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科院少将：高校意识形态之争与国家安全战略

中国安全大战略访谈

　　——国家安全的困境、风险与对策

　　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少将、研究员 黄星 采访：人民论坛记者、学术前沿记者 赵斯昕

　　在经济实力衰落、“军事主义”功效不断打折扣的全球政治格局背景下，美国霸权将愈发依赖“智能帝国主义”这一“软实力”与“巧实力”。与传统的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方式相比，智能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本质属性没有变，只是形式上更灵巧，更具伪装性，当然，进攻效能也更强。客观地说，在跻身大国序列的国家中，一般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智能帝国主义的冲动与行动。从大国的兴衰史看，苏联和日本，因遭到美国的“巧实力”攻击而陷入分裂瓦解和长期停滞。中国经济规模再次接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能够改写昔日“老二”失败的宿命?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同时在软、硬两条战线上应对美国的霸权挑战，不仅必须击败美国运用军事力量发动的“硬战争”，还必须击败美国运用“巧实力”杠杆发动的“软战争”。关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风险和挑战，并找出化解之策，是学界、政界、军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此背景下，本刊记者邀请到了黄星研究员。黄教授深入、全面地谈了他长期以来对于国家安全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崛起中的薄弱环节、困境的全方位剖析

　　记者：在意识形态阵地前沿，对于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的现实格局，智能帝国主义会选择中国的哪些战线作为颠覆突破口。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应用群众路线这一法宝，还需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黄星：其实，最应利用的是媒体。默多克集团和中国国内的大约几百个媒体有合作协议。第二个就是网络。第三个就是“两校”，即高校和党校，以及整个教育系统;因为国家的未来是青年，青年的根基在学校。中国现在教授、副教授的评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脱离了国家利益的需要。一些高校要求要有国外权威机构的认可、在国外受训经历、在国外著名杂志刊物上发表论文才能评选教授、副教授，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无条件的前提摆在那里，那么置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于何地?现在可以说，中国在高校领域是全面失守。高校阵地里，有西方争夺的东西，当然也不排除有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我们丧失警惕，在最主要的、根本性的导向问题上出了偏差。

　　记者：对于高校失守的这样一种现状，还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不再回国造成人才流失的现象，主观上是因为我们放松了警惕。您觉得中国在主观和客观上应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黄星：这种情况的扭转也不能急，留学本身是一种好现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是要到条件好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地方去。而且，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要回来的，不管他在哪儿定居，他的心还是向往祖国的。这个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而且我对这个趋势坚信不疑。另外，定居国外的多数人难以融入移民国的主流社会，他们还是过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本来是想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要看到，西方正在走下坡路，斯蒂格里茨、索罗斯、巴菲特、克鲁格曼等人都有很多说法评论和和批判，资本主义已经死了，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它是和多数国家以及多数人民作对的。美国人口不到世界的5%，却占用世界资源的25%～35%，有两个美国，地球就养不起，这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美国大概已有80次超发货币，奥巴马在任期间大概就有五六次，每次不少于两万亿美元。将美国的五种债务加在一块，按3.1亿美国人平均，大概每人的欠债是140多万人民币。如果我们认识这么一个人，这样一个邻居，几十年来不断地向你借钱，既没有能力还，更没有意愿还，而且想方设法转嫁危机、盘剥世界，我们怎么和他打交道?我看美国政府的第17次关门，实际上是要让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在两种毒药中选择：政府关门大家受不了，要开门那就超发货币，超发货币就是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为什么?因为只有美国能这么做，别的国家都不行。所以，只要中国越建越繁荣昌盛，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都做好了，天下归心，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需要注意的，还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问题：“举什么旗帜”、“为什么人”、“走什么路”，还是要为多数人的利益，为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而鼓励大家奋斗，而不是过度的市场化，不是一切向钱看。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个人利益需要有，但个人利益绝不能摆在前面。个人利益都摆在前面，挣钱成第一目的了，那就真像希拉里说的，中国就没有希望了。这种现象是一二十年下来、二三十年下来忽略的结果，而要短期内解决是根本不现实的。香港很富，但香港现在的穷人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将近18%。美国的穷人超过了15%(有数据说17%)，贫困线以下人口4620万人(4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00美元)，其中极贫困人口2050万人(4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1157美元)。这说明，只要存在着悬殊的贫富差距，这个社会就没有公平正义，也没有和平安定。所以，不为多数人服务，不实现共同富裕，一定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行不通的。对于这个道理，人们在信息化条件下会接受得越来越多，懂得历史规律应该是变得越来越容易。

