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不同的历史时代，党建任务和方法会有所不同，但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其建设根基不会有大的改变，这个根基就是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基础。因此，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当代“建设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党”有借鉴价值。由于中国没有政党政治的传统，毛泽东建党思想及其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并使之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学界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渊源有过较深入的探讨，但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鲜有论及，作者拟就该问题作些探究。

　　一、唯物论基础的“实践品格”特征

　　世界本源于物质或精神是任何理论主张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由此构成其内在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建党思想也不能例外。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它关于世界本源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即世界本源于物质。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源于物质的论述过于抽象，很难为当时中国民众所理解、接受，也与当时中国党的建设实际不尽吻合。因此，需要结合党的建设实际，用中国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哲学基础。

　　但是，唯物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普通民众、知识精英抑或统治集团都缺乏唯物主义的思维习惯，如何在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实践中普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并使之中国化、大众化，成为当时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为破解这一历史难题，毛泽东巧妙运用中国文化中的“实践品格”来阐述其建党思想的唯物论基础。所谓中国文化的“实践品格”就是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依据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解决办法的历史传统。即从实际出发来确定恰当的目标和原则，选择正确的路径与方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等以解决客观存在的具体问题。尽管中国文化在精神领域缺乏唯物主义传统，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从远古的大禹治水到近代林则徐的虎门销烟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实践品格”特征。

　　毛泽东把这种“实践品格”直接表述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对刘德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赞扬。直至明代，王阳明在“知行合一”基础上把这种原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提升为务实求真的学风。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把它改造成“言必征实，义必切理”的朴素唯物主义“实学”思想。王船山之后的近代湖南士子大倡务实、经世之风，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里也深深烙下了务实求真的印记。

　　在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建实践中存在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做法，把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哲学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品格”结合起来，用“实事求是”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精神，力求恢复唯物主义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张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教条出发，更不是从主观臆想出发，要在革命实际斗争中创造党的建设工作新局面。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他第一次站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高度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要求。延安整风期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内涵，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801这一科学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此，实事求是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学风，全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态度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当然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

　　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无不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光辉，并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唯物论哲学基础。如“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就是从当时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所占比重较大的实际而提出建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论断；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组织原则，就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以及少数不服从多数等非组织观点提出的；如“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就是从党必须真正掌握军队，以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的实际而制定的一个重要措施等等。

　　二、方法论基础的“中国式辩证法”色彩

　　如何建设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方法会因时、因地、因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被众多具体方法所掩盖的更为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和基础，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方法论原则和基础就是唯物辩证法。因此，我们只有始终扭住唯物辩证法这个“宗”不偏离，才能找到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正是牢牢抓住唯物辩证法这个“宗”不动摇，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采用最正确的途径与方法加强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不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和基础与党的建设实际紧密结合，并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历史、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实际，在保存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的同时，运用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形式和语言来进行民族化表述，最终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普遍接受，加快了党的建设进程。这也使他的建党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和基础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

　　矛盾观、发展观是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鉴别一种思想文化是否具有辩证法内涵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没有系统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但在2 000多年前便有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首先，表现在对矛盾现象的认识及辩证矛盾观的形成。远古时期的中国先民就有了对矛盾现象的质朴认识，并用一些相互对应的概念来表达事物间相互对立的性质，如大小、正反、曲直、美丑等。殷周之际“五行说”的产生表明古代中国人对矛盾观开始作初步的理论探讨。此后的老子已较系统地揭示事物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并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这一概念最初是由韩非子提出的，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矛盾观的内容得到进一步充实，“相反相成、一分为二”逐渐成为其主要内容。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一分为二”的矛盾观进一步发扬光大，他注意到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3]36，“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4]，“万殊之生，因乎一气，二气之合，行乎万殊”[3]38。而且还认识到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3]42。所以，毛泽东把中国古代矛盾观直接归纳为两点论，“中国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就是两点论”[5]。其次，表现在对宇宙万物持一种无往不复、永无止境的生成变化的观点，即传统“变易观”。如商代汤之《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欢迎日新月异的变化。《易经》用象和数把世界模拟成为一个变化不止的过程。《易传·系辞》也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王夫之在对《周易》作了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运动是物质不可分割的根本属性，以及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等。正如张岱年所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化是宇宙中一根本事实，变异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6]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是普遍承认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中国古代形成的辩证法思想逐步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因此，“一分为二”的两点论和生生不息的“变易观”成为中国人最习惯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和基础。毛泽东在进行党的建设实践中把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与中国民众熟悉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用变易观看待党的发展壮大，用一分为二的矛盾观分析党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等，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思想的方法论哲学基础。所以，他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思想、“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论断等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方法论哲学基础的重要内容。在方法论哲学基础确定之后，毛泽东便用它们去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活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斗争方法等方面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又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宏观层面的带指导意义的工作方针，如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等等。二是微观层面的具体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统筹兼顾法、解剖麻雀法等等。这些方针和方法无不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智慧之光，无与伦比地展现出“中国式”辩证法的独特色彩。如用“矛盾”来表述事物间的对立与统一是典型的中国风格。

　　三、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的“重民”传统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一，当然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正如毛泽东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所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7]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它主要包括以下理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理论；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等。它的发现克服以往人们总是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去解释历史的弊端，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给人类特别是给工人阶级以伟大的认识工具，真正揭开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在这些理论观点中，群众史观最终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落脚点，理所当然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而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相契合。所以，毛泽东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民”理念为切入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突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党的群众观点，确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使之成为其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

