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上)

作者：龚忠武来源：乌有日刊 2013-10-28

　　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1878-81）

　　--试论中华幽燕文化板块同欧俄文化板块（1）在中亚（2）伊犁之碰撞

　　（初稿，2013年）

　　总目录：

　　章次

　　一、序言

　　1、破题—题旨

　　注释

　　参考资料

　　2、前提示性假设

　　注释

　　参考资料

　　二、置身中俄外交风暴漩涡

　　1、域外飞来的灾星—阿古柏火上加油

　　注释

　　参考资料

　　2、惊人预见、洞窥天机

　　注释

　　参考资料

　　中

　　章次

　　三、决疑解惑、凝聚心志

　　1、崇厚一诺，丧权、失地、辱国

　　注释

　　参考资料

　　2、和战两难

　　注释

　　参考资料

　　3、呼唤国士、临危应命

　　注释

　　参考资料

　　4、人微不再言轻

　　注释

　　参考资料

　　下

　　章次

　　四、战争边缘、廟堂論和戰

　　1、主和派反扑

　　2、抗俄派回击

　　注释

　　参考资料

　　五、清议成了唇枪舌剑的挡箭牌

　　注释

　　参考资料

　　六、熊口夺食、收回伊犁

　　注释

　　参考资料

　　七、结论：伊犁危机出了個张之洞

　　注释

　　参考资料

　　八、后提示性假设

　　注释

　　参考资料

　　附錄：

　　一、張之洞伊犁危机奏摺一覽表

　　二、地图：

　　1、清初疆域图

　　补充图：清初开疆拓土图1600-1770

　　2、19世纪沙俄帝国版图全图

　　补充图1：17世纪沙俄并吞西伯利亚图

　　补充图2：19世纪沙俄中亚扩张图

　　3、中俄西北边界图·伊犁九城位置图

　　4、沙俄侵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图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缩写

　　《纪泽外交》=李恩涵，《曽纪泽的外交》,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1982年。

　　《李全集》= 《李文忠公全集》

　　《李函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或《李全集函稿》

　　《外交史料》=《清季外交史料》

　　《张全集》=《张文襄公全集》

　　《左全集》=《左文襄公全集》

　　HIC=Immanuel C.Y. Hsu, 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NCH = North China Herald

　　上

　　序言

　　3、破题—题旨

　　注释

　　参考资料

　　4、前提示性假设

　　注释

　　参考资料

　　一、置身中俄外交风暴漩涡

　　3、域外飞来的灾星—阿古柏火上加油

　　注释

　　参考资料

　　4、惊人预见、洞窥天机

　　注释

　　参考资料

　　附录：地图：

　　一、清初疆域图

　　补充图：清初开疆拓土图1600-1770

　　二、19世纪沙俄帝国版图全图

　　补充图1：17世纪沙俄并吞西伯利亚图

　　补充图2：19世纪沙俄中亚扩张图

　　三、中俄西北边界图·伊犁九城位置图

　　四、沙俄侵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图

　　一、序言

　　1、题旨

　　本文为什么说1878年至1881年的中俄伊犁危机（3），出了个张之洞，而不说是出了个左宗棠（4）或曽纪泽？

　　在这场长达三年之久、从中俄交涉激化为中俄伊犁危机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惊无险、从沙俄手里和平收回伊犁，取得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残胜」（5），原因当然不止一端。史家一般公认，应当主要归功于左宗棠的利剑兵威、曽纪泽的妙舌机变。然而，对于作出同样重要贡献的张之洞的健笔雄文在伊犁交涉中所起的作用，史家虽然也有所着墨，甚至有所美言，但一般远远不及对左宗棠和曽纪泽的浓墨重彩，至多也只是认为他不过起了对主角之一的曽纪泽的陪衬作用而已。甚至有的老一辈的清史专家如萧一山，更批评张之洞的抗俄言论过激，「虚憍以自张大，徒引起外人反感而已」（6），可能激起反外仇外情绪，反而帮了倒忙。

　　本文却认为，左宗棠、曽纪泽、张之洞三位国士，对中国在伊犁交涉中赢得残胜，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左宗棠的利剑兵威，曽纪泽的妙舌机变，张之洞的健笔雄文，三剑合璧，各展所长，方建奇功，缺一不可。所以，为了弥补伊犁交涉的研究中存在的这种重左、曾而轻张的缺憾和失误，本文特别突出了张之洞的作用，而说「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但必须强调，本文丝毫没有厚此薄彼、将张之洞凌驾左宗棠、曽纪泽而上之的意思，而是要就事论事，给予当事的历史人物以恰如其分的适当评价；否则，就是矫枉过正，有失历史真相，走向了反面。（7）

　　其次，因为在伊犁危机爆发时，左宗棠已经由于平定了大规模的西北回乱，收复了新疆，而建立了「功在当代、嘉惠后世」的不朽功勋，成为同曾国藩并列的中外同钦的一代名将功臣，即使没有伊犁危机，他的这个历史地位也丝毫不容动摇；至于曾纪泽，家世显赫，伊犁危机爆发时，拜他父亲的余蘟，已是世袭侯爵，先是在京候职，不久即受命为驻英法大使的二品大员，成为国内外熟知的曾侯了。

　　所以，对左宗棠、曾纪泽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多一个伊犁危机，少一个伊犁危机，对他们个人的历史定位和声望，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只是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曽纪泽的貢獻，世多美言，但作為一個辯士，就是妙舌如簧，如果沒有左帥的利劍，張之洞的健筆，也將「不得言，亦不信」（8）而且世袭的光环，实难同经由军功科场正途获得的光环同样亮丽。

　　然而，对张之洞而言，却完全不同；他在临危赴命的时候，只不过是个「馆阁后进，章句小儒」（9），窮困的小京官，一个六品的教习庶吉士，一个小有文名的词臣谏官，就连上奏言事的资格都没有。然而，正是这个「时会多艰」（10）的伊犁危机，为他这个素怀经世之志、志在国家天下的一介书生文士，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世报国的机遇，单靠一只健笔，为朝廷出谋划策，释疑解惑，赢得了慈禧和满洲王公大臣的信任和赏识；从而得以同左宗棠的利剑、曾纪泽的妙舌，三剑合璧，乘同光中兴势头的余辉，消解了中俄伊犁外交风暴，赢得了外交上的残胜，转危为安，保全了伊犁，捍卫了新疆。

　　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功在社稷的殊勋，使他在1879年至1881年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六品的教习庶吉士或者一个五品的洗马小京官，奇迹般地跳升为山西巡抚的二品大员，封疆大吏，坐镇一方。这不但是张之洞个人宦途中的奇迹，也是同光中兴后期官场上的一个奇迹，单靠一只笔杆子，而不是像曾、左、胡、李等中兴名臣单靠军功，而成为封疆大吏、国家柱石的特例。（11）

　　伊犁危机这个历史机遇，让他证明了他堪当大任，具备作为国家柱石栋梁的学养和胆识，作为维护满洲王朝政权的忠臣，作为乱世中力挽狂澜的智勇双全的国士；更重要的是，就本文主旨而言，从他在伊犁交涉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的二十多份奏折中，揭示了帝王儒学同儒生儒学的异同，展现了一个中华帝国第一支笔杆子的文采风范（12），甚至展现了--但至今仍未得到史家公认的--赖以奠定他在中国近代思想上地位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刍形；更初步展现了他作为具有深厚经史儒学学养和文采的一代儒臣；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中华儒道文明之帝王儒学（或简称帝学imperial Confucianism）最后的一个杰出儒臣的典范。这同在伊犁危机中，左宗棠展现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儒将的风采，曽纪泽展现了一个中国近代开明外交家的风采，大异其趣，各得风骚。

　　所以本文立论说，伊犁危机为张之洞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安邦定国的历史契机，所以说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而不说出了个左宗棠，出了个曾纪泽。

　　抑有进者，伊犁事件之后的第四年1884年左宗棠便衰老病逝，退出历史舞台；曾纪泽虽于1886年回国後先后在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兵部等部门任职，但终因清流保守派例如号称名士的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认为他「平日倾心泰西，吐弃周孔」，「总谓西人百倍于中朝，西法远踰乎孔教」，（13），对他的忠诚打了个大问号，以致未能放手施展抱负和才华，而于51岁的盛年抑郁早逝（1839-1890）。而比他只大两岁的张之洞（1837-1909），却从此平步青云，更上层楼，得以尽展才华，得偿报国之志，由山西巡抚而两广总督而湖广总督而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从而在风云变幻的晚清历史上，成为一个在暴风雨中身系王朝和国家民族安危的大臣，一个在欧风美雨的狂潮下维护以儒立国、立足于一脉相承的儒道的帝王之学、从而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代儒臣。

　　身处亘古—不仅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张之洞的这些辉煌的功业，归根结底，可以说都发端于伊犁危机；如果没有这次伊犁危机，也许就没有後来历史上的张之洞。

　　所以说，伊犁交涉出了个张之洞，而不说出了个左宗棠、或出了个曾纪泽。（14）

　　注释：

　　[作者按：注释的功用，一般是注明正文论述所引用的参考资料的来源出处，即重在注，发挥其考据的功能，而很少释。本文则两者并重，有时更重于充分发挥其阐释的功能，这样既可以避免干扰正文论证行文之流畅，影响一般读者的兴致，还可进一步深入阐发正文对题旨意犹未尽之处，以便专家学者或有兴趣刨根问底者指正问难，所以一般读者可以从略。]

　　（1）板块的概念借自地质学最新的板块构造理论(Plate Tectonics)，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文化、文明、文学、历史等人文领域的探讨研究，例如文明板块、文化板块、甚至文学中之辞赋板块说等。伊犁危机属于历史问题，板块构造理论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概念和构成的子板块之间互动的动态概念（参见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特别有助于深入说明伊犁危机主要涉及的中俄两大帝国板块和两大文明板块在中亚伊犁碰撞的动态现象；当然也涉及大英帝国板块和穆斯林文明板块，但相对于伊犁危机而言，这仅是次要的宏观力量或因素。

　　在这次危机中，同时隐约发生宏观作用的历史伟力还有涡旋运动，就是中华幽燕文化的蜗旋运动和俄罗斯文化的涡旋运动，但相对于板块运动而言，这是次要的，间接的，虽然也是根本性的。所以本文在论述中，着重中俄两大文化板块的碰撞，而非中俄两大文化蜗旋运动的向心力、离心力的互动。（分别参见附录地图，图一、二、三、四）

　　（2）中亚是个复杂和变动的地理、民族和文化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亚洲之中，中央的亚洲，亚洲的腹地，就是里海到大兴安岭之间或伏尔加河到兴安岭之间的草原、沙漠、森林、山脉交错的广大地区，也称内亚，或中欧亚、内欧亚，以及其中的居民、及其历史、文化；细言之则有西方人的中亚，有俄国人的中亚，也有中亚人自己的中亚。本文的中亚，是中国人自己概念，源自中国历史上习称的「西域」（西陲、西疆），也同「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当然其范围则随着朝代而不同，到了清代中期也即本文论述的时期，则同新疆密切相关，新疆取代了古代的西域，中亚的新疆是指新疆及其比邻地区的部族、国家和文化，而新疆的中亚则包括蒙古、部分的甘肃、青海、西藏。（参见潘志平、石岚，《新疆与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9月号；（美）司徒琳著，范威译，《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还可进一步参见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Beacon Press Books, 1967;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8。) 详情将在作者正在撰写中的《从河洛核心的华夏文明到幽燕核心的中华文明》中，进一步深入论述。（参见附录地图一）

　　（3）就本文主旨而言，所谓的「伊犁危机」，特指中俄伊犁交涉的最后阶段而言，也即从1878年8月清廷正式任命崇厚使俄起至1881年2月曽纪泽与沙俄废除崇厚所订之约（《里瓦几亚条约》或简称《崇约》）并签订新约（《中俄伊犁条约》）为止。或更严格地说，是指危机已经发展至战争边缘，到了要兵戎相见的地步，也即1980年下半至1981年2月订约前的半年左右的时间。

