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废人：毛泽东：古田会议露峥嵘

继续坚持学会使用毛泽东建军思想将是惟一的一个不可更易的大前提。

　　1929年12月28日，福建上杭古田镇廖氏宗祠内，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站在历史的彼岸回望，我们会发现当时当地的任何一个与会者似乎都不曾想到，他们正亲历着的这次会议将被后人称之为“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他们正亲历着的“古田会议”将被后人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军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而永远载入史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完成了他建军思想的整体构建。

　　历史似乎注定要在这里陷入沉思......

　　85年后的金秋时节，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又一次把目光投注到了古田，亲自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一夜之间，久违了的“古田会议”在中华大地上再次升温。当很多人通过各类媒体的宣传，重新接触到这个在中共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词时，往往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对这个名词的陌生，都会不由自主地问道：“‘古田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和中共的发展，和领袖毛泽东的历史，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赖传珠上将讲的好：“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见《伟大的历程》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1版)。笔者要说，古田会议，也是毛泽东作为一名见识卓绝的军事统帅的胜利，是毛泽东在中共发展史上“显露峥嵘”的一次胜利。

　　原因何在，静观下文。

　　一、“八月失败”和毛泽东的“先知先觉”

　　要想把“古田会议”这件事讲清楚，笔者以为首先应当从1928年的“八月失败”讲起。

　　1928年5月，一个名叫杜修经的年轻人受中共湖南省委的委派，来到刚刚创立不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的使命主要是了解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以便省委依照了解到的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制定下一步斗争的策略。20岁的杜修经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情绪异常振奋地考察了红军官兵的生活、学习和战斗情况，走访了根据地的被服厂、医院等部门。

　　回到省委后，这位年轻的巡视员迅速拿出了一份内容丰富但是又明显过于乐观的报告,在令当时的湖南省委激动之余，也使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以为那里有两万人马一万枪，甚至以为不要红军主力，只靠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井冈山即可保存。于是，头脑严重发热的湖南省委很快就做出了一个“进军湘南，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武装割据”的极具冒险精神的决策。

　　面对省委的错误决策，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同志无疑是清醒的。1928年7月4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往湘南”。在谈到红四军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此时把队伍拉出去作战是极为不利的。

　　然而就在此时，湘军吴尚的第八军参与会剿井冈山，兵锋直指宁冈。为了摆脱危局，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留守永新保卫井冈山，朱德、陈毅则率领军部和主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出击酃县、茶陵，意图迫使湘军回援。然而，当朱德、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迅速攻克酃县，并在迫使湘军回援后准备回师井冈山之际，由于酃县当地已临近湘南地区，主要成分为宜章农军的二十九团产生了浓厚的地方主义情绪，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动摇，在二十九团党代表的龚楚的不断怂恿与倡导下，又一次提出了“进军湘南”的作战方案。

　　由于此时红四军政治工作的薄弱，面对战略决策的临阵突变，朱德、陈毅虽力图制止，但却无法扭转这种明显违反军队纪律的现象的蔓延之势。比如当时陈毅曾经提出是否进军湘南应先由巡视员杜修经报告特委和毛泽东同志后再做最后之决定。但是，当杜修经准备赶回井冈山时，龚楚竟然对杜修经说：“你去吧，我们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也走了!”通过此事，足见当时红军内部自行其是的自由主义风气已发展到何种程度。

　　就这样，这支红军的主力部队不顾毛泽东同志来信的劝阻，于1928年7月24日进军湘南，直取郴州。由于郴州守敌范石生曾在朱德率领红军转战期间，对朱德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进行过帮助，所以朱德当时并不主张袭击郴州。但是在部队组织性、纪律性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对这一行动进行阻止和改变。朱德晚年回忆此事时就曾明确说过：“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队，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是他与红军的确有交情。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么浓厚，也是没有办法的。”

　　更加严重的是，二十九团的宜章籍战士进了郴州就想打回宜章。他们先是抑制不住的大发“洋财”，面对范石生部队留下的大量物资、银元，他们是连抢带夺。后来成长为共和国上将的杨得志当时还是一名班长，主要负责在军用仓库门前站岗，但是面对“抢仓库”的官兵，他也只能徒唤奈何。其后，在范石生部队展开反扑，复夺郴州的危急时刻，他们又成连成排的向自己的家乡奔去，完全失去了革命军队、革命军人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最终只能是彻底走向溃败与死亡。

