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作者：金一南来源：参考消息网 2014-03-19

我们无权不殇思

　　压在心中的石头，横在命运中的坎儿，留在记忆中的噩梦，永远滴血的伤口……这些，被世人称为晦气和厄运的事儿，谁遭遇了谁倒霉，谁摊上了谁痛苦。一个人如此，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亦如此。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就是横亘在中国命运之途的一道大坎儿，就是留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一个噩梦，就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永远滴血的伤口。

　　今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

　　从今天起，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同时，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及其手机电视台等也将同步展开集成报道。

　　军事名家将以中国军人的家国情怀、当代学者的文化良知，走进历史深处，回应现实关切，倾听未来呼唤。既警示国人，也告诫他人。既呵护亚洲，也关爱世界。

　　相信这组极有含金量的政论性文章，既能够激起我们勿忘国耻、矢志强国的奔腾热血，也能引发我们理性判断、对症下药的冷静思考;既能帮助我们梳理历史思绪，也能帮助我们增强时代担当。

　　“虽有其心，难有其力。”是尴尬。

　　“虽有其力，难有其心。”是悲哀。

　　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人民，反思反省，应有其心;抗耻拒辱，当有其力。

　　马年春节，在拜年的海量短信中，有这样一条特别提神提气：

甲午重触中国痛，

天马扬我汉唐风。

谁敢兴风作恶浪，

叫他赎罪到祖宗。

　　一位将军和诗一首表达心志：

回首甲午心惟痛，

放眼新春梦汉风。

何惧鬼魅再作孽，

策马待命箭在弓。

　　这样的文字让人读之热血沸腾。忘记意味着背叛，冷漠无异自弃。岁逢甲午，狼烟犹在。

　　我们无权不殇思!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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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南：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北洋海军军官群像(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3日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作出严格检验。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官僚倾轧下的窘迫成长

一支在官僚倾轧中艰难成军的海军，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成军主要受到三个事件的推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4年的台湾事件，1884年的中法战争。这三大事件，无不与海上力量的有无和强弱密切相关。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确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等，对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

　　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道理不复杂，此时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皆意识到海防对维护统治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呢?请注意三个人物：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当其冲是慈禧旨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筹措款项，建立机构，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从他入主海军之日，便带来了过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被长期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宣布奕譞之子入承大统，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担心其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帝平安掌权。海军衙门不过是他完成这一夙愿的平台。

　　在光绪被立为皇帝之后，最初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奕譞，变为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铁甲舰和颐和园是一对矛盾体。对慈禧来说却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掌握数百万银饷的海军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购舰、也要修园的两个心病。他也有两个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终选择用海军经费作为协调利益的粘合剂。这不但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还能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

　　李鸿章加入挪款，矛盾表现得更加深刻。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时，就在反对修园上起过重要作用。他还曾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奕譞入主海军衙门之初，要李鸿章挪用购船款项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

　　但是，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这首先是因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在奕譞入主海军，光绪帝亲政在即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在最初婉拒挪款后不足一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五个月后，奕譞要李“借洋款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1888年奕譞又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多地督抚，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在一片夸赞声中，他也开始飘飘然，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认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失败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震惊中外的覆灭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从软件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备等方面，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严格的要求。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监督甚严，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

　　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数量占优，同时因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优势明显。但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数量优势同样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较。日舰平均航速快1.44节，优势并不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10舰编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其实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舰队整体失速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黄海海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看软件硬件都具有相当实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种自信，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对日宣战。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面对北洋海军也没有必胜把握。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平日训练的差异便立即显现。

　　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陷入混乱。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随后交战时的实际队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时间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这种混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考证，北洋舰队到底用的什么阵形。

　　其次，还未进入有效射距，“定远”舰首先发炮，不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首炮就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黄海大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战斗行将结束，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第三是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叡”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相距400米发射鱼雷，不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已成射击靶标，“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

　　北洋舰队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在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腐败风气蔓延，训练则弄虚作假。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在管带率领下结伙逃跑，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就这样丢脸地毁灭。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牢记教训，而非掩埋教训

　　一支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海军，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从失败一刻起，当事者就开始诿过别人，洗刷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认为败战就因个别将领的怯懦逃跑。

　　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船，兵船果可恃乎?”这是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清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以为李鸿章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

　　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

　　假设一，北洋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如何?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的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真正的战斗力，只有这样产生于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形成的整体合力。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怎样英勇，也难整合成整体合力。

　　假设二，北洋水师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持这样想法的人，仍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并创下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的差距，不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与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都是苍白无力的开脱。

　　假设三，北洋水师多运用谋略，少去死打硬拼，又如何?

　　北洋海军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战争始终。外交上他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在军事上更费尽心思，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日舰不敢开炮。思虑、算计不可谓不深，但现代战争从头到尾是实力的较量，包括兵力、兵器，更包括人的勇气、意志、素质。以心术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在实力冲撞面前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的失败实属必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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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一平：对甲午海战的再认识

参考消息网3月5日报道甲午海战的硝烟散去近两个甲子，那段屈辱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曾经遍体鳞伤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在此历史时刻，我们重新反思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意义何在?

　　吸取历史教训，正视历史启迪，开拓走向未来，这是一个民族对待历史，尤其是对待失败历史的正确态度。失败历史是一面雪亮的镜子，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态，也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努力奋斗，在此历史关键时刻，我们重新反思甲午海战的屈辱历史具有特殊意义。这既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担当，更是实现“富国强军”和建设“海洋强国”，增强全民族海洋、海权意识的现实需要。

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

　　甲午海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海上侵略与反侵略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其后的百多年间，英、美、日、法、俄、德、意、奥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9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84次。在历次海上反侵略战争中，1894年爆发的甲午海战规模最大、最为激烈、最为悲壮。

　　甲午海战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战舰和兵力，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殊死较量。特别是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激战持续时间近5个小时，北洋舰队在损失5艘战舰的情况下，死战不退，击伤日舰7艘，重创了包括日旗舰“松岛”号在内的4艘战舰，迫使日舰队先行撤离战场，削弱了日舰队实力，迟滞了日舰队行动，使日军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一再做出调整。

　　甲午海战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海战中，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在火力、机动力、毁伤力都不及日舰队的情况下，不畏强敌，血战到底。邓世昌发出“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的誓言，是北洋舰队官兵群体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纵观世界海战史，在一场海战中，一支海军舰队战死或以身殉国、尽节以终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却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了北洋舰队头上，北洋舰队的将领成了战败的“替罪羊”。丁汝昌死后，清廷下令褫职籍，没收家产，将其棺柩加3道铜箍捆锁，涂黑漆，以示戴罪，并不准其下葬，以至17年后才得以入土为安。时至今日，对北洋海军和北洋舰队的优秀将领仍有一些不实的指责，对此我们应当纠正，应当还他们以历史的公正。爱国主义应是中华民族永远弘扬的民族精神，崇尚和讴歌爱国主义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

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

　　甲午海战是对晚清以洋务运动为主要标志的改革的实际检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深切感受到来自海上“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威胁，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陆海大变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谋划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起“军事自强”的洋务运动，特别是两次海防大讨论，增强了清政府大治水师、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感。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中国破天荒地拥有了一支在亚洲堪称一流的近代化海军舰队。这支舰队在人才培养、装备建设、基地建设、制度建设、教育训练、战术技术等方面全面依靠和学习借鉴西方，建军治军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宝贵经验。这支舰队成军后，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威慑遏制外敌入侵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一度迟滞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将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时间大大向后推迟。

　　但是，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这种失败改革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同时，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军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也不可避免地束缚、影响着北洋舰队。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日本为拓展其海外利益，举国节衣缩食建设海军。而实际上北洋舰队成军之时，也是停止造舰、停止发展之时，日本利用这一宝贵时间以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的速度赶了上来，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全面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洋舰队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晚清政府改革失败的重要标志。

　　甲午海战是甲午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键部分，日本在发动战争时，对能否战胜北洋舰队并无把握，因此，日本以是否战胜北洋舰队为基点制定了三套方案，包括战败以后固守本土的方案。为了战胜北洋舰队，日本进行了长期的精心准备，并确立了首先寻求海上决战，打败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的战略。黄海海战后，日本陆海并进、协同作战，辽东战役和山东战役都是以歼灭北洋舰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实施的。因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对整个战争失败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从整个战局看，北洋舰队的覆灭基本上就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结束。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被迫开放多个通商口岸等。不仅使中国领土主权进一步沦丧，而且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从此中国深深地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昏庸腐败是战败根本原因

　　甲午海战失败有其必然性和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晚清统治者腐朽奢靡、苟且偷安、派争党伐。面对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军备空虚、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他们依旧冥顽不化，不思改革进取。应当说，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是导致甲午失败的根本原因。

　　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举国图强及侵略扩张图谋，晚清政府虽然认识到日本是“肘腋之患”，但对其大力发展海军和咄咄逼人的战争企图缺乏准确判断。辅助决策的军机处既不懂军事又无权典兵，或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或盲目主战却不知如何胜战，战略决策迟疑不决、心存侥幸，战争准备被动应付，既无争取主动的作战指导，更无一战到底的决心意志。

　　在“专守防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船被俘、“高升”船被击沉。而“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是要与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应当说，消极保守的战略决策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是导致甲午战败的关键原因。

　　从战役筹划和指挥上看，清军陆海两个战场缺乏协同配合，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未遇任何抵抗，长驱直入使北洋舰队丢掉了重要基地旅顺;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后，只遭遇轻微抵抗，此后很快拿下威海港南岸炮台。北岸炮台和威海卫城的清军则弃守逃跑，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陷入绝境。从总体上看，清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但在整个战争中，这4支舰队之间没有任何策应，致使北洋舰队始终在孤军奋战。

　　纵观黄海海战的全过程，北洋舰队在海战打响不久即由于提督丁汝昌负重伤而失去了统一指挥，除了在海战开始前丁汝昌下达的三条命令外，在长达近5个小时的激烈海战中，北洋舰队各舰实际上未接到任何战斗命令。海战场是相对独立的战场，作战双方要在激烈的对抗中，高速机动，变换阵形，争取主动，没有一个精干、高效、应变、完善和有生命力的指挥机构是难以办到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没有建立完善的指挥机构，丁汝昌甚至连代理人也未指定，结果造成指挥瘫痪和各自为战。应当说，战役指挥的一系列失误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

　　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却会重复规律和教训，甚至会有惊人的相似。我们反思失败历史、屈辱历史必然是苦涩的、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甲午海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这就是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和振聋发聩的历史启迪，择其精要：

　　一是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国防海防不强，小国照样可以打大国，发展强大是硬道理，落后必定挨打;

　　二是必须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抢占现代战争制高点，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科学运用军事力量，战略主动是最大的主动;

　　三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严治军，从实战训练，正风正气，军队腐败也会亡国;

　　四是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意志，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坚决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力量需要决心意志来表达;

　　五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海洋观，海洋关系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荣辱与兴衰，要牢记“向海则兴，弃海则衰”的历史教训，中华民族坚定不移走向海洋才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六是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安不忘危，居安思危，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挑战，没有海洋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七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加大国防和军队改革力度，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没有出路;

　　八是必须创新军事理论和战术战法，新军事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决定着军队建设与现代战争，要研究现代战争，准备现代战争，掌握制胜机理，把握制胜先机，打得赢才是强军之要。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维护海权、经略海洋、发展海军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选择，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必须放眼全球，着眼未来，把握机遇，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强大海军，才能真正肩负起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航船鼓起风帆，破浪远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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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祥青：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1894年7月25日，日本偷袭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的中国海军北洋舰队，“高升”号被日舰击沉。清政府与日本8月1日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图为正在沉没的“高升”号(绘画作品)。(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6日报道2014，又逢甲午年。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受压迫的屈辱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处于极度衰落中的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的一个甲子，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也因为这段历史，自此的120年间，甲午年就成为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