　　一般论述这次中俄伊犁事件的中文论著，都用伊犁交涉，也有使用伊犁事件或伊犁问题的，例如刘伯奎的《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很少使用伊犁危机。如果是伊犁交涉，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则应从1871年7月沙俄出兵正式占领伊犁算起到1981年2月中国与沙俄缔结新约，收回伊犁为止。徐中约在其权威的英文著作《伊犁危机—中俄外交（交涉）研究，1871-1881》（Immanuel C.Y. Hsu, 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HIC，以下简称徐著）中，就是采取了广义的伊犁交涉而进行论述的。但吊诡的是，他的英文正题用的是「伊犁危机」（Illi Crisis）, 按照题意，应该只是处理伊犁交涉的最后阶段，所以从标题上来看，命题和内容是有矛盾的；但也有个说法可以解套，就是小题大做；伊犁危机是个小题，但他放大了来做，从所涉的方方面面，分析造成危机的近因远因，以及前后过程，这就是他大著的副题，中俄的外交（交涉）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的含义了。这就是说，小题大作了，核心主旨是危机，但放大了做，照顾到各个方面，甚至还大量参考了英文的外交档案和论著，所以徐著应该算是中外论述中俄伊犁危机的论著中最权威、最翔实、最全面、而且是最客观的一本专著了。但由于题旨所限，徐著基本上是一本外交、政治史，对所涉及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只有割爱，本文则浓墨重彩，予以突出，这就是本文的副题的意思，着重中俄两大文明的碰撞。

　　本文基本上是小题小做，因为本文只是篇专论，而徐著则是一本专著，论述的空间大多了。

　　就交涉而言者，主要是从外交的层面来对伊犁事件进行论述，所以本文视情况需要时，有时也使用「伊犁交涉」这样的用法，并视情况需要偶尔也会使用「伊犁事件」这样中性的用法。

　　需要强调，就本文主旨而言，将题旨限定为伊犁危机最为切题，因为张之洞正是当伊犁事件、伊犁交涉发展到危机的阶段而临危赴命的；而且也只有在伊犁交涉发展成为危机时，才能时势造英雄，使他这个人微言轻的小京官，一朝成了人人景仰的抗俄大英雄！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4）清政府自1871年9月得到俄国驻京公使正式通报出兵占领伊犁后，即命伊犁将军荣全、帮办大臣景廉同沙俄交涉，但均无成效。到了1876年年底，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朝廷授权，由他负责主持同沙俄交涉归还伊犁的一切有关事宜。1877年8月，清廷正式授权左宗棠，「所有交收伊犁事宜及现议各案并以后西北各城交涉事件，统由该督臣相机筹办」，（参看《外交史料》），卷10，页32b, 1877年8月11日）以一事权。当然，在沙俄百般阻挠下，左宗棠同沙俄的交涉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所以单就伊犁交涉的外交谈判本身而言，左宗棠并未作出足可称道的关键性贡献。但就伊犁交涉之最终能够迫使沙俄吐出既得之土地和利益，又不得不归功于他在新疆的兵威和他对沙俄所持的强硬立场。此即本文所谓之左宗棠之利剑之含义。详情参见下文第二章、节1，注（ 19）、（20）。

　　（5）所谓残胜，是相对于崇厚所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的惨败而言，曽纪泽所订的《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了不少失地权益，但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屈辱的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所以谓之残胜。详情见下文。

　　（6）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卷下，第17章新疆之勘定与建省，页1001。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

　　（7）徐著，尤为难能可贵者，是对左曾张三位国士在伊犁交涉作出的关键贡献，都如实地作了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作者深受其秉笔直书的史笔的启发。

　　（8）《外交史料》，卷18，頁31b；，《张全集》，卷2，頁14b：「我苟无备，俄人知我虚实，肆其恫喝，虽有辩士，将不得言，言亦不信。」诚为的论！

　　（9）张之洞，《李少荃傅相七十寿序》，《张全集·骈文》，卷223，页28。

　　（10）同上。

　　（11）详见下文后提示性假设。

　　（12）NCH（《捷报》）, May 18,1880，页422-423。另参看本文第三章、节3、注释（27）、（28）。

　　（13）《外交史料》，卷19，页5-6；李恩涵，《纪泽外交》,页75-76。

　　（14）像这样一件对张之洞一生儒臣功业的发端具有如此关键影响的重大事件，居然在一些有关张之洞的专著专论中，竟完全被忽视了，例如王佩元、李建良的《张之洞全传》；虽然有所论述分析，但未浓墨重彩，深入分析，总让人感到意犹未尽，例如张家珍的《旧朝新声--张之洞》，谢放的《张之洞传》、刘平的《张之洞传》、何晓明、冯天瑜的《张之洞评传》、张秉铎的《张之洞评传》、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孙广权、孙建的《南皮香帅—张之洞正传》等，均或多或少有此失误。唯一花了相当篇幅、作了比较充分铺陈叙述的，要算是唐浩明的《张之洞》，但毕竟是本历史小说，不是历史，其中有些情节完全出于虚构想象，难免不符历史真相，以致误导读者。然而，同样是历史小说的《晚清栋梁—张之洞》（杨敏著）竟然完全无视伊犁危机对造就张之洞成为晚清栋梁之才的重要性，只字不提伊犁这两个字，真是令人大惑不解！对上述各专著作详细的评论，既为篇幅所限，也非本文的主题，故从略。有鉴于此，本文或会被视为一篇为张之洞平反之作。张之洞的历史定位，详见下文结论和后提示性假设。

　　参考资料

　　中文

　　一、文献文集

　　《外交史料》

　　《张全集》

　　二、论著

　　冯天瑜，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何晓明、冯天瑜，《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南京。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78年，台北南港。

　　李恩涵，《纪泽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台北。

　　刘伯奎,《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 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

　　刘平，《张之洞传》，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甘肃兰州。

　　马东玉，《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沈阳。

　　潘志平、石岚，《新疆与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9月号。

　　彭有元，《末代名臣·张之洞》，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出版公司，1994年，台北。

　　孙广权、孙建，《南皮香帅—张之洞正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北京。

　　司徒琳（美）著，范威译，《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唐浩明，《张之洞》（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北京。

　　王佩元、李建良，《张之洞全传》，长春出版社，1997年，长春市。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卷下，第17章新疆之勘定与建省，页1001。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

　　谢放，《张之洞传》。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

　　杨敏，《晚清栋梁—张之洞》（上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北京。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张家珍，《旧朝新声--张之洞》，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台北。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台北。

　　英文

　　Fairbank，John King,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8。)

　　Hsu，Immanuel C.Y., 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HIC）.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Lattimore，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Beacon Press Books, 1967.

　　NCH(《捷报》)

　　2、前提示性假设

　　「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这个充满戏剧性张力的宏阔历史场景，含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伊犁危机，这是客观的形势；一个是张之洞，主观的历史人物；然后是两者在复杂多变的宏阔历史场景下的交叉互动。

　　本文旨在于这个宏阔历史场景的重现，但重现的方法不是讲故事，不是考据，更不是历史材料的剪接编织；其中有叙事，但不止是叙事，这些都是传统的史学、流俗史学、钻牛角尖的史学，只是手段，不是旨在探索历史运动规律和历史动力（或谓之历史力学也无不可）的科学史学；本文尝试利用目前现有的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历史学、社会历史学）、自然科学等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正在探索的动态历史学、量态历史学，全面深入探讨张之洞在这幕宏阔历史场景的揭幕、展开和谢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深远的后续影响。

　　为了便于深入揭示这段历史进程的启动、展开和结束，特拟定

　　下列八个提示性假设：

　　首先假设，张之洞这个历史人物，在1878至1881年的伊犁危机中，是而且只是作为一个「帝王之学」的典型儒臣，崛起於晚清政坛和国际外交界。并设定张的崛起，就思想意识形态层面而言，主要归因于同光中兴时期（1）帝王之学的振兴和他与之相应的深厚的儒学学养，可谓其成也儒学。

　　提示性解说：何谓「帝王之学」？何谓「儒臣」？

　　这兩个概念，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非常重要，必须明确说明其含义。首先请言何谓帝王之學。最好还是根据张之洞自己的理解来回答。他在1863年也即26岁时高中榜眼的《殿试对策》中，将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视为「帝王之学」的蓝本，并且将宋代的真德秀（1178-1235）和明代的邱濬（1420-1495）视为《大学》的权威诠释者：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主要在修内，阐明了定心、誠意、修身的内圣功夫，奠定了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则在用外，阐明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功夫，列述了历代治国平天下的典章制度、嘉言善行。张之洞认为，经过这两位帝学儒臣的权威阐释，儒家帝王之學的「經世大法犁然可观」，而后「明體而达用，化民而成俗」。（2）

　　简言之，经典的帝王之学，立基于内圣而外王、明体而达用；然后又外王而内圣，达用而明体的唯心辩证思维。对大学作出这样的理解诠释，才是正宗的帝王之学，奉行这种帝王之学的臣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儒臣；否則就是小儒之學，俗儒之学。后者或專精于訓詁詞章，或專究精微而遺實事，背離聖賢之中道、正道、大道。這是張之洞對帝王之學的理解，并在為人處世施政上，終生奉行不渝。（3）

　　就本文题旨而言，张之洞在应对伊犁危机这样重大的军国大政上，又岂能例外？

　　其次，何谓儒臣？顾名思义，臣者乃在职之政府官员也；儒臣者在理论上正确理解大学精意、精神和旨意的政府官员。按照儒家帝学的传统，宋代名臣歐陽修所下的定义最为切中本文的题旨，他将“儒臣”界定为“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也。”（4）这正是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最好、最切题的诠释；张之洞在伊犁交涉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一定义的具体体现，所以本文将张之洞定性为儒臣，帝王之学的儒臣。有内圣而遗外王，重外王而轻内圣；有体而无用，重用而捨体，都背离了帝王之学的本意，必须兼而有之，辩证统一，方为儒臣之正宗、正道、大道。（5）

　　其次假定张之洞的健笔，焕发出一种振聋发聩、激发人心、凝聚心志的强大精神思想力量即心力，加上左宗棠的利剑展示的威力的强力支撑，曽纪泽的妙舌展现的智力的机变运作，三力合璧，方促成沙俄归还伊犁，缺一不可。

　　提示性解说：按照动态历史学和量态历史学，（6）心力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基本力量。作为一个儒臣，张之洞所起的心力的作用，源自他深厚的經史学养、典雅的文采风流（7）、纵横议论的深潜才思，以及儒臣内在的经世济民的赤诚之心。张之洞所具备的这些资质和操守，足以激荡人心，振奋士气，振聋发聩，让中枢重臣和朝野士大夫敬仰信服，从而形成一股儒林景从、令侵略者敬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在伊犁事件的关键阶段，通过清议、清流机制，以一枝堪比贾谊、苏轼的健笔，在关键时刻起了一个儒臣所起的不可或缺的「决疑定策，安邦定国」的关键作用。

　　而且，必须突出强调，一个真正的帝王之学的儒臣其个性、文风、作风，必须切于实用，而非像一般文人儒生放言高论、夸夸其谈、脱离实际。（8）正是由于具有这样少有的综合品质和学养，张之洞才终得以在清流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晚清的一代儒臣。（9）

　　第三、假定面对伊犁危机，作为一个志在天下的儒臣，素性不尚空谈、讲求学以致用、经济实学的张之洞，既迫于时势，更是出于本能性的帝学学养，临危赴命，专注投入时务时政，开始究心洋务，为朝廷出谋划策，释疑解惑，充分展现了一个典型儒臣的风采；标志张之洞开始致力寻求儒家现代化的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想，于是初具雏形。（10）

　　提示性解说：为了应付伊犁危机可能引起的沙俄严峻的军事挑战，已经觉察到帝王之学内圣的智慧或有不足，特别是日益感到外王之谋略、手段、经验，已经难以抵御外侮，安邦定国，遂自觉地被迫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将思维从内圣转向外王，从明体转向达用，承袭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谋略，力主海防塞防并重，大力敦促朝廷整军经武，购买西洋兵器军舰，点将练兵，积极备战，以维护领土的完整和民族尊严。伊犁危机从而大大丰富了他作为儒臣的传统经世思想，开拓了他儒臣的视野。

　　第四、假定张之洞抗俄主张和谋略之所以得以实现，最后宏观地分析起来，主要归因于抗俄的决策是在以幽燕核心取代河洛核心所构成的中华帝国板块结构的史场中实施的；板块结构的坚韧性和本能性的自卫反弹力，为张之洞--当然还有左宗棠、曽纪泽--抗俄拒俄的努力，提供了强力的结构性支撑。

