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北大女生的《感谢贫穷》为何引发争议？

北大女生的《感谢贫穷》为何引发争议？

鹿野

近来刚刚被录取的北大新生王心怡的《关于自己、关于贫穷、关于希望》一文被以“感谢贫穷”的主题在网上传播，盛赞者有之，谩骂者有之。笔者也想在这里简单的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一、盛赞与谩骂共同呈现的扭曲

表面上看起来，盛赞“感谢贫穷”的人与谩骂“感谢贫穷”的人观点是截然对立的，但实际上这两者当中很大一部分人观点的内核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把“富裕”或者说“财产”当作人生价值的唯一指向。

不少盛赞“感谢贫穷”的人其实是在为在为那些为自身生存而挣扎的人们煲一碗心灵的鸡汤，宣传“只要努力，就可以脱贫致富”这一套“励志文字”，乃至沉浸在自己未来成为亿万富豪的虚弥幻境之中。也有不少谩骂感谢贫穷的人其实是在表达自身对贫穷的恐惧，其梦想仍然是在追求成为亿万富豪，只不过因为感到自己的梦想很难实现就发出切齿诅咒而已。

其实，把金钱当作人生价值的唯一指向本身就是错误的。不管是幻梦也好，诅咒也好，看似对立的背后都不过表达了近些年来部分人价值观念的扭曲。

在中国的传统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把金钱当作成功的标志，根本不像今天的某些媒体一看见有钱人就叫“老公”叫“爸爸”。早在2000多年之前，《孟子》当中就有一段名言：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有人说，这段名言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大多数穷人很难改变自身的命运。其实这是根本没有明白这句名言所要传达的价值观念。难道孟子那个年代里穷苦人改变自身的命运很容易吗？看一看文中前面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孟子所谓“天降大任”本身就排除了“成为亿万富豪”这样一种情况。

这段名言背后的意思是，如果要是一个人要实现理想中的“王道”与“大同”这种造福于社会的“大任”，一辈子生活在纸醉金迷当中不了解普通人的疾苦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的确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不信，就请让我们看一下2000多年之后的事情吧。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回忆自身的经历时如是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试想，如果要是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经历过革命之后艰苦卓绝的岁月，仍然认为只有资本家和专家学者等上流社会的人物才是高贵优雅的，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是下贱肮脏的，那么还会有新中国吗？

相比之下，贾谊的《过秦论》就未免格局太小了些，总是徘徊在“有钱有势的上等人才是高贵的”这种小圈子里，以致对于陈胜吴广大起义感到颇为不可思议：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其实，陈胜如果真的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哪还会有什么“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胆识？《左传》当中的就借曹刿之口言简意赅的概括了那些所谓上等人的真面目：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把这句话换成了现代语言：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然而，今天在围绕“感谢贫穷”的争论之中，还有多少人记得从上古到新中国我们民族所传承的这种灵魂？每当想到这种喧嚣背后展示的资本对于媒体话语操控的力量，我都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二、两种不同的“贫穷”与“感谢贫穷”的争议

除了上文所说的这种情况，北大女生“感谢贫穷”引发重大争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近几十年媒体舆论去马克思主义盛行的氛围之下“贫穷”观念的混乱。

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讨论是应该“感谢贫穷”还是应该“诅咒贫穷”这个问题，就应该先弄明白“贫穷”的内在含义。比如说，如果我们回归到王心怡的原文当中，就会发现其表达的“贫穷”其实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着两大类情况的集合体。

第一种是医疗、教育、就业等“基本需要”的短缺：

【小孩子的世界，本就没有那么多担忧与沉重可言。而第一次直面贫穷与生活的真相，是在八岁那年。那年姥姥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平静的生活如同湖面投了颗石子一般，突然被击得粉碎。一家人焦急慌乱，却难以从拮据的手头挤出救命钱来。姥姥的生命像注定熄灭的蜡烛，慢慢地变弱、燃尽，直到失去最后的光亮。

姥姥辛苦了一辈子，却未换来一日的闲暇，病床上的她依然记挂着牲畜与庄稼。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姥姥的离世，让幼小的我第一次感到被贫困扼住了咽喉。可能有钱也未必能挽救姥姥的生命，但经济的窘境的确将一家人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弟弟相继踏上求学路，又给家中添了不少经济负担。母亲由于身体原因，更因为无人料理的农活及生活难以自理的外公，而无法外出工作。只能靠父亲一个人打工养家糊口。父亲工作不稳定，工资又少得可怜，一家人的日常花销都要靠母亲精打细算，才勉强让收支相抵。】

