡三个旅的滇军向东面的打鼓新场集结，其距离与红军一、三军团到打鼓新场的距离基本一样远近。如此红军即使拿下打鼓新场，四个师下压，红军只能背水作战。加上孙渡4个旅从西面侧击，还不用加上飞机，红军即会陷入绝境。届时只有一个由黄沙河渡口渡河的唯一选择。

　　有研究者认为，“鲁班之场战或可不打”，认为消灭黔军王家烈两个残师或不成问题，如能打败黔军，如由打鼓新场经鸭池河上的黄沙河渡口渡河，这样同样也能执行<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中提出的“从金沙江过渡”的意图。或许现在的研究者，甚至于当时的一些同志也还有一种想法，如打下打鼓新埸，南渡乌江，或也不失为一种方式，也就不必三渡、四渡赤水。

　　但是，实际上军队作战人员过江可以，中央纵队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则无法适应。虽然打鼓新场正好在乌江边上，但一是大部队过江不易，特别是非战斗人员渡过乌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二是位于鸭溪的红军大部队要从打鼓新场过乌江仅有一个打鼓新场边上的黄沙河渡口。黄沙河渡口两岸呈标准U形，地形陡峭，北岸险地有千灵坳(现青林坳)，南岸有险地武北门。

　　其实当年乌江渡水电站筑坝前，黄沙渡口的武北门只有羊肠小道蜿蜒上山(笔者60年代经过此地时也是如此)，河上仅有一根铁索，由于水急，船工常常是依靠牵绳撑船过江。后来，笔者几次徒步考察过这些道路，两边都是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只要有一个团兵力在前面阻击，情况就非常危险。当年要从此过渡唯一可寄的藉望，就是乌江南岸不会有敌人阻击。然而，当时在南岸的息烽正驻有吴奇伟的两个师。因此，攻打打鼓新场实际上是占小便宜吃大亏的买卖。

　　毛泽东的意图是从沙土后山的大塘渡口南渡乌江，这也是从金沙江过渡进入四川的一条并不近的道路，这条路并非捷径，的确是“弓背路”。但如果能采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即“明三渡”，“暗四渡”。只要能争取到三天时间，让非战斗人员有充足的过江时间。如此，就能从东面暗渡乌江摆脱长江防线及十多个过境贵州的川军主力，及中央军、滇军、湘军组成的包围圈。跳出蒋介石“将朱毛引入赤水北岸‘合剿聚歼一的战略部署。

　　可以说，后来四渡赤水后的南渡乌江的渡口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主要渡口在金沙县沙土的后山大塘渡口。南渡乌江的后山，虽然有三个渡口可过河，三个渡口也相隔不远。但实际只有大塘渡口能过中央纵队，梯子岩、江口渡口路险，只能走战斗人员。笔者曾从黄沙渡口乘坐江巡船，直下沙土后山的江口、大塘、梯子岩，一直下到乌江渡水电站大坝考察，特地观察了这三个渡口。江口渡口，只是两山峡谷中一个密林中的小道，道路险峻。非当地人几乎看不出有路可走。

　　大塘渡口两岸平缓适宜中央纵军非战斗人员过渡，梯子岩渡口道路奇险，而南岸当地称“手肥岩”。而从上游黄沙渡口到后来红军南渡乌江的大塘渡口之间，当年(乌江电站筑坝前)多为悬崖绝壁，当地人称乌江七峡即：玉龙峡、炼鹰峡、赤壁峡、叠翠峡、猴愁峡、凝碧峡、玉泉峡，峡谷沿岸巨崖高耸，绝壁千峋，江面或窄或宽，山石或窄或幽。总称乌江七峡。也就是说从打鼓新场过乌江实际上只有黄沙渡口是唯一选择，从当时形势上来说，这并非红军应选的生路。

(5)关于三渡赤水历史文献需作深入辨析。在三渡赤水时由于是采用的“瞒天过海”计，有些公开的历史文献或并非真实意图。因此，在这一前提下，作为党史研究者，也要对过去的公开文献作深入分析。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以前文献，特别是三渡时的各种命令其实或许并非完全的真实战略意图。如中革军委14日发布的命令等。而这些命令也确实下达了的，这只不过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有瞒过红军官兵不让其得知真实意图的“瞒天过海”的表面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一向要求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原因。在军事指挥上，其实并不需要让人人都知道军事行动的真实意图。这种担心走漏真实意图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果然1935年3月13日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巡察组长王道基投降了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并将红军情况向周浑元全数供出。

　　毛泽东在鲁班场一战中许多公开发布的命令的确提到了与敌决战，但并不是真实意图。周浑元即使听了王道基的口供，知道了中革军委14日发布的公开命令：“十五号以全力进攻鲁班场、三元洞地带之周敌，期于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他也绝不相信这是毛泽东的作战风格，毛泽东历来风格是“引蛇出洞，击其半渡”他坚决不相信毛泽东会与四个师的中央军打阵地战(而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却相信了)。故周浑元在3月13日<周代指挥浑元元(13日)亥电》中认为“综合别动队及侦察报告，……现匪之真实企图，尚不十分明了”。可见，当年即使是周浑元也不相信中革军委发布的公开命令。

　　其实，中央纵队早于3月11日前已经撤出遵义，近万人已向长干山转移。准备下一步行动。3月11日黔军《何知重黔北战况报告》称：“(红军)大部约万于人，现仍向长干山附近逃窜其尾一部尚在李村，似有向坛厂、鲁班场进犯模样。”因为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已于9日，早已到了长干山一带，而九军团则在“据守鸭溪一带”。故Il日到长干山的万余人应该就是中央纵队。

　　从后来红军走向看，三军团实际上已经提前于十三日开始行动《民国二十三年大事纪》中也作了记载。同时《彭德怀自述》中也得到映证。他在自述中说：“这时(指十二日)，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守敌的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有四天，野战工整已经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凑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彭德怀如没有中革军委的命令他当然不会继续西进。

　　另从薛岳《剿匪纪实》中“仁怀鲁班场之战”一节，可看出十五日进攻鲁班场敌五师的部队仅千余人，持续仅数小时，而进攻敌九十六师的部队也仅数小时，我方实施进攻的部队仅两个师(即红一师、红二师)，完全是车轮式的掩护战，而不是决战的规模。可见，这些战斗完全是属于“以攻为守”的佯攻，其目的是争取三天时间，掩护中央纵队“三渡”，并没有决战的意思。

(作者系贵州省委宣传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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