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从抗战胜利走向民族复兴

作者：龚云来源：南风窗 2015-08-28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对于认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征程中的枢纽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代的沉沦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3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在迈向近代社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落伍了，并陷入了沉沦的境地。16世纪~19世纪初，中国还在封建社会晚期蹒跚行进时，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产生、发展，并向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扩张。资本主义集先进文明与残酷暴力于一身，其扩张既给人类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也带来了悲惨的命运。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门户，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西方列强向中国攫取了大量的领土、赔款和特权。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苦难史。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曾经只是一块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而已，战略上无足轻重。美国史学家迈克尔·沙勒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淡泊寡欲的农民，生活在那里的是一些“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的人们”。中国遭受如此欺凌，陷入如此境况，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中华民族要振兴，首要前提是获得独立与解放。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在10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中华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中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

抗日战争激发民族觉醒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争，是与法西斯主义在东方主战场进行的殊死较量，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和对手最凶残、牺牲最惨重的反侵略战争。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造成的国家的分裂和民族的涣散。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从鸦片战争，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在一步步走向觉醒。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过程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抗日战争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外反侵略战争中唯一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也是促成中华民族从自在转向自觉的战争。

　　“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获得广泛认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家危机和民族危亡，“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了，民族认同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

　　抗日战争与以往中国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的最大不同是，这场战争不是政府或者任何党派的反侵略战争，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反侵略战争。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党派之间，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和海外同胞之间，形成了空前的团结。

　　1938年9月创办于武汉的救亡刊物《国民公论》的发刊词中写道：“战争是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才能在新的铸型上面建造起来。”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实现了大团结、大联合。曾经传诵一时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满怀真情地写道：“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是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整体和民族成员的利益高度一致起来，民族危亡所系，就是民族成员危亡所系。于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由此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觉醒的突出表现在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党派利益和团体利益成为一切爱国者的共识。全国工、农、商、学、兵，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中国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自觉发扬“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传统，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诞生了爱国至上、团结御侮、不畏强暴、勇于牺牲、自力更生，百折不挠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它使中国社会各界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即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

大国地位的确立

　　在抗战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了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第一，中国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出境作战。第一次缅甸作战给了英军以很大支持和救援，第二次缅甸作战则收复了缅北地区。缅北反攻作战也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它不仅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交通线，还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第二，积极扶持周边国家的抗日独立运动，支持朝鲜和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抵抗力量的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开罗会议上，在中方的坚持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第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1942年，中国有关方面便已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这些设想成为联合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中国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应走向自治与独立，联合国宪章明确将民族自决原则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为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提供了法理支撑。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1942年1月，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文献，领衔签署如此重要的国际宣言，对近代以来饱尝屈辱的中国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中国被盟国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

　　自1943年1月起，中国陆续与英、美等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列强享有的在华特权，在法理上获得了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对战时和战后世界共同承担起重大责任。次月，在开罗举行了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开罗宣言》确认了中国恢复其被日本攫取的国家领土。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从组织架构上确认中国已进入大国行列。

　　抗战结束时，中国重新确立了大国地位，从国际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地带，成为一个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并享有否决权的大国，重新回到世界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抗日战争也是对中国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考验，看谁更有资格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考验中赢得了民心，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核心主导作用，形成了全国一致对外、共同抗战的局面，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立即在东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七七事变” 后，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按照持久战方针深入到华北、华中、华南等日本占领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并逐渐成为抗日主战场。

　　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同时也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在完成这两项革命任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关键作用。全面抗战的爆发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新的生机，毛泽东指出：“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就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同日军的浴血奋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中共已发展成为拥有121万党员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拥有正规军127万人、民兵268万人，是对日反攻作战的主要力量，为战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和敌后军民英勇杀敌的事迹，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民主党派，正是通过对这场战争的实际观察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自觉团结在它的周围。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人民勾画出了一幅未来的新中国的清晰而完整的轮廓，并指出了通向这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具体路径，为陷入迷茫中的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充满光辉前景的道路。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说过：“《新民主主义论》其意义和影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它的‘建国大纲’和政治纲领”。

走向民族复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探索。对内，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对外，中国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4年，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奴谈话中表示：“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1961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时指出：“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称它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公开教育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外宾时，直率地说，“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在你们国家搞鬼，那么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们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适应新常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经过中国人民近180年的艰难探索，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五千多年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史，百余年沧桑变化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最有力的精神底座。今天，回望抗日战争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既有家国破碎、死难同胞的伤痛，也有中华儿女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的壮烈，更有气壮山河、光辉永在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命运攸关的历史关口，应该更加珍视艰难岁月中凝聚和指引全民族砥砺前行的伟大抗战精神。这种精神，过去曾经鼓舞英雄的中华民族冲破历史的惊涛骇浪，现在和将来也一定会激励中华民族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