　　就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袁崇全叛变事件”。事件的主人公袁崇全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郴州作战期间，这位袁营长就曾因坐视一线警戒部队被困而不顾而险些被陈毅下令枪毙，只是由于朱德的保护，才只将他改任团副了事。事后，袁找到朱德并向他表示悔过，骗取了朱德的信任。1928年8月，袁崇全作为先遣部队的负责人继续统率二营向沙田地区进发。数日后，袁突然派人送信回来表示：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从此彻底走上了叛徒的道路。更加令人痛惜的是，红军的优秀将领、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在连夜追击袁崇全，并试图将出走的部队劝回来的时候，竟遭了叛徒袁崇全的毒手，当场牺牲。晚年的粟裕大将回忆此事，还曾无限叹惋的表示：“他(王尔琢)的牺牲，是一个大的损失。这次事件说明对于旧军官的改造比对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复杂、艰巨。”(以上内容可参阅《陈毅传》第74-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1版以及《粟裕回忆录》的相关章节)

　　这就是红军早期战史中教训极为深刻的“八月失败”。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得不感叹毛泽东同志极富预见性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的取得无疑是建立在毛泽东同志对战局整体发展态势以及红军内部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基础上的。诚如造成“八月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杜修经在失败后的反思中所言：“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毛泽东)，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毛泽东年谱》上卷上册第2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

　　二、粟裕将军反思“八月失败”，推崇毛泽东

　　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培养起来的一流军事家，同时也是“八月失败”的亲历者，粟裕大将在晚年的回忆中，对“八月失败”做过深刻的反思。

　　在反思的过程中，粟裕将军首先强调了轻视思想政治工对红军建军之路的阻挠和妨害。他说：“我所在的二十八团，在党的领导下屡建战功，但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卖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我担任党代表后，有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见到我就说：‘来卖膏药了吗?多少钱一张?’我刚做政治工作，没有经验，只有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

　　讲到这里，粟裕将军还做了一番自我批评和自我解剖。当时，将军身边有个通讯员好赌博，经常被将军抓到现行。一次，将军气急了，就对他来了一次“两腿半分弯”的变相体罚。所谓“两腿半分弯”就是让受惩罚的人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可惜的是，这个通讯员虽然吃了苦头，恶习依然不改。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下定决心再也不罚他了，而是耐心地同这个通讯员谈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做通了通讯员的思想工作。这个通讯员不但自己不再赌博，还主动帮助将军做了许多查赌的工作。通过这件事，将军感慨道：“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

　　具体到“八月失败”，粟裕将军认为：“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八月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部队里存在的这些错误思想，使部队易于接受盲动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同志，粟裕将军的态度则是十分推崇的。他说：“毛泽东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是经过探索实践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正确地解决的。”应当说，粟裕将军作为毛泽东的麾下战将，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为一名在党内享有良好声誉的革命家，他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评价无疑是公允的，也是经得起推敲的。(以上内容可参阅《粟裕回忆录》第51-5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2版)

　　三、毛泽东的人生低谷：遭遇刘安恭、落选“七大”

　　尽管粟裕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当年的毛泽东同志无比推崇，但是，笔者在这里依然想要指出的是，从八月失败到古田会议的这段时间，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却的的确确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不折不扣的低谷时期。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是这样诡谲！

　　1、刘安恭其人其事

　　1929年5月，受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委派，一个叫刘安恭的人“空降”到了红四军.但是，当时当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的是，刘安恭的到来，竟然在红四军内部搅动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甚至差点造成红军内部的分裂。

　　这种分裂似乎也直接反映在这段历史中的主要当事人对刘安恭看法上的严重差异上。比如同样是对刘安恭进行评价，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经明确讲过：“(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残余等)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被党内和军队领导层中的托洛茨基派利用”，“其中有个叫刘安康(即刘仁恭)的军长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对敌作战时，把红军引入困境，企图毁灭红军......古田会议后，他们的影响就被消除了”(见《红星照耀中国》第13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1版)。但作为红军的另一位主要统帅，朱德在同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及刘仁恭时，却对刘仁恭做出了较高评价，认为他“是红军的出色将领，受过高等教育的团长”(见《伟大的道路》，第306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1版)。二者评价之大相径庭，清晰可见。

