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政治经济后果与教训

　　作者：[俄]В.И.茹科夫 粟瑞雪 李燕 译

一、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改革目标

　　1985年春，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就开始了“改革”。从当时苏联的国内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前期，无论是苏共的各级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多年累积的社会矛盾，都热切地支持这场改革，戈尔巴乔夫因此获得了人们的信任。戈尔巴乔夫一再宣称：“改革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构想。”“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1]戈尔巴乔夫承诺，改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使人民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实施住房建设方案，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国民教育和文化水平。其中首要任务是：加大力度保护自然环境，根本改善全国生态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解决经济发展中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使国家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2]。戈尔巴乔夫承认，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抱有怀疑态度，一些批评家强调在改革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消极现象。他们预言将会发生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社会分化加剧，也就是西方走上“富裕”之路时出现的那些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却十分乐观。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思想开放，他的认识和见解已经超过了学者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认识的理论高度，给普通民众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尤其是在连续送走三位病逝的总书记的情况下，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最终，戈尔巴乔夫华丽的辞藻和灵巧的发挥使那些人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3]。

　　戈尔巴乔夫还明确指出，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毫无前途。他说：“我们将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背离它。我们是真心实意地这样说的，既不是对自己的人民，也不是对国外说假话。期望我们会开始建立一个别的什么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会转到别的阵营去，这是没有指望的，也是不现实的。”[4]

　　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十分乐观的改革目标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建立一个高效机制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自我管理，加强纪律与秩序，尊重人的价值与个人尊严;放弃行政命令与行政干预，鼓励创新;推动科技发展，把科技成就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优先发展社会服务，满足人们对良好的工作条件、日常生活条件、休闲、教育及医疗服务条件的需求，关注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坚决避免败坏社会主义道德的现象，贯彻社会公平原则，提倡高质量的诚实劳动，等等[5]。此外，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还经常出现以下语句：经济活动要面向民众，为苏联人民创造体面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农村劳动者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到2000年前为每户家庭提供一套单独的公寓或住宅，为新生代创造最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关怀老兵与年迈的劳动者，减少行政支出，彻底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建立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市场，确保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调整民族政策，彻底调整外交政策，推动革命性的革新过程等。

　　在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路线中，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身价值。这一主张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兴趣与热情。好像就是在1985年春季，苏联开始建设新型的现代化社会，目的是形成民主政治，取消经济垄断，发挥个人主动性，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其措施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给人们提供更广阔的发挥和创造空间。同时，国家还要保证民众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与人身权利，国家应当是公民的保护者。这些口号和宣传十分令人振奋。不过，所有一切最终都没有实现。

二、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走向崩溃

　　一份名为《二十年后》的回忆性报告曾做出论断说，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联经济增长率已经几乎下滑至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直到改革快要结束时这项指标才降到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1981—198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6%，1986年为4.1%，1987年只有2.3%。通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见表1)，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领导是多么不力。同时也可看到，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在1987年已经初露端倪。

　　当人们用“停滞”与“落后”等词语来描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苏联经济的特点时，应该考虑到，上述词语并不应该涵盖所有的经济部门，而仅仅是一些特殊行业中出现的现象。表2反映了1980—1991年间苏联主要食品的生产情况。

　　上述数据表明，从1980年到1985年，除干果、盐和植物油之外，其他种类的食品产量(按人均计算)呈增长态势。虽然增长的幅度和总量的增加不明显，但也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只有几种产品还保持80年代初的水平。到1990年，特别是1991年，食品生产不再是萧条和停滞，而是衰退。

　　此外，1980—1985年间物价已经开始上涨，只是不太明显，1985—1990年价格显著上涨，而1991年则出现急速上涨。(见表3)