　　提示性解说：清帝国的板块结构，约於1800年左右也即乾隆的十全武功（11）完成之时基本打造完成；（12）质言之，约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华帝国在以幽燕广阔地带为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八旗兵力、儒道传统和佛教信仰焕发出来的涡旋运动的巨大向心力、凝聚力，完成了版图疆域的整合、民族的融合、文化思想的综合，或简称之为三合过程（13），建造了国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无比坚韧的抗震抗压力的有机板块（14）。对乾隆十全武功作过深入研究的庄吉发氏，对清初这个三合过程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滿洲以邊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襲傳統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積極整理邊疆，增進邊疆與中原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各種關係，加强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備近代世界各國公認的關於領土主權所包含的基本內容，經過清代長期的統治，滿漠畛域，逐漸消弭，各部族之間，日益融和，漢滿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數部族都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終於奠定版圖遼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15）

　　如果说秦始皇奠定了中华帝国在东亚的版图疆域，那么清初诸帝就奠定了中国在近代世界的版图疆域。

　　由此假定，要将这样的一个有机整体割裂剥离出去，显然必然会遭到整体板块的反弹抵制；进而假定，要将构成帝国庞大的母板块的一部分的三北板块—东北、正北、西北--中的伊犁地区的子板块，（16）从庞大的帝国母板块中割裂出去，必然会引起整个板块内在本能性的强力自卫反弹,其反弹力也随各个子板块在历史上、地缘上和政治上，在母板块中所处区位的重要性而异。（17）

　　张之洞，作为一个博古通今、熟读中国历史尤其是接受清朝满洲化历史观的汉族历史人物--或者以历史的语言来说，就是将这种自卫反击的历史性行为，通过历史观满化的汉人张之洞而人格化--站在历史前沿，对另一个外来的俄罗斯帝国板块的撞击，也即对沙俄帝国的侵略，作出坚决的还击；换言之，张之洞—-当然还有与他同声气的清流党人或扩而大之，一般清议的士人文人-—的行为，也可视为这种板块坚韧性的人格化的体现。而且，还可以设想，这个板块在下意识里，对张之洞的「决疑定策、论道经邦」的思辩，起着框架般的支撑作用。

　　第五、本文假定，张之洞在伊犁危机大战一触即发的最后关键时刻，为朝廷谋划备战方略时，或许受到他的前辈，战略家左宗棠之视中俄伊犁危机基本上为一场大陆战争的概念的启发，竟然展现了一个军事战略家丰富的想象力，意识到并深刻认识到中俄两国的军事较量将是两个陆权大国的较量，鉴于所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交通后勤困难，所以提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和全民抗俄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长期战争的概念，切中俄两大陆权国家战争的本质和特点，可谓知己知彼，对手俄方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也必有同感，可能因而打消了诉诸一场绝无胜算的战争博弈。

　　提示性解说：张之洞认识到，中俄的伊犁危机，是两个陆权大国在中亚以致延伸到在三北的碰撞；两国边疆万里接壤，一旦兵戎相见，其碰撞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绝非俄国同中亚几个部落小国的碰撞可以相比，因此将是一场难决胜负的持久战和消耗战。

　　而且张之洞似乎也意识到，俄国的地缘战略重欧轻亚，刻意寻找出海口（18），这同与中国争夺伊犁地区的控制权，完全相悖，所以他判断，沙俄不会选择在伊犁地区同中国进行战略较量，走向战争；当然，这是一场拿国家命运当筹码的赌博。

　　张之洞坚定的抗俄立场，加上他富于想象力的战略和战术方略，戳破了沙俄的诡诈恫吓，迫使对手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从而在伊犁交涉中为中国赢得了主动权。李鸿章的一味妥协让步，刻意贬低新疆的战略和经济价值，贬低左宗棠在西北和新疆平定回乱取得胜利的兵威，误听了英国貌似友好的建言，更中了俄国人的外交诡诈圈套，因而作出误判。（19）

　　第六、假定张之洞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坏事可以转变为好事的辩证道理，三北落后是坏事，但正是落后，在这里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坚船利炮，而是传统的金戈铁马，弓矛利剑，仍然有用武之地，坏事变成了好事。

　　提示性解说：同在海疆与船坚炮利占绝对优势的欧美的海洋文明碰撞不同，伊犁危机一旦诉诸武力，在有异于海疆的中亚这种特殊的时空场景中，中俄双方皆无绝对优势。

　　第七、本文假定，张之洞以低微的京官小吏，破格提升，参与军机，固然由于个人的禀赋才情、过人的胆识，但也要拜同光中兴虽衰而未竭势头之赐，仍然能够承续同治中兴的余绪，不拘一格提携奖掖重用人才。

　　提示性解说：显然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破除在三北边疆重地禁用汉人的祖宗之法，起用汉人独当一面，如左宗棠、刘锦堂，并重用曽纪泽、张之洞。由此或可部分证明，同光时期的慈禧太后和满人王公大臣，仍然是清醒的，大体上是称职的，仍然励精图治，力图自强，并非如一般史家所描述的那样颟顸昏聩，腐败无能，不能与光绪中后期时的慈禧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第八，本文假定伊犁危机期间，虽然中华帝国在中亚同俄罗斯斯拉夫的大陆文明板块、大英帝国海洋文明板块和穆斯林文明板块发生碰撞，特别是同前者发生激烈的碰撞，但张之洞此时并未深刻认识到儒家的传统天下观面临近代化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世界观的紧迫性（20），虽然已经隐约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基本上依然依靠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应对伊犁危机。

　　提示性解说：鉴于伊犁适处于中亚游牧民族的多民族、多信仰的交汇地带；质言之，也即处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中华儒道文明、大英帝国海洋文明、奥斯曼（鄂托曼）伊斯兰文明的混融交错、矛盾丛集的地带，（21）张之洞汲取冯桂芬以夷制夷的谋略，并汲取中国纵横家的智慧，富有创意地将之应用于世界范围，利用各大帝国利益的矛盾，拉拢利诱，为我所用，相互制衡。这正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初期应用。

　　下面根据这些提示性的假设，对题旨展开史实上和学理上的论证。

　　注释：

　　（1）一般将同治朝（1862-1874）称之为同治中兴；但为了本文的目的，特将1862至1884年界定为晚清的同（治）光（绪）中兴时期，也即起自同治初年止于中法战争。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的中期，进入朝代循环周期，内忧外患相逼而至，天下大乱，王朝频临覆灭危险，但随后又在朝野的努力下，平定内乱、驱逐外敌，王朝虽然元气大伤，但又大体上恢复安定，由乱返治，是谓中兴。但同光中兴与历代的中兴重要的不同之点是，不止是使清王朝这个朝代死里逃生，重获天命，恢复安定，而且更是由于成功克服了太平天国反对儒家传统的挑战，以及暂时缓和了欧风美雨对儒道文明的挑战，从而也为日益走向崩解的儒道文明或帝王之学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参看Mary Wright#FormatStrongID_247#,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第四章The Idea of a Restoration，英文页43-67,其中对中兴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历次中兴，作了细致的权威论述）。其后的历史证明，同光中兴儒道文明或帝王之学之重获生机，只是死亡前夕短暂的回光返照的挣扎而已，逆转不了最终覆灭的命运。

　　张之洞这个帝王儒臣，其在伊犁危机期间的功业，正是这种意义的中兴的最好写照；因为同光中兴自强运动的势头给予张之洞思想和精神的动力，而张之洞直接参与终获残胜的伊犁危机，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同光中兴自强运动的势头。

　　（2）张之洞，《殿试对策》，载于《张全集·古文》，卷212，页1b-2a)；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94。

　　(3)张之洞快到耳顺之年，仍然自认为是个儒者，为人施政治学，奉行儒道、儒术。

　　余性魯鈍，不足以窥聖人之人道，學術惟與儒近。儒之为

　　道也平實而絀於勢，懇至而後於機，用中而無獨至，絛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傷，守正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传鲁堂诗集序》，载于《张全集》，卷213，页7a-b，作于1892年，时年56岁，任湖广总督）

　　（4）邱濬，《大学衍义补·简侍从之臣》，卷7；陈宏谋，《大学衍义补辑要》，12：81b。

　　（5）张之洞的英文秘书、幕友，晚清的著名学者辜鴻銘，也对儒臣下了一个很有见地的定义：文襄儒臣，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三公論道，儒臣事，計天下安危，論行政得失，大臣事。然後又接著議論說: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辜鸿铭，《張文襄公幕府紀聞·清流党》，頁9）

　　但辜的定义，是就張之洞一生的功业特别是后半生的辉煌功業概括而论，如果用在张之洞崛起时所参与的伊犁危機的问题上，未免文不对题，而欧阳修的定义，却切中题旨。当然，如果用在张之洞担任湖北学政（1867-1870）和四川学政期间(1873-1876)，弘扬文教，也很切题。并参见上文注（3）。

　　（6）详情分别参见拙文，《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2007年10月7日；《乌有之乡》论坛，2010年；《钓运学刍议》，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理论研究，2011年7月15日）

　　（7）张之洞还是晚清的著名诗人，对诗词颇有造诣，写了大量诗词。（参见庞坚，《前言》，《张之洞诗文集》，页1-38），当然，还是个文章大家，被誉为有史汉之风，深受儒林景仰。

　　（8）儒臣奉行的儒學，按照邱濬的理解，应当落实到两个字上，一个「实」字，一个「用」字：「吾儒之道，無一非實，故立心必以實意，修身必以實踐，講學必以實見，行事必以實用，此堯舜周孔相傳之心法。」（陳宏謀，《大学衍义补辑要》，2:38）作为后学，张之洞对帝王之学精神的理解也同邱濬相通。他在四川当学政时，就勉励四川士人说：读书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為兩事，通經致用，視為迂談。淺者為科舉，博洽者著述，取名耳，於己無與也，與世無與也。（《张全集·輶轩语》，卷204，頁36-37）；若讀書者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則亦不勞讀書矣；使者（张之洞时任四川学政，谦称）諄諄勸諸生，讀書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質，悉造成材，上者效用於國家，其次亦不失為端人雅士，非欲驅引人才，盡作書蠹du也。（同上）；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然士人致力，舍书无由。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同上，《书目答问》，卷209，页48-49）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同上，《书目答问》，卷209，页37）；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同上，《张全集· 劝学篇序》，页3）。

　　总结而言，「实」与「用」这两种精神贯穿张之洞的儒臣一生的功业和思想，否则他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帝学儒臣。所以，很自然地，他心目中的晚清经济名臣为陶澍（文毅）、林文忠（则徐）、胡文忠（林翼）、曾文正（国藩）等，当然他也以他们为榜样，仿效追随。同他们相较，除了着重经济之外，张之洞还着重名教风化，两者并举，兼而有之。

　　（9）张之洞在伊犁危机期间的言行议论，正是如此。這也正是他有別于其他清流黨人例如他的亲密战友張佩綸的顯著不同之處；结果是，张之洞此后的宦途一帆风顺，成为晚清的四大重臣之一（其余三人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在晚年入阁拜相，位极人臣；而其他清流党人，例如张佩纶、陈宝琛等，则在1885年中法战争后无一不宦途失意、退出政坛的主要原因。详见下文结论。

　　（10）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页21a 。

　　（11）即：一平準格爾，二定回部，三掃金川，四靖台灣，五降再降緬甸，六服再服安南，九受再受廓爾喀之降，合為十全武功。（参看，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页1。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82年；赵翼，《皇朝武功记盛》，页12-58。中华书局，1985年；魏源，《圣武记》，页98-247。岳麓书社，2011年。）。（参看附录地图一及其补充图）

　　（12）于逢春认为1820年《嘉庆重修一统志》及所附的《皇舆全图》的修纂与出版，标志经过康雍乾嘉四代的艰难开拓经营，最终完成了清帝国板块的打造整合；并在兼顾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近代国际法关于领土主权的理念和规定的情况下，明确确定了中国版图四至的范围，并得到俄罗斯与西欧列强的承认。（参看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不过，本文认为，他将这样复杂的帝国板块铸造过程的完成，主要根据一本图志的修纂和出版的日期作为标准，定在1820年这一年，似欠周妥，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渐进、极其复杂的过程，很难人为地确定是某一特定的年份。

　　因此，本文将中华帝国板块打造的完成的时间大约定在乾嘉之交的1800年左右这个时期；当然，这也只是一个人为的大概时间坐标点。但是，这一年不仅标志中国版图整合的完成，还标志另外两合即思想文化综合和民族融合的完成，也即三合板块（见本章正文）铸造的完成。而且，历史地看，这一年还标志中国的朝代循环怪圈开始发生作用，进入内忧外患的多发期，此后清朝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诚如于氏所言，这一年也是中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此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天平，日益明显地向西方倾斜。