　　记者：“美国互联网”是其智能帝国主义的霸权支柱之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与其主要对手，或与美国相比，实力如何？

　　黄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中国也有后发赶超的有利条件。

　　首先，我们对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利用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从事大规模学习、运用和创造新知识、新产品的潜力的认识不足。

　　第二，认识不足导致中国硬件技术发展很快，而软件跟不上。所以，有硬件无软件、有软件无数据、有数据难共享，这个现象非常普遍。中国的硬件已经很先进，手机用户、网民、网站、短信、微博的数量及增长率都是世界第一。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条件，有目的地学习和运用新知识，集成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当中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出来时，在《人民日报》上连续登了四个月，大概有4千多万人，有些文化底子的人都发表了意见。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民主的办法，但是费时长，处理的过程可能更艰难，现在完全可以瞬间就处理了。但对这种变化，我们的认识远远不足。其次，由于我们的工业基础、科技基础和现有体制当中的一些弊端，实际上使我们在利用已有资源和成果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现有的领导和部门分工制以及干部任期制，切割了我们战略设计中成果转化最需要的全局性、长远性和综合性。谁都不愿意把手伸到别人的一亩二分地里去，而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突出特点是，这个边界越来越模糊，稍微重大一些的问题，稍微带些综合性的问题都是跨领域、跨专业、跨部门、跨近中远期、跨党政军民学的，怎么解决跨域管理、跨域整合资源问题，创造新的科技循环力，在这个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第三，信息技术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最多，生产当中为其次，真正在决策、战略、政策策略的制定方面，中国利用现代手段的能力还差得很远。特别是现在蓬勃兴起的云计算、无线倡议、大数据等，更给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大数据带来的突出变化是，过去靠抽样，现在更多的是分析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来可能实现对人类决策和行为93%的准确预见，还有7%不可预见，这已经是顶峰了。如果大规模运用这些手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有利条件，就能更好地发挥8500万中共党员，14亿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智慧。如果能把所有人的智慧融合整合起来，那么中华民族一定会进一步延续5000年来的灿烂文明，为世界作出榜样。中国应该在四个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政治上，要创造有史以来最优越、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应该创造人与自然和谐、低代价、可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在文化上，创造民族为本、兼容并包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同化力的精神文明;在安全上，要创造中国兵学自古以来就推崇的不动而威、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的安全态势。如果这四个方面做好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都是好解决的。因为我们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还造福了全世界;不仅造福了今天，还造福了未来。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当然，我们党要搞好这其中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现在8500万党员的规模，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这么大的政党，其中有1/3是先进分子(两三千万人也不得了)。当然，要实现上述四个目标，过程也非常艰难。

　　人类应该充分地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条件，中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差距也存在诸多方面。比如说怎么突破美国的互联网霸权，中国科学家研发出来了自己的CPK(就是组合秘钥)，完全可以在现有互联网上运行，无人能够破解它的内容，用量子计算机也破解不了(因为它是端对端的)。中国不止一位科学家提出了新一代互联网的战略学说，有的大学搞得智能搜索引擎的研发，可以整合现有所有搜索引擎的优点，并有所超越。有了这样一些技术，自主可控的、安全的信息系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所以，美国那个技术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认真起来，办法有的是。从主观努力上看，不是现在困难多了，而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变蠢了，脱离群众了，不善于利用自己丰富的宝藏(即自己手里握着的群众路线的法宝)，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记者：您刚才谈到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理想状态是“不动而威”，您作为战略学和作战领域的专家，能否谈一下做到“不动而威”的战略构想？

　　黄星：孙子兵法里讲到《势》篇，这是孙子十三篇里最难懂的一篇。势的意思，就是你的全部努力要归结于营造一种有利态势，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旦有利态势形成了，短期内就不会被改变，主动权也不会失去。就像下围棋，没下完，但态势一成对方自动认输。中国现在还比较缺乏这种意识，比如在海洋问题上，“三个存在”(行政存在、经济存在和军事存在)不够，其症结就在海上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所以不能定居、生产生活、屯兵布势。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世界上有几种办法，我们找到或创造的其中一种就是建设人工岛。另外，在领土主权问题上，还是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原则立场。和平、发展、合作，总是有原则有准则的，要双方情愿、大家情愿，不能损人利己。领土主权关系大局，一处松必然处处松，让一国必然让多国，所以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海上划界问题、争议争端问题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还有300多个类似现象，包括美国和日本都有，所以有些事不必太急，只要对方不太过分。如果用“势”的办法来处理，中国战略全局的稳定和周边环境的安全都可以最大化的;这种方式不是简单地说硬话，说硬话不解决问题还容易激化矛盾，坚持原则、扎实工作并不完全表现为说硬话。