　　在改革的最后一年，大部分食品的价格提高了两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食品的价格是在消费合作社系统内和集体农庄的市场上被抬高的。(见表4和表5)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家经济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工资、退休金、奖金等)实际上没有变化，居民收入的增加根本追不上价格的上涨。早些年的“停滞时期”居民手中的积蓄使社会购买力保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于是，食品和日用品生产总量在减少，而居民需求仍保持较高水平，消费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现象，这导致改革时期苏联商店的货架经常空空如也。首先被抢购一空的是居民急需的生活用品与商品，然后是一些次要的商品，最后几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商品的严重短缺以及实行按票证供给制度成为消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当时，几乎苏联的所有地区都在实行票证供给制。

　　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于1991年3月7日呈报国家领导人的有关当时经济形势的秘密报告(《第六号报告》)充分证明了上述情况。该报告写道：“所有原料基本能够满足主要食品规定零售量的70%—100%……在接受调查的区域，按票证销售的肉类制品每人每月只有300克至2000—3000千克……由于原料缺乏，今年1月在雅罗斯拉夫尔州取消了肉票……几乎到处都在实行使用票证购买通心粉制品和粮食的做法……在利佩茨克、伏尔加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每人每月只供应500克的粮食或通心粉制品……70%的地方要凭票购买植物油……对居民的茶叶供应实行严格规定……凭票购买的还有盐(标准为每人每月300—1000克)和面包(每人每天500—1000克)……商品供应数量有限导致居民必须排队购买……商店开门前很早就排起长队……大部分家用电器和设备、家具、车辆、地毯、进口与国产服装和鞋类、床上用品等会分配给企业、组织和机构……数量也并不多，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在基洛夫市，1000名工作者一年才分到3辆摩托车、8个吸尘器、10个录音机、41个电熨斗、2个冰柜、92双国产皮鞋。登记购买冰箱的人排到了9—10年后，欲购买洗衣机和缝纫机的登记者排到5年后，要买电视机和成套家具的排到了2000年。”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已开始遭遇危机，并且形势在加剧恶化。对此，国家领导人是知道的。最典型的证明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奥西波夫院士牵头起草的报告《苏联社会及国家政治情况：现状与预测》递交给了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公布后也为广大民众所知晓。该报告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指出：“从一些共和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脱离苏联和几百万公民移居国外开始，社会上的离心倾向就开始增强并且很难挽救。国家形势的紧张程度在加重，社会毫无出路的感觉在增强。根据社会学研究资料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民众丧失了明确的生活方向;进入最高领导层的人不够专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在通过一些即使不能制止但哪怕能减缓离心倾向和流血冲突的重大决议时行动迟缓，瞻前顾后，延误时机;国家一直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所通过的决议不进行科学论证;虽然设立了各种专门顾问机构和办公室，但其决策经常出现失误，落实到实践中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整个社会生活进一步官僚化(特别是在中层决策者当中)，国家政权的官僚做法使社会逐步陷入瘫痪状态(例如，外国投资者要来苏联投资兴建酒店，得在大约二十年后才可以开始营业，也就是拨给这家酒店建设用地的租赁期满后才可以开始，等等);要建设一些公用设施的承诺却变成了空话;等等。这里还可以列举一些其他原因，但主要问题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出现了偏离。领导层专注于权力斗争，而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利益都变成次要的了。”[6]

　　这份报告得出一个重要同时也是极其准确的结论：“……造成这些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改革不适合社会发展规律。缺乏系统、全盘考虑的改革导致经济发展不景气，带来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对居民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的急剧减少以及主要居民群体生活水平的下降，也导致社会发展更加不稳定。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对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越来越不满，民族与地区间的关系尖锐化，对改革失去信心，感觉社会缺乏保障……”[7]另外，奥西波夫院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例行报告中还写道：“……1989年末国内出现的危机状况在1990年有转变为全国性灾难的趋势，对一个具有完整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国家及其民众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数百年来形成的经济联系正在被快速破坏，居民生活水平在下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出现民族与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社会分化与失衡进程以几何级数发展，人民的财产——石油、钻石、黄金、有色金属等被白白浪费，地方政权开始独断独行，犯罪率在上升。民众不相信能够摆脱危机，并对社会感到绝望，这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8]

