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废奴运动与古巴华工的血泪

索飒：废奴运动与古巴华工的血泪

－－《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节选
提交者: 人文与社会

古巴哈瓦那湾东岸，有个叫雷格拉（La Regla）的小镇，这里早先是印第安人的小村，殖民地早期，成了西岸的后备仓库。

　　离镇上“黑圣母”教堂不远的街面上，有一座普通的旧房子，白色的墙，蓝色的百叶窗紧闭，一样的红瓦斜屋顶。只有那个过大的门洞还能让人想起过去这里是关押黑人奴隶的大棚屋。门口挂着一个不显眼的铜牌：“纪念第一批华人到达古巴150周年，雷格拉。”最上面有一排日期：1847年6月3日，最下面也有一排日期：1997年6月3日。

　　一块小小的铜牌怎能够容纳一个苦难的历史时代！

　　19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在奴隶的血汗喂养下基本建成。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因为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1817年与西班牙达成协议，后者1820年签署废奴协议，虽然迟迟未能实施。

　　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是无法运转的，更别说还有矿井、家务等等）。引进白人（主要是法国人、西班牙加利西亚人）的举措失败了，引进墨西哥尤卡坦人的过程持续了12年。

　　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太平天国运动正在兴起，中国民不聊生。西班牙当局听说英国资本家已经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作苦力。古巴奴隶主也上报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Juan Jimenez Pastrana: 《1847-1930年古巴历史上的中国人》，Ediciones Politicas, La Habana, 1983, p.43.）

　　“哈瓦那促进经济和殖民皇家委员会”在当局的支持下，1844年派人到中国东南沿海考察，随后委托“苏卢埃塔大人公司”和“英国伦敦公司”在厦门招募华工。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等地。猎头者人称“猪仔头”，他们谎称“大吕宋”（菲律宾）招工，利用诱惑、威逼、绑架的手段把一批批华工装船运走。贩卖之野蛮引起了厦门等地民众暴动，致使驻厦门的西班牙领事向国王报告了“诱拐”的情景。

　　那是一场国际联手的大贩卖，被买卖的是“签合同”的奴隶。

　　在古巴的日子里，我从一本朋友送的《古巴历史上的中国人》里看到了一份这样的合同。合同由广东籍同胞吴生1866年（同治五年）签立于澳门。合同中规定立约人在自到岸无疾病上工之日或疾病治愈8天之后开始的8年内，必须为持有此合同的任何主人做一切指定的劳动，每天12小时，周日休息，但做家务的可以超过此时间限制。主人每天须给劳作者8盎司腌肉和2磅半白薯作为口粮（约合半斤腌肉、2斤半白薯）。预支给劳工的轮船舱位等费用将从前期工资中扣除。与此对应的还有一份由雇主代理人签立德西班牙文版合同。西班牙文版本中的pesetas espanolas到了中文版里变成了“吕宋银”。

　　像西班牙王室冠冕堂皇的“西印度法”一样，即使是如此苛刻的华工合同也没有能得到执行。

　　1847年6月3日，悬挂西班牙国旗的双桅帆船“奥坎多”号运载206名华工从厦门出发，于131天后到达哈瓦那。9天之后，英国三桅船“阿吉尔”号又以123天的航程运来了365个华工。他们都被关进雷格拉关押黑奴的大棚屋。

　　虽然西班牙是雇主，但主要操作和得利的是英国——这个利用鸦片把中国逼上半殖民地道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1847年到1853年，15艘贩运“劳力”的船只中，4艘为西班牙船，11艘为英国船。为了使变相的人口贩卖合法化，英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在《北京条约》续约第5款中写上：

　　订约互换以后，大清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后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具准予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家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据统计，从1853年到1873年，有13万中国苦力被贩运到古巴，超过当时古巴人口十分之一，其中13%死于途中。这只是古巴一国，南北美洲其他地点未统计在内。

　　（美国“伟大的废奴主义者”亚布拉罕·林肯总统，1862年批准修建联络美国本土东西、横穿落基山脉和戈壁黄沙的太平洋铁路。在“废奴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那一年——1865年，林肯批准开始雇佣华工来修建这条铁路。为了使华人劳工合法化，1868年中美签定了《蒲安臣条约》。从1865年到1869年四年间，约有16000多名华工参加了筑路工程，占工人总数的90%，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华工从香港出发需要75-100天才能到达加州。根据一份完整记录的资料，当年运载华工去美国的船只，曾有4船共载2523人、途中死亡1620人的记录，死亡率高达64.21%，因此运载华工出国的轮船被称为“浮动地狱”。