　　1954，第二个甲午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洗刷了近百年的耻辱，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扬眉吐气。

　　2014，第三个甲午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崛起的道路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中国吹响了再次出发的“集结号”。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目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三个甲午年，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大转折，不能不让我们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1894年甲午战争：救亡图存的起点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肇始。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囿于国力的原因，三次侵朝均无功而返。但此后，开疆拓土必先自吞并中国始，成为日本的信条。

　　近代自美国的佩里利用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之后，日本人得以重新认识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拜服，促使其决心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上全面学习西方。通过“明治维新”近一代人的努力，日本不但继承了西方扩张主义的思想，也逐渐建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力量，确立了海外扩张的国策。为配合扩张需要，日本在军事体制方面完成了较为全面的改革，于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

　　在甲午海战前的1886年，日本即派遣间谍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民情、人口分布、军营位置、山川地理作了详尽的侦查。在军事部署上，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主的海军战略，组建了进攻性的联合舰队，并组织了多次海军大规模对抗演习和陆海军联合大演习，为其对外侵略扩张作了充分的准备。

　　反观清政府，不但在政府高层存在着“海防”和“塞防”之争，制约了海军的建设发展，而且在海军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上均存在较大误差，基于畛域、地域观念的海军力量设置，极大削弱了海军的整体作战力量。在对海军舰队的运用上，也将海军的作用局限于“拱卫京畿”，严重束缚了海军进攻力量的发挥。同时，朝野上下弥漫的贪腐之风，也严重打击了士气和作战能力。

　　仅从双方战前的各项准备来说，可以说大战未至，胜负已分。

　　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日本“赌博式”的侵华计划得以奏效，沉重的割地、赔款条约成全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节点的60年，“驱逐日寇、抵抗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日本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后，其对中国的奴役和压迫，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残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二战后日本对其滔天罪行的无理诡辩和对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等争议领土的百般阻挠和抵赖，是中日关系始终难以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开始以崭新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资料图片)

1954年再逢甲午：走向复兴的开端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只是一场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但却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西藏和沿海少数岛屿还未解放，大股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而军事上，解放军精简整编工作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部队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且解放军大部分部队已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生产建设，没有打仗的准备。

　　反观美国，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全面掌握着战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还拥有原子弹和其他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从抗美援朝战争收获的“利益极大”。

　　首先，中国出兵朝鲜打断了美国遏制中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冲破了美国对我的战略包围，粉碎了其妄图征服全部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意志和力量，缓解了打压中国的势头，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为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环境。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援助。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使新中国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建设，反而在战争期间积极恢复生产，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苏联的援助还使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有力促进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推动了新中国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高强度的军事对抗改变了革命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观念。领导层首次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教文化事业放在同步并进的位置上，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加深了对现代军事科学的认识，全军掀起了现代化、正规化和系统学文化的高潮。

　　1954年作为第二个甲午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4年又逢甲午：由富到强的节点

　　2014年又逢甲午年。因为特殊的年份和敏感的钓鱼岛争端，日本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自我“刮骨疗伤”的改革勇气，已经注定了我们的使命任务不能也不会再局限于“战胜日本”。然而，随着美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让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日本”。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甲午年，怎样规划好今后60年的建设蓝图，需要我们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对日斗争方针和国际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这是21世纪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最大利益。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义为“中国梦”，对于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把握国家建设发展的主线具有重大意义。

　　“强军梦”是“强国梦”的应有之义，“强国梦”蕴含着“强军梦”，“强军梦”支撑着“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否则，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可能成为一堆瓦砾。所以，强军是历史的警示，时代的呼唤，和平的需要，军队的使命所在，责任所系。

　　第二，我与日本围绕着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结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历史已经并将再次证明，时间在我们一边。

　　由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所引发的争端，又让新的甲午年承载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安倍政府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军备战、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言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二战战败国这一历史包袱，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所以，升级钓鱼岛事态，制造东海紧张局势，搞坏中日关系，都是安倍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抓手”、借口和筹码，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我们必须做好与日本打“持久战”的准备。

　　纵观人类历史，领土争端的解决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解决领土争端也有过各种模式，既有兵戎相见，也有和平谈判，但不论哪种模式，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即使是和平谈判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强权的条件。中日钓鱼岛争端既是硬实力的较量，又是软实力的博弈。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方是解决钓鱼岛问题乃至最终解开中华民族“甲午年”心结的根本之路。

　　第三，积极适应我国国际角色的转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如果说1894年甲午年是满清王朝由衰到亡的节点，那么新的甲午年就是中国由富到强的节点。而要实现国家的强大，我们不但需要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宣传“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

　　随着中国崛起，今天我国的国际角色已经发生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转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转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

　　国际角色的转变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日趋复杂，使外部环境变化与我国内部政策调整越来越紧密相关。“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重大因素。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有利于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这也是时代赋予这个新甲午年的新内涵、新精神。(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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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裕声：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也曾试图建设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图为清政府从德国购买的克虏伯火炮。(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7日报道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战争以日本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的惨败而成为历史，此后新兴的日本帝国开始疯狂扩张，最终走入毁灭的深渊，而中华民族则在陷入丧权辱国之痛中猛醒，进行百年复兴的奋斗。

　　今年又是甲午年，中日都在纪念和反思这场战争。日本一些极端分子采取的纪念方式是纷纷踏入靖国神社“拜鬼”，追求当年侵略胜利的“荣光”。那么，我们这代中国人应当如何认识120年前的这场战争?这段历史又告诫了日本与世界什么?

历史告诫日本：侵略能一时得逞但必自取灭亡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日本，选择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虽能得逞一时，但最终会将国家民族带入毁灭的深渊。

　　侵略战争确实曾给日本带来意想不到的超额回报。早在1855年，日本学者吉田松阴就提出：“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他的思想对其学生——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改革推动日本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同时也形成了由封建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的军国主义怪胎，扩张侵略成为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战胜中国、称霸亚洲的思想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想法。

　　在将中国作为战争对象后，日本首先吞并了与清朝有朝贡关系的琉球，继而多次实施军扩计划。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约30%作为军费。明治天皇每年还从皇室经费中捐款30万元补贴海军，全国官员薪俸的10%用于海军，富豪们也纷纷捐款，举国一致进行“国运相赌”的战争冒险。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迫使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首次获得巨大的战争利益。日本不仅取得朝鲜的控制权，夺取台湾和澎湖列岛，获赔白银2.3亿两(含3000万“赎辽费”)，以及新开通商口岸等，还夺得价值1亿多两白银的战利品。

　　首次战争赌博使日本获得意想不到的巨额回报，从上到下狂妄满满，野心进一步膨胀。

　　甲午战争胜利刺激日本更沉迷于对外侵略、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日本与中国、俄国(及苏联)、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几乎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交过战，将战火烧向整个亚太地区，其疯狂程度在人类历史中亦为少见。

　　1900年，日本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其出兵人数在八国中最多，并大肆掠夺京津地区，屠杀中国人民。在清政府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日本是最大受益国之一，获取了赔款的很大份额，并获得在北京和天津的驻兵权。

　　1904年，日本不宣而战，以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日俄战争，并以倾国之力疯狂下注，动员近120万兵员参战，伤亡人数近28万，最终从沙俄手中抢得中国的旅顺、大连以及辽东半岛，并控制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列强无暇东顾之际，趁火打劫，发动对德国的战争，夺取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势力范围和太平洋的德属岛屿。

　　连续的胜利使日本错误相信，只要有举国武装的决心和毅力，走军国主义和战争的道路，就能够征服世界。此后，日本在侵略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快，对中国又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挑起了对苏联的“张鼓峰事件”，对美国发动了“珍珠港事变”，在一次次复制战争进程中，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使日本民族招致灭顶之灾。

　　回顾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走的是战争冒险—获益—再冒险的畸形道路，直到彻底失败。战争确实使日本连连获益，但侵略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必然，正如中国老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后连本带利一起清算。

历史告诫中国：腐败与落后必然挨打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中国，腐朽与落后是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惨败的总根源。只有通过全面改革，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清王朝的军事变革曾经打造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和相当规模的军工企业。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封建统治阶层内部发起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在军队建设和军事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就。北洋海军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排名前列的海军舰队。1888年正式成军时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定远”、“镇远”号铁甲舰的排水量均达7335吨，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

　　同期，清陆军也逐步走向近代化。清政府仿照西方列强，邀请军事顾问，购置或自产武器装备，引入西方的军事训练，逐步向近代军队过渡，甲午战争中的援朝清军也装备了现代武器。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令人痛惜，发人深思。

　　究其根源，政治腐朽和体制落后必然导致军事改革失败的结局。

　　现代战争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博弈，而是国家整体实力的较量，只有通过全面深刻的改革，才能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跃升。洋务运动由地主阶级自身发起。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不能进行全局的改革。尽管购得部分“坚船利器”，发展制造及重工业，但政治腐朽和体制落后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最终阻碍了军事变革，导致单一领域的改革最终失败。

　　统治集团内部腐朽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置国家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为博慈禧一欢，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数百万两。皇家穷奢极侈，官员也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者中饱私囊，负责军需供应者则“偷盗抵换”，导致海军炮弹量少质差。“帝后两堂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清廷内部倾轧，地方和军队更是派系林立，将领们把军队作争权夺利的资本，战时只顾自保、互不配合。

　　军队腐败是甲午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腐败导致军队训练荒废、纪律败坏，毫无战斗精神，即使再好的武器也无法发挥应有作用。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致数十人伤亡。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开脱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北洋水师自将领以下，不少军官长期在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出租给下级敛财，开设鸦片烟馆、妓院，甚至参与走私，训练弄虚作假，生活骄奢淫逸。

　　陆军同样如此，牙山战役主帅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大连守将赵怀业提前将其私产装船运走，却将大量枪炮和弹药留给日军。旅顺守将龚照玙未见敌军就乘船逃往烟台。日军仅6天就攻占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曾描述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这样腐朽的朝廷，这样腐败的官僚，这样堕落的军队，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朝廷、军队都有许多忧国忧民、正气凛然之士，但已无回天之力。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断了中国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势头，中国国运衰败从此加速，民族灾难从此加深。然而，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后，中华民族的觉醒有了新的转折，从而揭开中国近代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历史告诫世界：须共同防止军国主义复活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世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义务。

　　日本战败投降后，曾有不少日本人对战争进行反省，大多数日本人民厌恶战争。日本还制定了“和平宪法”，宣称永不再战。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官员多次向被侵略的中国和其他国家道歉。然而，与德国全民族深刻的战争反省相比，由于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除产生右翼思想的文化根源、社会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淡忘伤痛。日本民众的这种心理，被一小撮右翼分子所利用，他们大力美化战争，沉迷于昔日“胜利的荣光”，推行反华政策，导致日本国家右倾化现象日益严重。特别是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其一系列举动表明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严重威胁亚洲与世界的安全。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两面性，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

　　总结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对外侵略史，不难发现，日本往往具有极端的两面性，一方面高呼爱好和平，欺骗民众与世界，另一方面又挑起事端，不宣而战。对于日本的这种两面行径，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严加防范。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就是缺乏应战准备。总是幻想和平外交，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使失败成为必然。今天的日本，一旦突破和平宪法，就是最危险的战争信号，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常备不懈，做好防止战争的准备。

