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面军旗产生问题再研究

作者：左家法涂开荣来源：江南app网址 2015-03-23

[摘要]秋收起义诞生了我党的第一面军旗，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第一面军旗是由谁指示制作的，却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的分析等，提出了第一面军旗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委会的决定而设计制作的观点。

[关键词]第一面军旗设计制作再研究

我党第一面军旗在江西修水设计制作并率先升起，得到党史、军史专家普遍认可，并被写进了权威党史论著。然而，军旗的产生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却是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设计的；有的认为是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制作的；有的则认为是根据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的指令而产生的。

一、关于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观点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其主编的《毛泽东传》一书中写道：“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①这段文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观点。与此类似的观点很多，原因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通过调查研究，毛在给中央的信中写到：“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 ②所以，很多研究者依此认为是毛泽东指示制作了我党第一面军旗。

从目前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原始资料《潘心源报告》来看，安源会议除部署了起义路线外，既没有编师的记载，更没有决定制作军旗的介绍。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报告或回忆文章也均未见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驻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9月8日收到了驻铜鼓的三团团长苏先俊转来的关于举行起义的信件，苏先俊在信中强调“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 ③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与警卫团联系的最早信件，尽管其详细内容已无从得知，但从《余洒度报告》中可知，这封信中主要是部署了起义和起义的路线，并未发现有制作军旗的指示。即使这封 9月8日收到的信件中，有制作军旗的指示，起义在即，设计制作的时间也是不允许的！

假使毛泽东策划起义之时就有制作军旗的决定，在起义准备非常紧迫和交通通讯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不至于将制作军旗的决定送至不属于湖南省委管辖的江西修水来实施，而会就地安排在长沙或者当时党组织属湖南管辖的安源等地制作。何况，毛泽东上文中所论述的“旗子”问题，并非旗子实物，而是象征意义的旗子，是指政党的主张、路线及其在老百姓中的形象。意即国民党的主张和形象已不得人心，共产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树立自己的形象。

总之，没有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可以说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夕提出过制作起义的旗帜。所以我们认为由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证据不充分。

二、关于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观点

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一说，源自军史专家王健英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一书。该书记载：“根据前委指示，制做了底为红色，中央为五角星，星内有镰刀斧头的军旗，这是我军的第一面军旗。”④从现有史料看，此观点也未发现有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可供佐证，可能系作者“合理”推测所至，认为：既然秋收起义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自然一切重大活动应在前委指示下进行，军旗的设计制作也不应例外。然而秋收起义却有其特殊性，由于军事领导分属修水、铜鼓、安源等地，起义之初，前委成员并未聚首，是有其名，无其实。苏先俊报告中称“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 ⑤。而此时前委重要成员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等却在修水，他们于 9月17日浏阳孙家段会师时才与毛泽东等见面，前委真正发挥作用也只是在孙家段会师后。

退一步说，假使由《苏先俊报告》中所述的“前委”下达了制作军旗的决定，然时间也是来不及的，毛泽东于 9月10日方到达铜鼓县城，“即组织前敌委员会” （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则组成前委也只能是 9月10日，而师部和1团“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 9月9日）取平江”， ⑥师部于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前一天就起义了，此时的镰刀斧头军旗已高高打出。

故此，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观点也不成立。

三、关于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观点

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一说，主要见诸于有关当事人的报告或回忆文章。比如，《余洒度报告》中提到“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即“刘基宋”，作者注）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⑦何长工在回忆文章中也指出：“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于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便在内部正式成立了。”⑧

诚然，警卫团直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开来，必然与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和湖北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留下的原始材料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些联系。正如何长工所回忆的，到修水前夕，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即赴武汉中央汇报工作，找到了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通过向警予与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发生联系，得到上级指示后，卢德铭并派参谋及时带回了指示。刘基宋在其自述中也写到，警卫团到修水后，“旋中共武汉政治局派关学参同志前来传令．．．．．．”；⑨后刘基宋奉令从修水率一些干部赴通城后，余洒度一直与刘基宋保持密切交往，通过刘基宋获取“军部的通告”；山口会议确定“师委会”成员后，又“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 ⑩。特别是后来秋收起义总指挥人选，也是通过向警予由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任命的。韩浚后来回忆：“向警予说：我们把你们的问题研究了，你们还是回部队，你们回去后，把湖南、湖北两省武装的农民集中起来，训练一下。回去时，组织一个指挥部，指定卢为总指挥，我（指采访对象韩浚。笔者注）是副的，辛焕文为指挥员．．．．．．”（11）。但是，中共中央由于考虑到我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时一直有借助国民党左派名义的考虑，希望借助左派的力量汇聚军队和民心，以有利于起义的顺利进行。所以，中共中央在8月23日回复湖南省委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12）李立三在总结“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时，就对南昌起义前后借助国民党这块招牌的反思：“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13）所以，秋收起义前夕的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与国民党决裂的打算，没有完全抛弃国民党左派旗子的决心。既然国民党的招牌不愿丢，象征意义的旗子也还举着，自然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也不会有打新的军旗的想法。

所以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也不可信。

四、军旗产生的决定应为“师委会”

警卫团在修水的一个月，秣马厉兵，积极作好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此时，当接到《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我们认为，由于赣鄂党组织往来密切，此件也应传达到了修水）关于“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14）和《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关于“七、．．．．．．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15）后，警卫团即于九月初邀集平浏农军召开了山口会议，组建了秋收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策略性地“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并成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内部负责为师委会” (16)此时，因部队名称变了，“师委会”自然会想到易帜问题。毕竟警卫团也是群贤毕至，从武汉“七·一五”政变中走出来，战斗在前线的这批年轻共产党人，经过一个多月所见、所思、所感，同样会对国民党旗帜有一个理性思考，也会有反对再打国民党旗号的主张，会毅然抛去国民党无形的和有形的旗子。

亲历者陈树华的回忆正好印证了我们这一推测：“我记得为了制作工农革命军五角星斧头镰刀军旗，真是左画也画不好，右画也画不好，左拚右拚凑合而成。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17）陈树华的多次回忆口径都是一致的，特别是陈树华分别于 1988年10月22日、 1988年11月3日和1989年1月31日三次就军旗等问题以书面形式给铜鼓县党史办进行了回信，详细回忆了军旗制作经过，并就军旗如何从修水带到铜鼓进行了回忆，其中在第二封回信中提到“二、军旗图案件八月初旬（应为农历。笔者注）一个下午决定后，我即当夜设计绘制，翌日即交街上裁缝制作，并没有中央的统一布置。这个图案，当然是由何坚、伍中豪带到铜鼓去了。是成为一致的原因。”（18）当时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由于属师领导，其回忆应是比较准确的。铁心的文章也佐证了我们的推测“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师师长。”（19）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军旗的产生应当是根据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委会”所作决定而设计制作的，时任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

③⑥⑦⑩(16)《余洒度报告》（ 1927年10月19日）

④《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第16页，王健英编著，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⑤《苏先骏报告》1927年9月17日

⑧《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何长工，见《秋收起义在江西》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

⑨《加入共产党与脱节后工作经过》刘基宋，1951年。原件存通城县党史办。

(11) 1967年6月11日下午江西省文办展览组宋俊生同志在汉口韩浚家采访韩浚记录

（12）（14）《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

（13）《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第338页，1981年9月中央档案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