　修筑铁路时，华工待遇堪比黑奴，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华工死伤无数，才有了后来的一句话“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美洲华侨史话》记：“在修筑100英里的塞拉山脉地段的铁路时，华工的死亡率高达10％以上”。1970年从美国内华达山的沙漠中就挖出2000磅的华工尸骨。写过《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1997）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1996）的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在2003年出版了《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讲述了美国华人150年的移民史，一年后自杀身亡。——转录者注）

　最近，古巴建筑家和泥瓦匠在西恩富戈斯市（Cienfuegos）修复主教堂时，惊异地在一面墙上发现一些中文字迹：“保持清洁”、“结实的柱子”，还有一首关于太子和公主的汉诗。（这里的引述不是中文原文，而是笔者根据西班牙文消息的转译）根据当地历史学家分析：1869年，即第一批中国苦力抵达古巴的20多年之后，西恩富戈斯大教堂开始修复工程，很可能有华人苦力被征用，到修复工地的厨房干活。据当地历史学家称，清政府特使陈兰彬曾于1875年4月24日查访过西恩富戈斯的华工状况。

华工实为奴隶。每个华工被卖给糖厂主人的价格为170比索，人贩子所花费的成本为50比索，每个华工每个月的“工资”为4比索！而这些签约“华奴未干满（8年）合约前丧生者居70%”。

　直至古巴契约华工的悲惨遭遇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清政府才于1874年委派特使陈兰彬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待遇。陈兰彬在古巴各地共录得口供1176纸，又收得1165名华工单独或联名禀帖85张，并据此向总理衙门提供了华工在古巴遭受各种非人待遇、被迫害致死的调查报告，清政府对西班牙提出抗议，并将报告分送各国驻京使馆。

在1859年下令终止向古巴引进华工、1861年不准华人进入古巴后，1875年才正式停止华工贩卖。按照西班牙官员的语言，此举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引起国籍争端”，实质是殖民主义的利益争夺所致。

　华工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逃亡——与残存的印第安人一起，与潜藏的摩里斯科人一起，与非洲的黑奴一起。在古巴1868年开始的第一次独立战争中，已经出现由华人组成的团、营。华人“芒比”（Mambi，古巴历史上对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专称）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有前太平军的战士，英勇事迹被何塞·马蒂的战友贡萨洛·德格萨达记录在《中国人与古巴的独立》一书中，但他们都没有准确的中国名字，只有甘蔗园主强加的西班牙名字，或者含混的西班牙语注音姓名。（作者在书中写道：“他们为古巴独立，慷慨地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不留名的鲜血。他们不抱任何追求个人名利的欲望，也不企求得到感谢的花束。”——转录者注）
早在妥协的1878年《桑洪协议》中，就有了“给黑奴及华工自由”的条款。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压迫造成的。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

　　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华工不仅留下了食文化、民间习俗，还留下了宗教文化，如我们不知如何还原汉语的San Fan Gong崇拜。华人的存在甚至进入了古巴口语，比如用“这是中国人干的活”（Es un trabajo de los chinos）来比喻一项工作所需要的非凡细致和耐心。

　　在哈瓦那的桑哈斯，有一个华人街区，居民的远祖是乘哪条船到来，又被卖到了哪个甘蔗园的呢？在哈瓦那著名大街利内亚（Linea）道边，有一座高耸的圆柱形黑色花岗岩纪念碑（古巴独立战争华人战士纪念碑），上面铭刻着一句话：

　　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过逃兵；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过叛徒。

　　这句话引自马蒂战友的那本书。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纪念碑，这不是一句惯常的赞辞。这是许多无名中国人为中国赢来的尊严和骄傲。

在那1895年的时候
芒比他离开了家园
穿过了马亚里大森林
走向那无边的荒原

我多么热爱那古巴姑娘，
离别时她感到悲伤，
第二天她就骑着骏马，
沿着我的足迹把我赶上。

姑娘她长得美丽非凡，
她那双大眼睛又黑又亮，
姑娘她时刻和我不分离，
要把生命献给自由解放。

有一天她倒在我的身旁，
鲜血涌出了她的胸膛。
从那时起我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热爱古巴我的家乡！

——古巴歌曲《芒比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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