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强国目标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的深刻思考

自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来，国际国内社会不论政治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都持续不断。政治上，不断有争论、有诘难，甚至有人反对，一些国际国内人士把它看成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绊脚石”，他们出于政治目的，指责这四条基本原则是“妨碍中国与西方社会交往的障碍”，因而试图否定它，推倒它；学术上，也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邓小平强调这些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的是精神污染，是当时特殊时代和条件下的产物，因而想当然地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历史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的逐步推进，这些原则已经过时，坚持这些原则“显得过左”。笔者认为，在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理清这一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四项基本原则事关强国目标的实现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启动改革开放，是为了把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经偏离了的路线拨正过来，引导全国人民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国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要达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中一些重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解放思想，走什么样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原则立场，坚守什么样的根本前提，等等。在这方面，认清形势和统一思想极为重要。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便决定就一些重大问题召开一次全党范围的理论工作会议，研讨一些“务虚”的问题。在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受党中央的委托”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 (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没有单独注明出处的，均出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8—184页)，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对思想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也是指导改革开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一篇纲领性文献。这篇讲话实际上是从如何正确处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道路与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前提的关系问题角度阐述问题的。从今天的视角看，我们对这篇讲话所阐明的正确道路与基本原则的逻辑关系，会理解得更透彻。

　　邓小平在讲话中表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基本态度：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必须沿着正确的轨道，“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要警惕“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这就是说，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遵循什么样的思想和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中国摆脱十年“文革”的混乱局面后，全党上下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应该是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但是，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绝不是要模糊矛盾甚至放弃原则。所以，他同时强调指出，安定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这些原则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也就是我们的底线。

　　仔细品读邓小平这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可以体会到其中透出的几个重要关联：

　　（一）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与我国社会发展宏大战略和强国目标紧密关联。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既是我们自己的事，也会吸引国际社会各方的关注，这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提到了走出“文革”困境的中国所确定的强国目标：“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但他特别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只有在四项基本原则下建设现代化国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希望，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邓小平在谈到强国目标时，往往是结合基本原则问题来谈的。可以说，将强国目标与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考虑，是邓小平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二）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与政治思想上存在的偏向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峻形势有着重大关联。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后，如何统一各方面思想认识，凝聚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至关重要。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解决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倾向或偏向。一方面，当时党内和社会上还存在怀疑甚至违反、攻击这些长期坚持的原则的倾向和思潮；另一方面，党内存在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支持的现象，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而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这些都是妨碍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邓小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峻形势，以至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在新形势下坚持和进一步论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重大的理论任务。

　　（三）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与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紧密关联。自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既是共产党人理想追求的延伸，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左”的和右的重重干扰，以及来自外部敌对势力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各种破坏。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道路的时候，又一次面临着道路问题的拷问。在这个关节点上，的确有一些人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也有一些人别有用心，总是试图把中国拉到歪路、邪路上去。对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历来旗帜鲜明地表态。1987年3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一番话，最能表明其态度和立场，他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还特别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这就清楚地告诉世人，历史已经证明，当代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从邓小平每次表述这条道路的内涵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走的道路，核心是“社会主义”，特点是“中国特色”。与此相应的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才能走好我们自主选择的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表述的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关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强国目标、思想政治态度和道路选择。这些基本原则，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前提，具有极端重要性。凡遇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和实践探索的重要环节，邓小平都明确强调，“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允许有丝毫动摇，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二、四项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些社会基本问题要自信表达

　　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一些干巴巴、空洞的条条，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他的生动阐述中，采取的是一种坚定和自信的表达方式。他在这篇讲话中多次使用“信心”、“坚定”、“坚定不移”、“充满了希望”这样的词汇，以坚定和自信的语气，清晰地阐释了四条基本原则的内容并回答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常识问题。

