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瓦解“T独”要令其有仗难打

瓦解敌军五大目标之一：令其有仗难打

——敌工经验之借鉴·第一讲

高戈里

因为这些年来我工余研究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史，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团中央和乌鸦校尉网站曾邀请我合作制作做了一些相关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视频讲座。

此后，不少网友在给予了我很大鼓励的同时，希望我能结合统一大业谈一谈我军战争年代瓦解敌军的历史经验。于是，我和观视频合作制作了这5集关于“瓦解敌军五大目标之借鉴”的视频讲座，和大家交流。

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在和平统一无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要担负起收复宝岛历史重任，而在此间开展的“瓦解敌军”工作，不仅关系到减少伤亡、减轻战损，还关系到TW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道路”的对外展现。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

“敌工”，即敌军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就其工作方向而言，有“瓦解敌军五大目标”可以为当下的统一大业所借鉴，即：令其有仗难打，有兵难带，有谍难防，有罪难逃，有出路难拒绝。

先讲“瓦解敌军五大目标”之一：令其有仗难打。

网上有些人讲，瓦解“T独”武装就要跟对方讲清楚为什么要统一。这个大道理是要讲，但更要多讲讲的，是利害关系。对多数情况而言，道义在利益面前往往是很苍白的。从整体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官佐阶层特别看重利益得失。

我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之初，最先采访以及采访最多的老前辈李佐，在国民党第六十军曾是我地下党重点争取对象，和地下党工委书记杨重私交很深，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起义后随即代理暂编五十二师师长，之后在五十军历任师长、军副参谋长、副军长等职，离休前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离休享受副兵团待遇。

李佐1949年

我最初采访李佐时，他曾反反复复地强调：“你不把他们打的走投无路，他们是不会起义的。”这句话的含义，我是随着深入采访及大量阅读历史资料，才逐步感悟到的——他老人家怕我重蹈他人的老路，偏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

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影视出现了一个偏向，就是人为的拔高了一些起义人员在起义之前和起义过程中的思想觉悟。

这种偏向，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明文纠正过——1948年《中宣部关于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偏向的指示》曾强调：

宣传宽待国民党一般人员和一般俘虏是对的，利用他们来进行瓦解敌军工作是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一放下武器就没有罪恶了，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觉悟立功了，似乎他们简直就是起义将领革命军人。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也要有适当分寸，不要夸大他们的作用、觉悟性，似乎他们比人民解放军还有功劳，还要革命。

看历史资料，当年党中央领导部署敌军工作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一点——1946年4月，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刘浩，奉派到东北，负责领导东北滇军地下党的工作。行前，刘少奇同志当面交代：“要依靠我军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刘少奇同志把“军事力量”在前面，然后再强调“党的政策”，这就跟这个李佐老前辈反反复复提醒我那句话相吻合了——不把他们打得走投无路，他们是不会接受我党的策反政策。

以原国民党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少将师长陇耀为例。刘浩在延安受领任务的时候，中央领导向他介绍：陇耀虽然地位没军长高，但他是两代云南王龙云、卢汉同族亲戚，又是当年培养卢汉‘家将’的军官候补生队的学员，加上性格豪爽，疏财仗义，敢作敢为，成为滇军的中坚。龙云、卢汉就是用陇耀来笼络候补生队这批青年军官的，陇耀因此而有“卢汉的人事处长”之称。

陇耀师长的思想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顽固抗拒我军——刚到东北的时候，陇耀信心满满，有点儿壮志凌云，非要打好一个仗，给自己争光，也给老长官争一口气。但很快，第六十军在东北战场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把陇耀轻视我军的傲气儿就给打下去了。

第二个阶段，谨慎交往我军——在1947年五月底到六月，暂编二十一师从海龙向吉林撤退的时候，由于地下党及时送出情报，暂编二十一师遭到了我军的伏击、围堵，受到了歼灭性打击。陇耀师长丢下部队，到老百姓家高价买了便服，逃回了吉林市。

这期间，第二次进入第六十军的刘浩同志提出，要面见陇耀师长。结果，地下党同志的强烈反对：“陇耀历来唯卢汉马首是瞻，让他战场倒戈，等于让他背叛卢汉，至少目前可能性极小。再说，他刚吃败仗，情绪极不稳定，整天骂人。策反陇耀，身份无法隐蔽，万一他翻脸怎么办?”

刘浩分析了“陇耀的工作非做不可”的四点理由，其中第二、四条涉及陇耀思想转变的可能性：“……第二，东北战场敌我态势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陇耀不会看不到的，而一旦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发生动摇，他就有了给自己也给甘苦与共的把弟兄们留条后路的政治需求，不至于把事情做绝;……第四，目前六十军处境困难，这正是我们利用矛盾促其迷途知返的机会，即便见面不解决问题，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好。”

我曾经采访过陇耀师长的侍从副官。他告诉我：“那天，我腰佩手枪带着一名卫士在楼梯口和走廊警戒。陇耀师长交代：‘如果有人硬往楼上闯，你就给我开枪打!’”