　　今天，我们不仅要从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军事思想、人才素质结构及军队编制体制等进行全面建设与改造，还要塑造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和坚韧勇毅的民族精神，加快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人民军队，平时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产生震慑，战时确保能打必胜。

　　最后，我们还应团结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和平力量，坚持走共同发展的和平道路。

　　回顾人类文明史特别是甲午战争120年来的历史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变革中实现的，战争和暴力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战后，日本正是因选择了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才迅速发展为高度现代化的经济强国，日本正是和平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目前，日本右翼当局妄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这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必然引发地区不稳定。我们要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团体，共同向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揭露日本安倍政府的真实企图，让世界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阻断日本右翼分子绑架日本人民走向战争的通道，防止日本再度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当政者应该清醒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下，如妄图再走侵略扩张的老路，与亚洲邻国和世界为敌，必将重蹈失败覆辙。

　　同时，个别大国也不能忘记当年因“纵虎为患”的绥靖主义而导致的惨痛教训。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本质没有变，若个别大国再为一己私利，被日本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离间利用，纵容日本，养虎为患，必将重蹈历史覆辙的悲剧，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亚太各国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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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援：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清政府耗费巨资和多年时间修建了旅顺基地，但在战争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即陷落敌手。(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站3月7日报道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正当中国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舰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当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日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装21门新式火炮，但因海军衙门与户部意见相左，而不得仅先为“定远”“镇远”两舰购买12门快炮。此时，日本诸多主力舰均已安装速射炮，这为黄海战败埋下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赔款白银2.3亿两。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银两用于购买急需装备，何至开战仓皇至此?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就在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的第二年，日本海军建立了常备舰队，并迅速充实力量。图中坐者为日本海军常备舰队首任司令官井上良馨。(资料图片)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万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万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位于此舰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舰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以备万一。因为丁汝昌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海军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后，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他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长鸣。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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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凤海：穿越无形历史障壁的强国梦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北洋海军官兵。

参考消息网3月11日报道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中国军人更不应该忘记!

　　今年又逢甲午，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第一，高层“改革惰性”。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交谈，他对日本想与东亚传统决裂表示不解，认为日本人以西装换掉古老民族服装是不敬祖先。森有礼却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服比自己原来的穿着要好。”这场关于服装的辩论，反映了两国改革者完全不同的变革取向：森有礼主张变革必须彻底;而李鸿章则坚持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说中国决不推行日本式改革，决不用欧俗，只是认为“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无疑，“中体西用”嫁接，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其说为强国强军提供了一定空间，毋宁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派的不利处境，反映了清廷上层反对、拖延全面改革势力的强大。后者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度保守落后。当改革与旧制稍有冲触，大小保守派官僚、文人便一拥而上，斥之“以夷变夏”、“乱臣贼子”、“汉奸卖国”。上层极度缺乏改革共识，使最高当局在看待改革问题上，总体呈现出一种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一再拖延的“改革惰性”。这种惰性，致使发展“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的工商实业步履维艰，体制变革一误再误。李鸿章虽然组建起亚洲最大、装备先进的北洋舰队，但是，其它配套军事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等，却远远没有跟上。对此，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早已全盘掌握，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加紧筹划对中国开战。

　　第二，国民“一盘散沙”。传统中国，朝廷为树立君父权威，建构了一种家(老百姓)对国承担单向伦理义务的社会治理体系。因而，从传统中国历史看，由爱家到爱国，对于百姓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逻辑断裂：以一姓之家压万姓之家，二者多数情况下互为异己，老百姓的家与一姓王国除了伦理关联，很少有实质性的权益关联，无法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国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民众不存在把国(朝廷)作为自身利益代表来热爱和捍卫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内在地存在一种政治性、体制性涣散。若非遇到巨大的国破家亡危机，人们的精神旅途通常归于家而终止，民族魂消散在家的细胞中，无法上升为整体国家民族精神。

　　清朝晚期，由上述家国关系内在断裂决定的国民“一盘散沙”局面更加突出。表现在军队中，将领不负责任，严重腐败，基层官兵厌战怯战，战场上临阵脱逃现象十分普遍，充分暴露出体制性涣散对军队作战造成的严重后果。

　　第三，文化“积弊难返”。清帝国后期，不论国家还是军队，转型变革至少面临三大阻力：一是思维定式。清廷上下，以习惯、常识、经验等为基本要素的思维定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方式，如固守冷兵器时代“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的训练、作战方式，无视新式热兵器对改进训练和作战样式的新要求，成为影响清军包括北洋海军军事理论、训练作战、风纪管理的重要文化模式。二是“潜规则”。无孔不入的人情交往模式，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网”、“人情网”、“小圈子”，致使用人上不正之风盛行。比如，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统帅时，国内海军军官学堂已毕业几届学生，首届赴英国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这些人都被他排除在统帅人选之外，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不懂海战，却被选任为舰队司令官。其中原因，不外乎丁出身淮军，与李同乡，对李唯命是从而已。丁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惨痛代价。三是部门利益。如有些军中后勤保障部门权力过大，又缺乏相应制约，随意压减、扣发前线部队军饷和弹药。甲午海战中，有的军舰严重缺乏炮弹，只好用训练弹向敌舰射击。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甲午战争前日军“高千穗”号巡洋舰官兵与主炮合影。

以史无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进取

　　今天，当我们回顾120年前那场战争，我们毫不讳言，有一系列历史障壁，导致甲午海战失败于无形，羁绊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脚步。当代中国，尽管从很多角度看，早已不是过去之中国，但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消极因素，仍然死而未僵，影响着我们追求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如何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精神，走出一条穿越历史迷雾的强国强军道路，仍然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关键在于消除信息社会“时代差”。这个时代差不仅是武器装备的“代差”，而是一个大的社会时代差。一支军队，如果整体上落后于时代基准，如当年大清国军队，即使有一些工业时代的武器装备，必然要打败仗。近几十年，我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撒手锏武器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未能摆脱外部压力、战争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整体信息化水平落后于时代基准。21世纪，在追求“全谱优势”、“全球即时打击”的态势下，军队达不到信息化时代基准要求，威胁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因此，对于我军来说，重要的不单是在某种关键武器装备上补级差、补代差，而要在整体上消除信息化这个时代差，从而在思想观念、管理方式、训练和作战样式等方面全面跨入信息时代，形成敌人无法压制的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和整体交战能力。

　　第二，处理好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战略的权重关系。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中，无一例外要受到周边或域外大国围堵与遏制;无一例外会面临一个重大战略抉择，即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关系?当年，中国洋务运动也受到日本忌惮，后者不惜几十年坚持不懈地筹谋策动，阴谋通过战争来破坏、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而甲午战争恰恰达成了这样一个战略企图。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一些周边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方向危害、蚕食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特别是日本安倍政府，为二战军国主义招魂，频频挑衅中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这警示中国——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发展战略的关系，既要防止军事发展战略超越国家发展战略，又要积极作为，随时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因此，决不能把牺牲“军事上适当有所作为”，作为换取“和平发展形象”的代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拥有远程战略打击力量的强大军队，不仅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而且能让战争的策源地也成为战场，彻底改变近代以后侵略战争发动国后方总是安全的这一历史。以此有效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必然成为我们实现强国梦的重大战略目标。

　　第三，打通家与国内在联结，夯实强国强军根基。历史证明，只有把民众之忧视为大者，国之忧才能有人民为之忧;只有把执政目标契合到人民的诉求、需要之中，才会有天下“匹夫”甘心与之共担“兴亡”之责。今天，我们把“人民梦”与“中国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就是以此整合、优化当代中国家国关系，从公民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视角出发，建立基于权益共享、真正保障公民权利的家国共同体，进一步从根本上弥平传统中国家与国、保家与卫国的权益鸿沟，由此奠定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外来风险、挑战和不测事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社会基础和精神动力。

　　第四，以前无古人的军事变革及其成果支撑国家现代化。近代中国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当西方军事完成了从“农业-军事体制”向“工业-军事体制”和“商业-军事体制”转变后，中国军事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军事体制”上。不仅如此，就连军事领域里的“人”，也仍然是一群“传统人”，演出了“马拉火车”的历史荒诞剧，产生出北洋舰队这样一个由小农经济与工业兵器结合的现代化畸形儿。今天，在军事发展问题上，如果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不解决，仍然可能出现“传统人”扭曲现代体制机制，抑制先进装备技术效能的“英格尔斯效应”问题。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弥平人的差距，推动人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能力全面向信息化跃升。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发展的停顿期。军事现代化是军事发展连续性积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军队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军队内部人员、装备技术、体制编制、军事思想等要素实现“连续整合”，推动军事顺利实现向现代“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混合式三级跳”，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军事变革。在甲午海战落幕120周年后的今天，只有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在推进这场伟大变革中建立起无坚不摧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郭凤海)

[!--empirenews.page--]皮明勇：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empirenews.page--]

　　皮明勇：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将日军大本营迁至距离中国较近的广岛。图为当时的广岛日军大本营。(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11日报道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

　　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杨杰将军一语中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西方绘画作品描述的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的情形(资料图片)

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练”。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这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强劲得多。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为了进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在决定一个国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观念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别作为大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

　　以全球的眼光看，陆地和海洋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条件。从地理条件上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兼备国家，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平原辽阔。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高度发达。中国古人利用大陆资源就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缺乏向海外进行贸易、争取域外资源的动力。中国这样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在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历代中原王朝修筑长城，都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对外的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基本任务是防范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长时段”进行观察，中国历史的重心经历过前后两个大的变化。唐朝以前，是“东西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戏，总体上都是在黄河一线展开。从先秦一直到唐朝，基本的对抗是东部与西部势力顺着黄河的对抗，最后谁能够控制关中，谁就能够得到天下。进入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的历史重心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进入“南北轴心”时代。这个新的轴心就是京杭大运河，各种力量顺着它南北对抗。一直到清朝前期，这种格局和特性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战争都是在南边与北边力量之间展开。合起来看，无论是“东西轴心”时代还是“南北轴心”时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内陆，都没有转移到海边，更没有拓展到海上。

　　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历朝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个民族严重缺乏海洋意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西方列强侵逼的情况下，仍然海权观念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成“海防”问题，使海洋的通达性、海军的机动性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黑格尔曾站在欧洲远远地观察中国，得出这样结论：“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虽然它紧邻中国、远离欧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岛国的基本属性使它在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后，越来越愿意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夕，在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提出重视海权的主张得到认同。山本权兵卫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科技意识比拼，守成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

　　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举三个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英国人送的火炮和炮弹，清朝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清军火炮技术失传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笑话。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弹技术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三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而当事者竟为之欣喜不已。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恍然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铳，也可以叫连珠炮，据记载铳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当他将连珠铳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政府，更不敢让清军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武器杀伤力太大，传出去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其结果，这个连珠铳就真的没有流传下来。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压抑技术发展的例子。

　　知道了这些事例，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严重局面。

　　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empirenews.page--]张炜：一场日本精心谋划的侵华战争[/!--empirenews.page--]

　　张炜：一场日本精心谋划的侵华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日本海军“松岛”号巡洋舰。为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及其配备的305毫米主炮，日本海军处心积虑，专门设计了该型军舰。“松岛”号的排水量刚刚超过“定远”舰一半，但主炮口径却达到320毫米，以压倒“定远”舰。(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11日报道19世纪中叶是东亚地缘政治大变局的时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遭到来自海上西方国家的挑战而开始近代化改革，但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暴露，是一场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侵华战争。