　　（13）必须强调，这是一项近乎不可能的无比艰巨的政治和文化大工程，然而竟在一个人口只有500万、文化尚处于部落文明阶段、地处东北边陲的满洲民族手里完成，真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奇迹，较之秦始皇一统天下之煌煌功业，不遑多让；因为像这样一种涉及地域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文化如此繁富、生活方式如此千差万别的帝国构建的旷古未有之巨大帝国建设（empire-building）工程，说有多难，就有多难。

　　首先请言版图疆域的整合。从动态历史学、生态历史学、心理历史学的观点来审视，（详情请分别参见拙文，《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2007年10月7日；《钓运学刍议》，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理论研究，2011年7月15日），乾隆晚年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标志约於1800年完成了将辽阔的内亚在军事上、政治上、制度上，纳入中华帝国有效统治范围的过程，成为中华帝国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板块；用政治历史学或地缘军事学的语言说，就是这个庞大的帝国板块从此结成了生命共同体，荣枯与共，这就是所谓「祖宗之地」的深刻含意。

　　其次是民族的融合。在以幽燕文明为核心的中华帝国的框架下或板块中，三合中的民族融合有异于河洛文明为核心时代的民族大融合，滿洲共主的中华帝國同漢人独主的华夏帝國的权力结构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各族认同满人为共主的满洲帝国是满蒙汉三族共治—确切地说，满蒙共有、满蒙汉共治--的权力结构；详而言之，满蒙的政治血缘姻亲，标志蒙古族以异族外戚取代了传统中国的异姓外戚，满清中叶以前，满蒙尤为紧密亲近；而满汉关系则是伦常名教，近而不亲。拜满蒙血缘姻亲之赐，辽阔的满蒙回疆东北塞外地缘上结为一体，而漢人則認同正統的中原民族。長城固然已經成了歷史博物館里的展品，但文化和心理上的認同卻一時難以改變。特别是心理上，满人基本上認同塞外民族，视为一家，而将中原和東南海疆的汉人，只是视为帝国的子民、臣民而已。

　　这个满蒙汉三族共有共治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在制度上的巧妙设计就是建都北京，象征汉人的共主，并建行宫或夏宫于热河承德，象征蒙藏等民族的共主，从而形成以满族为天下共主的多民族中华帝国而非华夏大帝国的大一统。但是，三族共治的权力和文化机构中，分散居住于辽阔大西北的回族及其信仰的伊斯兰教，却被剔除于这个共治的权力结构之外了，没有被整合到这个幽燕文明的核心之内，造成了回人的疏离，为回族的离心埋下了伏因以及无穷的后患。这是大西北回民不断反叛的一个根本的权力结构和文明上的因素。如果说，满蒙近而亲，满汉近而不亲，则满回既不近也不亲，在这个大帝国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一个十足的被统治者的奴仆地位。

　　因此，在这种满蒙姻亲为基础的深厚的恋郷情结的心态之下，要其放棄塞外的祖宗之地，情感上無法接受，地緣上也難以接受，因为就帝国的安全而言，或根据历史板块说可以称之为帝国疆域板块的完整性，千余年来撕裂帝国板块的威胁毕竟都来自塞外，而非

　　东南海疆。（详情参见下文第三章、第四章，Ow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条）伊犁就是这个塞外地缘格局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由此衍生了地域民族隔离政策，汉人基本上被禁止移民新疆和东北，也禁止汉人到此出任地方文武官职，所以左宗棠成为督办新疆军务的汉人钦差大臣，是开了汉人成为塞外最高军政首长的先例，曽纪泽、张之洞进而密切参与伊犁交涉，也是满汉消长的趋势的延续。满

　　蒙一家的权力结构，开始松动，满汉共治的权力结构开始形

　　成，逐渐取代了满蒙汉共治的权力结构，伊犁事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转变的端倪。

　　最后是就是历史、文化思想、宗教、制度的综合，通过清承明制、开科取士、整理儒家经典史籍（修纂《四库全书》）、独尊程朱理学、文字狱等政策和措施，完成综合过程。通过信奉佛教的黄教，将满蒙藏结为一体。乾隆晚年也即约於1800年，完成了这个帝国和文明两大板块的铸造；就满人作为少数民族的大帝国统治者，具有巩固统治的意义，但历史地看，满人为主的立足于东亚的幽燕文化，却实现了

　　数千年来汉人为主的立足于大河流域的河洛文化，梦想融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于一炉的一统天下的崇高外王理想。

　　与此相关的是，清代满蒙汉回藏等多民族的整合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的过程，是清史中一个极饶趣味和极具挑战性、争议性的热点论题。详细地论述有关这方面的专著论文，不在本文题旨的范围。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1998年在美国发生的一场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同何炳棣教授的大辩论。

　　1996年罗教授在美国亚洲协会的年会上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讲，对何教授有关清史的「汉化」说提出质疑，代之以「满洲」认同的观念。她从满洲中心观出发，主张清朝之所以能够享国将近300年的主要原因，并非何教授主张的「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八旗军事组织等「满洲」认同；并利用与内亚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所以，她得出结论认为，「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罗教授的英文原文题名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刊载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November, 1996)。

　　何教授于1998年撰文回应，有力的反驳罗友枝的论证和结论，指出罗教授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所用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是错误的，错在将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之同时，排斥了对其他形式的认同，看不见两者可以同时进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而满族对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何教授严正地直接抨击罗教授提出的「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明确地指出满族所建立的，就是是一个「中国」的王朝，不是罗友枝所谓的什么「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何教授的英文答辩题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载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本文完全同意何教授的权威论证和作出的坚实结论，并根据何教授所谓的「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同时参考了何教授于1966年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ese History(载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特在本文中提出三合论，这样才更能具体周全地说明这个复杂的过程。

　　其实，罗、何两位教授的观点，各有所偏，前者强调清初各族满洲化的整合进程，后者则强调清中叶以后各族汉化的整合进程，然后各自作出以偏概全的结论。本文则是从清朝民族大整合的全程出发，兼容罗何两位教授的观点于一炉，参以自己的观点，提出三合论，以弥补两者各有所偏之失。

　　(14)当将此版块形容为「具有无比坚韧的抗震抗压力」的有机板块时，自然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是三合板块的粘合剂？就性质而言，是文武的合成剂；文的一面，上文已经列述了文化宗教性质的粘合剂，还有武的一面。其实清初诸帝武功之胜，除元朝外，超迈秦皇汉武。马上和刀把子得天下，是中国历代朝代轮替的决定性因素、的不二法则，也是真命天子得天命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清朝作为边陲的一个非汉族的小部落民族，更不能例外，所以必须具备超乎想象的武功，非凡的战斗力。而满洲的八旗战斗力，确实如此，较之唐初的府兵，犹有过之。乾隆的十全武功，就是最好的例证，以致令汉人士大夫心悦诚服，打心底讴歌清初诸帝的煌煌武功，甘愿臣事一个满洲外族，所以武力，八旗的战斗力，就是三合最有力的粘合剂。作为乾隆时期汉族士人代表的赵翼，在《皇朝武功记盛序》中，是这样热情称颂清初诸帝的武功的：「钦惟我国家武功之盛，度越千古……如萨尔浒山之战，太祖高皇帝一数千人，破明兵二十余万于五日之间，此事为亘古所未有……迨定鼎中原後，圣祖仁皇帝平三逆所以安内，平朔漠所以攘外，亿万年久安长治之业，实定于此。」于此可以概见，清初汉族士大夫对满洲武功之盛由衷敬服心态之一般。（赵翼，《皇朝武功记盛》，页1）；另参看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3期。）所以说，由此打造的帝国板块具有强韧的抗震抗压力，即使在此后一百多年欧风美雨和东洋神风的猛烈冲击下，也未崩解碎裂，基本上保持完整。

　　（15）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一章绪论，页1。

　　（16）于逢春将中国疆域分成五大板块，即：大漠南北草原地带的游牧文明板块（简称“游牧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简称“农耕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简称“东北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简称“雪域板块”)、海上文明板块(简称“海上板块”)。详情参见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

　　由于论证目的，本文则将于氏之游牧板块和东北板块合称为三北板块。其次是，于氏之五大板块说，主要根据生态地理条件而分类，并没有找出凝聚五大板块的核心力量，因此只有动感，而无动态动力，不见历史运动的规律。本文则假定五大板块的核心为幽燕核心地带，清承明代余绪，扩大加强新的中华帝国的幽燕核心，取代早期华夏帝国的河洛核心，在新的基础上，将五大板块在东亚辽阔广袤的大地上整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机整体。详情参看拙文《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上）

　　（17）例如由于历史和地缘上的原因，游牧板块对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而言，一向重于海上板块。详情见下文。

　　（18）生长于封闭内陆的俄罗斯民族，一直向往海洋，做着海洋之梦。这可由彼得大帝（1672-1725）年轻时的梦想得到证明：

　　1693、1694这两年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旅行，虽然这是前往白海的一般休闲之旅，但无疑在这个年轻的沙皇的一生中，竟然成了一件大事。他平生头一次亲眼看到了真正的大海，真正的船，在风高浪急的大海上，作了头一次行程紧凑的海上之旅。

　　这同身处内陆莫斯科水波不兴的池塘湖沼，简直有天壤之别！

　　于是浮想翩翩，做起了俄罗斯的大海之梦，为大海和船舶而陶醉痴迷……

　　船和海，成了彼得的命，日思夜想，挥之不去，甚至还出现在梦里……

　　[……the trips to Arkhangel'sk in 1693-94. An ordinary "play" journey to the White Sea became, undoubtedly, a great event in the life of the young tsar. For the first time he saw a real sea and real ships and made his fast voyage on the restless and dangerous element so unlike the quiet ponds of the Moscow hinterland. This gave a powerful impetus to the imagination, the dream of the sea appeared for Russia, and a genuine cult of the ship and sea arose. ……

　　…….ships and the sea had become Peter's destiny, appearing to him while awake and even in his dreams……

　　(参看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 Progress Through Coercion in Russia, by Evgenii V. Anisimov, trans. by John T. Alexander,1993, M.E. Sharpte, Inc., New York, 1993.p.15-16.)

　　然而，与其同时的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1654-1722），却忘不

　　了马背民族之本，祖传的金戈铁马，休闲活动却不是到渤海之滨观赏蓝色的海景，而是到木兰围场狩猎，欣赏绿色的草原风光。

　　两国的最高统治者甚至其统治集团，他们痴迷海洋和热爱草原的心态，自然会给他们的帝国建设empire-building的路径、方略国策、军国大政，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所以，彼得大帝做了沙皇後，锐意建设强大的海军，发动海上战争，企图取得周边海域的主控权；并将寻找出海口定为国策，是以西进欧洲，征讨瑞典，进入波罗的海，通往北海、大西洋；南向多次征讨土耳其，夺取里海，通过黑海，进入地中海；甚至东进西伯利亚，企图通过日本海进入太平洋。康熙大帝及其后的雍正(1678-1735)、乾隆(1736-1795)，却反其道而行之，厉行禁海之令，民间片板不得下海，转而剑指广袤的蒙古新疆--压根就没有想到过海洋，用兵台湾似乎是个历史的偶然，大一统思想下的随手之笔。所以，乾隆以十全武功而志得意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大背景之下，要痴海的彼得大帝的子孙，在19世纪后期在中亚为深入内陆，同迷陆的康熙大帝的子孙，为了一个孤悬内陆的伊犁进行大规模的大陆战略决战，甚至是一场局部的战争，也是根本不符合沙俄帝国重大利益的vital interests，所以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清朝已经表明不惜一战的决心。

　　（19）详情见下文结论。

　　（20）详见下文后提示性假设五。

　　(21）广袤辽阔的中亚一向是伊斯兰教之乡，在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的精神支持下，隶属中俄两大帝国的行政疆域的伊斯兰教的信徒和国家，反抗中俄两大帝国对他们的统治，企图建立独立的宗教汗国。19世纪中期以后新疆大规模回乱，为伊犁地区回教徒包括中国的东干回民的反叛以及来自中亚浩罕的伊斯兰教的狂热信徒阿古柏的入侵新疆并威逼伊犁地区，提供了历史机遇，就是这种中俄奥三大文明碰撞下出现的权力真空夹缝中形成的必然和偶然结果。

　　支持中亚伊斯兰教徒反叛的宗教精神力量奥斯曼帝国板块日益衰微，分崩离析，自顾不暇，其对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只是起了有名无实的象征性作用，完全无力抗拒仍在中兴的中华帝国板块和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帝国板块两大帝国或两大文明的力量。中俄两大帝国在压制伊斯兰教反叛上，虽然手段不同，但殊途同归，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各自行政疆域的完整。

