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弹危机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与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有关系。它由肯尼迪针对古巴的恐怖袭击和威胁1962年入侵开始。

　诺姆•乔姆斯基 魏文 编译

　　50年前10月的最后一周世界处于不安状态，从那时起人们知道苏联把有核弹头的导弹部署在古巴，直到危机正式结束，尽管公众并不知情，那只是“官方的”事情。

　　看到这些处于不安的世界的图像我们归因于舍尔顿•斯特恩，他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历史学家，他公布了经过授权的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录像，会上肯尼迪和他最接近的顾问讨论如何应对导弹危机。会议是由总统秘密录制的，可以看出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参加会议的人持有相对温和的立场，后者不知道那是为了后代在讨论。斯特恩刚刚公布了一份可以得到的准确的对这份重要文件的研究，它是在90年代被解密的。他在结论中说：“在此前任何时候或从那时起人类文明的幸存就在很少几个星期危险的讨论中进行博弈”，结果是那一周让世界处于不安。

　　那时让世界担心有充足的理由。一场核战争曾经是紧迫的，一场可能“摧毁北半球的”核战争，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警告的那样。肯尼迪的评估是战争的可能性高达50%。随着对抗达到它的顶点，这个数字提高了。在华盛顿制定了一个“发生一场灾难的秘密计划，目的是确保政府的幸存”，记者米歇尔•多布斯最近在他关于危机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有文件充分证明，但是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一场核战争有它自然的特点。多布斯提到迪诺•布鲁吉奥尼“作为检查苏联导弹设施的中央情报局小组的一个关键成员”，他没有想到除了“战争和全面的破坏”以外还有别的出路，与此同时钟表的指针标明了午夜的一分钟-这是多布斯为他的书选择的题目。历史学家阿苏尔•斯莱辛格是接近肯尼迪的人士，他那次事件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自问“我们是否为了看到另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而活着”，以后他承认“我们几乎不能拯救自己”。

　　如果更靠近审视发生的事情，前面提到的看法就显出阴暗的色调，现在有了反响。

　　“最危险的时刻”

　　对这个题目有一些候选者。一个是10月27日，当时正在古巴附近进行检查和封锁的美国的驱逐舰对苏联的潜艇扔下有厚度的货物。根据国家安全档案透露出来的苏联人新的说法，潜艇的司令们当时对“他们考虑发射核鱼雷的爆炸非常紧张，其当量为1.5万吨，类似于1945年8月(美国)破坏广岛的原子弹的爆炸当量”。

　　事件之一是，为了开始战斗，卯接一颗核鱼雷的决定在最后一分钟被潜艇的第二艇长瓦西里•阿奇波夫否决，他被认为是拯救了世界摆脱一场核灾难的人。如果核鱼雷被发射，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或者俄国人在他们的国家点燃火苗如何做出回应，疑问不多。在发射(Defcon2)之前，肯尼迪已经宣布最高警戒，授权“飞行员(或其他人)驾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飞机从土耳其起飞，直飞到莫斯科，扔下一个炸弹”。这是哈佛大学外交事务战略分析人士格拉汉•阿里森说的。

　　另一个候选者是此前一天的10月26日。这天被堂•克莱森少校选择为“最铤而走险的时刻”，他驾驶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架B-52飞机，他在危机期间提供的描述让人毛骨悚然：“载有核武器的B-52飞机处于警戒状态，准备好被使用”。“10月26日是国家处在核战争边缘的日子”。克莱森在他的《空军一个飞行员不恭敬的轶事》中这样写道，发表时的题目是“有某种事情是飞行员应当知道的吗?”有一次机会，克莱森曾处于引爆最后的灾难的形势。他在结论中说：“在没有让世界爆炸时我们很有运气，这不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家或是军人的领导”。

　　克莱森报道的领导人的错误、混乱、事故的风险和误解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并不像指控和控制的规则那么令人吃惊—或是这些规则的错误。克莱森说道，在他作为飞行员24小时内参加的15次使命(可能是最多的)中，司令官们没有能力避免飞行员中一名傲慢的成员卯接和发射一件热核武器，甚至没有宣布向整个空军的飞行队伍“发出不可能扭转的警戒”。飞行员一旦起飞，就带着核武器：“有可能将核武器卯接起来和发射，从地面没有任何干预。在系统中没有禁令”。

