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吸取法国的前车之鉴，避免陷入“盲目与国际接轨”的泥淖

在西方经济理论、海归经济学家的指导下，法国和中国先后都对两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进行了“与国际接轨”的改造。由于货币政策“与国际接轨”，法国经济由盛转衰，成为“一个已经破产的国家”。中国是否会陷入法国式的债务困境而成为又一个破产的国家?中国应该如何摆脱目前的“去杠杆”困境?为什么现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必将导致金融火山爆发危及国家安全?正确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应该是什么?法国经济的成败为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

一、法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1958年戴高乐将军上台执政，法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之一。戴高乐将军执政纲领体现在:他把国家、军队和货币作为三大执政主线，把“货币”上升到与“国家”和“军队”同等重要的高度上。戴高乐将军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真正理解基础货币重要性的伟大政治家。

即使在60年后的今天，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仍然没有发现基础货币的秘密，甚至没有分清基础货币与派生货币之间的本质区别，经常错误地使用M2概念来描述货币超发，更没有在思想上把“基础货币”置于“国家”与“军队”的同等地位。

戴高乐将军正是以他对“货币”的深刻理解及其对“货币”的精巧应用把法国经济推向“黄金时期”。在戴高乐将军执政期间，法国政府规定所有私人商业银行20%的资金必须上交国家作为保证金。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以及由央行集中起来的商业银行保证金，重点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发展;国家不再依赖海外美元资本的输入，不搞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和举借外债。国家资金的投资重点不是房地产，而是那个时代的前沿产业，如飞机、核能、石油、军工和基础设施。在这期间，法国的经济腾飞不仅没有依赖美元资本的输入，而且还在1968年归还了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债务。

法国通过中央银行向实体产业部门直接投放基础货币，优化了产业结构，增加了商品供给，提高了就业和居民收入，创造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使法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历史巅峰时期。在这期间，法国并没有出现西方教科书所担心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始终控制在3.5%以下。

但是，法国戴高乐政府拒绝外资盘剥的执政理念损害了国际资本的利益，引起了国际资本集团的强烈不满。因此，戴高乐政府必须下台。之后，经过国内和国际资本集团的一系列政治运作，以莫须有的反通货膨胀理由，法国在1973年1月3日通过了“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新《银行法》规定，“禁止国家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国家“必须向私人银行进行有息贷款”。在“国家—军队—货币”的执政框架里，“货币”被剥夺了。

当国际私人银行代替法国政府控制了货币发行权之后，法国经济不得不依赖境外资本和负债来维持自身的经济循环，从此，法国逐步走向国家破产。“1978年法国国家债务仅728亿欧元，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2%。而从这一年开始债务急剧飙升……目前已达到1870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1.7%。”更严重的是，法国国家债务的三分之二债权掌握在境外银行手中，法国政府的预算利息支出已经超过教育和国防的开支，长期失业人口超过300万人，经济被债务拖入衰退之中。法国前总理费永上台后表示:“我是一个已经破产的国家的领导人……”

在戴高乐将军关于“国家—军队—货币”的执政框架里，“货币”就是“钱袋子”，而“国家”则是用于存放“钱袋子”的地盘，“军队”是用于保卫“钱袋子”的枪杆子。一旦“钱袋子”被海外金融势力所控制，那么，“国家”已经名存实亡，“军队”只剩下象征性的意义了。这是今天的法国必须听命于美国，法国军队必须听命于北约司令部的深层原因。金融主权的丧失让法国由盛转衰，沦落为高负债、高失业、低增长的依附性国家。

二、中国的“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与中国经济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些重大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指导下，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推动施行的，这与法国“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的出台十分相似。1995年3月颁布并在2003年12月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与法国“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的共同之处就是以反通货膨胀的名义剥夺了主权国家的货币主导权。

《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之间前后呼应、相互配合。从2003年开始，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不再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相挂钩，而是与美元热钱的流入和外汇储备的增加相挂钩。到2013年前后，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与外汇储备之间达到了1∶1的关系，人民币彻底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从资金运动的角度看，美元持有者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进行投资，这部分资金作为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到市场之中，并通过其货币乘数效应，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为了对冲这部分因美元流入、外汇储备增加所产生的流动性，央行必须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收回这部分商业银行资金。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观察可以发现:央行的对冲操作事实上把国内企业的流动资金以存款准备金等方式抽走了，这部分人民币资金交给了美元持有者，成为美元持有者的人民币资本金。这就形成了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特有的奇怪现象:美元流入量越大，存款准备金率就越高，国内企业贷款就越困难，实际贷款利率居高不下，并导致资金持续流向高利润的房地产、股票和期货等投资领域。

实体经济的融资、贷款和利率环境越差，反过来更加有利于美元资本的扩张。这又导致国内越来越多的前沿产业被海外资本所控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优秀产业股权空心化的趋势。国内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全部被美元资本所控股，即是现实案例。今天，中国和法国的共同困境是国内经济被海外资本所控制，中国表现为重要产业和企业的股权被控制，法国则表现为国家债务的大部分债权被控制。