　　早在殷商之际，中国文化开始由“神本”向“民本”过渡，于是有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的现实使统治阶级开始重视“民”的作用，注意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民为政治之本，民为统治之本。于是，民本思想得以产生，并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传统民本思想的突出优点就是“重民”，也就是要求统治阶级必须做到“安民”、“忧民”、“富民”等，使民众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实现安居乐业。正是这种“重民”理念的不断强化，在中国悠久的专制传统中也增添了“民贵君轻”的文化元素。但我们也应看到“重民”传统的严重缺陷，即从来没有把人民群众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给予足够的尊重，而只把他们作为施舍对象给予小恩小惠而加以安抚，从而达到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

　　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青年毛泽东就已觉察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记有：“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人；其得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8]588后来又在《民众大联合》中提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8]338之后在开创党的建设伟大事业中，从中国“重民”的文化传统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党的全部建设活动，并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其建党思想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哲学基础。首先，突出群众史观。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前提出发，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不是精神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人民群众正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1毛泽东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也不承认“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二元史观，只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这种表述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民传统又克服了中国古代仅仅把民众当做施舍对象的错误做法。其次，提出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观点。他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2]457-458，“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9]，“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0]这就把传统民本思想的“安民”、“忧民”、“富民”等主张落到实处，并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整体之中，体现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使传统民本思想关于“舟、水”关系思想得到升华。再次，确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899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各个环节及这种领导方法的哲学基础做了十分完整而深刻的论述。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克服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不尊重人民群众的错误倾向。

　　四、人生价值观基础的儒家理想人格特色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为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而产生的。在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敌人的炮火不退缩，面对敌人的酷刑不动摇，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价值。如果说，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唯物论、方法论、历史观哲学基础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哲学基础的中国化诠释，那么，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人生价值观哲学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毛泽东运用儒家关于“个体修养”的思想资源，创立了符合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实际的共产党人修养理论。

　　儒家先哲以“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为目标，主张通过个体的不断修养，使自己思想境界逐渐达到“圣人”的要求，创造建功立业的主体条件，最终实现“外王”的人生目标，即建立不朽的功业。为落实这一理念，儒家先哲们又设计了更为具体的路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该路径中“修身”是实现“内圣”和“外王”的中间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修身”，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之初就十分注重个体的自身修养。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天下归仁”的大同社会，这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克己复礼”，“克己”的主要方法是“修身”，所以他对“修身”做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如在主体修养方面要做到“恭”、“宽”、“信”、“敏”、“惠”；在对待父、兄方面要做到“孝”和“悌”；在对待他人方面要做到“忠”和“恕”等等。孔子以后的儒家先哲又不断充实“修身”的具体内容，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个体修养的理论体系。儒家关于个体修养理论与方法的逻辑起点是他们的“人性论”主张，即对“人性”善恶问题的回答。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无论儒家对待“人性”善恶的任何态度，都是在回答“修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其实是殊途同归，即人们只有通过“修身”这个途径，或养成“善端”，或“化性起伪”，最终实现成为圣贤的目标。而且也只有完成“内圣”目标的人才能去建立不朽的功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就把“善”“恶”问题的人性论通过理想人格这个中间环节与追求“不朽”的人生价值观符合逻辑地连在一起了，由此构成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哲学基础。因此，对真正的儒家士子而言，死已不足惧，所以才有了他们历久弥新、薪火相传的视死如归的生死观。这样，追求“不朽”就成为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并由此形成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但儒家人生价值理论也存在致命缺陷，因为儒家“修身”的前提条件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他们所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又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泥潭。因此，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儒家“修身”理论有时又显得十分脆弱而不堪一击。

　　尽管毛泽东反对超阶级的人性论，由于他早年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儒家的人生价值理论对他必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他开始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为取得革命胜利而艰辛探索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在改造和扬弃儒家人生价值理论的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路径，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著名论断，创立了关于共产党人人生价值理论，从而使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人生价值观哲学基础充满儒家理想人格色彩，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内容又改造了中国儒家修养传统。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一切革命者或革命倾向者必须进行党性修养方能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为中国革命建功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要消灭剥削和压迫，使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使自己道德高尚、意志坚定而舍生忘死。另外，任何参加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的革命者，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或利益集团，只要自愿开展或接受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都会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就能够在中国革命的大熔炉中建功立业。这是对儒家以人性论为起点，经由理想人格转化为人生价值观哲学基础的借鉴，体现了传统儒家的色彩。主要表现在：首先，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的公私观、义利观、苦乐观、荣辱观、幸福观和生死观等内容是对儒家人生价值观内容的扬弃。如“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的苦乐观、“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等等。其次，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人生目标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结合也表现出儒家色彩。儒家的“内圣外王”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性与个人修养目标的全人类性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员的人生目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全人类性的完美结合。他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指“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与工作能力、工作业绩无关，所以他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660上述目标“对同志的极端热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体现，“高尚”、“纯粹”等是全人类性的体现，二者有机统一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的人生目标之中。再次，毛泽东对党性修养途径和方法的探索体现了对儒家修养传统的改造。毛泽东加强党性修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共产党人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人本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从而克服了传统儒家唯心主义人生价值理论的缺陷，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特点和丰富多彩的实践品格，也使儒家缺少实践活力的陈腐的古代修养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实践中得以青春焕发，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从而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王船山.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

　　[4]王船山.船山全书(第1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7]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0]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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