　　至于立足于其印度殖民地的大英帝国板块，在中俄两大帝国板块的碰撞过程中，只是个机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行动，浑水摸鱼，乘机利诱拉拢阿古柏，防止俄国威胁印度，也在防止中国威胁西藏；基本上是自卫防守性的，因此对于中俄奥三大文明的碰撞结果，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完全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当时全球性的霸主和海上霸主，丝毫没有要深入亚洲内陆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和准备，只是被动性随机应变，维护既得利益。

　　张之洞似乎意识到英国介入伊犁交涉的性质，而李鸿章则由于过于依赖英国的友好帮助，轻信偏听英国官员使臣特别是威妥玛的咨询意见，而高估了阿古柏及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的实力，以致又作出了战略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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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置身中俄外交风暴漩涡

　　1、域外飞来的灾星—阿古柏火上加油

　　19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还是一个方值不惑之年的文学词臣的小京官，张之洞，怎么会卷入一场中俄的伊犁外交风暴漩涡？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对伊犁危机的来龙去脉作个扼要的交代。

　　如上所言，中俄的伊犁冲突起初只是个外交交涉，谈判桌上

　　的口舌交锋；简言之，就是中国循外交渠道向俄国索还被它出兵強行占领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伊犁。（1）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竟会被沙俄占领了呢？既然已被占领，为什么还要通过外交渠道向俄国索还呢？這又同張之洞有什么关系呢？

　　事缘伊犁虽然远在西北边陲的北疆，但造成这次危机的直接源头却来自遥远南疆回部的喀什噶尔；因为地域辽阔的新疆其本身就是个有机板块，南呼北应，声息相通，这就是气象学上的「蝴蝶效应」在历史学领域的呈现。盖自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朝，已经日益进入朝代循环的怪圈，内忧外患，交逼而至，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在东南半壁平定太平军之乱和在华北平定捻乱之后，陕甘回乱又在西北大规模爆发，继而波及新疆全境，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抗清运动。1866年初，清政府驻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伊犁将军明绪阵亡，此后便陷入一片无序状态，天下大乱，形成了权力真空地带。于是为新疆周边的国家，沙俄和中亚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和宗教的野心家、冒险家，例如邻接南疆的浩罕国的统治者及其军官阿古柏，提供了侵略中国、介入中国内政的机会。

　　这时南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喀什噶尔，除了同当地清军交战之外，其地方派系也陷入激烈的领导权内斗的混战之中。早在1864年夏，喀什噶尔伊斯兰教白山宗首領托合提·马木提乘乱占领了南疆重镇喀什噶尔回城，并自称“帕夏”(国王)。其中非土著的西布魯克的柯尔克孜部族首領思的（司迪）克伯克（Sadic Beg）和伽师的回民贵族金相印伯克，联手攻占喀什噶尔，赶走了托合提· 马木提。思的克做了喀什噶尔“帕夏”，封金相印为大臣，自成一国。（2）

　　败走的托合提· 马木提，與偽裝商人潜入喀什噶尔回城的浩罕汗国Kholand间谍，相互勾結，收买了24名伯克和阿訇，联名致书浩罕汗国要求出兵，袭取喀什噶尔，驱逐思的克。思的克既非土著喀什人，又非回教徒，深感民心不服，政权难以持久，於是也興起了同样的想法，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首府塔什干进行联系，把流亡浩罕的白山宗波罗尼都和卓后裔張格爾Jihangir(Jangyar)（3）之子布素鲁克汗Buzurg请回喀什噶尔，藉助其傳統的穆斯林宗教权威，籠絡人心，维持统治。

　　1864年冬，金相印抵达塔什干向浩罕摄政王阿里姆·库里Alim Kul提出上项要求。而这时的浩罕国正面临被俄军征服的亡国的危险之中，但浩罕攝政王阿里姆·库里却仍然不愿放弃对中国南疆的侵略机会，认为机不可失，遂立即应金相印的请求，不但找来正在穷困潦倒中的布素鲁克，派他到喀什噶尔恢复和卓Khoja(Khwaja)的统治，许愿封他为喀什噶尔“帕夏”，勉励他为浩罕汗国效力，还派遣其警卫军将领阿古柏（Yakub Beg，1820-1877）护送这位和卓进入喀什噶尔，随同执掌政务。由此可以概见，南疆甚至整个新疆的政治、宗教、文化、历史方面的各种因素是如何的纠结复杂；一旦幽燕核心的向心力严重削弱，中央失控，出现权力真空，潜藏的牛鬼蛇神都露出了真面，大肆活跃；所以说，阿古柏这个域外的灾星，在新疆火上浇油。

　　1865年初，阿古柏在塔什干招募了66名（又說68名）的亡命之徒，护送布素鲁克汗，潜入喀什噶尔，进行他们的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这时清朝已经完全失控的新疆，就像一座庞大的猎场，任凭这批来自浩罕国的贪婪猎人予取予携，胡作非为。

　　阿古柏这个传奇般的军人政治野心家，仪表堂堂，具有多方面的的才华和经验，还是个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性格凶狠残酷，擅长权谋诡诈，善于利用长期以来浩罕在南疆特别是喀什噶尔的回民中建立的深厚的宗教和商业关系，所以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南疆的猎场上，得心应手。从他于1865年潜入新疆至1877年暴毙这短短的12年期间，占领了整个南疆，先后建立了「哲得（德）莎爾汗国」（1868年）、进而占领了北疆的迪化（乌鲁木齐），改建为「洪福汗国」（1872年）。在其军事辖区，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统治，俨然成了大清帝国国中之国的独立政治实体，成了主宰全新疆的主人。（4）可以想象，他的下一个猎物显然是更加肥美可餐的伊犁了！

　　这样一个来自中亚小国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的政治野心，他的奇迹般的胜利，在中亚的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出人意表的、生动但短命的插曲；也酷似将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入了新疆这座浑浊的政治海洋，掀起了千层的滔天巨浪，引起了同新疆利益攸关的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奥斯曼帝国四大板块的碰撞和连锁的互动，都对他作出了符合各自帝国利益的相应行动: 中华帝国要消灭他;俄罗斯帝国既要极力拉拢、又要极力打压遏制他; 大英帝国要极力拉拢扶植他作为防止沙俄威胁印度的缓冲；还有，远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阿卜杜勒·阿齐兹，也企图通过伊斯兰宗教，将一个自视为中亚伊斯兰教捍卫者的狂热信徒阿古柏册封为崇高的艾米尔（或埃米尔、爱弥儿，大部族的首领、统治者），成为它名义上的一个附属国，企图借此扩大二泛（泛伊斯兰教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中亚或伊斯兰世界的影响。（5）

　　同本文直接相关的是，阿古柏在新疆的扩张野心直接危及正在从欧洲转向中亚大力推行扩张政策的俄罗斯帝国的利益。1860年代后期和1870年代初期之交，它在完成吞并希瓦(Khiva)、浩罕(Khokand)和布哈拉(Bukhara) （沙俄时称之为土耳其斯坦，相当於前蘇聯的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士庫曼四個加盟共和國）之后，逐渐逼近中国西北国境，也即在中华帝国的有机整体板块外缘的大片漂浮碎片地带（例如，巴尔克什湖东南的七河地区），形成了从北、西两个方向包围和威胁中国的伊犁和辽阔的西北边疆。（6）

　　因缘际会，這時伊犁地區卻爆發了大規模反清反俄的回民起義，迅即擴至伊犁地区全境，新疆纏頭回邁攻木雜攻陷伊犁(惠遠城)，葉爾羌參贊大臣額騰額、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武隆額、將軍明緒等先後陣亡，清朝遂喪失對伊犁地区的控制,成了脱离帝国板块的一个漂浮游离碎片。沙俄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唾手可得的千载难逢的机遇，遂插手卷入伊犁内乱，实现其帝国在中亚的扩张野心。当然，它的魔手似乎伸得太长了。

　　所以沙俄深恐阿古柏於占领乌鲁木齐后，乘機继续向北推进，进攻伊犁，从而威胁到它新纳入版图的三个汗国的安全。当然，沙俄不会忘记，阿古柏这个浩罕国的遗民深怀亡国之恨，而且他一直是浩罕抗俄的英雄，与沙俄为敌；而且阿古柏的穆斯林宗教狂熱，其在新疆侵略的奇迹般的胜利所暴得的大名，足以誘發中亞諸汗國抗俄的宗教戰爭。（7）所以，沙俄对阿古柏在新疆的扩充野心和野火般的势头，高度警惕，未雨绸缪，不得不采取断然的防范行动。于是它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G.P. von Kaufman）乃于1871年7月4日决定先发制人，下令其七河省省长兼部队司令的科尔帕科夫斯基（G.A. Kolpakovskii）出兵强行占领中国已失控的伊犁。

　　当然，毋庸置疑，除了预防阿古柏的野心之外的战略考虑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如上所述，沙俄早对伊犁这块肥沃的大绿洲（8）垂涎已久（9），所以这位将军，在占领时擅自宣称伊犁「永归俄辖」。但是清朝虽然日益衰微，毕竟还是个大帝国，仍然是个百足之虫，所以不能像对待中亚的三个汗国一样粗暴地以武力硬来，还得通过外交的权谋狡诈耐心地逐步进行蚕食的目的。是以沙俄政府于同年8 月28日电告驻华公使布策，转告清政府，俄国承诺「俟（清朝）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伊犁。」也就是说，沙俄目前只是权宜地暂时替自顾不暇的中国「代收代管」伊犁，并无并吞之意，甚至还假惺惺的表示，因为新疆动荡的局势直接影响沙俄各方面的利益，所以不能坐视不问，因此越界代为收复伊犁，实在是一种对清朝政府「友好的表示」，并表示会随时归还伊犁的。(10)既然是「代收代管」，這就埋下了清廷向沙俄索還伊犁的伏筆。这就是清朝向沙俄索还伊犁的法理和外交根据。

　　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口头上的承诺并不是真心诚意的，只是碍于面子而对老大帝国的一个外交姿态，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它压根就不相信这个内外交困、元气大伤、奄奄一息的老大帝国，能够在可见的将来，消灭阿古柏在新疆的回教汗国，收复新疆失地。（11）当然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朝代循环的「中兴机制」restoration mechanism，(12)更是一无所知。实际上，沙俄已将伊犁视为己有，划归它的七河省，并摧毁伊犁九城之大城和西部五城，另建金顶寺新市区。（13）

　　然而，大出沙俄意料之外的是，中国竟出了个中兴名将湖南骡子左宗棠，他的湖湘子弟兵组成的西征大军趁平定陕甘回乱的军威，竟然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1876年7月－1878年1月），就摧枯拉朽般地灭掉了阿古柏汗国，平定了南北疆。（14）一个天方夜谭式的阿古柏神话，就这样破灭了。战事之顺利，进军之快速、不但大出沙俄、欧美各国、清廷之意料，赢得中外一致赞誉，（15）甚至连左宗棠本人也始料未及，不禁志得意满地赞叹说「戎机顺迅，近罕其匹」。（16）

　　这时，向俄国要求如约交还伊犁自然就凸现出来，顺理成章地提到平定大西北回乱之后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的日程表上来了。

　　实际上，沙俄在1871年7月占领伊犁两个月後才令其驻北京公使倭良嘎哩向总理衙门通知此事；清政府虽然早有预感，但获悉後仍不免「大吃一惊」，（17）即命署理伊犁將軍榮全前往伊犁，同入侵的俄军将领，交涉接受伊犁事宜。此后直至次年将近一年的期间内，总理衙门多次同俄国公使倭良嘎哩在北京就索还伊犁事进行交涉。但俄方总是百般借词推托，就是不肯兑现诺言，交还伊犁；不但拒不交还，以「遂其久居之计」，还变本加厉，继续在北疆各地派遣军队，「冀为蚕食之谋」（18）在随后的两三年（1872－1874）里，总署曾多次通过沙俄驻北京公使倭良嘎里，要求沙俄兑现承诺，早日归还伊犁。但均未能如愿。