　　根据空军基地负责飞行人员计划的戴维•布奇内尔将军的说法，整个空军近三分之一飞机都在空中。负责的战略司令部看来在现实中控制很少。根据克莱森的讲述，国家的指挥当局没有收到战略司令部足够的情报，这就是说在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出决定的人知道的情况更少，而这些决定是在进行危险的赌博。布奇内尔将军的口头讲述同样让人毛骨悚然，它表明文人指挥机构深深的轻蔑。照他的说法，俄国人的投降从来没有让人怀疑。美国军方指挥机构设计的行动是为了让俄国人清楚在一场军事对抗中他们不可能竞争，如果他们这样做，很快将被摧毁。

　　审阅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的记录，斯特恩的结论是，10月26日肯尼迪总统如果“倾向于一次军事行动以便消灭在古巴的导弹”，根据五角大楼的计划，后续的将是一场入侵。明显的是这个行动可能引发战争，从透露出来的被迫做出的一个结论看，已经部署了核武器，俄国的力量将比美国的情报机构所承认的要强大得多。

　　当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到10月26日结束时，收到赫鲁晓夫总理致肯尼迪总统的一封信，斯特恩说“信函似乎是清楚的”：“如果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我们将撤走导弹。”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总统再次做秘密的录像，他大声地宣读情报部门刚刚收到的一份报道：“赫鲁晓夫总理已经致信肯尼迪总统，告诉他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走它的导弹，今天将撤走在古巴的武器。”

　　这说的是带核弹头的木星导弹。报道被确认。尽管委员会收到它觉得有某种意外，实际上他们正等待这个。肯尼迪对他们说，“从一周以来我们就知道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注意到拒绝公众的不满会是困难的。这涉及的是已经过时的导弹，已经被标明将由致命的威力更大的北极星潜艇替换它们。肯尼迪承认“如果这是(赫鲁晓夫的)建议，曾处在一种站不住脚的地位”，因为在土耳其的导弹已经没有用处，将会以任何方式撤走，因为“这似乎让任何美国人或是任何理性的人认为是一种公平的交易”。

　　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

　　(美国)领导人面对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他们已经收到赫鲁晓夫以某种不同方式的两项建议，以便结束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的威胁，这两项建议作为公正的建议将被“理性的人”所接受。那么，反应如何呢?

　　一种可能性是可以是渴望减缓，因为文明可能幸存下去，热情地接受这两种建议，宣布美国将尊重国际法，撤销所有入侵古巴的威胁;将从土耳其撤走过时的导弹，按原定的计划办事，以便完善对苏联的威胁，以此作为全球包围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这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能考虑以前的立场的基本理由由国家安全顾问、哈佛大学的前系主任迈克乔治•本迪做了解释。他认为世界应当理解“现在对和平的威胁不在土耳其，而是在古巴”，(苏联的)导弹在那里瞄准我们。美国的战争力量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战争力量超出很多，它瞄准自己的更软弱和脆弱的敌人苏联，无论如何不能被看成是对和平的威胁，因为我们是好的，西半球或是更远处的很多人能够证实这一点，其中有美国对古巴进行的反对恐怖主义战争的受害者，或是那些在阿拉伯世界受“仇恨运动”影响的人能都够证实这一点，这使艾森豪迈威尔十分茫然(但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这样清楚地解释)。

　　当然，认为美国应当受到国际法的限制的想法要被考虑是过于可笑的。正如受尊敬的自由派评论员马特乌•伊格莱西亚斯最近说的：“国际机构秩序的许多功能之一表明西方强权使用致命的军事力量是合法的”，也就是说，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是合法的—那么，这是“令人吃惊的天真的”想法，不只是天真，而是“犯傻”，建议美国应当尊重国际法或是任何其他因为缺乏权力而强加的条件：直率地宣布认同美国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的班子所意会的行动预算。