确立“大陆政策”——北上南下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当中国遭受鸦片战争厄运的时候，日本也在1853年被迫开国。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陆地狭小，资源匮乏，危机感更强。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后便发布了《御笔信》，确立“大陆政策”。明治这一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征服中国大陆，其方向有二：一是向北，越过朝鲜海峡“征韩”，继而进入中国东北、华北和进一步觊觎俄远东地区;二是向南，越过琉球进犯台湾，以台湾为跳板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进一步征服吕宋(今菲律宾)等南洋诸国。

　　1873年，日本借交换中日条约批准书之机，派使者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华“访问”，而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弄清中国与朝鲜的确切关系，以便向朝鲜敲门;同时亦为刺探中国对琉球的立场，为进一步吞并琉球和谋取台湾做准备。从此，日本开始在南北两个方向发展：

　　吞并琉球。琉球从14世纪起接受中国明朝皇帝的册封，建立了藩属关系。17世纪初日本染指琉球，迫使琉球同时藩属日本。187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琉球国属于日本，1875年废止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改琉球国为冲绳县，将距离日本最近的岛国琉球侵吞。

　　侵略台湾。187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最后，经英、美、法调停，中日签订《台事专条》，日本写入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的字眼，精心设计了让中国实际承认琉球属于日本的阴谋，并向中国索取50万两白银而撤兵。

　　进犯朝鲜。1874年日本退出台湾，第二年便派出军舰“云扬”号北上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签署《江华条约》向日本开国。1882年和1884年，日本借朝鲜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两次登陆朝鲜干涉其内政，结果都被中国迅速派出的陆、海军慑止。但日本先后通过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汉城条约》，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在朝驻兵权利;1885年，日本利用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机会，又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向朝鲜派兵和撤兵权利，为9年后日本出兵朝鲜、挑起甲午战争创造了条件。

制定作战构想——剑指中国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了《清国征讨策案》。该文件对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防御部署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评估，提出日本应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争取在中国尚弱之时加以攻击。具体作战计划是，以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海军，并由海军掩护陆军8个师团远征中国，其中6个师团在中国北方的直隶湾登陆，2个师团进入长江攻占沿岸要冲之地，最终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国乞降于阵前的目的。

　　《清国征讨策案》特别指出了海军的作用，认为对中国的战争，“压制其海上为第一步”。《清国征讨策案》对中国海军现状做了分析，指出中国本有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4支水师，但福建水师已在中法战争中遭到重创，广东水师虽有数十艘舰船，但基本上都是木造脆弱之军舰，所以中国可出海作战者唯有南北两洋的军舰。日本要在5年后进攻中国，就要使用最大限度之财力扩充海军。

　　日本参谋本部对小川又次拟定的《清国征讨策案》极为重视。海军随即拟定了6份作战计划，提出海军在对华作战中主要任务有三：一是与北洋舰队决斗，将其击溃，以保证陆军在直隶湾登陆的安全;二是攻占旅顺和威海，以之为海军之前进根据地;三是选择进攻北京之登陆地点，掩护陆军渡海及登陆。

　　由此可见，至188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目标明确，进攻中国的作战构想已经非常完整、具体，最终目标显然是灭亡中国。

开动战争机器——扩军备战

　　在日本整个扩军备战中，其近代化海军发展占据重要地位。1886年后，日本海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明治天皇颁布海军条例，规定了军区、军港和镇守府的基本职责，海军编为常备的大舰队、中舰队和小舰队。明治天皇发出号召，以皇室捐款、大臣捐薪、发行公债等方式集资，高薪聘请法国著名舰船设计师设计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型军舰，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造舰，“松岛”等“三景舰”就是这时制造的。1890年，日本又提出海军扩张案，先后购买和制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4160吨的“吉野”、3172吨的“秋津洲”等3艘新式巡洋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速度达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在指挥军官的培养方面，日本从1869年开始建立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初级军官，后发展为江田岛海军学校，到1894年共有21期学生毕业，其中700人参加了甲午战争。1888年又在东京建立海军大学，培养高级参谋指挥人才，并有大量海军留学生留学欧美。

　　此外，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后，还启动了情报战，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间谍机构。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说着一口流利汉语，扮成洋行职员、游学者、商贩、僧人、农民、渔民、船夫、工役、乞丐等各种身份的中国人，侦察搜集各种情报，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几乎无所不包。

　　进入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此时日本陆军能够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已有7个野战师团12万多人;海军共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万余吨。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天皇直接统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军令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完成了对华战争的所有军事准备。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1894年即将从广岛出发的日本陆军部队(资料图片)

无视国际公法——挑起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3日，朝鲜李氏王朝请求中国派兵助剿。清廷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派兵是应朝鲜政府请求，属于“保护属邦旧例”。此前，日本居心叵测地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怂恿中国尽快出兵，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廷竟轻信了日本的保证，毫无顾虑地钻进了圈套。6月4日晨，北洋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赶赴仁川;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余淮军渡海前往朝鲜牙山。

　　当叶志超、聂士成所部清军于6月12日在朝鲜半岛牙山湾完成登陆时，日军先遣队和8艘军舰也已进抵朝鲜，7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开始登陆仁川。事实上，此时朝鲜形势已经趋缓，当中国提出按照《天津条约》双方撤兵时却被日本拒绝。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公开承认他就是“想借此好题目”，如果不能协调双方关系，便“索性促其彻底决裂”。

　　7月17日，日本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战争。7月21日，中国向朝鲜牙山的增兵计划开始实施，清政府仍以为日本不会挑起战争，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雇佣了英国公司的“爱仁”、“高升”、“飞鲸”3艘商船运兵，认为这至少可以让日本顾忌“万国公例”而不敢擅自攻击。22日，北洋海军3艘军舰奉命从威海出发驶向牙山护航。

　　然而，日本通过在华间谍系统获取了中国向朝鲜牙山运兵和护航的详细计划。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起航前往牙山。7月25日，双方军舰在朝鲜丰岛海域相遇，早有准备的日本海军完全不理睬什么“万国公例”，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日本海军不但攻击军舰，而且不顾英籍商船“高升”号船长的一再交涉，击沉了“高升”号，并对落水者痛下杀手，使870名清军葬身大海。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调整作战计划——陆海并进

　　甲午战争有陆海两个战场，这是因为日本的既定作战计划是进犯中国领土，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侵略乃至灭亡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陆海并进、协同作战。

　　日本在发动丰岛海战的同时，登陆朝鲜的日陆军第一军也积极进攻，占领牙山，夺取成欢，将入朝清军聂士成部和叶志超部全部压缩到平壤。丰岛海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西海岸搜索北洋海军，寻找主力决战的机会，以取得黄海制海权，但一直到8月中旬始终不见北洋海军踪迹。日军大本营决定调整投送陆军在直隶湾大举登陆的原计划，首先发动平壤战役，占领朝鲜全境，然后进攻中国本土。终于，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遭遇北洋舰队主力，遂进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部蒸汽动力舰队对阵的黄海海战，整个海战长达5个小时。北洋海军5舰沉毁、4舰受伤。日本联合舰队4舰重伤，却未沉一舰。

　　黄海海战后，日本陆军第一军占领了朝鲜全境，但日本海军并没有完全实现消灭北洋海军、取得黄海制海权的目标，“定远”、“镇远”铁甲巨舰对其下一步实现运兵渤海湾、登陆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的计划仍构成威胁。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辽东半岛战役，具体计划是：陆军第一军从朝鲜过鸭绿江，新编陆军第二军共约2.4万余人由联合舰队护送登陆花园口，两军由陆路和海路同时入侵中国本土。结果，其陆海两路全部实现作战计划，日军攻陷旅顺，连续4天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辽东半岛战役后已进入隆冬。日军大本营再次调整作战计划，组建山东作战军，在荣成湾登陆，从后路包抄，而联合舰队在海上协同作战，进攻威海，目标是彻底消灭北洋海军。日军再次实现了山东半岛的作战计划，与日本联合舰队形成陆海夹击，最后将北洋海军围困在刘公岛军港，全军覆灭。

　　1895年4月，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日本获得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并侵吞了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从此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起点。今天，安倍政府不断无中生有制造事端，渲染“中国威胁论”，将40多年来两国修复关系的努力归零，并企图抛弃日本和平宪法，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值甲午120周年，不能不倍加引起人们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老路的担心和警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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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杰：中日海军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明治天皇在广岛大本营召开会议情形(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14日报道甲午战争使曾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后起之秀的日本海军却大获全胜。究其原因，海军战略及海上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关键。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海军选择的是攻势战略，中国海军采取的是守势战略，而且是消极的近岸防守。两国不同的海军战略选择，制约着海军战略目标的确定、海军战略力量的发展、海军战略方针的采取、海军战略手段的使用，导致两个背景相似的东亚国家30余年平行竞赛后迥然不同的战争结局。

在“为什么建设海军”上不同

　　晚清政府筹办海防和创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自强”、“御侮”、“欲与洋人争衡”，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按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说法，办海军可以“保和平，守疆土”，而且“可上岸击贼”。由此可以概括海军的主要使命：一是抵御侵略，保卫海疆;二是镇压国内反抗，维护统治秩序;三是执行清政府海外政治使命，保卫藩属国和旅居海外的华侨。但遗憾的是，清政府筹办海防，建立和发展海军，缺乏一个全局性的明确的海军战略目标，缺少跻身世界海军大国和强国的长远考虑，也缺少关于海军使命任务的明确具体的顶层设计。

　　日本则不同，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一直有较明确远大的海军战略目标。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确立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他发表所谓《天皇御笔信》，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须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负责海陆军事务的军务官向天皇上奏折说：“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对此，天皇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提出了“迅速建设海军”的基本原则，确立了“耀皇威于海外”的海军战略目标，规划了“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的海军建设目标，奠定了日本海军战略的基础。日本政府赋予海军的历史使命，就是充当“大陆政策”的工具，“守护主权线”，“保护和扩大利益线”，争做“东洋盟主”，打破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地区进而称霸世界开辟道路。

在“建设什么样的海军”上不同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海军，即海军建设目标问题，中日两国的差异在于是否坚持不懈地为建设一支具有“亚洲第一”作战能力的近代化海军而奋斗。

　　晚清政府不仅缺乏明确的海军建设目标，而且没有坚持不懈地建设海军。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拥有2000吨级以上的战舰7艘，共2.7万多吨，是日本的近2倍。但是，此时北洋海军只是一支“跛足舰队”，舰船编制数量按实战的要求远远不足。更重要的是，北洋海军成军后再未添置一艘军舰。究其原因：一是虚骄心态使当权者稍有所成便固步自封;二是清廷上下勾心斗角，未能倾举国之力于海军建设;三是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

　　与晚清政府形成对比，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明确了海军建设目标。1870年，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呈交的海军建设“建议书”中明确指出，“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且要超过英国”，从而确立了赶超当时世界最强大海军的宏伟建设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尽管条件有限，仍坚持不懈地举全国之力建设海军。为此，日本政府将酿造业、烟草业税收用作海陆军军费，发行海军公债，皇室节衣缩食，贵族和富豪也纷纷解囊。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2艘。至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已有各型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合计55艘。还有6艘军舰及2艘鱼雷艇正在建造中。同时，日本海军不断改良舰艇装备，使用了“山内速射炮”、“保式14英寸鱼雷”、“LBS测距仪”、“下濑火药”等一批新装备。日本海军在舰艇吨位、船速、炮速及新装备等方面迅速赶超了中国北洋海军。

