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农民工的研究，我发现教辅机构正在杀死底层阶级流动

十年农民工的研究，我发现教辅机构正在杀死底层阶级流动

脑浆主义社会学博士

一、农民工的数量不降反升是个坏消息

　　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4月最新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另一个可以比较的官方数据是：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

　　如果不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恐怕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当这两个数字碰到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稍微有一点数字分析能力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在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工数量却出现了增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农民工数量出现了与人口变动趋势不一致的逆向增长现象呢?

　　言及于此，很多人肯定会说，农民工没有退休制度，很多农村居民为了维持生计，即便是老弱病残，也不得不外出务工。确实如此，可是，即便考虑到农民工没有退休制度，也总得有生老病死，新陈代谢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年减少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更不可能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增长。

　　在没有调查统计上的操作失误的前提下，新增的241万农民工来源只可能是农民工群体的增量部分。

　　增量部分的农民工不可能是城镇居民，应该大部分都是农村青年。

　　造成农民工增长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农村青年依然在以农民工的身份源源不断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重复着他们父辈的人生轨迹，这不能不说是值得忧虑和反思的重大社会问题。

　　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青年成为农民工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忧虑，反倒是像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农村青年进入城市获得比务农收入高得多的收入，不仅能够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还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益，经济层面为国家带来了人口红利。

　　如何化解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形成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曾是当年研究最火的话题之一，农村被喻为中国经济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蓄水池，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场也确实形成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比较优势。

　　时至今日，第一代农民工快接近老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业已成为国家战略，而老年农民工的孩子们依然是农民工，他们仿佛是被时代抛下的社会群体，命运轨迹依然如旧。

　　假若没有下面这一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数据，或许人们也不会为农村青年的出路扼腕叹息。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首次突破5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4万亿，占GDP比例连续8年在4%以上。

　　2019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9.5%,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再看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新增劳动力中有50.9%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

　　这一组巨资打造的数据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令人兴奋的成就，却仍然掩盖不了一个令人惊恐的事实，在万亿级的投入背后，农村青年成为教育普及所没有惠及的人群，教育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

二、教改让中国教育不再普惠

　　2012年开始，我参与了多项大学生调查的项目，调查学校包括985高校，也包括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高职院校。

　　当你走入一所不太有名的高职院校，或许可以发现，这里超过90%的学生都是来自农村，这就是为农村孩子准备的“大学”。这些年高职院校为了招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数线急剧下降。

　　在高考大省河南，2020年本科一批录取线：文科556分、理科544分，高职专科批：文科180分、理科180分。

　　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2020年本科一批录取线：文科527分、理科529分，高职专科批：文科150分、理科150分。

　　成绩落差之大，可能是没有关注高考的人都难以想象，说句不太恰当的话，高职学校基本属于零门槛，对高考成绩不好、愿意交学费的农村孩子基本做到了愿来就收，应收尽收，就这样，还有一些高职院校因为专业招生不足，被停止教学。

　　可想而知，经过近乎零门槛的“大学”教育，一个农村青年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蓝领技术工，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农民工。

　　农村孩子上高职，城里孩子上985，这在高等教育领域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北大清华校园里来自农村的生源早些年已经下降到两成左右。

　　当然这与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有关，但导致如此现象更关键的原因是，农村孩子现在真考不过城市孩子，考不过的原因不是学校教育质量下降，而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脱节。

　　有关部门在2000年之后为了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推动素质教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原先的村小大部分被撤，即便是保留的，往往也只有村小。

　　乡镇一级的高中教学点也大幅度减少，大部分高中都集中在县城。尽管撤点并校和素质教育的出发点是好的，却没有考虑农村家庭实际情况。

　　撤点并校之后，尽管不再需要缴纳学费，大部分农村学龄儿童必须进入附近乡镇上学，需要承担交通、伙食、住宿等费用，反而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成本。