　　“势”的问题，势的营造绝不单纯是摆兵布阵，不单纯是军事行动，而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国际国内各个方面的调动、整合。孙中山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实际上形势是可以有意识去创造的，空间是可以开辟的，这是中国的大战略大谋略，是大道之行，同时也是最不容易的。台湾的战略学家钮先钟先生指出，战略运用有四种境界：一种是历史层次，能“通古今之变”;一种是科学层次，能“识事理之常”;一种是艺术层次，能“探无形之秘”;还有一种是哲学层次，能“究天人之际”，达到天人合一，随心所欲。过去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邓小平都讲过，我们的主动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强大，还取决于对矛盾和问题的利用。以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为例，日本曾有几届首相打算脱美入亚，但我们造势用势的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结果他们很快就遭受到国内右翼和美国的压力而被迫下台了。战后日本有十几届首相以及官房长官、外相等，由于他们在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上不为美国人喜欢的倾向而被美国人搞下台了。

　　记者：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各大媒体在关系其国家利益方面会颠倒黑白地进行报道，在关乎一些普通事件的报道方面则相对属实。美国媒体也是其智能帝国主义的霸权支柱之一，这是否是美国媒体的策略？中国媒体与国外媒体的差异主要在哪里？

　　黄星：差异主要还是一个导向问题。媒体还是要从事实出发，标准无非是“事实、事实、还是事实”。既然要从事实出发，就要全面辩证看问题。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当中就有个立场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同立场看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结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华尔街的少数人祸害了美国和世界，然后拿1亿6000万美元的所谓“退休费”，然后到哈佛、耶鲁等名校和基金会去兼职，年薪又是每一兼职几百万，他们没有为金融危机、为美国和世界的灾难付出代价，反而是得到的更多。2007年美联储就开始注资了数万亿美元，大部分没有通过美国国会。美国人拍的《监守自盗》的纪录片描述的就是2008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发展。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媒体说话，保尔森、萨缪尔森、佐利克、格林斯潘这些金融大佬面对媒体都不说话，如果你们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对得起天地良心，为什么不吭气?众所周知，放松金融监管在短期内可能获利，从长期来看一定是灾难。但是，发出这一告诫的世界银行印度藉首席经济学家被免职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媒体的倾向性都需要受到拷问。这次美国政府关门，有几个美国人在白宫前自焚，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网站都没有报道。在中国，11万人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广场上没有垃圾箱，还不能随意走动，十多个小时才产生了5吨垃圾，平均每人才45克，而且不到半小时就处理完了。如果换个角度报道，这是多么自觉的人民群众，多么快的垃圾处理速度。默多克的窃听门事件以后，内部有个高管就建议说要披露些真实的情况，默多克就说年纪大了没听清楚，那个高管又说了一遍，然后默多克说你可以走了，并问其他人还有没有类似的意见，其他人当然噤声了。西方还有不少说真话的人，有的被逼移居国外，有的护照被没收，联邦调查局的人限制了其自由，科技发明也不能再申请专利;这种现象在美国非常多。所以，真正的报道是要求实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歪曲了很多事情，缺少辩证法，不是全面地看问题;而是断章取义，把问题和丑恶面故意地放大，这么做一定不是良好的动机，不是求实的态度。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政党、单位或个人没有缺点错误，也没有一段历史是完美无暇的。如果没有缺点错误、没有历史失误也就没有正确和成就了。如果把缺点、错误都集中起来，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反之亦然。可以说，媒体是世界和人物影像的最大权势者。美国奥巴马竞选班子里有个华裔吴修铭，在其著作《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中指出，谷歌搜索引擎第一页所提供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为，是媒体、网络在用各种形式24小时不间断地告诉人们，世界在发生着什么，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无形之中就成为人们思想的总开关、行动的总开关。所以，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不坚持媒体应有的基本原则，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记者：针对您刚才提到的媒体中存在的现象，国家在战略上和体制制度上应采取哪些对策？