　　这个刘安恭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在红四军工作期间又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刘安恭，四川人，早年曾入云南讲武堂求学，后赴苏联留学，按照萧克将军的说法，此人“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套的”。可惜的是，就是这个“军事上有一套”的刘安恭，却在进入苏区工作之后，很快陷入了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泥潭，对红四军建军的一些原则问题发表了一些很不负责任的议论。

　　一方面，刘安恭到处散布已被红四军前委明确回信拒绝的中共中央二月七日发给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所谓“二月来信”)中关于“朱毛要离队”、“部队要分散”的内容，直接造成了红军部队思想的混乱;另一方面，刘安恭对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的前委工作，更是意见颇多，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攻击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并进而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在他做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刘仁恭竟擅自作出决定：前委今后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种完全无视党和军队的组织纪律，由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领导权的行为，不但是错误的，同时也把红军内部原本整齐划一的思想彻底搞乱了。

　　讲到这里，笔者想简单谈谈自己对刘安恭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首先，刘安恭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一心一意想要干坏事、祸害红军的坏人，相反，作为一名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期参加中共，并主动投身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的青年志士，他的这种献身精神永远是值得肯定的;其次，刘安恭的行为给红军造成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同样不容否认。刘安恭所犯下的错误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他既受过旧军队不良习气的浸染，又以有留学苏联学习军事的经历而自诩，特别是进入苏区后，他受到了来自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集体推崇，很快就担任了重要的军事领导职务，这更使他平添了几分优越感与自负感。他支持朱德，反对毛泽东，说到底还是因为他对毛泽东这样长期坚持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主张通过游击战壮大自身的“土包子”从骨子里瞧不起，看不上，不接受，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他同后来进入苏区，下车伊始便排斥毛泽东的博古、李德等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他的存在也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在党内获得普遍认可曾经走过一条何其艰难的里程。

　　刘仁恭的生命是短暂的，就在这场争论爆发后不久，他本人就在冒进出击东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可以说，刘安恭最终用自己的死亡证明了他所坚持的这条忽视政治建军，战术上轻率冒进的道路彻底的失败了。

　　2、毛泽东复信林彪，奠定了古田会议的思想基础

　　面对红军内部因为刘安恭不负责任的言行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的毛泽东同志，他的心情无疑是沉痛的。激愤之下，毛泽东在1929年6月8日举行的白砂会议上，冲动地提出在前委处于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之时，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令毛泽东倍感意外的是，就在他提出辞去前委书记要求的当晚，红四军二十八团新任团长林彪突然给他写来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林彪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刘安恭以及刘安恭支持的朱德同志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你(指毛泽东)今天提出的伱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第41页，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3月1版)

　　应当说，当时在党内处于相对少数地位的毛泽东同志接到来自一线主要战将林彪的这封表示支持的信件，他的心情无疑是激动的。经过连续几天的思考之后，毛泽东于6月14日给林彪复了一封回信。回信中，毛泽东首先明确告知林彪“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接着，毛泽东主动提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和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和反流寇思想、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 ，并把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列为红四军党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在复信中，毛泽东还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的流寇主义的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产生于红四军中的游民成分，虽然党与这种思想做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依然存在。此外，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对忽视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等错误思想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做了认真的分析。

　　应当说，毛泽东在这封给林彪的复信中所罗列的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对建立革命军队思想的分析与阐述，同几个月后举行的古田会议的思想是完全相符的，可以说，这封复信就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集中反映，是召开古田会议的思想基础。(以上内容可参阅《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64-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1版，《毛泽东年谱》上卷上册第276-2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

　　当然，通过与林彪的这次书信来往，毛泽东对林彪加深了了解，增进了信任，平添了许多好感。站在历史的彼岸回望当年的这段史实，笔者不能不说，林彪是古田会议召开前后中共党内思想斗争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赢家。不过，这些似乎与本文的主旨关系不大，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3、贺子珍回忆毛泽东落选红四军“七大”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城的一所中学内召开。

　　由于当时毛泽东与朱德作为红四军军政主要领导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这次大会是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召开的。按照很多大会的参加者，如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纵队司令员傅柏翠等人的回忆，“七大”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一些意见甚至已经是十分的偏激与夸大了。