　　在一次随后的谈话中，(肯尼迪)总统强调如果我们拒绝幸存者认为合理的建议，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重要的话，选择发动国际战争，“我们将处在一种劣势的地位”。这个“实用的”立场从道德考虑来说代表着最高的水平。哈佛大学拉美问题专家豪尔赫•多明格斯最近在分析已经公开发表的关于肯尼迪错误的时期的评论中说：“在近千页的文件中，只有一次机会一名美国的官员对美国政府支持的恐怖主义做出的观察接近于一种软弱的道德上的异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提出，空中侵犯是“危险的，会杀害无辜的人……在某些友邦国家的媒体上可能引发不利的报道”。通过导弹危机期间的辩论，同样的态度占主导地位，如当罗伯特•肯尼迪警告说，一场对古巴的的大规模入侵可能“杀害大量的人，我们不得不为此应对反对这样做的强烈的反应”。这到现在还一直占主导地位，只有少数的例外，正如文件所证实的那样。

　　公众缺乏了解

　　如果世界对美国在那个时期的行动知道更多的话，我们“甚至可能处在更糟糕的地位”。只是到最近我们才知道在危机之前的6个月，美国已经在日本的冲绳秘密地部署导弹，几乎与俄国后来运到古巴的导弹是一样的。在一个该地区的紧张关系增加的时期，那些导弹肯定是指向中国的。冲绳现在继续是美国进攻性的军事基地之一，尽管那里的居民并不同意，现在他们担心地看到V-22(“鱼鹰”)直升机的演练，在山岩国军事基地那是容易出事故的飞机，该基地位于居民稠密的城区的中心。

　　在后来的讨论中，美国承诺从土耳其撤走过时的导弹，但是没有通过书面宣布此事，也没有公开：重要的是保持赫鲁晓夫已经投降的想法。提出了一个有兴趣的理由，被学者和评论员作为有道理的理由而接受。多布斯说：“如果这似乎是美国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单方面撤销了它的基地，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可能分裂”。

　　或以另一种方式说，更喜爱一点真相，如果美国用更加致命的厉害的武器替代没有用处的导弹，如原来设计的那样，与俄国进行交换，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是公正的，这可能造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分裂。事情是清楚的，当俄国撤走保护古巴免受在一场直接的入侵中美国的攻击的唯一障碍时，俄国退出了舞台，古巴人愤怒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比较，因为它的理由是双重标准：我们是重要的人，而他们是“非-人”，这是奥威尔使用的句子。

　　肯尼迪也做出一个不入侵古巴的非正式承诺，但是有条件：不仅是撤走导弹，而且也结束或至少大幅度减少俄国的军事存在。(与和苏联有边界的土耳其不同，这种类型无论如何不会被考虑)当古巴不再是一个“武装了的战场”，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入侵”，这是肯尼迪总统的说法。他还补充说，如果古巴希望摆脱美国侵略的威胁，应当结束它在拉丁美洲的“政治颠覆”(这是斯特恩的话)。

　　多年里政治颠覆是一个不断重复的问题。比如当艾森豪迈威尔推翻危地马拉的民主政府时引述了这种说法，这个国家受到折磨而沉入深渊，目前还处在这种境地。在80年代里根在中美洲推行恐怖主义战争期间这个问题继续有效。“政治颠覆”说的是支持那些抵抗美国和顺从它的政权的暗杀攻击(恐怖中的恐怖)的人，有时候甚至为受害者提供武器。

　　与卡斯特罗的问题

　　关于古巴的情况，美国国务院的政治主张做出的解释是：“我们和卡斯特罗对抗的主要危险是……他的政权纯粹的存在对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左派运动所具有的影响……卡斯特罗代表着一种对美国成功的挑战，这件简单的事情就是否定我们对整个西半球近一个半世纪的政策”。

　　门罗主义宣告了美国统治西半球的图谋，那时是实施不了的。在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是由伊朗学者艾瓦德•阿布拉米安最近进行的关于美国和英国1953年针对伊朗民主政权发动的政变的研究透露的。他通过对内部文件仔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官方的说法得不到支持。政变的主要原因与冷战没有关系，也与伊朗没有理性地蔑视华盛顿“温和的意图”没有关系，与得到石油和其他的利润没有关系，而是与想广泛地实施全球的霸权而进行全面控制的要求有关系，全球的霸权已经受到独立的民族主义的威胁。这就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地调查这些特殊的事件时发现的理由。