　　黄星：首先还是要惩恶扬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没有文化，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他们是通过家传、私塾、乡里乡亲之间约定俗成的传承来知晓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不妨先用“为人民服务”加上“仁义礼智信”，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既是党的宗旨也是军队的宗旨，同时也是政府的宗旨。中国还是需要正本清源，要慢慢地弘扬好的文化，要有英雄崇拜、伟大国家的崇拜以及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崇拜。“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现在一些人把历史丑化，把领袖丑化，把党和国家丑化，好像他们没有真正作出过贡献。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是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其90年的历史中，前30年是武装斗争，第二个30年是艰苦奠基，改革开放的30年是快速发展，我认为，再过30年中国会实现全面超越。中国用120年时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对此进行丑化的做法真可谓是数典忘祖、无知可悲。

　　另外，管理也不能太生硬，太简单。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两者要结合起来。政府还是要用法治和民主的治国方式，采用易于人民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方式，疏导的方式来管理。比如，美国和西方在网络管理上比中国严格多了，细致多了，有些方法和制度可以借鉴。

　　记者：美国在“巧实力”的运用中，惯用“战略性腐败”方略，这也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星：腐败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现象，打垮自己的只有自己。战略性腐败的威力很大，两方面，一方面是外界施加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利用我们的开放，花旗银行可以用广发银行20%的股权，控制100%的经营权，直接违反了我国同股同权的法律。这种现象多得很，又回到老问题，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办法很多，比如：第一，把“后墙”立起来，公开承诺5年后或10年后根本扭转腐败恶化蔓延的趋势，中间划几条“自首宽大”政策节点线，越早醒悟越主动，最终把反腐败纳入有效的制度轨道。第二，抓好纵横两个方面的试点，从多样化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既动员人民，又逐渐增大对腐败者的社会心理压力。第三，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当官不发财”。第四，实行“三公”经费公示制度，并且要详细列出预算决算项目，随时可查可问。对于这项制度，资本主义能做到，曾经在英国治理下的香港能做到，我们共产党人也能做到。俄罗斯、越南、古巴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这个问题既要重视，也不可怕，主动权还在我们自己手里。目前，我国要加快向新加坡、香港的先进制度进行学习、借鉴，尽快出台涉及政党、政府、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政策、制度，依靠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等，依靠组织的力量力求从根本上扭转腐败的形势。当年，香港廉政公署刚成立时，形势更加严峻，警察队伍集体腐败、反腐人员面临生命危险，但坚持下来以后，也解决了腐败问题。要相信，老百姓不满意的事情，一定可以有办法解决。

　　全球力量向亚太聚集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风险

　　记者：从世界大国的兴衰史看，苏联和日本曾经遭受过美国“巧实力”的攻击而陷入分裂和长期的停滞，中国经济目前也是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如何防止这种情形重现？