　　然而，国家领导人仍按自己的思路颁布各种政策，对于学者的警告已经完全听不进去。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共各地，从市到州、边疆区、共和国的书记都收到了这样的报告。几万名演说家和宣传者在党的会议上发言。民众大量阅读报纸杂志，花几个小时看电视，体验参与辩论的感觉，人人都在关心政治。

　　令人奇怪的是，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利用民众被唤醒的政治热情来推动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相反，充满激情的反对派却毫无阻拦地在利用“公开性”来破坏苏联。出现这种失误的责任不在别人，完全在于国家领导人以及那些改革的领导者。

　　到1989年前夕，灾难已经呈现出不可避免的特征。

　　我们还可以用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数字的对比来分析改革期间苏联经济的变化。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人均4953美元。1991年底，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实物总量不到美国的20%。

　　1991年夏季之前，关于苏联何去何从的问题早已不是神秘的话题。经济危机的严酷现实撕下了联盟国家的神秘面纱：国家发展已经脱离原有轨道，进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倒退时期。到1991年底，诸如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生产缺乏激励机制、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等因素，事实上已经导致国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能力。可以说，在改革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使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简单概括，可以这样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天堂社会”，确立了公平原则。宣称改革的人们来了，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他们在一个名叫苏联、异常富裕的国家，硬是创造出了“短缺”，全国的民众都成了“短缺”的牺牲品。人们的生活突然间改变了：不知怎么回事，火柴从商店的货架上消失了，于是人们开始排长长的队伍抢着购买。“弄到”火柴的人高兴不已，没“弄到”的人便来交换，用沙拉酱、奶油、粮食、罐头等等，拿什么的都有。

　　当然，人们的生活并不寂寞。他们到处寻找并阅读那些废话连篇的宣传出版物，为了购买莫泊桑的书整夜排队，互相转述非法出版物中的新作品和有关“亲爱的伊里奇[9]”的笑话，谁要是买到一本思慕已久的书就成了一个幸运儿，享受其他藏书者无比羡慕的追捧。同时，人们也知道了，苏联境外的藏书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建功立业”的。如此之多的不正常现象使全社会充满了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这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那些未获得城市永久居留权的临时人员对自己的状况很不满。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农村的广大空间，竭尽全力地挤进城市的贫民窟，在城市里像农奴一般地工作，忍受无尽的屈辱。这是一些受剥削的人，忍受着贫困和城里人的专横。他们为什么要热爱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听从诸如苏斯洛夫、索洛缅采夫、契尔年科和格里申这样一些煽动者的口号呢?

　　还有一些通过先克维奇[10]的节目了解到外面世界的人，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希望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调换收音机频道，收听不同的“电台”，听到的却是无线电干扰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会怎样看待这个被人为封闭的世界，这个让人们无法正常获取外界信息的政权呢?

　　在社会主义苏联，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按富足程度可以购买小汽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一个“弄到”，而不是“买到”汽车的人会引起大家的羡慕。不过，这个“弄到”车的人又给别人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通往幸福的路?以这种方式开上汽车还能算作社会主义吗?在难以计数的党、共青团和其他会议上，领导们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些情况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怎样的印象?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困惑。

　　苏联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压制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首先是知识分子，结果使他们成了对社会不满的人群。

　　这种情况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首先是把斯大林时期社会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变成反苏的力量。其实方法很简单，当然也很奏效：由于食品不足，学者、科研人员和大学老师，包括一些精英，都跑到蔬菜基地忙着弄“土豆”吃。工人对设计师、建筑师和发明家不满，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不满。知识分子被迫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前所未有的好处，他们通过有损尊严的程序加入苏联共产党，在分配住房、汽车、商品票证时学会了耍花招和作假。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彻彻底底变成一支反苏的力量。梁赞诺夫的电影《车库》就反映了一种温和的民间抗议形式，影片中著名学者、实验室主任马尔科夫将名片放进土豆袋的情节，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对苏联社会制度的不屑态度。