　　在古巴这事也没有让我们感到惊奇，尽管应当分析事件中的狂热。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在整个拉丁美洲受到严厉的批评，在世界的多数地方也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对人们的舆论的基本的尊重”被作为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接受，在7月4日的语调显得没有自信。从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民意测验来看，绝大多数美国居民支持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可是这也是微不足道的。公从舆论当然没有考虑此事，这是正常的。在这件事情上有兴趣的是对同样支持关系正常化的有势力的经济阶层的意见仍熟视无睹，它们经常对政治决定有很大的影响力：能源、农产品加工、制药部门及其他部门。这意味着有一种卷入国家惩罚古巴人的强烈的兴趣，这如同由卡梅洛特的知识分子的癔病所表明的文化因素。

　　总之……只是官方的

　　10月28日导弹危机正式结束。危机的解决不是阴暗的。那天晚上，在CBS的一个特别节目中，查尔斯•科林伍德报道世界已经摆脱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可怕的核牺牲的威胁……以苏联的政策一次羞辱的失败而结束”。多布斯评论说，俄国人试图把走出危机解释为“莫斯科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推动者的对外政策的另一次胜利”，如同是“特别明智和有理性的苏联领导人拯救了受到核破坏威胁的世界”。推断倾向于尴尬处境的基本事实，赫鲁晓夫的协议“拯救了受到核破坏威胁的世界”。

　　但是，危机没有结束。11月8日，五角大楼宣布所有的苏联导弹基地已被撤除。同一天，斯特恩报道说，“一个破坏的小组对古巴的一个工厂进行一次打击”，尽管被称为“埃及獴行动”的肯尼迪的恐怖运动已经正式缩小为危机的尖角。11月8日的恐怖打击支持了本迪的看法，即对和平的威胁在古巴，不在土耳其(在那里俄国人不会继续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是，这不是本迪的结论，也不可能这样理解。

　　受人尊敬的学者雷蒙德•加托夫在政府内部是很有经验的人，他在1987年关于导弹危机的讲述中提供了更多的情况。他写道：“11月8日美国派去实施一次隐蔽的破坏行动的小组炸毁了一个古巴工厂的设施”。根据古巴政府寄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这次攻击打死了400名工人。加托夫评论说，“苏联人只能将打击分析作为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倒退，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美国保证不打击古巴”，特别是因为恐怖打击是从美国发起的。这次行动以及其他的通过第三者的行动再次表明，对双方来说风险和危险可能到了极端，灾难并没有被排除。加托夫也回顾了肯尼迪恐怖运动的破坏性行动，这些行动确实会被看成不只是对战争的辩白，如果美国或它的盟友或它的顺从者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案者。

　　根据同样的来源，往后我们知道1962年8月23日总统发布了第181号国家安全备忘录，“一项为了组织一次(古巴)国内反叛的指令，接着将发生一场美国的军事入侵”，包括“重要的计划、演习和美国军队与军事装备的移动”，古巴和俄国肯定了解这些。同样在8月份，加强了恐怖袭击，其中有从快艇上向古巴海岸边一座旅馆的袭击，据了解“苏联的军事技术人员集中住在那里”，这次袭击打死了一些古巴人和俄国人;对英国和古巴的货船的袭击;污染作为货物的糖;还有其他的暴行和破坏活动，主要由古巴流亡者的组织实施，他们在佛罗里达自由地活动。不久之后，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这不是偶然的。

　　玩火

　　在导弹危机结束以后，肯尼迪正式恢复对古巴的破坏。在他被暗杀的10天前，批准了中央情报局一项“破坏行动”的计划，由第三者实施，目标是“古巴的一个大型炼油厂和仓储设施，一座发电厂以及一些糖厂，铁路的桥梁，一个海湾的设施，从水下破坏古巴的码头和船只”。据加托夫的报道，一项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可能在肯尼迪被暗杀的同一天开始执行。1965年恐怖运动被中止，但是“1969年尼克松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是指示中央情报局加强反对古巴的隐蔽行动”。