　　继而1876年11月當「西北軍務渐臻底定」，左宗棠以陝甘總督、督辦新疆軍務欽差大臣的身份，主動向清廷要求由他統籌辦理一切同俄國交涉伊犁交收事宜。次年8月，清廷鑒於北京的中俄交涉此路不通，何不讓左宗棠在新疆一試，遂准其所請。（19）然而，沙俄對左宗棠重施故伎，百般藉口推託。伊犁將軍金順、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錫綸，對由外交途徑交收伊犁，已感不耐，建議乘兵威正盛，并乘俄土戰爭爆發之際，乘虛襲取伊犁，并索回沙俄以往侵佔的全部領土。但为顾全大局的左宗棠劝阻，因為一旦決裂，東北、西北均與俄接壤，兵端一起，事無了期，所以告诫两位将军決不可贸然挑起釁端。（20）所以，從新疆這方面以外交或军事途徑收回伊犁也都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既然中国境内的两条外交途径都是走不通，那麼有無其他外交途徑可供選擇呢？这时，总署忽然想到1860年代后期绕过西方驻华使节，遣使出洋，直接到国外同他们本国政府交涉，曾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不久前（1868-1870）的蒲安臣(#FormatStrongID_529#)使团（Burlingame Mission），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何不如法炮制。（21）于是1878年6月，清廷遂决定派遣崇厚（1825-1893）到俄京圣彼得堡，直接同沙俄政府商谈索还伊犁事宜。（22）

　　于是，就导致了中俄伊犁危机，就为张之洞志在天下、匡时济世的经世宏图大志，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注释

　　（1）伊犁一名，凖噶爾語「伊里」之音译，原意就是光明顯達。其城位於伊犁河岸。秦汉以来，曾赋予各种命名，直至乾隆20年（1755）平定準噶爾後始定名「伊犁」，含有「犁庭扫穴」之深意。（参见梁詩正撰《平定準夷頌》，乾隆20年（1755）6月17日）。

　　伊犁是新疆的首府，设将军，统领新疆全境的一切军政事务。

　　根据1762年(乾隆27年)规定的伊犁将军以及参赞大臣所辖之地，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拜卡达姆以东的塔拉斯河、吹河、伊塞克湖流域这一大片疆域，东西1500余里，南北1100余里。当幽燕核心的向心力强大时，这块属地归属帝国板块，但当向心力衰弱时，则成了帝国板块漂移游离的碎片。

　　伊犁是新疆的一座最丰美富饶的大绿洲，这里伊犁河、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连成了一片雨量丰足、物产富饶的绿色沃土，滋育着万顷牧场。以伊犁城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着绥定、广仁、惠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勒奇8座城，9城相互拱卫，交相辉映，历来成为北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汉族、布鲁特族、厄鲁特族、锡伯族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其民风民俗同中原华夏地区汉人的，甚至同胡风余韵犹存的幽燕地带的，也大异其趣，正是天下观下的化外之地。这块地带之所以纳入帝国板块，显然是幽燕核心的强大武力构成的向心力所致，与文化文明构成的向心力无涉；所以一旦这种向心力减弱，这块地带势必产生游离现象，而被另一个帝国或文明的向心力所吸引。

　　（2）南疆的這段歷史，各家所述歷史事實大致相同，但對歷史人物的姓名、頭銜、称呼的譯法，無法統一。根據蕭一山的《清朝通史》，卷下，頁969：南疆回部中其著者有四部：一、黃和卓據阿克蘇，自稱土耳其斯坦王，轄喀喇沙爾以西喀什噶爾以東地；二、馬福廸哈必布拉Mufti Habiboulla據和闐（田），稱于闐王；三、阿布都拉門Abdurahmanjuju據葉爾羗；四、布魯特首領思的克Sadic Beg據喀什噶爾一带。其地的土著回族金相印亦乘势而起。

　　但喀什噶爾地區的形勢十分複雜，详见據潘志平，《浩罕國與西域政治》，頁121。

　　（3）張格爾（#FormatStrongID_567#为Jahanghir Khoja，1790－1827），原为#FormatStrongID_569#，意为「世界的征服者」，是#FormatStrongID_571#新疆#FormatStrongID_573##FormatStrongID_574##FormatStrongID_575#之孫、薩木#FormatStrongID_577#次子，出生於#FormatStrongID_579#。

　　（4）详情参看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The Life of Yakoob Beg, London, 1978. 另見中譯本，《阿古柏伯克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页75-192；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第二册，页123-174。

　　（5）同上；另参看 HIC；Edward Allworth, ed., 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7；Richard A. Pierce, Russian Central Asia—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1867-191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另参见，潘志平，《「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12月号，第30卷第4期。

　　（6）沙俄经过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二世的锐意改革后，国力大增，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彼得斯堡-莫斯科为核心的俄罗斯文明强大的涡旋运动，其向心力向中亚辐射，遂展开了同英国在中亚霸权的争夺战。1854-1855年克里米亚（或克里木）战争遭受惨败之后，沙俄南进受阻被迫将侵略的矛头转向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区。

　　他们在咸海以东浩罕国境内的锡尔河一带向东南方向修筑了一条长达500公里的“锡尔河碉堡线”，同时，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向南一直通过中国的库克乌苏河上游、伊犁河下游一带修筑了另一条“新西伯利亚碉堡线”。这两条碉堡线遥相呼应、呈钳形包围了哈萨克平原，然后占领中国的吹河流域，把这两条堡垒线连成一气，从而为1865年后吞并中亚三汗国浩罕、布哈拉、希瓦，进而侵略中国西北部和伊犁铺平道路；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二册，第五、第六章；刘伯奎，《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1年重版，页14-21。

　　（7）包罗杰，《阿古柏传》；《新疆简史》，第五章；孙燕京，《大西北上空的阴霾》，第5, 玉门西侧燃烽火，页42-75。

　　（8）参看注（1）

　　（9）自从1864年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霸占了中国西北广大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他们就把视野投向了伊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借口想夺走伊犁。甚至在过了许多年之後，还有一个沙俄扩张分子不无遗憾地说：「肥沃的伊犁地区是（沙俄）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因为这样不但极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所以早在1871年2月和3月期间，沙皇政府就召开了两次特别会议，正式作出侵占伊犁蚕食鲸吞这块宝地的决定（《新疆简史》，第二册，页145）。1871年7月拿下伊犁城后他们四处出击，加紧扩大他们的占领区。这年年底，他们已经占据了包括伊犁河谷在内7万平方公里的地盘。（参见孙燕京，《大西北上空的阴霾--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同上，孙燕京，页55；《新疆简史》，第二册，页150-151；详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6页；第87卷，页13；

　　《甘督左宗棠奏陈收回伊犁事宜摺》，见《外交史料》，卷17，页1a-b, 1879年10月15日；《新疆图志》，卷54，《交涉二》，页2.。

　　（1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New York, 1909), i.92；杨东梁，《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清史研究集》，1982年第2辑。

　　(12)参看，M.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p.43-68.

　　（13）据左宗棠之观察俄人意图：俄之占踞伊犁也，将大城西北三城庐舍(堕)亡隳工为平地，迤东清水河、塔尔奇、绥定三城均毁弃，以居汉回，芦草沟、城盘子等处均弃而不守，而取各城堡木料，于大城东南九十里金顶寺营造市廛，几二十里。……察俄人用心，殆欲踞伊犁为外府，争为占地自广，藉以养兵之计，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

　　(《左全集·奏稿七》，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页421.)

　　于此可见，「代收代管」只是俄方外交辞令的托词，实际上是作为七河省的辖地真的管了起来，而且一管就是十年，还千方百计赖着不走。（参见《新疆简史》，第五章第四节，沙俄在伊犁的殖民统治，页161- 168 ）。

　　（14）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乱之役，不是本文重点，所以一笔带过。详情参见《新疆简史》，第二册，第二节，页185-196；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7章，75节，页973-990；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 1984年。

　　（15）当时英国的一个研究中亚问题的著名专家，包罗杰（Deme-

　　Trius Boulger, 1853-1928)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军队和他在新疆的军事胜利：

　　毫无疑问，中国人的胜利是彻底的，在今后许多年中，土耳其斯坦人民不会再有勇气造他们的统治者的反了。中国的实力已十分充分显示出来，它的威信完全得到拥护。中国胜利的持久性如果会有什么危险，那不会是来自被征服的天山南路的人民，而将是来自俄国；中国的桂冠也不大会有在一个欧洲敌人面前凋落的危险。左宗棠以及他的副手，金顺和张曜，完成了一项能为任何军队和任何国家爭光的任务。他们使中国当前的政府增添光彩，而这对它是很有用的；同时，他们取得了不易消失的个人名望。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毫无疑义，是一件近五十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人国

　　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包罗杰，《阿古柏传》，页223）

　　这是一个外国中亚史的学者专家对左宗棠平定新疆之役的客

　　观评价，应该比较接近事实，所以一个以军事起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竟刻意贬抑左的在北疆的军事胜利和实力，实在令人费解。

　　（16）《光绪朝东华录》页503；但左宗棠本人丝毫没有轻视这个来自中亚浩罕的敌人，在他的眼里，「安集延帕夏（阿古柏）狡悍能战」，不是陕甘回可比，因为后面有英俄给他撑腰。（《左全集·书牍》，卷16，页38。）所以，作了充分的准备。

　　（17）《新疆简史》，第二册，第二节，页151。

　　（18）同上，页154。

　　（19）左宗棠奏：

　　……臣奉恩命督辦新疆軍務，身在事中，邊防利害之分，百年安危之計，既不敢不引為巳任，自當权其先後緩急，審机宜以泛应，合局勢以通筹，庶期久远相安，詐虞可泯。

　　……現在邊防將軍、都统各大臣，除金順外，臣多未嘗謀面，一切因应之宜，有缄牘所不能詳者,亦有未可形諸缄牘者,相距過远，並有各處业已見之行事而臣猶無所聞者，事关中并交涉，誠虑議論紛歧，無以示远人而昭畫一。

　　仰懇天恩，飭下將軍都统各大臣，於俄人交涉事件，除現行事宜本有定章各照常辦理此外，遇俄事干涉新疆者，应咨臣定見主辦，不必先舆商議，致遠人无所适从。庶期徑路絕而軌辙可尋，論說少而爭辯自息，似亦省事省心之一道也。

　　（《外交史料》，卷8页12a-b, 光绪二年九月三十日，1876年11月13日；卷十，頁32b-33a）

　　左宗棠的这份奏折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十分重要，表明中俄交涉政出多门，他作为陕甘新疆最高军政负责人，也即当事人，远在在北京却手握外交交涉大权的总理衙门，应该尊重考虑他这个当事人的通盘谋划和具体措施，他的宝贵经验和谋略。

　　这份奏折是1876年年底提出的，表明当回乱已指日可平的前夕，伊犁交涉已经提到国事日程上来了。这时恰好中俄交涉在北京的外交渠道，已经是条死路，所以也正到了何不转移到地方，由左宗棠接手一试，或可柳暗花明。

　　左宗棠接手办理的过程，即在本文所谓的广意的中俄交涉的范围。这时，张之洞还在四川当它的学政，当然未能参与伊犁交涉，所以本文将中俄交涉的这个特定片段定为1878-1881年，并特称之为伊犁危机。

　　（20）沈傳經、劉泱泱，《左宗棠傳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91-393。

　　（21）#FormatStrongID_641##FormatStrongID_642##FormatStrongID_643##FormatStrongID_644##FormatStrongID_645##FormatStrongID_646#，擔任美国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节问题感到十分为难。#FormatStrongID_648##FormatStrongID_649#上了一道奏折，大胆建议委任友好的蒲安臣在卸任後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

　　这个意见竟即被采纳，由此看来，慈禧并非像一般人想象那样的顽固保守。（参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遣使出国》；志刚，《初使泰西记》；Knight Biggerstaff,#FormatStrongID_653#,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4 July., 1936，等专著论文）（22）上諭，《外交史料》，卷13，頁28,1878年6月22日。

　　参考资料

　　一、中文

　　文献文集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光绪朝东华录》

　　《外交史料》

　　《左全集·书牍》

　　《左全集·奏稿七》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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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詩正撰《平定準夷頌》，乾隆20年（1755）6月17日。

　　刘伯奎，《新疆伊犁外交问题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1年重

　　版。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潘志平，《浩罕國與西域政治》。

　　----《「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2009年12月号，第30卷第4期。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 1984年。

　　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孙燕京，《大西北上空的阴霾--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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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梁，《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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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英文

　　Allworth, Edward, ed., 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7.