　　黄星：客观地说，还是存在这种可能的，所以我们始终要有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人历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所以，对我国的快速发展既感到高兴，也有忧虑。忧虑的是，发展带来了太多的问题，而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无暇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最大的教训往往是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西方有句谚语，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就是傻瓜。而我们不少时候不是跌倒两次，而是很多次，这是不应该的。中国的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一定是由它的基因所决定的——那就是其自我觉悟、自我疗伤、自我纠正的机能。中国会在兼收并蓄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很大的挑战和问题，中国做出过很大的让步，比如加入WTO。中国快速发展了30年，至今还有75%～85%的核心知识产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打工仔，只不过是穿了西装的打工仔。真正实现振兴自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绝不是眼睛向外就能解决，真正的根基、真正的力量之源还是在中国人自己。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从来没有真正地靠过外部市场、外部援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内生的动力是强大的动力，而我们的希望就在于这里，在于中国人民，可亲可爱又特别优秀的人民。未来10年，金融和经济危机还会深度演化。中国虽然适度下调了GDP增长率，但这是健康的调整，是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纠正GDP主义而下调GDP增长率。即使下调到6%，甚至5%也不要紧。因为那是暂时现象，只有真正调整过来了，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过来了，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发现、发掘、整合、转化群众的伟大创造中去。我最近一两年做了比较多的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我国有的科学家就针对国际上7个国家联合开展的托克马克巨型强子对撞机和高能质子对撞实验，提出了非托克马克的技术方向，从理论上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突破“不完备物理学”的瓶颈，实现电磁场和引力场的合并结构并使四种作用力得到统一，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改变世界能源结构和我国能源进口依赖的困境。一些同志多年来艰辛奋斗，创造性地实践农业八字方针，运用先进配套技术，培育高产生态农牧业，粮食作物产量成倍增加并且口感很好，每亩地的综合收益有望提高到8万元以上，18亿亩耕地红线可能被27亿亩或更大面积的耕地所替代。此外，中国还可以与其周边邻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仅缅甸就有约7亿亩农地，有效利用的土地也就是7000多万～1亿多亩;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非洲、拉美等国家合作的空间更大。但是，中国是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目的是共赢、共富、共发展、共和谐，而不是重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老路;要在国内经济转型的同时，使“走出去”战略的合作经济也转型，国内国外两条路子共同探索、相辅相成，向世界释放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正能量。集成中国生产生活第一线的创造力，我们完全可能实现中国式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动力革命、材料革命，通过清洁能源进行海水淡化，有希望“染绿”中西部——再造一个中国，比南水北调的成本更低更环保。再如，中国农村每年产生7到10亿吨的秸秆，大部分都焚烧了，以致于某些地方因此造成的污染而导致飞机落不了地。前一段时间，菲律宾焚烧香蕉树造成新加坡雾霾天气，一时成为国际话题。其实这些秸秆完全可以通过造纸来充分利用。纸浆现在是中国三大进口原料之一，而老型的造纸厂污染非常严重;我国转业干部、农村企业家利用秸秆造纸浆，“天上不冒烟，地上不排污”，造出来的纸浆洁白如雪，稍微加点填料就可以作为造货币的纸用，什么纸都能做，而且节水节电不污染，有的用途还大大有益于生态家牧业。以前，制造一吨纸浆需要使用350吨水，现在只需要300公斤水。如果采用这种方式，那么就可以变废为宝，消化掉7到10亿吨的秸秆，纸浆进口原料解决了，农民增收了，生态效益也提高了，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像这样的发明创造其实是无穷无尽的。我相信，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答案就在这里。

　　记者：全球化背景下，力量在向亚太聚集。美国也在实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要化解的风险和威胁也日趋增多。以您看来，在这种国际态势下，中国面临的风险有哪些？

　　黄星：首先，第一位的还是经济。经济是最基础的物质支撑。西方正在从政治联盟、军事联盟发展到经济联盟，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北美自由贸易区，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实际上就是布尔津斯基讲的，利用美国的六大剩余优势，整合“大西方”。美国靠经济来实现整合，因为资本追逐的就是利益(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整合的最大共识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需要作出一些改变，比如对欧元和欧盟的政策。实现整合其实很不容易，但整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格局。亚太地区是典型的二元结构格局，安全上由美国主导、经济上由中国主导。如果美国推动依靠经济来实现整合行动，那么意图多半就是要剥夺中国在亚太的经济主导权，两方面都由它来占据。中国必须要看到这一大动向，并识别其具体的行动。

　　第二，绝不可忽略美元对金融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和平时期一国安全主要是指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在金融安全方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主动权(比如面对3万多亿美元外汇缩水，中国管用的办法不多)。金融的冲击和风险绝不可低估，政府债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债务的数量都很大，在经济下行和产能能过剩的压力下，其最大风险是资金链的断裂，很快就会波及就业和股市、房市、物价等等。中国的资源和土地收入占了GDP的45%，寅吃卯粮的问题很严重，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第三，海上安全风险。展望未来100年，海洋对人类生存与进步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围绕海洋领土主权、权益和公域开发利用的大博弈将在全球范围以各种复杂多变的形式向纵深展开，国家安全与发展越来越倚重于海洋战略的宏大设计和有利战略态势的潜心营造。随着大规模地面入侵可能性的基本排除，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转向海上。放眼所及，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这两处北南相向、由海向陆的地缘软肋，也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亚太棋势中波涛暗涌、危机渐呈。以往相对独立的台海问题，如今与南海、东海甚至两个半岛之间的异动呈现出更多、更强的内在关联。大国斗势、小国投机、区域集团分合，使得本就十分复杂难解的海上安全问题更加波诡云谲，我同时面对两个以上强敌和军事/伙伴联盟的安全威胁愈加现实，战略筹划的整体性和热点方向的跳跃性日渐凸显。这对中国战略、策略的运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中国都有办法应对。