　　蒙塔格•克恩在最近一期《政治学》季刊杂志上说，导弹危机是这些“大范围的危机”之一……“在危机中一个意识形态的敌人(苏联)作为袭击者被普遍接受，主导一个所有国家的运动，在大量扩张的旗帜后面支持总统，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选择”。克恩说的以这种方式被“普遍接受”是有道理的，他将那些逃避意识形态链条的人放到一边，这是为了对事情给以某种关注。克恩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舍尔顿•斯特恩评论说，“赫鲁晓夫对运导弹到古巴原来的解释基本上是真实的：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准备使用这些武器作为对美国安全的一种威胁，而是为了保卫古巴(一个盟国)的一种防卫，免遭美国的攻击，是一种绝望的努力使得苏联在表面上追求在核势力的平衡方面的平等”。

　　多布斯也承认：“卡斯特罗和苏联老板害怕美国改变(古巴)政权，包括作为最后的手段入侵古巴的图谋有现实的理由……(赫鲁晓夫)面对北方强大的邻国保卫古巴革命的愿望也是真诚的”。

　　美国的攻击经常被美国的评论家们低估，作为傻瓜的玩笑，他们说，中央情报局那些好打架斗殴的人不受政府的控制。没有任何东西更远离现实。“最好和最杰出的人”对猪湾(古巴的吉隆滩)的失败的反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包括总统，他庄重地向国家通报：“我实现的令人高兴的宽容的和温和的社会差一点被历史的瓦砾冲走。只有强者……有可能幸存”。

　　只能够幸存，显然他想到的是使用大规模的恐怖，尽管这补充的一点是秘密的，那些忠诚的人还不了解，他们接受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敌人就是进行攻击的人，如同斯特恩所说的，感觉几乎是普遍的。历史学家比埃罗•格莱杰塞斯注意到，在猪湾失败以后，肯尼迪提出了一项窒息性的封锁来惩罚古巴人，因为他们打败了美国支持的一次入侵，他要求他的兄弟总检察长指挥一个高级别的国家机构的小组审查“埃及獴行动”，那是一个准军事计划，1961年年底肯尼迪本人实施了(对古巴的)经济战和破坏，以便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采取“地面的恐怖行动”，用更平庸的话来说，是为了打败他。

　　“地面的恐怖行动”这句话被阿苏尔•施莱辛格写进了实际是官方的罗伯特•肯尼迪的自传中，肯尼迪负责恐怖战，告诉中央情报局古巴的问题是“对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首要问题，所有其余的问题都是次要的，为了推翻卡斯特罗的政权不应当节约时间、努力和士兵”。“埃及獴行动”是由爱德华•兰德尔领导的，此人有很多“反对起义”的经验，这个词是为美国实施的恐怖行动而使用的。1962年10月，他制定了一个引导“反叛和推翻共产党政权的”计划。

　　“最后确定的”计划承认在恐怖主义和颠覆做了准备的条件以后，“最终的成功只有靠美国一次坚定的军事干涉才能实现”。这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干涉可能发生在1962年10月，也就是爆发导弹危机的时候。我们刚分析的事件说明因为古巴和俄国严肃地考虑到威胁时有充足的理由。

　　多年以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承认古巴那时害怕一次打击是有道理的。他在导弹危机40周年时说，“如果是我处在一个古巴人或一个俄国人的地位，我也会感到害怕”。关于斯特恩提到的“苏联争取一种表面上平等的绝望的努力”，我们记得肯尼迪在1960年选举中微弱的胜利取决于制造一种武装的“导弹的缺口”以便恐吓国家，在国家安全事务中谴责艾森豪迈威尔政府软弱。确实存在“导弹的缺口”，但是那明显地有利于美国。战略分析人士德斯蒙德•贝尔在他研究肯尼迪的导弹计划时认为，第一个关于真正的事实的“错误的公开声明”是在1961年10月的声明，当时国防部长罗斯威尔•吉尔帕德里克向交易委员会通报说，“在苏联第一次打击中可能使用的核力量的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以后，美国将拥有一个更大的核回应系统”。

　　当然俄国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相对的弱点和脆弱性。当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提出大幅度降低军事攻击的能力，他们也意识到肯尼迪的反应，他的做法是在没有肯尼迪的回答的情况下单方面去做，肯尼迪实施一项大规模的军备计划。