在“怎样建设海军”上不同

　　近代化海军建设的主要特点在于：具备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科学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先进的相互联络手段和后勤保障设施、统一的兵力建设和组织指挥等。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日本海军建设对此均予以重视，晚清海军建设却只注意到前三个方面，忽视了第四个方面，始终不能将海军置于统一建设和统一指挥中，这也是中日海军建设的主要差别所在。

　　1874年，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怎样组建海军，是划洋而建，还是统一组建。讨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丁日昌的“三洋水师”设想和左宗棠的统一海军主张。尽管丁氏的设计蓝图对于后来划洋而成的晚清海军布局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但是丁氏的主张基本上是从旧式外海水师分省布防中演化而来的，尚未摆脱传统水师划疆而守的消极防御观念，带有很大局限性：

　　其一，分洋建军不适合海军这一新军种的特性。海军是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扩张和争霸而发展起来的，其战略特性为进攻性，战术特性为机动性，编制特性为集团性。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更便于发挥海军的特性和优势，更适应积极防御或攻势战略的要求，更有利于海军从近岸到近海以至远海的发展。

　　其二，分洋建军使清廷难以统一调度“四洋”舰队，形成合力优势。在黄海海战后的危急时刻，北洋几次请调南洋各舰北上助战，皆被托辞拒绝。难怪李鸿章说，这场战争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其三，分洋建军导致海陆军难以联合作战。由于分区建军使清朝的海、陆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以致在甲午战争中不能协同作战。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的领导体制更为集中统一。日本海军在编制上原本也分属于沿海各镇守府，但同时在中央又设有统管海军的海军省，后来还增设专管军令权的海军军令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为集中使用兵力，形成局部优势，进一步强化了统一指挥。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新上任的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对日本舰队进行整编，将主要战舰编入常备舰队，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海上攻势战略的需要，将联合舰队再次改编，共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二是成立了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和协调有关战争的重要事宜。大本营还制定了统筹海陆军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全面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在战争过程中，大本营做到了及时把握前线军情，实施了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保证了军队的顺利推进。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海陆军之间始终缺乏配合，如日军在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登陆时，北洋海军均未对其进行袭扰。图为1895年1月日军在荣成湾登陆。(资料图片)

在“如何运用海军”上不同

　　如何运用海军，其实即海军战略方针，是指导海上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行动纲领。海军作战指导方针的理论核心实质上是制海权问题，而能否夺取制海权，取决于能否采取攻势。甲午战争中，日方运用的是积极的海上进攻战略方针，中方采取的是消极的近岸防御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的不同决定了制海权的归属，进而也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归属。

　　晚清政府对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包括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设想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即专“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纯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对制海权的认识也有争议的过程。在挑起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轻视海军的作用及制海权的重要性。最先提出海权问题的是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他在列席内阁会议时，反驳“陆军万能”论，并提出夺取制海权的“海军所应取之方略”。其建议受到日本首脑的高度重视。参谋本部据此制定了所谓“作战大方针”：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舰队受挫，制海权归于中国，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整个“作战大方针”表明，决定这场战争命运的关键，首先取决于海军作战的胜负和制海权之争夺。

　　甲午战争尚未打起来，仅从双方战略方针的制定来看，胜负似乎已见分晓了。

多重原因造成战略差异

　　军事战略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地缘环境、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基本国策、军事思想和海洋观念等诸多社会历史因素，造成了中日海军战略发展中的历史差异。

　　例如，忽视军事理论的研究、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是晚清海军军事战略落后，乃至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只想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未想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包括先进军事理论。甲午战争前后，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已风靡欧美及日本，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马汉为何人、海权论为何物。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国策引导下，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特别是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于1890年出版后很快被日本译出，对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为指导，结合日本的国情军情和海战实践，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制海权理论及海军战略。

　　甲午一战，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可以为当今中国海军战略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不懈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不断提高海军以“打赢”能力为核心的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二是必须建设一支积极防御的海军，根据海军使命任务和军事能力的发展，适时调整海军战略。

　　三是必须建设一支“创新型”海军，根据建设信息化海军、打赢信息化海战的目标，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四是必须建设一支先进理论武装的海军，根据时代要求、紧贴历史使命，积极推进海军战略理论创新发展。

　　五是必须建设一支时刻准备打仗的海军，根据周边环境和海上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深化强化军事斗争准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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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焰：甲午战争使中日关系易位的启示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日军在威海遣返被俘清军。(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14日报道120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同腐朽衰败的清末中国的一场决定两国命运之搏。此前被“天朝”视为“蕞尔小邦”的原中华文明的师从者，竟然把文化母国打得一败涂地，这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双方往来的相互观感。

　　回顾甲午战争，应力戒狭隘单向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悲情意识，而将其放在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甲午战后，中国以日本为自身崛起的坐标，激发起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潮，在抗战和经济竞赛中实现战胜和超越，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仰视到俯视——荣辱靠实力

　　中国自汉代起同日本接触，至唐代以后日本才对华形成了密切往来。从那时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对华态度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朝至宋朝是“仰视”，日本学习中国文化走出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是“平视”，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不过明朝军队又在朝鲜打败日军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从甲午战争后到抗战结束是“俯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清朝统治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傲慢一发不可收拾。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国对日军事胜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动舟师数百，进攻朝鲜半岛白江口，唐朝军队与之交锋大败之。这一仗使日本看清了自己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日本从此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全面学习。7世纪至8世纪，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大陆，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反映出这个民族善于学习的优长，同时也显露了其崇拜强权的特性。

　　中国的宋朝被元朝灭亡后，日本一批人便认为神州的文化精粹只保留在自己国内。16世纪，日本人购买和仿制西洋火枪，对中国又拥有了火器优势。当时日本流浪武士组成的武装团体即明朝人所称的“倭寇”窜扰中国东南沿海，为祸百年，使中原王朝首次有了海防危机。

　　明末的中国虽已衰败，在1592年至1599年还能派出10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联合朝鲜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这一胜利遏制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赢得中国东邻半岛近300年的稳定。

　　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幕府时期的日本因感受到外来威胁实行锁国，却不禁止西洋武器输入和讲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当时日本通过荷兰学习西方，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本报注)，开放程度大大高于闭目塞听的清王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行西化增强了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征韩”、“征清”便被迅速付诸实施，1894年即甲午年间中国所遭遇的那场战祸已势不可免。

“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变革须彻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本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也面临着同样命运的威胁。令人叹息的是，日本是以牺牲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853年7月，刚刚跻身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军舰，闯入日本港口。此时的日本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看到抵抗必败，便于1854年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接着，俄国、英国也接踵而来，日本又相继与它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开放横滨等港口让西方开租界(“居留地”)并给予领事裁判权。

　　面对西方入侵，日本采取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办法，那便是挤进西方的行列，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如今还印在1万日元钞票上的人头像，便是被称为“近代东洋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明治维新之前，福泽谕吉访问了美国，回国后便大力宣传“脱亚入欧”，积极主张日本应该放弃过去学习的中华文明和儒教精神，吸收西洋文明优胜劣汰的思想，加入西方行列而与东亚邻国绝交。

　　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时，中国也搞了洋务运动，却因指导思想不同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日本虽保留天皇制和封建武士的传统，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上全面学习西方，而清王朝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只引进了一些西方“器物”，而拒不做体制改革。

　　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全面配套实施才能成功。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三个口号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清王朝却只提“富国强兵”，又甚不得力。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青壮年男性已基本完成了扫盲，几乎全部男童和半数女童也已接受义务教育，而中国占人口总数九成的下层民众包括兵卒大多目不识丁。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和军队同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和军队较量，其结果在战前便已注定。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日本的近代化是“武士的近代化”。图为1862年的福泽谕吉。他在明治维新后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被称为“近代东洋启蒙之父”。自1984年起，他的肖像被印在了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1万日元)上。(资料图片)

总体较量全方位失败——落后必挨打

　　过去国人提到甲午战争时往往为北洋水师的奋战和覆没所叹息，其实这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尚能与日本海军在同一水平上交战，清朝陆军却几乎无战不溃。甲午陆战的惨状，更说明当时清朝陆军在编制和战术上尚停留在古代，已落后于日本陆军一个历史时代。

　　清朝原有的军队八旗、绿营在太平天国起事时便腐朽不堪用，依靠湘淮军才将国内各派造反势力削平。此后为数25万人的八旗和46万绿营兵长期虚耗饷银，清廷为照顾利益集团又不能裁撤，只有依靠湘淮勇营编练成的35万防军为国家军队的主力。防军虽然购买了西方枪炮(因各自为政无规划导致型号杂乱)，却只从洋人那里学了点枪炮施放技术和操场上演练方式，战术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以密集队形攻防时的水平。这些部队的编制又沿用戚继光和湘军成法实行单一营制，营以上无确定建制，平时星散各地，互不相属，战时凑合一处，没有组成以步兵为主，骑兵、炮兵、工程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在战斗中也难以容纳近代各种火器和有效地组织兵种间的协同，可称是一支拿着新式枪炮的古老旧式军队。

　　甲午陆战证明，清朝陆军同日军交锋时，基本上沿用对付太平军的一套旧战法。其进攻时只是以密集队形猛冲敌火网，死伤惨重又没有什么战果;防御时清军只是株守阵地，呆板地受敌炮火杀伤，时间不长便混乱败退。

　　如果再从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渊源来考察，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导致国民只知朝廷不知国家，只知天下不知世界，只知家族不知民族。没有树立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自然无法有效进行保卫国家的战争。

　　令各国军队惊愕和耻笑的一件事，是北洋舰队舰只被围在威海卫港中向日军投降时，1000吨级的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去年秋天海军会操时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这些海军将领的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全面回顾甲午惨败，我们应看到此次战争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军事水平、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观念的总体较量，当年中国的失败是全方位的失败。

助长日本辱华风潮——弱国无尊严

　　中日甲午战争，是两国千年间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具有尊强凌弱心态的日本轻易打败中国，从此改变了对华心态，“大和民族”的自傲变成不可一世，对自己的文化母国居高临下，视若草芥。种种辱华之称陆续呼之而出。

　　清末时日本对华称“清国”，甲午战后东洋三岛上却以“猪尾巴”作为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豚尾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男人都剪去辫子，日本人不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记述说：“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笔者小时候曾听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讲述本人经历，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护士爱上中国留学生郭沫若时，素称开明的父亲却马上发怒——“你怎么能和一个支那猪结婚?”