　　众所周知，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仅仅依靠农业经营收入是不够的，只能通过父母外出务工来补足，这就客观上要求农村孩子的父母必须进城务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父母进城务工则造就了更多的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最大问题是家庭照护和父母教育的缺失，超载校车屡禁不绝的背后是留守儿童家庭照护的缺失和义务教育教学点分布不合理的双重影响。

　　那么，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的教育情况会显著改善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两年前我曾经调研过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民办学校，这个学校有从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接近3000个学生，每个年级有几百学生，在这几百人当中，每年能考上重点高中有多少人呢?在闲聊时，校长多次提到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当然我记不住这个名字，在反复中提及中，校长说，要保住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上重点高中的料!一个3000人的学校，一个每年毕业几百人的学校，一个98%是外来务工家庭孩子的学校，每年或许只有一个人能上重点高中，这意味着什么?这些孩子也就丧失了平等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机会，他们晋升重点高中的几率甚至不足百分之一。

　　再加上一些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影响，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被迫关闭，一线城市流动儿童入学率下降。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儿童难以真正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

　　撤点并校之后，校舍更好了，教育质量提高了，但所谓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弊端却凸显出来。

　　学校搞素质教育无可厚非，但素质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之后就嘎然而止，中考、高考怎么办?以前教育部就提出了快乐教育的口号，而且真的落实了，虽然落实的方法略显简单粗暴，明确规定所有的小学都不能够向家长公布学生考试成绩的排名，这一规定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教育部的逻辑很清晰，家长不知道孩子在学校的排名，也就没办法比较孩子的学习水平，也就不会给孩子带来学习的压力，快乐教育唾手可得。

　　可是，一次调研中，一个孩子用非常非常童真的语言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家长有可能确确实实不知道学校里孩子考试成绩的排名，但是小学生们却能知道自己成绩所处的位置。

　　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尽管相互不知道考试成绩，孩子们能够非常清楚的说出某一个同学的学习成绩不如他。我惊讶的问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其他学生在学校的考试成绩，而这个小朋友自豪的告诉我：“因为他上的是提高班，而我上的是尖子班。”提高班和尖子班?这种听起来不太熟悉课程的语言，究竟是什么?这是好未来!好未来又是什么鬼?小学生有点神秘的说：“现在风声很紧啊，已经不能叫学而思了，要叫好未来。

　　这确实是很让人惊讶，让人不由得和孩子细细聊起来。原来，学而思把课程体系分成很多个班，比如说有普通班，提高班，尖子班，还有什么所谓的“超常班”、“目标班”等等，这些班级的名称让人有点分不清楚。为什么要分那么多班级呢?原因很简单，学而思有一套自己的评价学生能力的体系，在孩子进入学而思之前，需要做一个检测，如果你能够达到某一个班的水准，那么就进入这个班级。

　　比如说，一些目标特别高端的班级，只针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根本就进不去。如果去看学而思的新闻，它曾经把奥数分成了12级。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惊讶，因为在小时候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难想象能把一门数学课分成12级，那么还有英语、语文。如果这三门课都可以分成12级，就意味着在每一门课程都会有一个相对标杆，这个标杆就是你在学生中所处的位置，三门课：12×12×12，有1000多个层级，而每个孩子都能准确的找到他们的位置，比扶贫精准多了!

　　如此严密的课程分级体系，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清楚的知道，他把班级同学里的位置，甚至在两个同学之间可以完全达到非常精准的比较，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学而思的课程集中，他能够上两个尖子班，上一个提高班，而另外一个孩子只能上两个提高班，一个尖子班，那说明第一个孩子的总体成绩要优于第二个孩子。

　　这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教育部的逻辑有点搞笑了。当教育部下达严令，不让学校和老师告诉家长孩子考试成绩排名的时候，在学校义务教育的课程体系之外，突然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成绩分级体系，不但能够比较，而且能够如此精确定位孩子考试成绩和学习水平的工具，想必任何一个家长很难都放弃这种尝试的心理。因为几乎所有家长眼里的孩子是要参加中考和高考，在“素质教育”“快乐教育”无法满足中考、高考需求时，只能让家庭承担提高子女应试教育能力的职责。