　　回顾

　　关于导弹危机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与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有关系。它由肯尼迪针对古巴的恐怖袭击和威胁1962年入侵开始。结果是(肯尼迪)总统拒绝苏联对任何有理性的人看来似乎是公正的建议，但是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损害美国有权单方面在任何地方部署部署核导弹的根本原则，指向中国或俄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它们的边界上部署;与此有联系的原则是古巴没有权利拥有用于自己防卫，反对他们看来一场迫在眉睫的美国的入侵的武器。为了坚定地确立这些原则，依靠一种不可想象的破坏能力面对一场战争的高风险，拒绝简单的和公正的方式，是完全合适的，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消灭威胁的原则。

　　加托夫认为，“在美国对肯尼迪操纵危机的方式存在几乎一致的认可”。多布斯说，“经常的乐观主义的语调由历史学家阿苏尔•施莱辛苦格强调的”，他写道，肯尼迪通过一种强硬与温和、意志的力量、紧张与智慧的结合，“使世界眼花缭乱”，控制得很出色，较准无可比拟。斯特恩的语调更有节制，称肯尼迪多次拒绝他的顾问和合伙人要求一场军事干涉和把和平的选择抛到一边的建议。

　　1962年10月的事件被广泛认为是肯尼迪最突出的时刻。格拉姆•阿里森和其他许多人提出这是“关于如何消除冲突，操纵高级别的权力关系和对一般的对外政策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指针”。从很狭窄的意义上说，这些评价似乎是有道理的。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录音透露，(肯尼迪)总统与其他人有分歧，有时几乎与所有的人意见不同，他拒绝条件不成熟时使用暴力。

　　但是，存在一个更深刻的疑团：如何能够评估肯尼迪在我们刚分析的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操纵危机时相对的温和?但是这个问题不能以很有纪律的道德和智力的文化进行分析，不能没有质疑地接受美国有权确实成为世界主人的基本原则，最终它是一种利益的力量，尽管有错误和有时被误解。因此，美国认为它在全世界部署大规模的攻击的军队是完全合适的，与此同时当别的国家(美国的盟国和顺从它的国家例外)朝这个方向做出最少的表示也是一种冒犯，以至当它们想说服全球霸权主义的势力使用暴力温和些也是冒犯。

　　这种理论如今是官方反对伊朗的主要的指责。伊朗可能是一个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一次打击的说服的力量。这种话题在导弹危机期间也是考虑的一部分。在内部的谈话中，肯尼迪兄弟表示他们害怕在古巴的导弹可能成为对一次委内瑞拉的入侵的一股说服的力量，当时曾经考虑过这种情况。因此，“(入侵)猪湾是一项正确的决定”，这是肯尼迪的结论。

　　原则继续有效，代表着一种经常的核战争的风险。从导弹危机以来从不缺少严重的危险。10年以后，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期间，亨利•基辛格曾宣布一次高级别的核警戒，以便提醒俄国人保持在局外，与此同时基辛格秘密批准以色列违反美国和俄国强加的停火。几年以后当里根上台时，美国开展行动以便检验俄国的防御，假装进行空中和海上的攻击，同时在德国部署潘辛导弹，飞行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俄国的攻击目标，这是中央情报局预计的“意想不到的超级打击能力”。

　　显然，这在俄国引起很大的惊恐，这个国家与美国不同，它多次遭受入侵，实际上被破坏了。1983年这导致一次大的战争威胁。有数百次在打击发生前几分钟，在自动的系统发出虚假的警报之后，一个人的干预挫败了打击。我们得不到俄国人的记录，但是没有疑问的是他们的系统对于一次事故是更加易于被感染的。

　　同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数次接近一场核战争，冲突的根源继续存在。和以色列一样，两国拒绝签署一项核不扩散条约，它们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到今天印度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在任何时候在中东的战争威胁可能变成现实，这再一次增加一场灾难的风险。

　　1962年由于赫鲁晓夫决定接受肯尼迪霸权主义的要求，做到避免了战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类似的准则会永远存在。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核战争几乎是一个奇迹。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理由听取60年前贝特兰•拉塞尔和阿尔伯特•埃因斯坦提出的警告：进退两难是“未成熟的、可怕的和无法回避的”：“人类种族行将结束吗;或是人类应当放弃战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5期，摘译自2012年10月23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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