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的历史细节与批评智慧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自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至今70余年。回看那段历程，老一辈的革命者不但大力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还身体力行，勇于认识错误、积极改正错误，留下了很多让人称颂的故事和典范。

　　毛泽东建议把“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写入党章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些同志批评彭德怀是“入股革命”、有野心、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导致过早暴露实力，彭德怀同志很恼火。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想交换下意见。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首先真诚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接着他耐心讲了有同志不满的原因，指出了自己和彭德怀各自存在的错误之处。

　　听了这番话，彭德怀气消了。他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毛泽东让彭德多怀给自己提意见，彭德怀说：“那好，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郑重其事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十分认同彭德怀的话，也非常感动，他握住彭德怀同志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

　　1943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 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的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而且还增加了同志间的感情，增进了团结。

　　周恩来以三个月的时间专门读书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

　　周恩来认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因此，要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成效,“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周恩来是以身作则的，他历来都严于律己，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1931年至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革命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三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个严酷的事实，使周恩来同志破除了对王明所标榜的“国际路线”的迷信。面对博古的辩解和李德的固执与回避，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承认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错误。遵义会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以三个月的时间专门读书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他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回顾了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把自己犯过的错误不仅向党内同志讲，还向党外朋友讲。这种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做过很多次，充分展现了一个革命者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责任感。

　　陈毅步行30多里路去赔礼道歉

　　1940年10月，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 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施文舫作为参政员参加了“苏北临时参政会”。会后，施文舫找到陈毅，反映台东县区委委员谭启明贪污腐化、欺上瞒下，还有作风问题，群众影响很坏。施文舫是个直率的人，他很激动地责备陈毅，作为新四军的将军，没有管好干部。陈毅听后，语气有些生硬地反问施文舫：“怎么?你来责备我?”施文舫有些意外，悻悻地离去。当天晚上，陈毅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施先生反映我们干部问题是对我们党的爱护，用那种态度对待他，欠考虑。于是，陈毅找到代表们的住处，准备向施文舫道歉，但是施先生已经回家了。第二天，陈毅一大早就带着警卫员步行30多里路，来到施文舫家，见到施先生后主动上前抱拳道歉，并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午饭，席间陈毅说，能交到施先生这样的诤友非常高兴。事后，陈毅嘱咐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免去区委委员的职务，降职处分。后来他因私印抗币代价券、以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二十多年后，陈毅想起这件事还是感慨良多，他写了一首诗——《六十三岁生日述怀》回忆此事，其中讲“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

　　1942年5月，在陈毅的指示和领导下，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共同抗日，盐阜行署召开了一次各阶层人士座谈会。会议上，陈毅说，今天在座的我们盐阜区著名教育家之一、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生，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在去年秋天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的一个部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轻易逮捕了杨先生， 使杨先生饱受囹圄的痛苦。 后来我们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恢复了杨先生的自由和名誉。 陈毅边说边走到杨镜吾的面前，弯腰鞠躬，说：“我代表军队和地方党委向您老赔礼道歉”。这个举动使杨镜吾先生大感意外，参加座谈会的各阶层人士也深受感动，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敢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陈云让暴跳如雷的同志自省落泪

　　延安整风时，中央党校十四支部里有一个姓马的同志，过去在旧军队里干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整风进入批评和帮助阶段，同志们对他这段历史有看法，要求他在支部大会上讲清楚。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讲不上几句就发脾气。他的检查通不过，情绪愈加反常，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忧心忡忡。当时，毛泽东同志每个星期都要到党校俱乐部去一次，听取同志们对整风的反映。一天，十四支部支委陈云同志在俱乐部里把这位老马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亲切地说，整风不是整人，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不通可以等一等，不要搞得太紧张，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和风细雨嘛!陈云同志回去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和支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批评要讲究方法，事后，陈云多次找老马谈心。在课余时间里，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找他拉家常。他情绪消沉，不思茶饭，同志们就把饭菜端到他面前，关心他，体贴他。对群众的急躁情绪，支部也做了工作。老马有些问题不愿在大会上讲，支部也不勉强，让他个别向组织上谈清楚。后来，老马放下了思想包袱。一天晚上，他竟然伤感的哭了起来，很后悔自己以前做错了事，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全部坦露出来。大家趁热打铁，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他提高了思想觉悟，整风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成绩突出，后来受到了重用和提拔。

　　林伯渠化解“把副主席当摆设”冲突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了边区参议会，会后成立了“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林伯渠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当时谢觉哉同志在边区主持参议会的工作，李维汉同志担任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协助林伯渠工作。

　　当时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事物，双方都不大习惯，也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隔阂。1943年，在一次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的政务会议上讨论问题时，李副主席并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可是最后表态时他却说“俺没有意见。”当时林伯渠和李维汉同志都感觉不对头，回头林伯渠让李维汉去找李副主席征求意见，李鼎铭先生很坦率地说：“你们党上都决定了，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李鼎铭先生的这个批评很尖锐，立即引起了林伯渠、谢觉哉和李维汉同志的重视，他们虚心接受了李鼎铭先生的批评，共同研究商定了改善关系的办法：一是决定每周举行一次向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汇报的会议，由各厅、处、院主管人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的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过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同时还规定各厅、处、院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实行。这些措施使得党内外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党内外人士能够坦诚相待、畅所欲言，充分发挥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及其长处。

　　老一辈革命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启示

　　回望老一辈革命家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我们敬佩他们的胸怀与勇气的同时，也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和警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要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正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面对批评，以及各种意见、建议，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把批评当作爱护，把监督当作关心，看到身边同志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不足和偏差时，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及时地指出来。一个善意地提醒、一次必要的谈话都可能将问题、错误止步于萌芽状态。批评是对事不对人，有话当面讲，背后不乱说。就如毛泽东与彭德怀讨论“百团大战”时定的原则：把话说透，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影响工作。新时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既要使之常态化，还要创新方法。常言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原则的事，郑重地说;分歧的事，商量着说;着急的事，沉稳着说;情绪的事，开导着说;微小的事，幽默着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共产党员也是人，不可避免也会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后我们不能及时地发现和纠正。自我批评是自我纠正的有效办法，也是改正错误的主观前提。毛泽东说，我们就应该为了人民群众，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所以，今天的党员干部，只要心系群众，坚定信念，就能敢于批评、接受批评、善于自我批评。我们不会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矛盾，反而会更加团结，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作者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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