三、教改走向“快乐教育”，教辅机构杀死“阶层流动”

　　可以说，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脱节直接增强了家庭经济因素在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换言之，中国教育的普惠性被教辅机构的市场因素所替代，对于大多数人，家庭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孩子在教育上能走多远。

　　在城市里，老师带着学生玩，家长带来孩子学的教育模式已经引发全社会关注，家长吐槽辅导孩子写作业时的悲惨遭遇已成为网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由此引发的课外教育市场规模增长迅猛，有研究机构预测称，到2023年K12课后教育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人民币8000亿元,2018年到2023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0.1%。在农村，即便是家长在孩子身边，辅导子女学习的能力是远远不足的，其结果是一些小的乡镇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参加补习班的费用自然又增加了农村家庭外出打工的“动力”，留守儿童的数量和比例在乡镇学校都是相当高的。

　　更糟糕的是，早些年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竞争主要依靠“苦读”，当“快乐教育”替代了“苦读”模式，农村孩子在起跑阶段就被城市孩子落下了一大截，待到高中在进入“苦读”模式就为时已晚。在农村调研时，一些特别注重教育的地区，早些年一个县还能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近些年却已近乎绝迹。

　　讲到底，除非不参加高考，中国教育本质上还是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面子低下暴露出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差距，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脱节是中国未来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克服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但现实生活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和中考、高考的应试教育模式是背离的。尤其是在中小学生减负的旗号下，学校教育功能严重弱化，应试教育压力传导，不得不由家长和校外培训机构来承担本应学校完成的教育功能。虽然教育部强调不得以中高考成绩或者升学率来片面地评价学校、评价校长、评价老师，但从未考虑过家长的想法，可谓是一厢情愿，事倍功半。

　　最糟糕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最糟糕的是，教育部的决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你要面临中考，面临高考这种应试教育的时候，孩子们在小学期间扎实的基础知识是比较重要的，而扎实的基础知识在正规小学教育当中是获得不了的，因为小学不是应试教育，而是所谓的快乐教育。

　　在所谓的快乐教育中，孩子们获得不了应试教育所需要的东西，家长怎么办?家长就只能痛苦的通过校外的辅导班，让孩子获得应试教育所应该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分工的“家校倒挂”模式还会引发更为突出的社会不公平问题，精英阶层的家庭子女能够获得更优质的家庭教育和课外教育，而弱势家庭子女却无法获得充足的家庭教育和课外教育的补充，毫无疑问，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是农村孩子考不过城市孩子，最终导致由教育引发的社会不公平扩大，这一点在农村青年身上的体现就是当留守儿童、上高职、当技工。

　　事实上，如果没有处于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农村的孩子上高职、当技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从教育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在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改革开放之后，学好经济类和外语类科目成为社会共识;如今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是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

　　在中美竞争白热化的国际局势下，科技创新成为核心，而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人才的竞争，是一个国家培养科技的教育机制的竞争。

　　如果现行的教育机制让人口占比超过一半的农村青年没有成为科技人才的机会，毫无疑问将是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的一个重大损失。

　　以农村青年的境遇反思当下中国教育，农民工的代际循环背后是教育体系改革的刻不容缓。除了潜在的维系和加大了社会不公平之外，中国教育体系的滞后性也较为突出。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未来人们生活中“必需品”，而在现有的普及性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网络相关的课程，如网络素养、网络技术、网络安全等教育内容并没有被科学、合理的纳入，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师资队伍，都满足不了互联网时教育的时代需求，教育体系已然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教育的滞后性日渐显现。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教育应当摒弃对西方工业化时代建立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的模仿追赶，解决教育内容落后于科学知识发展、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背离的现状，重新审视教育功能和学校定位，才能真正对科技和人才形成有效的支撑作用，也才能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竞争力，让中国梦成为世界瞩目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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