　　Biggerstaff，Knight,#FormatStrongID_70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4 July., 1936

　　Boulger， Demetrius Charles, The Life of Yakoob Beg, London, 1978. 另見中譯本，《阿古柏伯克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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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ght，M.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2、惊人预见、洞烛天机

　　崇厚（1826-1893）时任吏部左侍郎、署盛京将军。此前曾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总署大臣，办理洋务多年，并曾于1871年受命出使法国为天津教案屈辱地向法國谢罪，消除了中法外交爭端，博得爲了顧全和平大局，一味息事寧人的清廷，許其為「向能辦事，於中外交涉情形亦熟悉」的洋務幹才（1）。在洋务人才奇缺，士人视出国为畏途的时代，他的这个亮丽的洋务经历，加上又是个满洲貴族，名门世家，累世显贵，难怪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沈桂芬极力举荐。同时，恭亲王、大学士宝筠和李鸿章也一致對他看好，认为崇厚较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更为适任。

　　在他们的眼里，纪泽年纪尚轻（年方不惑），资望犹浅，历练不足，难当重任。（2）实际上，可能还有个只能做不能说的重要原因，就是满人祖制祖训，汉人不得参与满蒙新疆事务，尤其是敏感的涉外事务，纵令曽纪泽家世显赫政治上也不放心。于是遂于1878 年8月19 日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全权大臣，「便易行事」，专任交涉归还伊犁事宜。并加授内大臣衔（从一品，武官中最高职位），抬高他的身份，以便同沙俄的皇亲贵族和显宦来往，解決蒲安臣在出使歐洲時碰到的外交禮儀上的麻煩。（3）一件重大的中俄交涉的人事安排，清廷就这样自信滿滿地决定了。

　　然而，崇厚这次外交使命的安排，一开始就隱藏了两个重大的失误，埋下了两个祸根，谓之草率，也不为过。却被两个清流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1848-1903)敏銳地洞察了：一个是清廷授予崇厚可以便宜行事的全权，一个是任听崇厚走水路而非陆路，前往俄国。

　　伊犁交涉是洋务，是洋务外交，本来不是张之洞关注的问题，更不是他的强项。因为1877年他方从四川学政（1873-76）任满返京，之前又担任了湖北学政（1867-70），在这长达6年的两任学政期间，一直专心于两湖和四川的文教风化事业，奖掖学子，为国储才（4），著书立说，涤荡学风，弘扬学术，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5），与外交洋务完全没有关系。但因缘际会，返京后仅一年尚未完全进入情况，就让他赶上了崇厚受命出使俄国进行伊犁交涉的历史机遇。

　　在论述张之洞卷入中俄伊犁外交风暴之前，必须交待一下与本文题旨有密切关系的张之洞同清流党的关系。1877年张之洞任满返京后即回归清流党，之所以谓之回归，是因为早在1873年5月离京前往四川任副考官然后转任学政前，张之洞即曾在京师同當時的清流党人潘文勤（祖荫）、吴大澂、陈宝琛（弢庵）、王懿荣（文敏）、李慈铭等订交，过从甚宻。这些人气类相投，政见相近，他们依附重臣李鸿藻，潘祖荫，亦师亦友。所以这次返京自然同清流党老友重续旧谊，恢复交往。然而这时的清流党已昔非今比，又增加了张佩纶、宝廷(竹坡，侍郎)、黄体芳(淑阑)、何金寿(编修)，时称翰林四谏，还有邓承修、御史孔宪毂等(6) 颇成气候。时人称这个松散的政治流派为北清流，并将「清流」按谐音戏喻之为「青牛」，（7）「呼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8），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清流肚」，俨然成为一个攻守同盟的政治派系，声气相投，「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9）因此颇能左右朝中舆论、引领京师士人风尚。（10）

　　概而言之，「清流」奉行同治中兴复孔的保守主义精神，（11）其言行集中在两个方面：在内政方面和自强运动涉外的洋务方面。（12）

　　首先请言内政方面。清流党人致力于阐述名教礼制，为民请命、整饬纲纪、整肃吏治、弹劾权贵、打击贪官污吏；就张之洞而言，其中最足称述的就是参与继统继嗣的大辩论（13），和不避权要，犯言直谏，为民请命的平反四川东乡冤案。（14）

　　但是这些作为仍然属于一个词臣、谏臣职责范围之内的事，这正是清流党人的强项，作为清流党人的盟主，张之洞的表现可圈可点，无可挑剔。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张之洞显露出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他则更多地表现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自是究心时政，不再措意於甚至远离在两任学政期间专注的考订之学。然而所谓时政，在此期间（1877-1879）全属内政，对于属于洋务的外交事务的时政，绝少涉及。而且由于低级京官收入微薄，入不敷出，（15）有时还得代人草拟奏章，赚点润笔费，贴补家用。（16）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方从学政任满返京，只是个品级低微的学习庶吉士，无权上奏；就是对时事朝政有话要说，要上奏朝廷，也必须以别人的名义具奏。例如，1878年春，就替清流党人黄体芳草拟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结果却因「以传闻无据之词，诋董恂为奸邪，措词过当」，而被上谕驳回，交部议处，受到降级的惩处。（17）但由于是代拟，所以受罚的是黄体芳而不是张之洞。

　　清流党人一般都是遇事敢言，特别是在纠劾贪官污吏方面，但又往往激情多于理智。其堪称典型者有邓承修（18）和张佩纶（19）两人。

　　张之洞虽属清流，但与邓承修、张佩纶等人相较，有自己的特点。他主要评说时政，少有弹劾大员，往往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书生气比张佩纶、邓承修等人少得多。在京身居清流时期，共上30多件奏折，大多是因事条陈，善于把握时机，参与弹劾或谏议的案件都获得成功，因而产生了「轰动效应」。1879年为东乡案平反，使多年的沉冤一朝昭雪，便是例证。

　　综观其在翰林时期的言行，作为一位清流名士，似乎显得有些「宦术甚工」；作为一位晚清政治家，却又具备了某种成熟的素质。19世纪后期，当洋务派屡屡误国受挫而颇受舆论抨击，清流人士高谈阔论而又得罪权贵终遭打击时，张之洞的这种政治风格便能独树一帜，从而在晚清政坛上迅速崛起。

　　清流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外交洋务方面坚决反对妥协媚外，其极端者甚至反对师夷长技，并力主张抵御侵略、维护主权尊严。在伊犁危机期间，张之洞作为清流盟主，其言论除了继续关注内政外，新增加了一个领域，就是外交洋务。这时因缘际会，1878年爆发了中俄伊犁危机，成了朝野关注的头等热门时政，吸引了他和清流党人的注意力，于是一方面仍然一本清流党人的初衷，关注内政吏治、端正纲纪，伙同陈宝琛不顾慈禧之盛怒而为「庚辰午门案」翻案（20）；另方面却积极投入研究和密切关注这个他原本不熟悉的属于外交领域的伊犁事件的发展。

　　当朝廷任命崇厚为使俄大臣后，他发现这项任命有思虑欠周、留有后患的问题，深感不安，要想上摺，但苦于当时只是个教习庶吉士，尚未在詹事府任职（开坊），没有上摺言事权，于是他又如法炮制，于1878年10月2日以他新结交的清流密友翰林院侍講张佩纶的名义具折上奏；所以本文就将张之洞视为这份奏折的作者，还其原来面貌。（21）。由于这份奏折标志张之洞正式参与伊犁交涉，在外交舞台首次正式登台亮相，将其目光和精力从文教、内政转向外交事务，是他官宦生涯的一个转捩点，而且奏折内容颇有预见性，值得全文引述：（22）

　　侍講张佩纶奏请勿给崇厚全权及便宜行事字样摺

　　翰林院侍講张佩纶奏：為大臣奉使宜策萬全，敬陳管見事，

　　竊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國，聞其定議，由南洋取道紅海、地中海、黑海，以達俄都。臣愚竊所未喻，崇厚此行修約定界，諒非一事，廟謨深秘，雖未盡悉，要之索伊犁其大端也。

　　使臣議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歷其地，體察形勢，知已知彼，則剛柔操縱數言可决。今航海而往，不覩邊塞之實情，不悉帥臣之成算，胸無定見，而遽蹈不测之地，將一味遷就乎？抑模棱持兩端乎？事事遷就則不能，語語模棱则不可，不必許而許之則貽害，不必緩而故緩之則失機。是猶醫者未嘗切脈辨證而懸揣以處方，安見其能中窾竅乎？

　　臣度左宗棠責任重，更事多，雖整軍經武，正辭盛氣以臨俄人，此自彊吏之體則然爾。其老謀深算，必有持久通變之策，決不孟浪徼倖以生戎心。仰請敕令祟厚由陸路前往，舆左宗棠定議而後行，庶膽識堅定，不至受紿而召侮矣。

　　又聞祟厚係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查外洋使例，全權而兼便宜，則其權不限於一事，設有關繋重大利害未及詳審者，俄人劫制行人，要以一言立决可否，使臣負咎不足惜，如大局何？

　　夫英法皆大國，使臣並非無全權名號，祟厚加内大臣街，秩已尊矣，於萬國公法所謂遺使臣，當平行等級，已相符合。竊謂殊域遺使，當予以便宜之實，而不假以便宜之名。伏望聖明裁度熟計，勿輕授舆祟厚全權便宜名目。遇有重件創舉，馳奏候旨，則所以為使臣地者稍寬，若貿然從事，一諾之後，便成鐵鑄，不慎於始，雖悔何追？

　　光緒4年9月初七日（1878年10月2日）

　　这份奏折首言崇厚决定假道水路，避开伊犁陆路，前往俄国是个失误。纵然这是崇厚个人的决定，当必事先得到总署的同意或者至少默许。张之洞认为走水路非常不妥，因为这样崇厚将无法亲自体察新疆和伊犁的形势和实情，更没有机会同主持新疆军务、对伊犁形势了然于胸的左宗棠深谈，以了解他的谋划设想，并听取他的「持久通变之策」。张之洞说，这就好比一个医生替病人看病，却没有把脉就开方子，这样怎么能对症下药，把病治好?

　　其次指出朝廷不宜轻率地赋予崇厚「便易行事」的全权，因为「全权」加上「便易行事」，权限过大，一旦涉及重大问题，在俄人劫持要胁之下需要很快作出决定时，使臣迫于时限，可能贸然应允，必致贻误大局。而且，「一诺之后，便成铁铸」。所以，张之洞最後提醒朝廷，要慎于始，否則「追悔莫及」。

　　遗憾的是，清廷将这份洞察天机的奏折留中未发，对张之洞预警的两大失误，置若罔闻。一切都按照崇厚个人既定的、料经总署默许的行程进行，仍然走水路、假道法国，前往俄国；依然赋予便宜行事的全权。

　　这份奏折，虽然当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但已于此可见，张之洞几乎将崇厚使俄决策过程可能发生的失误、继而可能连带引发的问题，全在掌握之中，展现了他对不熟悉的外交事务竟然也具有这样非凡的预见力、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如果由此谓其具有社稷之臣的潜质，恐怕也不为过吧？同时也衬托出主持军国大计的枢臣，恭亲王、醇亲王、宝筠、载龄、全庆、沈桂芳等，一开始就在安排崇厚出使的决策上，确有思虑不周之处，踏出了错误的一步，出现了张之洞预警的「不慎於始」，从而造成「丧权辱国、失地赔款」的悲剧结果，而使这次中俄伊犁交涉转变成为伊犁危机，将中俄两国推向战争边缘。这不正是张之洞预言的「一诺之后，便成铁铸」、「追悔莫及」吗？

　　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一向对新疆边防深谋远虑、素有定见、敢于直言的当事人左宗棠，却在这个骨节骨眼上，竟然也没有事前提醒要求总署，请旨敕令崇厚前往俄国时务必顺道经过新疆，同他面谈以便面授有关交涉事宜；不仅如此，甚至还对崇厚的任命表示欣慰，乐观其成！（23）左宗棠这次可看走眼了，也许是智者之失吧？！

　　他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一大失误，却由他的后辈张之洞、张佩纶代为指出了。

　　注释

　　（1）清廷对崇厚办理洋务能力的评价确实是根据他奉行恭親王奕訢、李鴻章主導的「維持和平大局」的外交表現作出的。他在洋务运动初期，就追随恭亲王奕訢办理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60）中，崇厚协助奕訢与英、法代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咸丰十年底（1861年初）在担任驻津三口通商大臣时，先后参与了和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通商条约及章程的活动。

　　特別令清廷印象深刻的是，連曾國藩、李鴻章都感到棘手難辦的天津教案（1870），清廷派遣外交界以和事佬聞名的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专为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赔礼道歉，來了結此案，解了清廷的一塊心病。不過，崇厚也因此成為中国近代史上，也許也是中國历史上第一位赴外国赔礼道歉的专使。