这次会谈，陇耀虽然没有答应接受起义，但牵上了这条线儿。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要求：“海龙兵败后，部队缺额很大，只能等人员和装备补充完毕再相机行事。目前，我有个要求，请贵军尽快释放我师被俘官兵，特别是军官，否则，蒋介石从嫡系部队抽调军官安插进来，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刘浩回去不久，我军就释放了暂编二十一师一百多名被俘军官。

陇耀师长1949年

第三个阶段，暗中倾向我军——国民党第六十军是1948年3月撤到长春的，同年5月我军释放6名第六十军校团级被俘军官到长春。

这个时候，陇耀见他们是什么态度呢?自海龙败师后，陇耀开始留心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政策。解放军每次释俘，他都要找机会问问情况，有时还弄几本书看看。张秉昌他们回来后，陇耀不止一次请他们吃饭，自然，也提问了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陇耀提问不像曾泽生，提问之后，他只听，从不评价共产党好坏，也没有那么多诧异。只是私下才告诉张秉昌：“我早就打算唾弃蒋介石这条恶棍了!放心，兄弟我一定找机会向老曾进言，说服他抛开一切顾虑，弃暗投明!”

第四个阶段，坚决投向我军——在曾泽生军长下决心起义时，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曾一度不赞同起义，但陇耀师长态度坚决。陇耀思想的变化，归根结底基于难以割舍的私利。陇耀秉持旧道德的“义”字，他不光要考虑自己的出路，还要顾及将领们的出路，以及官佐阶层小圈子的出路。陇耀师长在师直属队是这样动员起义的：“六十军反蒋起义共产党非常欢迎，我也早有考虑。为什么不早带你们起义呢?因为如果早起义，你们会骂我，甚至会杀我。现在你们都看到了，留在长春没活路，突围也突不出去，除了起义，无路可走。”

国民党第六十军内部有军统特务，有嫡系部队将领，有国民党中央任命的高级政工军官，还有不少与我党土地改革非常有抵触的地富家庭的子弟，所以，曾泽生动员军长动员起义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讲“找出路”：“我们六十军的命运已到最后关头。老蒋今天上午派飞机空投了他的手令，命令我们立即突围。空投一断，守下去就得饿死。但突围也不容易，共军在锦州得手后，主力必将回师北上，我们突围等于自投罗网。更何况，弟兄们饥饿了半年，体力不支。所以，今天来和大家商议于死路中寻求生路的办法……。”

曾泽生军长1949年

在“走投无路”生死存亡之际，正是这种调子极低的“最低纲领”，避免了分歧，保证了在最大范围内统一认识，实现了步调一致的反蒋义举。

前述陇耀师长的思想变化，源于我军逐步实现了“令其有仗难打”的敌军工作目标：

第一阶段，顽固抗拒我军，是因为尚未打败仗;

第二阶段，谨慎交往我军，是因为刚刚打败仗;

第三阶段，暗中倾向我军，是因为连连打败仗;

第四阶段，坚决投向我军，是因为不想再打败仗。

这个历史经验完全可以借鉴到当下的统一大业中——近年我军在T海周边的一系列演训，就是通过实现“令其有仗难打”的敌军工作目标，推进祖国的统一。

最近，看到一位TW政界人士说：“战争只会带来貌合神离，残破不堪的统一。”

这句话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鼠目寸光。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放弃梧桐并不能避免战争——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往往四分五裂的时候，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人口锐减。统一以后带来繁荣，带来昌盛，带来富强。

这里有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非正义的战争只能用正义的战争来消灭。

如果我们对“T独”的分裂行为是置之不理的话，接下来祖国的分裂就会呈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而一旦祖国的版图分裂成几块儿以后，接下来就是战乱不断，血流成河。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就是我们前车之鉴。到那个时候，为躲避战乱，就有大批难民拥向港澳T。不要说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波及和拖累，就是这个难民潮也受不了。

第二个理由，避免战争有正道——用正义的战争制止或者消灭非正义的战争。换一句话来说，要想避免T海战争，正道在哪里呢?在梧桐的威逼下，放弃“T独”，就没有战争了。

2024年8月解放军锁岛演训示意图

如果TW当局坚持“T独”立场，还有一种避免战争的办法，就是起义，投诚。起义投诚不成，TW有一种说法叫“闪兵”——都开小差回家了，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了，国家就统一了。这也是避免战争的正道。

说到“闪兵”，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拿手好戏——人民战争。与“闪兵”相关的，请看下一篇文章——“敌工经验之借鉴”第2讲《瓦解敌军五大目标之二：令其有兵难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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