三、中国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2015年7月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这一年，全国百姓的一大部分储蓄被赶进股市推高了指数，同时，房地产和人民币汇率都处在历史的高位。海内外机构投资者通过抛售股票和房产、做空股指期货，把居民投入股市的储蓄转为他们的囊中之物，然后再把从股市套现的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汇出境外。在经济数据上表现为:自2015年开始，居民负债率持续上升，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企业和居民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持续下降。

国家外汇储备由将近4万亿美元降到3.2万亿美元，考虑到贸易顺差因素，累计减少大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直接影响了大约13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入。如果以4倍的货币乘数计算，直接影响了52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大部分股票不断创新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续爆仓、整个经济体投资和消费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

从2015年开始，国内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的根源是居民储蓄存量急剧下降、外汇储备骤降、基础货币投放速度减低、股市持续下跌、股票抵押品贬值、股票融资和上市效率降低等等。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因素导致了全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消费能力下降、负债率上升。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债务链。

从宏观调控的正常思路来看，此时应迅速给经济体输血，遗憾的是，宏观经济管理者不仅没有迅速输血，而是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反向操作。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开始了一场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层层加码的去杠杆运动和抽血运动。中小企业、中小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债务危机爆发了。根据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8月1日，A股触及平仓线的股票市值已经超过8000亿元，这意味着将近8000亿元的证券资产已经归零，同时留下8000多亿元的负债让这些投资者日夜提心吊胆，等待被强行平仓。这些危机开始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融资平台公司 (P2P) 传递和集中。超过70%的P2P网贷平台 (4347家) 首先“爆雷”倒下，基层群众超万亿人民币的养老养命钱化为乌有，投资者开始围攻这类金融机构。如果任凭金融风险的传导与累积，那么，一定会形成金融火山，进而形成政治火山和社会火山。这三座火山正在形成之中。治理大国经济，必须未雨绸缪，治之于未乱。既要提前准备灭火的手段，也要提前开始釜底抽薪。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改革

谁掌握了人民?这是执政党和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在经济金融领域，企业家、投资者、媒体人、专家学者和官员构成“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不同群体。判断“谁掌握了人民”，只要分析判断:在经济金融困难的时候，“人民”指望谁、依靠谁?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经济金融界对美国的关注已经超过对中国的关注。比如，在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状况下，金融界、企业界、舆论界、监管者乃至被股市套牢的股民都在指望着外国投资者入市，指望着美联储降息和美元货币宽松，指望着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指望着六万亿美元资金来抄底。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远远超过对美国本土市场的影响。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美元资本事实上已经控制了国内各类投资主体和市场监管者的心智，经济金融界的民心已被外资所虏获。

应该反思:在中国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什么国内的投资者、企业家和监管机构不是指望中国政府而是指望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是指望中国央行而是指望美联储?为什么不是指望国内机构投资者而是指望外国投资人?中国资本市场集中着各行各业优秀的龙头企业。目前深沪两市共有3510多家上市企业，总市值大约8.3万亿美元，流通市值大约6.7万亿美元 (相当于6个苹果公司的市值) 。果真放行海外6万亿美元入市，海外资本就可以完成对中国大部分产业的斩首行动，实现对中国各行各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此前，美联储通过发行美元纸币已经控制了中国互联网的主要企业。在海外上市潮中，美元资本已经席卷了中国大部分高科技企业。中国证监会对企业上市的种种限制和随意性监管正在进一步把国内的新兴产业逐出人民币版图而赶进美元的怀抱。在产业与投资领域，美元正在不断地取代人民币，这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举步维艰。

五、把“货币”提高到“国家”和“军队”的同等高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货币是人民的货币 (称之为“人民币”) ;央行是人民的银行 (称之为“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必须为本国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美联储和美元服务。可见，中国央行和中国的人民币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责任。如果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人民银行成为美联储的北京办事处，这必然会葬送中国革命的成果，必然会葬送党的执政基础。因此，解决中国当前经济问题以及由经济问题所导致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核心枢纽是:纠正人民币作为美元影子货币的状况，废除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发行相挂钩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恢复人民银行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为产业升级服务的主权货币属性和国家政治属性;通过执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确保货币政策不被汇率波动所绑架，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为此，笔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外汇储备和对应的法定准备金从央行移出并交给财政部，由财政部设立“外汇特别账户”或“主权财富基金”进行管理，切断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利率和汇率之间的联系，彻底摆脱人民币作为美元影子货币的状况，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属性和国家政治属性，恢复人民币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美国和美元服务的国家基础货币之定位。