　　面对会场上激烈的思想交锋，主持会议的陈毅同志深感在当时保持党内团结的重要，因此按照他本人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由他主持通过了一个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应当说，陈毅同志本人对这个决议案也是不满意的，认为它“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同样作为一个两方面都能暂时接受的折中人选，陈毅在“七大”上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

　　关于毛泽东的这段历史，他的夫人贺自珍在晚年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回忆，她说：“在红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之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将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

　　毛泽东是一个很遵守党的纪律的人。他同前委领导干部之间意见的分歧，从来不同我讲。......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翻看了一次会议记录，才知道他们之间原来意见很不一致。

　　毛泽东对‘左倾’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他常常爱讲这样的意思：一个人穷怕了，饿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可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见王行娟《贺自珍风雨人生》第12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1版)。

　　就这样，毛泽东陷入了他革命道路上的又一个低谷，当他离开龙岩城去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阳任职时，身边只有贺自珍、江华、谭震林等几个人随行。几十年后，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江华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闽西特委给我们每人发了30元钞票，......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见《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2版)。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处境之艰难，于此真是可见一斑。

　　四、“九月来信”.东江失利.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红四军七大结束了，但作为会议主持者和新当选的前委书记的陈毅，他的心情却不能平静。为了彻底解决红四军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陈毅决定亲自去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走一趟，希望能在中央的帮助下，实现红四军内部的精诚团结，为这支坚持在革命一线奋战的红军队伍选择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达了上海，在这里，他首先向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并连续写成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份文件，详尽地描述了红四军争论的问题、存在的错误倾向以及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的情况。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头脑是十分清醒的。在聆听了陈毅的汇报之后，周恩来当即指出，红四军“七大”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了一些个人问题。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使纠纷加重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一卷第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1版)。经过周恩来和其他中央同志的帮助，陈毅对“七大”争论的认识终于产生了飞跃，深刻地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

　　就这样，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根据中央研究的意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及“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同时明确提出“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这一点必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22日，陈毅重返红四军，当即传达了“九月来信”的内容，批评了红四军“七大”和“八大”(这是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由朱德暂时代理前委书记期间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由于个人主义的极端泛滥，这次大会开的是七嘴八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错误，要求马上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前委工作。但是由于思想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加之毛泽东当时在闽西地区正忍受着恶性疟疾的折磨，使得毛泽东并没有马上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

　　就在此时，红四军前委再次接到中央指示，要求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州)梅(县)发展”，应当说，这同样是一个战略上十分冒险的决策。10月19日，红四军分三路向东江进发。战事进展极为不顺。先是第二纵队攻击大埔受挫，纵队司令员刘仁恭英勇牺牲，继而在供给梅县的过程中遭遇重大损失。据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的罗荣桓同志回忆，他当时率领九支队打进梅县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200多人。罗荣桓本人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多亏谭政、孙开楚两人拼死相救，才将他抬下了火线(见《罗荣桓传》第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2版)。另据当时统计，红四军此次进军东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教训实在是惨痛极了!

　　面对严酷的事实，红四军上上下下终于统一了思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建军思想的正确，战略决策的英明。11月26日，朱德、陈毅派出一个连到苏家坡欢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工作。回到长汀后，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在见面之后，互相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陈毅检讨了自己在“七大”上的错误。朱德也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找出了自身错误的原因。“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三位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共发展史上叱姹风云的革命家终于尽弃前嫌，再一次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形势至此，水到渠成，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终于迎来了它胜利召开的日子。《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不但纠正了红军建军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错误思想，同时还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坚持在红军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主义制度，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红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确实不愧是一份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的重要文献。

　　五、关于古田会议的几点思考

　　拉拉杂杂写到这里，笔者最后想谈一下自己对古田会议的几点思考。

　　1、探究古田会议召开的前因后果，笔者首先深深地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取得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很多时候，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但在中共党内居于少数，甚至还多次受到多数派的排挤与非难。在这一点上，笔者确实看到了毛泽东同志身上坚强的党性和纪律性。他的成功之路绝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坦途，或许也正因为此，我们才不得不感叹：毛泽东，真伟人也!

　　2、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确立的建军原则确实堪称是来源于实践的颠簸不破的真理。放眼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祖国最需要的就是继续保有一支与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最具战斗力的人民武装力量，而要获得这种合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学会使用毛泽东同志深刻的建军思想将是惟一的一个不可更易的大前提。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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