　　第四，积压的社会矛盾所带来的风险。目前，群众对党、对政府仍然是信任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以往那种无怨无悔、同心同德、毫无保留的信任度在降低，这种现象是最可怕的。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舟水关系，干任何事情都只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舍此别无它途。在世界大变局无序、失衡的背景下，国际安全环境最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就是各种危机、挑战和矛盾，多元交织、内外互动，爆发突然、传递迅速，连带广泛、后果严重，往往出乎多数人意料，甚至很快导致国家政权更叠和地区格局变换。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使人民群众依然真心信任、拥护党和政府。

　　以上四个方面的风险是中国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布热津斯基说，内政和外交问题是最有可能使美国发生持续性衰落的根源，这个问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安全战略和未来展望

　　记者：如您所言，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海上安全风险、社会矛盾挤压带来的风险都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风险，那么，当前以及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化解这些风险？

　　黄星：风险的化解主要还是依靠自救。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紧紧地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动员人民、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这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首先，解决难题的办法归根结底是在人民群众中，我们的力量也在群众当中。要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动员、组织起来。如果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了没有自己的独特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那么就必然会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掌握和赢得未来。虽然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纠正问题很困难，但是目前开展路线教育的方向是正确的。目前，在法治框架下，把人民群众有序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记者：您提到的美国的“围堵”战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战略上需要突破的困境，我们如何应对？

　　黄星：世界大得很、矛盾多得很，资源和机会有得是。任何事物都不是铁板一块，任何联盟或伙伴关系都可以找出矛盾或缝隙。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说过，美国只要想维持其霸主地位，一定会得罪很多国家和地区。最近风声又起的监听事件，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因为美国的出发点就是通过损人利己、支配别人、控制别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中国其实很擅长辩证地看待和处理矛盾。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当年讲的“三个外交”(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人民外交)都要发挥作用，这三类外交有不同的作用和不同的形式。

　　记者：您能否简要地谈一下“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人民外交”这三类外交的形式和作用？

　　黄星：政府外交即国家间打交道的关系，主要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来推进。政党外交是与当权者、可能当权者或制约当权者各种政治组织打交道的关系，有公开和秘密的两种形式。人民外交的范围非常广大，各种轨道、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做，是这三种外交中最基础、最厚重的一种。中国外交中的大国间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包括海峡两岸关系，说到底是要和人民群众、和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建立一致的联系。

　　记者：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世界的整体发展趋势和动向，您能否预测一下中美关系的未来、国际秩序以及整体走向？

　　黄星：中美关系无非就是三种前景：一种是平行关系，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像平行的铁道一样。另一种是交叉关系，利益共同体(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第三种是渐行渐远的关系。两岸关系也是存在三种可能：维持现状长期化不可能，和平独立更不可能，剩下一条路两岸和平统一。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争取几十年，至少是二三十年稳定发展，确保振兴进程不中断或不出现大的起伏，那时就大事已成。现在，中美两个国家一个向上走，一个向下走，整个世界都是一种新的“东西南北”关系(语出邓小平,东西关系指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南北关系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展望未来，世界面临失序、动荡和大变局。“东升西降”的总趋势会更加明朗，中美竞争性合作的关系将主导世界局势。

　　伟人有诗：鲲鹏展翅九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如果我们站在高处看低处，站在未来看今天，有些人还想开历史倒车就显得很可笑。布热津斯基讲，未来10年两岸有可能统一，美国要为这一天的提前到来做好准备。大道至简，一旦把事情看清了看透了，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很幼稚甚至徒劳，不由让人想起“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那首诗来了。中国需要从未来世界的高度上，主动地设计战略、策略，登高望远，同时又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正如习主席所讲，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扎进黄土地，扎在人民群众当中，那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

　　未来中国充满希望，未来发展中国家充满希望，未来世界也充满希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全球范围看，“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与信息化、全球化、多极化的日益融合，正在对天下大势和历史前进的总方向共同起着强大推动作用。我们要坚信，中国的力量在中国自己，中国的未来在中国人民自己。 (赵斯昕根据采访整理)

　　黄星简介：

　　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现代作战理论、军队信息化建设、国家安全战略。主要著作有《战略学》、《从战略高度重视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建设》、《透视作战理论与实践发展新动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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