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供销社岁月

作者: 李学勇 来源:破土网 2015-03-31

 1980年的冬天,我正式参加工作,成为“八大员”之一——供销社售货员。经过短暂的培训,被分配到城关供销社。在计划经济主导的年代,由于商品比较贫乏,票证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宝贝,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就连买红糖都需要用糖票。

我的供销社岁月

  商业部门是当时的热门单位,城关供销社又坐落在县城,因此能被分配到那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在供销社的八年,我曾经当过门市部营业员、副食加工场工人、采购站业务员,最后忝居到门市部经理。1989年因工作需要,我调离了供销社,虽然已经离开20多年,但对供销社的感情却仍旧一如既往。

  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通讯也没有现在这样方便,赶集、赶会是供销社主要工作之一。每到集日,我们就要将满满一大车商品用人力运到集市上,支上床架,将货物摆放整齐,从早晨八点多开始营业,一直到集散人疏。如果赶上来点新鲜商品,或者布票减半,那就要着实忙碌一上午了。当时农村刚刚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过去一直处于饥寒状态下的农民是供销社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商品销售的主力军,他们口袋里揣着大把的票子,进城来看见眼花缭乱的商品就愿意掏腰包,什么涤卡、的确良、凡尔丁、大花被面等大路商品,一上货架就被抢购一空;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高档商品也成为农村青年谈婚论嫁的首选条件。不论是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天,营业员都会忙的满头大汗,虽然辛苦,但心情却是由衷地舒畅。

  最辛苦的是到乡下赶集赶会(物资交流大会),几十里地,骑着满载商品的自行车,不管是顶风还是顺风,不论是晴天雨天,都会按时出现在集市上。后来,供销社购进了一辆“嘎斯”汽车,虽然方便了许多,但服务范围更加宽阔了。有一年冬天,我们先在夏津赶完了会,又去老武城,随后又发往东李官屯,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续的几天雨夹雪天气让整个“物交会”泡了汤,我们只好整天窝在棚里打扑克、下象棋、喝酒、聊天。家在东李街上的王万杰副主任邀请我们家去聚餐,十几口子人吃饺子,外面飘着毛毛细雨,屋子里却是热闹非凡,那暖融融的感觉令人回味至今。

  1986年,夏津县兴起了棉花市场,一时间,大街小巷,所有人仿佛都变成了生意人,随便在街上遇见一个人,一寒暄就是“要货吗?”“有货吗?”“几级的?”“嘛价格?”由此吸引的全国各地客商纷至沓来,小小的县城里南腔北调,繁华一时。作为农村主战场的供销合作社,我们更是不甘人后,较早的做起了棉花生意。最初是收购籽棉自己加工,然后打包出售,后来就在县服务楼安营扎寨,做起了棉花经纪业务。

  那年冬天,我和两个同事曾经在禹城和临邑交界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一个多月,收购了几万斤籽棉,运回来后轧包。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从那个小村子回来,要步行几里地,搭乘临邑到禹城的班车,到禹城后再等从济南到夏津的班车。那天我早早就从村子里出来,紧跑慢跑,眼看着那辆公交车在距离我十几米的地方疾驰而去,沮丧的我恨不得打自己。心想,也许还会有过路车,慢慢等吧!从早上八点我就开始等,偶尔有车路过,我忙连呼喊带招手,汽车却在我面前扬起一片尘土轰鸣着远去。一次次充满希望地站起,一次次又满含失望地坐下,就这样,一直等到下午三点才赶上了那辆见人就载的往返车。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领教了等待的枯燥。棉花运回来以后,我们委托别的单位加工成皮棉,再进行轧包。那项工作却是一项纯粹的体力劳动,不但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而且还脏得昏天黑地。

  1988年,理事会成员一致推举我到亏损严重的社直门市部担任负责人,我一边利用已经熟悉的棉花业务打开局面,一边研究市场动向,拓宽经营渠道,当月就实现了扭亏为盈。记得那年我到淄博一家军用企业,购进了一批棉衣和胶鞋,棉衣非常畅销,几乎供不应求,胶鞋却和预期效果大相径庭,令我异常烦恼。也是带着这个遗憾我离开了城关供销社。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久,适逢县里组织治河,那些胶鞋、胶靴都派上了用场,几天时间就被抢购一空,让我的那位继任者着实发了一笔小财。

  岁月如歌,往事已矣,当年一起参加工作的小伙伴现在都已近老年,还有些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早早离开了人世,那段岁月虽然短暂,但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供销社,一个沉甸甸的称呼,必将伴随着我们的记忆走向永远,我为曾经是她的一员而骄傲、自豪,为她明天的涅槃重生而祈祷、祝福。

  作者简介: 李学勇,山东夏津人。曾在《中国文艺》、《当代小说》、《当代散文》、《散文选刊》、《东方散文》、《鲁北文学》、《厂长经理日报》、《中国食品报》、《长河晨刊》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首)。散文《云台山印象》获首届全国旅游散文大赛“最佳山水散文奖”,散文《谒蒲松龄故居》获2012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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