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30年”

　　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传统？如何科学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史学研究的突出品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经过时，新时期的研究应对中国近代史重新认识，重新书写。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郑师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识改革前后的“两个30年”，强调两者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其本质都是我党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这种辩证的观点，对于我们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30年”，有重要指导意义。

　　包括近代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的发展不仅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学术发展较之政治，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即体现为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学术品格。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传统史学中分离出来，建立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这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专业队伍的建设、大量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以及集中反映崭新学科体系的教材编写出版，等等。其间，大师汇聚，名家名作蔚起。当然，也毋庸讳言，因时代的局限，此期近代史研究只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主线，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风俗史等更多学术领域少有人问津，学术研究不免陷入了偏枯。新时期以来，国力强盛，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获得新生机，大得发舒，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其繁荣的局面与全面发展的态势，有目共睹，较之前30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固不待言；但若因此便低估甚至全盘否定前者，以为“今是而昨非”，就不免简单化，非智者所为。

　　两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是统一的，不应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二者的关系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关系，而是薪火相传，体现了学术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判然有别于前期，但同时也应看到，后期的发展绝非横空出世，它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再出发。我们说，学术上的创新首先在于它更需有敬畏之心。事实上，前辈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试想，研究近代思想史能不参考胡绳等先生的著作吗？研究近代经济史能不参考吴承明等先生的著作吗？研究辛亥革命能不参考章开沅、金冲及等先生的著作吗？研究太平天国能不参考罗尔纲等先生的著作吗？如此等等。“抽刀斩水水更流”。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丰厚的学术遗产，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是无法绕过去的。

　　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史家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故创新学术、超越前人，成了学术发展的应有之义。而集中反映学科发展的教材，也因之需要不断加以修订。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史实际上在不断地改写。但从本质的规定上说，改写不是重写，前者追求完善，后者是要颠覆重来。新时期不断有人主张重写中国近代史，他们所谓“重写”，就是属意后者。然而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对于近代史的既有认识还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需要不断加以完善；但我们也必须坚信，经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既有认识与本质把握：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它构成了近代史的脊梁，这并没有错，也是不可能颠覆的。胡绳是前期有代表性的学者、近代史大家。从1981年他的晚年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到2000年去世，他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听到了不同的意见并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新脉动。1998年，即去世前两年，他说，从现代化角度来写近代史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在中国要搞现代化，第一要争取独立，第二要反封建”。这即是说，历史是多侧面的，从新的角度不断改写近代史是学术的应有之义，但对近代史业已形成的正确的本质把握，无可动摇。颠覆了这个本质认识，所谓“重写”就成了倒退。

　　以“现代化范式”否定“革命史范式”不可取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库恩的“范式”概念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提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来阐明中国近代史。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否合理？

　　郑师渠：讨论学术问题，运用概念的准确性十分重要。前些年有关“范式”的争论，严格上讲，所争并非库恩所讲的那个“范式”概念，而是人言言殊。这显然不合科学规范，它增加了讨论中不必要的混乱。问题讨论至今不能深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下一些学者似乎认为，将近30年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括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是不证自明的客观事实。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问题。

　　试想，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不论老中青学者的工作，都归入统一的“现代化范式”，这种“通天下皆一式”的绝对化和简单化的概括岂非过于武断了？在事实上，它可能吗？此其一。依库恩所言，“范式”的确立，是多年之后由于一批经典作品的出现，才渐次形成，为人遵循。现在似乎倒过来了，先有“现代化范式”的概念，才有了近30年的近代史研究的展开。这显然既不符合库恩的本意，也完全不合乎逻辑。30年来，近代史研究的变迁，说到底，是时代变迁和由此引起学者价值观与治学视野方法变动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更替的结果。此其二。范式要靠公认的一批经典来体现，这样的“现代化范式”经典在哪里？应当承认，所谓的“现代化范式”，至多仅是一种概念、说词，实际并未出现，更遑论皇皇的经典巨著了。且不说，对人文科学是否也存在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连库恩本人都持怀疑的态度了。此其三。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常有类似“家法”、“路数”、“门径”等提法，以概括不同学者或学术流派特有的治学经验、方法与风格。它也包含着典范的意义，多元并存，相互包容。同时，相信他山之石有助攻错，反对门户之见；相信学术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更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强调学术发展中的不可通约性，而忽略继承性，不是中国学术应有的思维。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学者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反之，便是不入流。这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他强调学术发展的规律，在于因问题的转移与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时代学术潮流的新旧更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之为学术的“时代思潮”的变动，并对此有生动描述。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启超，在他们眼里，学术史的变迁，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浑然一体，而非决绝。所以，若在上述中国学术思维的意义上偶或使用“范式”，当然是可以的；但若依库恩的本意，刻意将史学发展归结为不可通约的所谓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那就离题太远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将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扣上“革命史范式”的帽子，是轻率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仅从新时期许多新学科的开拓，恰恰都是创始于老一辈前期学者，已说明这一点。刻意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易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前30年近代史研究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而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范式问题的讨论确曾有助于近代史学界思想解放与学术的发展。但这个时期业已过去，学界正走向更加开放与成熟。我们不需要刻意再去强调“范式”的问题了。

　　在继承的基础上走向新的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下存在这样一股潮流或风气，如试图为一些近代历史人物翻案，试图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严重混淆视听。作为中国的史学者，应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进近代史研究？

　　郑师渠：现在的一种倾向是，对于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这不是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我以为，前期学者至少有两点是做得好的，值得今天借鉴。其一，坚持唯物史观。许多学者诚心诚意地潜心钻研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取得了杰出学术成就，说明唯物史观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容轻忽。唯物史观不是封闭的，它与我们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各种新的理论并不矛盾。何兹全先生生前曾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现在之所以被人误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原先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解不完全正确；二是一些人本身做得不好，连累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何先生的话值得深思。其二，治学严谨。当年学者的生活与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归心学术、淡泊自持的品格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范文澜先生“板凳不怕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字空”的名言，是其真实的写照。反观今日，少数人并未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却勇于一味否定；急功近利，为吸“眼球”，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先是肯定改良否定革命，后则连改良与革命都否定，复转而抬高清政府与袁世凯。这不是什么创新，它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而且离开历史真相岂止以道里计了。章开沅先生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时，曾著文批评说：“个别人自我标榜‘后现代’者，刻意把既往历史‘解构’化为‘碎片’乃至任意‘颠覆’，这却是不足为法的走火入魔。”老一辈学者的寄语，语重心长。

　　耐人寻味的是，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取得了繁荣发展，却仍不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原因何在？说到底，这是因为它对于近代历史的阐释，在根本的理论架构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突破。由于缺乏新的权威性理论架构的统整，具体的研究便无由得到整合，进而提升为对近代历史总体性新的认知。当下的现状不仅说明，我们对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达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还说明，前后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统一的，不容割裂，更不应将之对立起来。重要的问题是关注政治史与重大的理论问题，在继承前期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形成阐释近代历史发展新的认知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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