　　具有反苏倾向的活动随之出现。这些活动的主要策略是在各阶层当中培养对苏维埃政权、对党以及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这场所谓社会变革的其他推动者还包括：“影子经济”的幕后操纵者、古玩和旧书市场的投机者、贩酒大王及毒枭等。在他们的操纵下，反苏的知识分子通过电视荧幕、舞台、原创歌曲、非正式组织、文学晚会等，十分卖力地破坏苏联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必须用“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的形式来传播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用笨拙的手段揭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情节，反倒引起人们的喝彩。

　　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开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证明，社会各阶层的团结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在二战后的德国，社会团结都是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动力。对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走向强大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这一条。相反，所有帝国，包括迦太基、罗马、拜占庭以及大英帝国等，甚至苏联，其走向崩溃的原因首先在于教师和学者社会地位的降低、“上层人物”的自私、领袖的虚伪带来的社会冷漠以及平民阶层的赤贫化，也就是社会的分化。

　　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者费多谢耶夫、波诺马廖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曾不遗余力地做宣传工作，结果社会矛盾被他们的宣传给掩盖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继续加剧，甚至转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戈尔巴乔夫时期打着“公开性”旗号伪造历史，也从意识形态方面推动了苏联的社会分化。

　　还有一些工作失误也为外来的虚假情报和小道消息混淆视听打开方便之门，例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有过很多作品和描述，在当时曾引起各种猜测，以致掩盖了事实真相。不过，有关核泄漏的真实情况在今天已逐渐公开。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当时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官僚强迫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下令关闭第四个涡轮机组的保护系统，这种违规操作导致能量无法释放，最终发生爆炸。4吨多使用过的核燃料散布到空中，数量大约相当于350个(投入到)“广岛”(的原子弹)。从技术上说，这场核事故并非反应堆的设计问题，而是人为操作造成的，类似事故在其他核电站从未发生过，原则上也不可能发生。而在对事故责任的处理中，只是把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当作替罪羊判处7年监禁。这一判决把人们的目光引到了这场空前灾难的后果上来。结果是，这一事件极大地推动了所谓“公开性”运动。这场事故后不久，人们可以公开一切。不过，最时髦和影响力最大的“公开活动”是诋毁苏维埃制度、编造国家历史、篡改民众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公开性成了改革者向社会意识注入的毒药，而不是推动民主的力量。

　　当时，在另一个领域，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在加剧，其对抗与冲突形成极为强大的离心力，这就是民族矛盾。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不只是国家精英，还有地区的精英，都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地区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对抗，这些对抗有的范围不大，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但有的则可能转变为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在人们的祝酒词和笑话中反映出来，而在政治层面则表现为民族自治程度加强以及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不再完全服从。此外，一些民族精英还打起了“反俄牌”，煽动反俄情绪。地区分裂主义成为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苏联解体的一个起因。

　　除了上述这些情况外，苏联社会中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和谐因素。例如，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党政关系而非物质关系在社会上造成了全面的不平等，各个级别的人蛮横无理几乎成为生活中惯常现象，伪善是仕途发达的手段，撒谎成了正常的行为习惯。同时，在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俄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东正教的道德伦理、国民教育程度和许多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习俗，这些本来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现在却起了反作用。当一些人把国家财产变为私有的行为不再遭到唾弃时，民众的反社会主义情绪也就很容易被激发。特别是那些在几十年间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如今更有机会兴风作浪了。

　　当我们从上述矛盾积累的角度来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当时的领导者一直拒绝通过协调机制主动解决各种矛盾，实际上其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戈尔巴乔夫等人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最终使他们丢掉了统治权。