　　民国成立后的18年间，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递送外交照会都无视起码的国际礼仪，只称“支那共和国”。对这一侮辱称呼，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竟然忍受下来。直至1930年，国民政府认为忍无可忍，才拒绝接受带这一称呼的外交文书。此后，日本政府对华公文中才称呼“中华民国”的国名，但在其他场合仍一律称呼“支那”。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辱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

学日抗日赶超对手——国人当自强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进步的中国人在政治上看清了封建专制的腐朽，变法、革命的大潮也从此开始。

　　论起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观，一直充满了复杂矛盾——既憎恶，又羡慕;既排斥，又最接近。日本对中国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也带来了最大的觉醒。看到原来自己文化的学习者通过学西方而迅速强盛，过去轻视日本的国人马上转而向日本学习。

　　甲午战败后，欲变法图强的中国人大都认为“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败于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便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人员，随后留学东洋热潮席卷中国，至1905年突破万名，规模为当时世界仅见。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学过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若加上短期考察参观者人数更要翻番。打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名人录，可看到国民党前期的主要干部多是留日学生，包括蒋介石、黄兴、宋教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早期党员董必武、李达、周恩来和最早的农运领导人彭湃等同样也曾留日，并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河上肇等人那里了解到共产主义原理。

　　中国通过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民族进步，其中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上强国之路。

　　回顾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中日关系，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日强中弱”局面，后来又有了在亚洲“双强并立”的状态。自20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百年来终于超过了日本。在新形势下，当人们再次回顾甲午战争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向便可看出，只有中国越来越强大，才能使日方逐步端正心态，中日关系的发展才能走向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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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一平：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18日报道“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有其势利的一面。对失败者而言，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只看到他们失败的责任，看不见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是不够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

　　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事实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也是停止发展之时。1891年，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丁汝昌十分着急，他曾上奏：“……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拄，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大战在即，为应对日本威胁，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清廷仍旧拖而不办。大战之前清廷大兴土木修园，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禁要问，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二：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保船制敌”、“以战为守”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仅举一例：丰岛海战前，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同，并授权“相机酌办”，丁汝昌据此提出了“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应对之策，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三：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相辅相成，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陆上作战，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但总体上是败得快、败得惨。辽东战场，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山东战场，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成为孤军，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

　　事实之四：刘公岛被包围后，清廷内外臣工、将领意见纷纭，有的主张舰队出击;有的主张退往烟台;有的主张水路相依，协同作战;有的主张固守威海，陆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结果是，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舰队出击“出不去”;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协同相依“依不上”;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坚持固守“守不住”，最终舰队只能走向覆灭。

　　此类事实还能列举不少，对于一场失败战争，找出其失败的原因教训固然重要，分清失败原因教训的主次则更为重要，否则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训。

丁汝昌罪责大多不实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科班，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又无海军文化，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选用既懂海军专业、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亲”，也有失公允。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这样的人会“怯战”吗?

　　实事求是讲，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时，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像他这样一个抱定“船没人尽”决心的人，为何要先投降，再自杀?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

刘步蟾没有“怯战自保”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

　　评价历史人物，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戴乐尔攻讦刘步蟾的要害问题，是指责他在黄海海战中擅自改变既定阵形，怯战自保。那么，北洋舰队将双纵阵改变为雁行阵，是否是刘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战后报告中明确指出曾下令变阵，刘步蟾代表提督发出变阵旗号，完全是职责所在。其次，变阵后“定远”舰居于舰队正中最前方，距离日联合舰队本队最近，受敌火力威胁最大，又怎么可能自保?再次，海战中“定远”舰一直冲锋在前，从第一个开火到最后一个撤离，如果刘步蟾怕死，“定远”舰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勇敢的行动?

　　戴乐尔为什么要诬陷刘步蟾?戴乐尔是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介绍进入北洋海军的，自恃有此背景，对北洋海军事务多有干预，刘步蟾对其越权举动多次予以制止，戴乐尔对刘步蟾积愤已久，这恐怕是他诋毁刘步蟾的原因所在。

　　评价刘步蟾，还有一个著名的争议事件——“撤旗事件”。1890年，北洋舰队南下停泊香港期间，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上岸，刘步蟾按规定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此举惹怒了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他认为自己这个“副提督”还在，为何要撤提督旗?为此他与刘步蟾发生争执，后愤然辞职。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军纪日渐松懈。有人将此事简单归结为刘步蟾排挤琅威理。但实际上，“撤旗事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北洋海军创建初期，面临技术和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聘请洋员是正确和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洋员也是西方国家企图控制北洋舰队以捞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如何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一方面又牢牢掌握海军的控制权，始终是北洋舰队一个既重要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撤旗事件”实质上就是一场北洋舰队的控制权之争。在这一重大是非问题上，刘步蟾是清醒的。当然，“撤旗事件”的处理也反映了刘步蟾与琅威理平时积累的矛盾。

　　总之，刘步蟾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近代中国腐朽社会的大环境下，他无力改变失败的命运，但还是以自杀这样悲剧性方式表达了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其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林泰曾不是“胆小鬼”

　　林泰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镇远”号铁甲舰管带。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后，“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引咎自杀。

　　与北洋海军许多将领一样，林泰曾身后受到的不公指责中，除了“能力不强”外，最重的就是“畏日胆小”。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李鸿章和丁汝昌对林泰曾的评价。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后给丁汝昌的电报里写道“林泰曾于仁川畏日遁逃……”;林泰曾自杀后，丁汝昌的评价是“林泰曾向来胆小……”。以此为依据推断，林泰曾是“胆小鬼”似乎成了史学界的流行看法。为了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来看“畏日遁逃”是否属实?

　　1894年6月，日本发兵入朝，林泰曾受命统带3舰驶往朝鲜仁川。23日，林泰曾到达仁川即派人打探日军情况。24日，林泰曾会见日本领事，提出交涉，并电告国内相关情况。25日，他又发回电报，报告风闻有5000日军即将到达仁川，建议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调南洋军舰来北洋。26日，林泰曾发回第三封电报，称军舰在仁川战守均不宜，拟留一二舰在仁川探信，余舰转赴牙山备战守。30日，林泰曾根据命令率舰开回整备。

　　在此阶段，中日两国并未开战，林泰曾正确判断形势，并提出了备战的积极建议，根本不存在“畏日遁逃”的问题。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一个编队在海上连续执行8天任务后返回“整备”很正常，否则就难有再次出动的能力。指责林泰曾“畏日遁逃”，不过是李鸿章推卸责任的借口。

　　其次，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林泰曾生前各方面评价都比较高，从未有“胆小”之说。他自投身海军后，几乎参与并指挥了北洋海军执行的所有任务，一贯表现积极。甲午开战后，林泰曾坚决主张采取攻势战略，要求“举全舰遏制仁川港”，与日本联合舰队“一决胜负于海上”。他为人“性沉毅”，而“待下仁恕，故临事恒得人之死力”，在黄海海战中率领“镇远”舰始终冲在前面，并连续击伤日舰。在这一系列表现中，看不到任何“胆小”的影子。

　　将林泰曾自杀视为“胆小卸责”是偏颇的。林泰曾早就立下了“舰亡与亡”的决心，而且在当时清廷“重舰轻人”的巨大压力下，立此决心的北洋海军将领不在少数。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对北洋海军将领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敬佩的英勇表现，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林泰曾是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中的杰出代表。

邓世昌绝非“虚假典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是北洋海军将领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对这样一位将领，时下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其主要质疑有四：

　　一是对邓世昌治军严格提出质疑。有文章认为邓世昌对下属十分苛刻、严酷;还有人说邓世昌在北洋舰队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带，不配做“民族英雄”。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舰队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实属正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

　　而对于事故率高的问题也应客观分析，北洋海军成军仅6年，驾驭的又是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官兵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北洋舰队后事事争先，频繁执行各种任务，而执行任务多、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对此，不应以偏概全。

　　二是对邓世昌驾舰撞击“吉野”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致远”舰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还有人强调，在蒸汽铁甲战舰的时代，使用撞击战术很不科学。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其一：当时日舰正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形成对旗舰“定远”的围攻，形势非常危急，邓世昌此举可吸引敌舰、减轻旗舰压力;其二：撞击战术在当时仍有一定适用性，“致远”舰舰首下方就有为实施撞击而设计的冲角，当时“吉野”在纵队队列之中不便机动，又正好处于“致远”舰首正横位置，“致远”是以截击态势冲向日舰，一旦撞上可收重创敌舰之功效;其三：“吉野”具有侧舷速射炮的火力优势，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致远”试图撞击“吉野”，迫使其转向，可直接降低其火力效果，有利于改变北洋舰队的不利态势。由此可见，撞击“吉野”并非盲目之举，而是试图以重伤之舰为战局作出最后一搏的英勇选择。

　　三是对“致远”舰的作战准备提出质疑，认为很可能是日舰炮弹命中“致远”引爆舰上鱼雷。有人进一步称，北洋舰队接战前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以免中弹引爆，而“致远”舰由于故障无法将鱼雷投出，恰恰就是这枚鱼雷最终造成“致远”沉没，由此推论邓世昌对作战准备要求不严、不细。

　　这一指责既不真实，也不专业，所谓“弃投鱼雷”是杜撰的。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

　　四是质疑邓世昌究竟是“坠海”还是“跳海”，认为以“致远”庞大舰身，只要邓世昌坚守岗位就不会坠海，由此推断邓世昌是在舰沉之前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称号名不副实。

　　其实，要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其一，“致远”舰幸存官兵都是随“致远”舰沉没落水的，如果邓世昌真想求生，那他完全有机会随众接受其后赶来的鱼雷艇救援;其二，包括洋员和日方目击者在内的亲历者多方证实，“致远”在中弹发生大爆炸后迅速沉没，当时“致远”舰官兵纷纷坠海，在舰桥上指挥的邓世昌为什么会例外呢?其三，邓世昌早就下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其英勇行为不是一时冲动。丰岛海战后，他就激励全舰官兵：“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黄海海战时，邓世昌见“定远”危急，高呼：“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率舰冲向敌舰。有人主观臆测地将他说成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虚假典型”，是极不严肃的。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北洋海军官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他们绝大多数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技战术。他们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壮举和宁死不屈、自杀殉国的崇高民族气节，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120年过去，逝者已去矣，生者当自省。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客观评价北洋海军官兵，还他们以公平，还历史以公平，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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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民：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粗暴践踏国际法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无权不殇思

　　在丰岛海战中搁浅焚毁的“广乙”号(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当前，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故意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真相，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屡屡挑起事端。回顾往事，日本有着践踏国际法、奉行强权政治的过去。甲午战后，日本曾两度掀起中日甲午战争国际法问题研究高潮，企图通过偷换国际法概念、聘请国际法专家著书立说等形式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依据，为战时暴行进行辩解。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日军在甲午海战中践踏国际法的行径。

不宣而战——突袭“济远”号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已经来到。一方面极力怂恿清朝政府派兵赴朝，并信誓旦旦表白“我政府必无他意”;另一方面，在中国出兵之前，日本内阁在6月2日通过了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借口的出兵提案，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在援朝清军到达牙山的同一天，日军先遣队亦在仁川登陆，至6月16日，日本一个混成旅团约7000兵力在朝鲜登陆完毕。在此形势下，7月中旬，清政府命北洋水师运兵渡海，增援驻朝清军。在获知清军增援消息后，日本立即派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游弋于朝鲜沿海，准备截击中国军舰。

　　1894年7月25日凌晨，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由朝鲜牙山返航回国，7时30分左右，两舰航行至丰岛附近海面时与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相遇;7时52分，双方军舰相距3000米时，预有准备的日本军舰突然向“济远”舰开火，“济远”、“广乙”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因伤相继撤出。而就在双方激战之时，对战事毫不知情的“高升”轮和“操江”号也先后驶入作战海域，立即遭到日本舰队的攻击。结果“高升”轮被击沉，800余清军官兵殉难，“操江”号受伤被日军俘获。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丰岛海战。

　　关于发动丰岛海战的责任问题，日本历史学家田保桥洁指出“开战的责任在于日本舰队”。对此，日本“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在7月25日的日记中清楚写道：“上午7时20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及时下达战斗命令，7点55分开战。”

　　日本未经宣战，突然挑起战事，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关于战争何时开始，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就已规定：“国家与国家间非先有明白的警告不得开始战斗行为，此项警告或出以宣战之形式，或依一最后通牒而附条件的宣战。”交战双方开战之前，彼此通报对方的军事行动，实为平衡军事需求与人道需求所必需。在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之间通商贸易、外交使节依然保持正常往来，日本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有预谋、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是国际习惯法所禁止的。