　　第一条，既讲道路自信又讲制度自信，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经过十年“文革”内乱，怎样审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历史进程中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诞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就没有间断过。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国际国内再次泛起“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对这一点，邓小平自信地说：“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他首先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视角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其次他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相反，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再次，他列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资本主义制度中不能避免的“各种极端严重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邓小平也客观地解释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后来在多种场合也谈到过，中国式的现代化能否成功，核心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条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条，制度自信中的政治体制自信，回答的是民主和专政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与专政方式，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也是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早在1954年，毛泽东在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进行说明时就曾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其中的理由是我们的宪法有两大原则，即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他在解释民主原则时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页）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点，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毛泽东之所以表达得如此自信，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民主与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产生了怀疑。对这一点，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他批评“文革”期间的所谓“全面专政”的做法，指出：“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邓小平认为，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候，必须向人们讲清楚，为什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前提，讲清楚在这种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所有劳动者所共同享有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邓小平坦陈，过去我们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他提出，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他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同时，邓小平也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次讲话以后，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讲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他认为“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365页）

　　第三条，制度自信中的领导体制自信，回答的是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才能组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党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没有回避，但他强调，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他提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总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以坚定的语气告诉人们，要担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我们的核心和关键，是党的领导。他说：“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

　　第四条，理论自信，回答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针对一些人对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非议以及极少数人的“公然反对”，邓小平坚决地回应说，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他批驳了社会上流传的“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和“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还提醒人们，要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正确认识领袖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后来还在多种场合告诫人们：“老祖宗不能丢啊”，“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同上，第368—369页）

　　除了对四项基本原则即“四个坚持”中的每一条都高度强调和自信表达外，邓小平还特别指出，这四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仅它们之间相互依存，而且它们与改革开放政策也是相互依存的。到了晚年，越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越强调这一点，表达起来也越坚定、越自信。他说：“‘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他特别提出：“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提醒人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哪一条也不能丢。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具有长期的现实指导意义

　　始终坚持和准确把握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前提，有助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

　　1. 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辨明方向，掌握新动向。

　　为什么在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时，邓小平要重申“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前提呢？他作了这样的解释：“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邓小平所说的“情况的发展”，就是党在带领人民去完成重大的历史任务之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动向，迫使我们必须辨明方向。

　　邓小平所指的“情况”和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些不法分子冲击党政机关，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所谓“人权”幌子，“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有些人打着“言论自由”的口号，“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反对宪法原则”；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有些人鼓吹“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等。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认为，这些问题值得严重注意，必须看清动向。邓小平还专门指出，对那些假借民主、人权等问题来搞乱人们思想的动向，也不能回避。他明确表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什么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呢？邓小平回答：“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他在讲清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后，强调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否则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那样现代化建设是没有希望的。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势中，如何认清前进方向、把握政治倾向、掌握理论动向，这是邓小平特别看重的问题。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并不断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其实质就是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导向性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前进必须有方向，只有辨明了方向，才能开辟和拓展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2. 有助于我们在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下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问题，但他谈得更多的是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和循着什么样的轨道解放思想。社会上曾经有一种现象，只要提出解放思想，就有一些人试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有人一谈解放思想，就容易走到歪路甚至邪路上去。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什么是我们党提倡的正确的“解放思想”？早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在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时，就曾经专门谈到过不解放思想出现的一些“怪现象”：一些人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些人脑筋“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一些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等等。邓小平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为此，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从党的生死存亡角度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到了理论务虚会议上专门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邓小平专门给“解放思想”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特别强调的是，解放思想的这个含义，是我们反复说的，就是要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研究现实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言下之意，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活生生的现实，离开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就不能称其为解放思想。应该说，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强调解放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种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和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的所谓解放思想，与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是完全相反的。

　　3. 有助于我们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下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扎实工作，力戒空谈，实干兴邦。

　　邓小平在阐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时，历来强调其基石是实事求是。在理论务虚会议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特别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谈到，“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在讲到实事求是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总是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教条。他说过：“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同上，第382页）懂得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道理后，特别要深入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务虚会议上阐述四项基本原则后，邓小平专门告诫说：“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他要求大家，在把握这些基本原则后，要少说空话，多深入实际研究问题。他鼓励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他指出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否则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成了说空话。

　　总之，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认识，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贯的。在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历史关头，面对国际国内一些人不断就这一问题提出的种种诘难，邓小平总是以自己的深思熟虑作出坚定的回答：“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这种坚定和坚持，既是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一种自信，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一种自信。这些，对今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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