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依然没有过时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强大的历史逻辑力为支撑，以高远的国际视野，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发展定律，以伟人的气质和信念，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巨大的信心支持。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7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曾对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直接影响。如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新世纪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发展战略是否仍具有现实价值?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姜安近日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时对此进行了分析。

　　支撑并影响中国外交方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当今中国自身和所处时代环境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时已有巨大差异，“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已然过时，您如何看待此观点？

姜安：我并不这么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关注和强调的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外交和国家安全等主导性外交理念和原则，仍是国际关系事务中国家的核心价值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历史维度上，我们应如何评价“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姜安：总的来说，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求实创新的战略典范，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价值观照和路径选择，为中国外交方略建构了务实、有益的博弈方程式。

　　具体分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奠定了中国外交理论价值规范的基石。该理论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寻求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自保的方案，避免了重蹈近代命运的覆辙;在大国博弈中对中国国家安全保持新的警惕，对安全路径进行了战略选择。这体现出毛泽东对国家自主和民族独立的自觉认知和政治觉醒。

　　第二，建构了中国外交理论逻辑方程式的中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战略，其主要方程式是“和平共处”→“三个世界划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等。这些战略策略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秩序观，并始终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即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其中，“三个世界划分”以追寻国际正义和国家安全为原则，不仅贯彻了亚非会议精神，也奠定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理论演进和战略策略的思想基石，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外交整体链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开启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新探索。毛泽东站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冲突与融合的巨大历史平台上，以东方民族和后发国家的立场，为打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系，推动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有益探索。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必须植根于东方地缘文化和民族历史逻辑，才能贡献关于理解世界的独到声音，形成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新的话语体系，真正生成中国国际关系学派。

体现迥异于强权政治的中国气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快速上升，一些国家对中国“第三世界”的身份识别提出质疑。您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是否应发生变化？

姜安：理顺和分析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真正历史方位，是确定中国身份识别的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身份识别可能涉及一个命题，即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大肆传播“中国威胁论”、“黄祸论”，导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中国亟须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于消解“中国威胁论”的恶劣影响大有裨益。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是自我身份的理性反思和自觉认定，对于当今中国发展之后的大国历程具有自我约束作用。这种自律意识弥足珍贵，其表现为基于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政治自觉约束，基于负责任大国成长的道义担当约束，基于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文化传统约束。这正是迥异于强权政治的中国气派的内涵所在，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所在。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发展论、负责任国家论、新国家安全观及永远不称霸理论，正是毛泽东外交理念与实践精神的历史继承和深化。

新世纪中国走向大国外交的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眸和总结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特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能够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演进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供给？

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出的认知范式和逻辑演绎，缔造并主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的光荣传统。它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只是在具体策略和技术上，而将在思想原则和价值观领域不断凸显出来。

　　首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第三世界国家独特的理论表达方式。尽管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们，对西方的强势语言和价值立场持怀疑甚至是批评态度，但必须看到的是，上述努力仍然比较孱弱，其基本语言和思想逻辑并没有成为占据世界话语高地的主导声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用中国的话语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透彻观察和剖析当代世界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话语系统，凸显了对第三世界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观照，成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的重要思想萌芽。

　　其次，“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新的国际政治哲学观。在以西方国家为主轴的世界图景设计中，第三世界国家对强权势力的依附是一种“常态”，以西方或强国话语为主导的垂直规范体系是一种“常式”。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却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反国际依附的新模式。这种新的世界图景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而是以三个不同势力为政治博弈单位，以追求国际正义和民主为重要政治目的，建立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的价值宗旨，即国际伦理和正义原则、民族独立与尊严等核心价值观没有变化，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演进的中轴理念。

　　最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第三世界国家博弈理论的新范式。毛泽东以矛盾对立统一为逻辑出发点，针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分析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共同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提出了系统分析国际政治的理论范式。在世界历史流变和发展曲线中，毛泽东站在思想和时代的高度上，考量中国生存演化的世界坐标和历史方位，谋划出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谋求在大国博弈中缓和中美关系，利用西方国家间的矛盾，确立第三世界外交基石，寻求与苏联霸权主义的权力制衡，给予中国最大的政治贡献。面对新的安全形势，当今中国应运用毛泽东的外交理念，积极采取自主合作型外交战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坚持国家核心利益，坚持主权安全与平等;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安全机制，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

　　作为一项宝贵的政治思想资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崭新的思维智慧，为构筑冷战背景下中国安全方略奠定外交基石，更在于以强大的历史逻辑力为支撑，以高远的国际视野，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发展定律，以伟人的气质和信念，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巨大的信心支持。这超越时空限定，始终是新世纪中国走向大国外交、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宝库和外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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