　　日本在朝鲜领海首开战端，亦侵犯了朝鲜主权。根据《万国公法》之规定，“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亦归其管辖也。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而他国不与也”。“各国舰船以去岸三英里才可以自由航行，不归他国管辖”。据此规定，日本在朝鲜领海内突然挑起战事，违反了国际习惯法关于沿海国领海主权的相关规定。

　　在丰岛海战中被日军俘获的“操江”号炮船。该舰为江南制造局1869年建造，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俘获的第一艘中国舰船。(资料图片)

违反中立——击沉“高升”轮

　　上文提及的“高升”轮是属于伦敦印度支那轮船航海公司的一艘英国籍商船，7月17日被清政府租用。该船7月23日从天津塘沽出发运载1000多名清兵赴朝鲜牙山，7月25日上午8时许在丰岛附近海面与日舰“浪速”相遇，在拒绝随其航行的命令后，遭到“浪速”舰猛烈炮击，“高升”轮爆炸沉没，800余名官兵遇难。在此之前，日本海军已经在丰岛海面袭击了中国“济远”、“广乙”号军舰，两国已实际进入战争状态，“高升”轮是在完全不知双方已经开战的情况下驶入该海域的，日本击沉“高升”轮的行为明显违反《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

　　根据《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如果该船的船主、租船人或船长并不知道战争爆发，或者虽然知道战争爆发，但船长没有机会卸下旅客，则不被认为从事“非中立役务”，交战国不得拿捕或攻击该船，可允许其返回出发港。

　　“高升”轮出发之前与中方所签订的运输合同中已注明：“如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双方一致完全同意该船立即驶往上海，并在上海终止合同。”当日方临检“高升”轮时，船长转达了船上中国官兵“拒绝‘高升’轮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的要求，并表示：“高升”轮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尚在和平时期，而且在航行过程中也无法获知日本不宣而战，日方应该同意该船回到原出发的港口。但是，日军却完全无视这一合乎国际公法的正当合理要求，反而蛮横地命令“高升”轮船长舍弃船体，“高升”轮还未来得及回答，即遭攻击。

　　“高升”轮被日本军舰击沉的消息传出后，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何意该国忽逞阴谋，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轮多只，先行开炮，伤我运船，并击沉挂英旗英国商船‘高升’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公理难容。”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舆论哗然，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英国驻华公使在得知消息后，致电英外交大臣，认为日本在中日双方仍就划区占领问题进行谈判期间，公然击沉“高升”轮，其行为是非法和无耻的。英国驻日公使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重抗议。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得知此消息后，一方面致信日本联合舰队司令责问：“‘浪速’舰的行为是否奉司令官之命，还是征得司令官之同意?”一面去电责问日本海军省：“中日倘有战争之事，则当预先照会各国，然后各国按照万国公法，不使轮船载中国兵马，今日本并无照会英国，则英国之‘高升’轮船自应载运中国兵马，并无一毫背理之处。日兵无端燃炮轰击，以至全船覆没，船中司事均遭惨毙，是何理耶?明明见有英国旗号，而肆无忌惮一至如此!将于中国为难耶?抑于英国为难耶?请明以告我。”

　　与此同时，斐利曼特致电海军部并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考虑到此种野蛮屠杀，还应督促交战国在战争中信守人道。”

　　此外，击沉“高升”轮事件发生在丰岛西南方向，位于朝鲜岛屿蔚岛以南约1海里，即使按照当时国际通行的3海里领海制度，此海域也属于朝鲜领海。日本在朝鲜的领海范围内临检、攻击英国商船，既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也是一种破坏中立的行为。

惨无人道——射杀虐待战俘

　　按照国际法，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交战国的军队应遵守相关的战争法规，尽可能保护战争受难者，如失去战斗力的伤者病者和海战中的落水人员等。例如：1864年在日内瓦订立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第6条规定：“伤病的军人应该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该公约批准后不久，一般均承认有将其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必要。1866年在瑞士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曾草拟了一个包括15条规则的国际公约，拟将上述1864年日内瓦公约适用于海战，虽然该公约未获批准，但作为1864年公约的签字国，日本方面应该明白上述规定作为习惯法可适用于海战。可以说，19世纪，俘获国对战俘给予一定的人道待遇已得到普遍承认。但日本军队在甲午海战中的诸多行为，与上述国际法的规定相去甚远。

　　一方面，日军射杀遇船难人员。在“高升”轮被击中沉没后，许多清军官兵落入海中，此时日本军舰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向已失去抵抗能力的落水者射击，完全违背了1864年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适用于海战的法律精神，是公然蔑视和违反国际法的暴行。搭乘“高升”轮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事后回忆：“我看见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士兵，我以为他们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他们向垂沉的人们开火。”被营救的“高升”轮大副同样提到：“我被救上小船后，船上的日军向海面上的中国人乘坐的小船打过两次排射。对此，日本军官解释说，他奉命要击沉那些小船。”1895年2月，在威海防御战中，北洋海军鱼雷艇队从威海港北口突围而出，沿着海岸线向西航行，其中一艇触礁搁浅，艇上7人全部登岸，但在陆上遭日军拦截。在盘查未果，挥手放行的情况下，日军士兵从背后开枪，将7人全部射杀。

　　另一方面，日军虐待战俘。在丰岛海战中，北洋水师所属“操江”号被日军追击途中搁浅，船上83人被日军俘获，几天后由日本“八重山”舰押送至佐世保军港。据同时被俘的丹麦人弥伦斯回忆说：“午后2点钟，上岸之时备受凌辱，……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在作战过程中，日军宁肯就地消灭俘虏，以免增加安置的麻烦和负担。据目击者称：“1895年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之战，清军战败溃逃，有10余人被日兵捉住，被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掉。”

　　在整个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日本军队不仅在海战中违反战争法规，在陆上战争中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更是罄竹难书。对于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行为，日本军事当局乃至日本政府一清二楚，但他们一方面尽力封锁消息，使之不致造成舆论影响，一方面大作表面文章，进行掩饰和正面宣传，以给西方国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是完全遵守国际公法的。日本的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确曾奏效一时，蒙蔽了不少西方人士和记者，但纸里究竟包不住火，铁证如山的“旅顺大屠杀”剥掉了日本的“文明人皮”，使日本军队粗暴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在世人面前暴露得一览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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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光谦：以坚强的国家意志应对新挑战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乃至亚太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场战争。今天，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历史教训：甲午之败败于“精神贫弱”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显然不是器不如人。我们通常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这个“贫”和“弱”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贫”和“弱”，更加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贫困”和“衰弱”。甲午之败是整个社会精神颓废、政权腐败、军队庸劣、国家意志萎靡的必然反映。

　　首先，内耗不已，国无统一意志。

　　清朝后期虽仍维持着一个庞大王朝，但内部早已四分五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权斗不止，公开分裂为所谓“帝党”和“后党”两大政治势力。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不是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作为牵制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即使国难当头，也仍在“窝里斗”。在此政治格局下，甲午未战先败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其次，苟且偷安，不以倭人为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对此，清廷竟茫然无知。当日本倾全国之力，试图以“国运相搏”，战争危机迫在眉睫时，清廷却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既对日本军国主义必然扩张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又对日本疯狂扩军备战的动向缺乏警惕。

　　第三，崇洋媚外，幻想列强调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一齐扑向中国。尽管它们之间常为分噬猎物相互厮杀，但在扩大对华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危及各自的既得利益，它们宁愿看到有人打头阵，其他列强可以跟着“利益均沾”，多分一杯羹，绝不可能为中国利益而“拔刀相助”。但鬼迷心窍的清廷竟然连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第四，政权买办化，与敌暗通款曲。

　　从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祖宗基业”，有时还能全力投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但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不是一般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的买办性。

　　第五，军队腐败，怯懦避战纵寇。

　　腐败政权治下的军队必然是一支腐败的军队。多而杂的清军虽有百万之众，却无一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八旗军进关后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早已失去当年骁勇善战的锐气。绿营兵专以对内镇压民众反抗为职事。在镇压太平军中起家的淮军、湘军等更是“兵为将有”，只效忠主子，不知何为国家。用国外大型先进战舰武装起来的北洋海军，同样是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靡。这样一支队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军队建设上。整个甲午战争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溃不成军，竟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甲午战后痛陈：“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二、现实启迪：警惕日本重做“军国残梦”

　　120年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回光返照”，将矛头直指中国。值此之际，我们应当注意如下方面：

　　首先，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与反动本质。

　　日本军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军事扩张在二战中到达顶点，并遭到彻底失败。但在急于开展冷战的美国的庇护下，对日战后处理半途而废，这使得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应有清算，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要素和土壤并未根除。

　　其次，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

　　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历来都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这是由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战略诉求决定的。美国战略东移，剑指中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立刻借美国东移“神风”，策划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设针对中国的“安保”部门，重点加强针对中国的战争筹划;强行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效法战前“军部”，为隐匿事实真相和秘密进行战争决策提供法律掩护;接连推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法案，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大幅增加军费，加紧组建针对中国钓鱼岛的夺岛部队，加紧进行作战部署等。走向军国主义的日本是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现状改变者，是亚太地区战争危机的主要策源地，也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不正视的严峻现实挑战。

　　第三，我们要排除利益集团干扰，凝聚党心、军心、民心。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我们绝不能学宋襄公，绝不能被仁义道德迷住我们的眼睛，绝不能为某些媚日利益集团所蒙骗与绑架。决不要让那些所谓“要换位思考”、“日本诉求可以理解”、“不要揪住日本历史问题不放”、“让现在的日本受制于战后体制不公平”等自欺欺人的说辞扰乱视线。要认真总结近代历史上社会分裂、汉奸作乱、内耗不已、一盘散沙的惨痛教训;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要纯洁队伍，修明政治，统一全民意志;要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砥砺战斗意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以现有国力军力，足以应对任何复杂局面。

　　第四，要建立维护国际正义、制止日本再军国化的国际统一战线。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仅是对中国的挑衅，也是对亚洲国家的挑衅、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我们要向全世界彻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反人类的法西斯战争罪行，唤起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残暴行径的记忆。要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结成广泛的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各国民众听得懂的语言，介绍历史真相，形成唾弃日本军国主义的国际舆论氛围，构筑维护国际正义的思想基础。

　　最后，要以积极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

　　要全面调整对日政策思路，以坚定的国家意志，统筹战略全局，统领各种战略力量，统一调动一切战略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随时准备以雷霆之势，坚决粉碎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切实做好应对战争偷袭和不测事件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统筹四海，突出东海，建立对日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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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广梅：清廷同样输在国际法运用上

参考消息网3月21日报道对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犯错误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重复犯错误。曾经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点的甲午战争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促我们深刻解剖、反思与自省，不仅仅是因为12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因为中日两国又分别站在了各自前行的十字路口。如何对待历史、反思自我，成为影响两国未来走向、相互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关键。

反思历史，有助我们深化改革

　　120年前，日本奉行的是海外扩张战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终结了日本的扩张，剥夺了日本占领的别国领土。100多年后的日本，和平主义衰退，军国主义还魂，扩张战略被重续，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以及东海油气开采等，成为当下日本战略实施的新着力点。对这样一个曾经侵略扩张成性、让亚太人民深受其苦的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却往往采取了宽容态度。而对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史上曾多次遭日本侵犯的中国，他们却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日本“文明”优于中国。追根溯源，还要从甲午战争说起。当时，日本为了摆脱外国强加的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要求，选择了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国际法体系改造自身，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接纳，成功实现“脱亚入欧”。在战争爆发以及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借用国际法话语体系，标榜美化自己、抹黑诋毁清军，给自己贴上“文明”的标示，给中国贴上“野蛮”的标签。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清廷本质上输于制度建设，直接输于军事方面，同时也输在对国际法的理解、运用及话语权争夺上。