　　有鑑於此，同京城中那群顽固不化、对世界剧烈变化极其愚昧无知的满洲王公大臣来说，在恭親王主導的洋務派眼中，崇厚這位滿洲親貴算得上是當時一位響噹噹的洋务里手的满族高官顯宦了。（参看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2）總署原本有意让曾紀澤出使，当时曾承襲侯爵，正滯京候差。後因军机大臣沈桂芬力薦崇厚，恭親王、寶筠也為慎重起見，始改派崇厚。曾事后曾向丁題良(W．A．P. Martin)表示不滿。丁安慰曾說：迫令俄國熊吐出已經入口的東西，實在是極難的事。（李恩涵，《曽紀澤的外交》，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5），1982，頁63；《李全集·朋僚函稿》，卷19，页22，复曽劼刚星使。E.V.G.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39）,p.53; 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2nd Edition, New York, 1897）, p. 385。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遣使出国》；志刚，《初使泰西记》；Knight Biggerstaff,#FormatStrongID_831#,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4 July., 1936；HIC，p. 52。由於崇厚是以「全權大臣」名义來俄的，所以俄方起初无法确定他究竟是个外交官，还是一名政府的高级官员，所以在接待的礼仪上犯难了。不过，迅即决定待为上宾，热烈隆重接待。

　　（4）参看朱维铮，《导言》，《书目答问》二种，载于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8年，页3-9。

　　(5)其中最足称述并同本文题旨有关者就是《书目答问》，虽然只是本为初学入门指示门径性质而编纂的书目，但其宗旨之正，蒐罗之广（列举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的书目多达2200种，所举作者多达2400人，上起先秦，下至当代），继纪昀《四库全书》之余绪，堪称晚清之最，由此也奠定了张之洞作为学者型儒臣的坚实基础。于此足见张之洞学养之宏博，經史根底之深厚，学以致用之心志，晚清儒臣中无出其右。

　　在为学次第中张之洞指出：「由小學入经學者，其经學可信；经学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这正是夫子自道的治学门径次第，特别是「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张全集·书目答问》卷209，页317b; 朱维铮，《导言》，《书目答问》二种，载于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8年，页17）更是他作为晚清一代儒臣亮丽功业的最好注释。在本文所涉的伊犁危机期间，即显示张之洞如何从他深厚的經史学养中汲取智慧和经验，用于经世致用，为国家朝廷「决疑定策，定国安邦」，并作出重要的贡献。

　　但也可从张的心态和思维看出，儒家的經史之学用来应对风云变幻的近代世界，许多已经显得过时和不足之处，或可称之为知识的贫乏或江郎才尽，亟待从其他文明汲取新的智慧和经验，特别是在外王经世的领域尤为突出。详情见下文结论和后提示性假设。

　　（6）参见胡钧，《张文裹公年谱》，卷1，页22；另说无何金寿，加张之洞合为四谏；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实为之领袖”。(参看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42)。

　　（7）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页42。

　　（8）饶人趣味的是，张之洞不但不介意被比作青牛角，反而公开形诸文字，得意地宣称平生最喜爱的禽畜是牛，爱牛之德：盖余平生於禽畜中獨甚愛牛，无异支遁(314-366，东晋高僧)之于马也。牛德有五：負重致远，一；天性仁厚，二；馴扰不鸷戾，安静不縱逸，无防检之勞，三；食宿不择，衔轡不飾，四；日在草萊泥淖，羣兒鞭箠之中，而夷然不厌，无所退避，五。此五德，大有類乎君子之行者，余爱之。（《张全集·古文》，《传鲁堂诗集序》，作于1892年，卷213，页7b-8a。）这也可算是清流党人史里的一段小插曲。

　　（9）刘禺生，《世载堂杂忆》，页90。

　　（10）《清代轶闻》，卷4，页18。

　　（11）Wright，C. Mary，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Atheneum, 1966)，导言和第四章，其中芮玛丽教授对同治中兴的保守主义精神和措施有详细的权威叙述；朱维铮，《导言》，《书目答问》二种，载于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8年；另见郝延平，《同光新政中的所谓清议—中国晚清的保守主义》，第一章概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1958年。

　　（12）参见，郝延平，第三章。

　　（13）返京不久，也即次年春（1877年2月），适逢诏廷臣集议穆宗同治升袱位次，即如何在太庙放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太庙九室，一室一世，至是世数已增於九庙，当别建。张佩纶请建文武世室於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妥善解决了这一难题。张之洞也提出建议，但对张佩纶的办法却深为叹服，遂亲自造访订交，从此成为密友。（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页21）。

　　光绪五年(1879年)春发生另一相同性质的名教礼法案，就是轰动朝野的「吴可读尸谏案」，又将4年前同治帝死後慈禧不顾祖制，立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时年4岁的载湉为帝，而引起的继统继嗣问题，再度提了出来，从而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所以慈禧必须这样做才能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

　　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光绪5年3月，要将同治安葬于清东陵，吏部主事吴可读随行，借机以死相谏，要求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同治皇帝嗣子。此事攸关王朝统绪，更直接涉及慈禧掌握政权的合法性，遂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然而廷议之时，众说纷纭，显然使慈禧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地位。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具摺上奏的资格。在此关键时刻，他不失时机地与宝廷联衔上疏，「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旨」，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言下之意，吴可读尸谏是多此一举，「於不必虑者而过虑，於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从而为慈禧解除困境，维护了慈禧执掌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及时的解困之举，无疑给予慈禧深刻印象，之洞后来的破格升迁或多少也受了慈禧回报的「恩宠眷顾」。（请参看，《清史稿·列传232，吴可读传》；朱寿朋，《光绪朝光绪朝东华录》光绪5年润3月；Arthur W. , ed.,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pp.874-875; 吳可讀，《吳柳堂先生文集》，comp. Guo Lan and Li Chongguang．4 vols．1901; 《吳柳堂先生誅文正續合編》4 vols．1878)）。

　　之洞此疏，深受海内士大夫推崇赞赏，憬然醒悟经术可以黼黻文治，因此赞之洞深湛经术，将之与曾文正之《遵议大礼》一疏相提并论。士大夫始知实学之可宝，使京朝自咸同以来拘墟空疏之习，丕然一变，而开风气之先。（清佚名，《张文襄公事略》，页9a）

　　（14）事缘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知县孙定扬，在乡民已经不胜负荷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外，违例苛敛，滥加五百文，以为肥己。乡民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串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骇人听闻的特大惨案。乡民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回川。（《张全集》，卷一，奏议一，《重案定拟未协折》；《大员关涉重案请令听候部议折》）。

　　然而，东乡案已经轰动朝野，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等交章奏弹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给予李有恒、孙定扬革职处分，对文格「交部议处」，草率结案。光绪4年春(1878年)春，清廷鉴于大旱，下召求谏。张佩纶上疏请复审东乡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赴川复审。结果竟然维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堂政任内，即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此时更义愤填膺，决心再次上疏，请惩元凶，为民请命。光绪5年(1879年)5月11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痛言此案之实质，完全由于知县孙定扬「横征暴敛」，「残民以逞」，官逼民反，而查办此案又错上加错，诬叛请剿，「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才酿成这一轰动全国的大血案。「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为民请命。因此，要求诛孙定扬及涉案官员，包括惩处对东乡一案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恩承、童华。

　　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并于光绪5年(1879年)6月17日平反此案，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极刑；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著。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1875年案发），应该已经知道这桩血案，为何当时不为民请命，上奏弹劾有关官员，而要等到三四年之后再行翻案呢？难道是另有考虑或在等待有利的时机？如属后者，则可见张之洞城府之深，非常人所及。

　　(15）关于京官生活的潦倒穷困的窘态，张德昌所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0年），对当时的名士李慈铭作为一个失意京官的生活有生动翔实的叙述。

　　（16）教习庶吉士为六品小官，收入微薄，属于穷京官之列，张之洞也不例外。1877年9月，恰逢不惑之年的生日，但手头拮据，便典当了新迎娶的媳妇王夫人（王懿荣之妹）的衣物，买酒自贺。後王夫人病逝，之洞在悼亡诗中追述自四川返京时的情形：「新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麺香」。诗中作者自注：「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洒。」（《张全集》，卷125，诗集2，页32、33）之洞既如此拮据，公余代人草拟奏稿，赚些润笔费，贴补家用，也在情理之中。

　　（1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4年2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页43-44；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页21。

　　（18）邓承修(1841--1891)，字铁香，号伯讷，广东归善人，举人出身。任浙江、江南道监察御史，#FormatStrongID_877#大臣，号称「铁汉」。为御史时大胆进言，弹劲不避权贵。多次上疏议论吏治和考场积弊，先后弹劾总督李瀚章、左副都御史崇勋、侍郎长叙、学政吴宝恕和叶大焯等官员。其弹劾广东贪吏竞至于「推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其少近者，皆奉旨察办，罚锾降责有差。故承修尤为人所惮」（参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155页．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

　　（19）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又字绳庵，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人。同治进士，任侍讲、署日讲起居注官。较之洞年轻8岁，少年得志，才思敏捷，文笔锐利尖刻，很快就后来居上，成为清流的中坚核心人物，与张之洞并称二张，時人譽之為帝國的兩隻大筆杆子。

　　先后纠弹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王文韶等官吏，人称其疏「太辣」。1883年赴陕西调查巡抚冯誉骥被控一案，「于原参之外，复论列多人，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并自诩：「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果然不负「青牛角」之名！（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见荣盂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37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0）在张之洞的清流生涯中，尤令时人叹服的是光绪6年(1880年)他同陈宝琛在慈禧盛怒之下，为「庚辰午门案」翻案。事缘是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监李三顺赉食物致其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至午门，护军玉林、祥福、忠和等，因其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故按例坚不放行。李三顺有恃无恐，强闯午门，双方争执推搡中，撞翻食盒。事发后，李三顺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向慈禧告御状，慈禧盛怒之下「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军，严行审讯」，初拟轻判，饬令更审拟，非办成死罪不可。

　　后虽经刑部以禁宫门卫，责任重大，据理力争，上谕仍判「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5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此事责任本不在护军，此上谕一发，众皆不服，惟敢怒而不敢言。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见案愤愤不平，决定抗颜力诤。张之洞在奏折中，开宗明义称：「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又列举宫禁松弛、阉宦违法诸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陈宝琛在折中说，如果太监以「奉有中旨」为由便可任闯午门，「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慈禧思忖再三，为张、陈二摺所动，终于省悟，感到兹事体大，不能任凭己意，孟浪从事，乃复下懿旨，对涉案护军改为免罪轻罚，并分别责罚肇事太监李三顺、首领太监刘玉祥。

　　像这样一桩「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的冤案，竟被张、陈的两道奏折转圜翻案，灭竖宦之淫威，扬民心之正气，因而被时人誉之为「诤言回天」，博得「风节动宫闱」的美誉。（参看徐一士，《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页407-4；《张全集》，《抱冰堂弟子记》，卷228，页1b）

　　(21)参见胡钧，《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卷一，页22：另见《张全集·抱冰堂弟子记》，卷228。这份奏折，见于《外交史料》，是在张佩纶名下，不在张之洞名下。而且也收入张佩纶的《涧于集》，但未收入《张全集·奏议》。

　　不过，據陳寶琛說，他和二張在中俄伊犁危機期間，合作無間，「不分畛域」。張之洞思慮縝密，張佩綸文思敏捷，或由張之洞口述張佩綸執筆，或由二張執筆一道具名上奏，或陳寶琛「未便再言」，而由二張列名上奏。由此看來，三人看法一致，何人執筆，如何具奏，視情況而定。所以，張之洞代張佩綸上疏，也就不必細究了。当然三人虽然看法意见相近，但三人却各有自己的笔法风格；另见《抱冰堂弟子记》，页1，载于胡钧，《张全集》，卷228，总页16325。内称「曾代人上疏」，这个人是谁，却未明言，而年谱中却明确地说是张佩纶。而这份奏折，见于《外交史料》，署名张佩纶，没有署名张之洞。

　　（22）《外交史料》，卷14，页9a-b。

　　（23）《左全集·书牍》，卷21,页15b; 卷21，页18b。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清史稿·列传232，吴可读传》

　　吳可讀，《吳柳堂先生文集》，1901.

　　《吳柳堂先生誅文正續合編》4 vols．1878

　　《张全集·书目答问》

　　《张全集·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