第二种是玩具、零食、游戏等“享乐消费”的不足：

【感谢贫穷，你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你让我和玩具、零食、游戏彻底绝缘，却同时让我拥抱到了更美好的世界。

我的童年可能少了动画片，但我可以和妈妈一起去捉虫子回来喂鸡，等着第二天美味的鸡蛋；我的世界可能没有芭比娃娃，但我可以去香郁的麦田，在大人浇地的时候偷偷玩水；我的闲暇时光少了零食的陪伴，但我可以和弟弟做伴，爬上屋子后面高高的桑葚树，摘下紫红色的叶子，倚在树枝上满足地品尝。】

这两种情况被今天的人们都称为“贫穷”，然而其实所代表的真实意义是截然不同的。第一种需要是客观存在的，第二种需要则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比如说，芭比娃娃是否比传统的布娃娃好玩，电子游戏是否比跳皮筋踢毽子等传统游戏价值更大，汉堡薯条等零食是否比农家的蔬菜水果更好吃，这主要取决于媒体舆论的宣传而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评定标准。

在现实当中，媒体舆论往往把这两种情况统称为“贫穷”，片面地强调两者一致的一面，而掩盖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倾向于人民基本生存发展的需要，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为资本大量攫取利润开道的消费主义观念，反之亦然，乃至最终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贫穷”。

比如说，现今的媒体总是宣传古巴是贫穷，美国是富裕的。然而事实上，古巴仅仅是在第二个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像高档芭比娃娃的消费几乎没有，至于电子游戏干脆就是被禁止的。如果要是论第一个方面，那么古巴要比美国富裕得多。不管是人均占有的医生数，还是人均占有病床数都远远超过了美国，至于古巴绝大多数人享有的铁饭碗更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难以想象的。

由于这种资本操控媒体的刻意误导，在现实当中这两种本来并不相同的情况往往被混为一谈，以致“感谢贫穷”一文也出现了内在的逻辑混乱。

其实，作者真正想感谢的是摒弃了资本操控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之后发现的另一种生活的美好，而并非要感谢医疗、教育、就业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缺失。否则如果要是资本操控的教育产业化再发展一点，像她这种困难的家庭根本就上不起学，还谈什么考上北大呢？

但是在文中，作者却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统称为“贫穷”一起来“感谢”，自然就会引起现实当中第一种情况大量存在的普通人不满了。这并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作者，在本质上仍然反映的是资本对于媒体话语权的广泛操控。

三、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贫穷？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贫穷”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富裕”也就无所谓“贫穷”。马克思在其名著《雇佣劳动与资本》当中就指出：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因此，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在医疗与住房等方面的绝对数量要比建国初期大大上升，但是对于这些基本需求不满意的人却反而大大增加了。与其说人们是对于相关社会需求绝对数量的不满，不如说是对于其巨大的分配差异的不满。

其实，这种情况也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孔子也在《论语》当中做出了类似的表达，认为在社会均质化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所谓贫穷：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同样，一些人对于“感谢贫穷”的反感其实并也不真是反感物质的匮乏，而是反感社会的不公。只不过受到媒体舆论界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影响，使得很多人难以准确的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罢了。但从不少批评该文的作者不约而同的谈到“阶级固化”，“寒门难出贵子”等现象当中，我们仍可以隐约的感受到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贫穷了：即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才能够逐渐缩小乃至最终消灭人与人之间财产的巨大鸿沟，而由少数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的资本私有制社会当中贫富差距固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有所反复，但总趋势终归是趋于扩大的。更准确的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消灭社会当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使得“贫穷”与“富裕”这对相对的概念趋于消亡。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不改善人们的物质需求，但是也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其更倾向于医疗、教育、就业等普通民众的基本需求而非芭比娃娃和电子游戏等以满足资本利润为中心的消费主义广告宣传品。像王心怡之所以能够考上北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公有制教育资源。

我们今天有两个重要的口号，一个是要精准扶贫消灭贫困，一个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很多人认为两者是矛盾的，然而事实上两者恰恰是有机统一的。一个重视消费主义享乐的社会最容易导致基本生活需求的短缺，摒弃了消费主义建立一种健康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够真正的消灭贫穷。

一句话，我们所要感谢的不应该是贫穷，而应该是在摒弃了资本鼓吹的消费主义后趋于健康的价值观与残存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所诅咒的也不应该是贫穷，而应该是资本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和价值观念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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