　　毋庸置疑，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环境、贸易、交通、意识形态、信息交流及其他矛盾都发挥了作用。对自身发展所需原料、粮食、天然气、石油、矿产和饮用水的争夺曾经引发民族和国家范围的激烈冲突，这种情况还有可能继续。其解决途径可能是多样的，比如通过战争、族际冲突或民族对抗、在内部挑起纷争等。不过，所有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民族的自私自利导致国家的动荡与纷争。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努力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国力，以加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要抵御冲击，与这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相抗衡，没有社会团结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苏联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再加上人为因素，使得它无力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犯。即使国家精英或部分精英作出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四、戈尔巴乔夫改革严重损伤了国家实力

　　俄罗斯人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外国媒体对苏联的改革及其发起人给予了怎样的热情赞誉。实际上，当时还有另外的评价，是专家们得出的结论，包括已经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却鲜为人知。例如，1991年12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就列出了一组数据。从中不难看出，根据美国专家的估算，改革期间苏联的黄金储备下降了90.9%，卢布对美元亦大幅贬值，石油出口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而外债增加了4倍。(见表6)

　　1985年前，苏联领土面积达2240.3万平方千米，比沙皇俄国末期增加了60.22万平方千米。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2.9亿多人口。那些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生活和工作过、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人对此的贡献首屈一指。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截至1991年底这个曾经占据世界1/6陆地面积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所占比例变成了1/8，国家领土减少了532.76万平方千米(约24%)。人口降至1.465亿，几乎减少50%。

　　这些并不是苏联政权的统治政策所带来的负面结果，而是一些人出卖国家利益造成的后果。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索戈林十分精辟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特征：“……1985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失败了，而从1987年开始采用的民主改革模式引发了更具毁灭性的经济后果，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几代人注定要经受苦难，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极其不明朗……”

　　从经济后果看，戈尔巴乔夫改革阻碍了以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发展基础和应用科学为指导方针的国民经济发展进步方案，留给俄罗斯新任领导人的是国家的重建与振兴，即在规模和解决方式上类似于二战后的1945—1948年间苏联政府所面临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遗留的政治问题也不少：国家仅仅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民主成为凌驾于政治自由和民众社会责任之上的空洞口号。而对继任的政权来说，民主所能带来的政治收益也很低。政治家玩弄的政治手腕导致民众离他们越来越远。从1985年起，国家与真正的民主制度渐行渐远，至今都无法扭转。可以说，在几十年间，改革把民主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人的道德与精神层面起到的破坏作用应该是最大的，一是在国家造成了一种对社会的仇视态度，人们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动不动就使用暴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视法律，恣意妄为;二是形成了一个顽固而又怀有极端政治情绪的社会阶层;三是激化了可能转变为尖锐的大规模冲突的社会紧张情绪;四是出现了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策源地，为民族危机和分裂主义言论提供了场所。

　　所有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后果及教训。

注释：

　　[1]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1987. С.32-33.

　　[2]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С.34.

　　[3]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 Россия при смерти. М.Яуза-пресс，2010.С.435.

　　[4]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С.33.

　　[5]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的最完整概念，在其所著《改革与新思维》(莫斯科，1987 年)中有具体阐释。

　　[6]См.：Осипов Г.В. Летопись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Год 1989.М.Вече，2007.С.74-75.

　　[7]См.：Кузьмин Н.П. .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ман-хроника. 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2010. С.177-178.

　　[8]相关信息：1997年1月1日，俄罗斯的债务总额已超过1270亿美元。根据国际公认标准，当国家外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时，国家就处于危急状态。据初步估计，超过这一临界水平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有：吉尔吉斯斯坦(1996年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摩尔多瓦(52%)、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均为70%)、亚美尼亚(75%)以及塔吉克斯坦(外债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和土库曼斯坦(外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7%)。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定低于危急水平的有乌克兰(31%)、乌兹别克斯坦(29%)、俄罗斯(28%)、哈萨克斯坦(22%)以及白俄罗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参见[俄]《财经新闻》1996年12月19日。

　　[9]См.：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90г.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ежегодник/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М.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1991.С.68.

　　[10]См.：Согрин В.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М.1994.С.107.

　　(作者单位：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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