　　而今，日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而我们却仍对此重视不足。了解日本在战争中对国际法的重视与运用，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日近现代史的认识，深化法律制度改革。

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极力宣传其“遵守国际法”。如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欧洲出版法语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及相关文章，海军法律顾问高桥作卫在英国出版英文著述《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及德语版评论集，并将该书提交给国际法协会使用。这些著述采取实证方法记述了如下“事实”：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救护受伤俘虏，对中立国的国民与财产予以保护，极为关注占领地公众卫生，日本红十字会不偏不倚救助中日两国士兵等。

　　这些著述甚至夸耀说：日本帝国如同法、英、德国那样恪守战争法规则，以至于“这场战争中，日方经验将成为日后欧美诸国交战时的有益先例”。

　　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违反和践踏国际法的事例不在少数，尤其是旅顺大屠杀惨案成为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惨案发生后，尽管日军重重封锁消息，但还是有记者报道并在欧美国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日本政府一边收买媒体以减少报道量，一边公开辩解，并利用外交渠道百般掩饰其罪行。高桥和有贺两人也充当了政府的“御用工具”。他们指责“日军在旅顺袭击十艘载满难民船舶”的消息失实，说战斗中只有少数平民因误伤而死。有贺长雄承认在旅顺街上看到了2000具尸体，但辩称其中只有500多具是非战斗人员，并且大多数是壮年男子。他还讲述了日本军队是如何正确区分战俘与平民的，如在平民身上悬挂“不杀此人”的标示等，将日军连杀四天四夜的惨案描绘成“合法”战斗中的“附带损害”。

　　这两个日本随军法律顾问的言论，极大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对甲午战争的看法。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他说：“日本，除了在亚瑟港(旅顺港)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外，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日本就是这样登上了“文明”国家的客船，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

应对迟缓，清廷被贴“野蛮”标签

　　与中国作战的日本，在宣扬自己是“文明”之师的同时，忘不了抹黑中国，而中国对此几乎没有回应。

　　首先，日本刻意渲染战争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将一场蓄谋已久的掠夺性战争粉饰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给清廷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其次，在记述与清军的作战细节时，日方极力渲染和抹黑清军。高桥作卫称：中国政府命令击沉所有日本船舶(但却举不出任何击沉民船的例子);中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华的非战斗人员(实际是为日军提供情报的奸细);有贺长雄则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未开化”的国家，其士兵虐待、虐杀甚至肢解日军伤病俘虏。所以，日本面临的是一个“不承认战争法，不对敌国国民的私有财产制定规则，不试图对其军队的抢劫和纵火暴行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的国家”。日方塑造了“中国人在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其举动不符合‘文明’标准”的“野蛮”形象。

　　面对日本的抹黑，未见有中国人士针锋相对予以回应。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利用国际法资源和英语，向欧洲人展示说明中国的遭遇和看法。那时中国驻欧洲的公使们正忙于为清廷购买军火，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人垄断国际法话语权的危害性。如果说甲午战争中中日军事实力相差不大，那么，国际法运用方面却实力悬殊：当时中国没有高等教育机构，没有法学院，没有国际法教授，没有国际法专著，甚至没有像样的国际法论文，只能任由日本美化自己、抹黑中国。

　　霍兰德对中国做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只接受了最初步的国际法观念，在使节礼仪和外交事务上展现出精通。但在战争法领域，还未掌握要领。甲午战争中，“中国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国际法意识的淡薄，也使中国在权利遭到侵害时，不善于拿起武器保护自己。正如霍兰德所言：“中国从来没有在国际法基础上捍卫过自己遭侵犯的权利。”“高升”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针对日军在此事件中射杀落水人员和虐俘等行为，日本外相亲自组织人员展开调查，一方面收买媒体及学者，公开为日本撰文辩护;另一方面甩开中国做单方调查，并利用英国海事审判听证会，成功地将英国提出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了清政府。由于清政府维权意识淡薄，本应由日方承担的射杀、虐待清军俘虏的责任，最终也不了了之。

赢得公平，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今天，曾经误导西方主流认识的日本著述依然安静地躺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对它的谬误至今未有中国学者“纠偏”;曾经掌握东亚国际法话语权的日本浸染于西方意识形态一个多世纪，对国际法运用的娴熟程度远胜于当年，其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狡辩、对子乌虚有的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的炒作、对中国舰机合法通过第一岛链海峡水道的虚张声势，都需要中国去认真对待。

　　然而，或是出于善良的本性，或是由于对现代国际法知识的缺失，在今天国际交往和利益博弈中，仍有一些国人对国际法的重要性重视不足，更谈不上熟练运用国际法捍卫国家利益。国际公法归属法学院而非国际关系学院的现状，模糊了其在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体系对立较量中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实际上，国际法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由于认识不到位，我国对这个学科的扶持和投入力度不够，就使国际法变成了冷门，更多的人选择了职业经济效益前景好的学科，造成目前国际法专业人才匮乏的现状，国家公法事务磋商中往往出现中外专家“一对多”的被动局面。在诸如岛屿和海洋权益等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国际争端中，我们经常是“有理没人说”，“说了没人听”。而我军的法律保障现状也不容乐观，120年前日本就实行的随军法律顾问制度至今仍未在中国军队中确立起来。为军事行动服务的法律顾问没有定额定编，使部分原本就稀缺的国际法专业人才还面临转行的局面，这与我国军队走出去的客观需求不相适应……

　　所幸，今天的国际社会已不是120年前的国际社会，不再为少数强权国家把持。一般性国际法也变成了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和接受、任何缔约国都可用来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有效工具。因此，我们更必须善于运用这一武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各种发展利益。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成为常态化事务，塑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也成为己任。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需要继续积极参与构建公平合理国际法话语体系的进程，充分利用国际法这一武器，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平、公正和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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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健：大时代需要清晰完整的大战略

参考消息网3月22日报道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过去，是为了让历史的智慧之灯照亮未来，让我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准，以便更好争取和平美好的明天。

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但是，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因此，虽然清王朝对于自身生存发展重大问题上有一定战略思路，但对于“如何保全和局?如何徐图自强?”等核心问题，始终缺乏统一认识，没有总体设计，从而极大影响了清王朝的军队建设、战争准备、外交战略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行动。与日本相比，清王朝完全没有应付日本进攻的国防战略，更没有制定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在大战略上目标模糊、摇摆不定。

　　尽管与清王朝面对同样的局势，日本却采取了不同的战略，那就是“武力崛起”——与其如中国般沦为被侵略对象，不如加紧富国强兵，成为列强同伙。虽然日本武力扩张的道路不可取，但其目标明确、步骤清晰、步伐坚定的大战略运筹，既让后人高度警惕，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当今时代，全球各种力量相互影响日益紧密，世界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日趋明显，快速崛起的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处于战略摩擦的高发期。构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拥有全球视野以及目标清晰、系统完整、一以贯之的大战略，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国际斗争中积极主动、进退有据和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日本对中国存在的要害问题，竟然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得多，不能不让今人也汗颜!

　　在腐朽的封建体制下，生产力不可能突破牢笼。社会要步入近代化，不仅必须采纳西方技术，而且不能脱离整个国家全面的工业化，也不能脱离西方国家中伴随工业化的各种规章制度。当文化自豪感让中国人看不到这些真理时，日本维新变革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追赶西方列强的三大改革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齐头并进。日本不但在军事装备、航运、铁路、电信等方面取得了成绩，而且在军制、法制、教育、政治、思想领域也厉行改革、除旧布新。

　　甲午战争正是对两国30年军事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总检验。清政府没有紧紧地把握好机遇，失败只是早晚的事。

　　历史如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绝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当前，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今日反思甲午战争之败，与其简单地指责清政府战时处置不当，不如研究近代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如何失落于时代的发展，总结其历史教训，为当前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提供历史借鉴。

战争全面考验国家精神意志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西方列强普遍认为中国力量强于日本。中国国民轻视日本之心更是达到极点，1894年7月28日《申报》的评论是典型表现：“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这虽体现国人盲目轻敌自大的心态，但也说出了中国具有雄厚战争潜力的事实。

　　但是，战争绝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

　　战争中，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平壤战役中，日军只有够吃两天的干饭团和少量弹药，作战两天以上就只能放弃进攻。但交战仅一天，清军主帅叶志超即率队逃跑，将堆积如山的枪弹物资留给日军。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成为日军的强心剂。其中仅军粮一项，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

　　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令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不望生还。然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屏息潜行攻进炮台时，清军早已踪迹全无。日军指挥官叹息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

　　甲午一战，清军中不乏英勇将士，但更多是“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景象。清军大多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去战?这些怯懦表现，实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1894年，在中国混迹多年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报告中描绘了中国浮华背后的真实景象：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

　　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不顾前线激战，仍然穷尽奢华为慈禧太后庆贺六十大寿。但在日本，明治天皇亲临广岛大本营指导战争，皇后连续巡视医院慰问伤兵。日军在国内出发所经之处，到处挂满军旗国旗，站满鼓掌祝贺的民众;即使雨夜路经穷乡僻壤之处，也有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倾盆大雨高唱军歌;生活贫困的农民将口中省的几个钱捐出来，娼妓纷纷将多年积攒的卖身钱自愿奉献……

　　战争爆发前，日本迅速筹集军费相当于1亿多两银子。而清政府煞费苦心，仅筹集到1200万两左右。无奈之际，只好先后向英国借款2900万两，才算把战争维持下来。其中差距，既有融资手段的差距，也有思想意识的差距。

　　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强弱在于经济状况和国防实力，也在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积极进取的国家意志和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是实现经济繁荣和国防强盛的原因而非结果，也是维系一个国家由弱变强、长盛不衰的永久动力。

大战略迫切需要强大的军队

　　甲午惨败对中国的震撼，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提前醒悟的先觉者，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昏昏沉睡，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跟进。当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逼得中国割地赔款之际，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顿然弥漫整个华夏大地。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因此开始!甲午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灾难，但是它具有积极意义：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百般屈辱，复兴之意于“国”，实为复兴其繁荣、先进与胸怀;于“民”，实为复兴其自尊、自信与自强;于“世界”，实为复兴其贡献、楷模，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刻意歪曲，认为中国是试图复兴历史上的武功、版图抑或“不可一世”，并炮制出内容更丰富的“中国威胁论”。

　　这与120年前何等相似!

　　19世纪80年代，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认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近邻清帝国的威胁才是具体的。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山县有朋编造出中国将在数年后“称霸于世界”的神话。很快，在其他军国主义分子鼓噪声中，日本掀起“清国威胁论”热潮，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大肆扩军备战。正是打着“消除清国威胁”、“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的幌子，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

　　透过历史我们早已明白，某些国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求得借口和理由，不过是为其联合遏制中国寻找依据。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把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交给他们掌握，甚至在中国大地再次上演“甲午悲剧”。

　　近代以来，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中国人民受尽苦难;正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才赢得独立与解放;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的保卫，中国人民才拥有一个甲子的和平与安宁。“强国梦”、“强军梦”不可能在“中国威胁论”中却步。“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力量保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军队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舒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