第二，中央银行必须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定位，从而与财政部门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解决好“央行必须做什么”和“央行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深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给予中国央行正确的职责定位，这是导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中国经济问题持续累积并临近大爆发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政府财政工具的职责主要体现于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而央行货币工具的职责主要体现于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这意味着: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必须承担起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等有关生产环节的职责，而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调节流通环节的流动性。也就是说，中国出现宏观经济衰退、产业升级受阻、科技进步缓慢、国内股市债市低迷、优秀企业逃离人民币版图而投身于美元版图、美元资本占领了主要产业的龙头企业、核心高科技产品受制于人等经济现象，央行应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央行只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流通领域发挥着提供流动性的作用，把生产领域中应有的主权货币职责拱手让给美联储和美元资本，这导致中国经济充斥着美元资本，导致高端制造业、互联网领域的龙头企业遭受美元资本的控股和控制。中美贸易战把这一潜在问题彻底暴露了，当美国要缩小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断奶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信心几乎崩溃，于是乎百姓和机构慌了手脚，抛售股票，股市暴跌。国内相关部门和投资机构没有表现出大国经济的应有自信，而是慌不择路，甚至饮鸩止渴。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要发挥“顶层市场”的经济调控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同属于“顶层市场”，发挥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央行不仅需要通过货币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而且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投放实体经济所需要的长期发展资金。因此，央行必须把资本市场作为精准投放基础货币的入口，建立起类似于日本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只有利用资本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才能实现货币投放的精准性，才能改变现有的“货币漫灌现象”。

为此，央行应成立“产业与科技投资局”，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选择有关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精准地投放基础货币，直接购买该类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这既是法国经济腾飞时期的历史经验，也是日本央行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做法。未来若干年，中国央行应该逐步投入10万亿至1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直接参与高科技企业的创业股权融资，直接参与那些需要战略性扶持的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直接购买上市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直接投资优秀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中国央行应替代美联储成为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主要力量，用人民币资本而不是美元资本来孵化一批类似于BAT的新兴龙头企业。

六、精准投放基础货币是解决当前经济转型问题的总枢纽

中国拥有健全的工农业生产体系，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只要粮食和能源可以自给自足，中国经济就不存在产生灾难性危机的物质基础。国内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力体系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支撑人民币购买力、支配力和影响力的坚实基础。除粮食和能源问题之外的一切经济金融危机，都可以通过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来解决。作为大国经济体，央行不仅要在社会再生产的交易领域提供流动性，而且要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领域精准提供长期资本金。在经济转型或经济危机时期，发挥人民币基础货币的生产性职责与职能，显得尤为重要。

以资本市场作为窗口来投放基础货币，可以一箭多雕，解决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诸多棘手问题:

一是可以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解决资金空转和实体经济资金不足问题。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具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央行的货币市场操作主要是解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交易环节的流动性问题。而央行的资本市场操作，通过有选择地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和长期债券，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还可以增加上市公司资本金并降低短期负债率，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金滞留于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空转的问题。

二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杠杆率。降低杠杆率不能简单化，不能只减少分子式中的债务分子而不增加资产分母，否则会引发流动性危机甚至引爆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这是因为债务不是以个体的方式而独立存在，而是以债务链的方式作为整体的存在。资本市场集中了国内各行各业的优秀企业和龙头企业。央行通过设立“产业与科技投资管理局”直接投放基础货币，用于购买二级市场股票和参与定向增发，有利于国家向中长期规划中需优先发展的产业注入资本金，降低这类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的杠杆率，避免高科技领域的优秀企业和优秀项目被美元资本所控制。向高科技前沿领域直接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是解决长期以来科技类企业资本金不足、高科技企业被迫接受美元资本控制的根本出路。

三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利率。实体经济举债难、利率高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难题。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是绑定于美元流入所形成的外汇储备。通过央行直接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中长期低利率债券，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债务利息率，并带动整个实体经济利率的下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是可以与汇率机制联动，带动出口。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保护出口导向性产业的生产力。保护生产力 (包括保护出口导向性企业的生产力) 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当年戴高乐将军一上台，就把法国法郎兑黄金贬值17%，本币贬值成为振兴法国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本币的主动贬值是促进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就业的重要手段，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通行做法。

但是，本币贬值需要与资本市场的基础货币投放联动起来，也就是说，本币贬值的幅度要与股票指数上升的幅度基本一致。央行通过直接购买二级市场股票，推动股票指数上升，对冲本币贬值，防止出现“股汇双杀”现象，避免外资抄底资本市场，保护国民财富不流失，这是央行的重要职责之一。

五是可以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防止资本市场暴涨暴跌，形成稳定的社会财富效应，促进正常的社会消费。资本市场的涨跌直接影响着社会再生产的消费环节，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目前国内消费的跌落与2015年股灾、持续的股票下跌、投资者爆仓所形成的财富负效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建立央行直接向资本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机制，有利于稳定资本市场的预期。央行也可以通过增持二级市场股票、适度推高股价，形成正向财富效应，促进社会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稳定信心、稳定民心的重要措施。通过资本市场稳定信心、稳定民心，这项给政府加分的工作应该由中国央行来完成，而不能交给美联储来完成。

六是可以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央行的货币职责是:在生产环节，为企业提供资本金和长期债券资金;在流通交换环节，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经济活动的流动性。只要央行不在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充当财政工具并投放货币，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这也是当年的法国和当下的日本其货币政策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研究和运用基础货币工具，不仅需要掌握西方的金融理论，而且需要掌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在经济萧条、股市低迷、行业困难时期，央行通过资本市场窗口投放基础货币，直接购买优秀企业、成长性企业和可扶持企业的股票与债券，可以推动经济复苏和产业升级，可以增加市场商品供给和社会就业。另一方面，在热钱涌入、股市暴涨和经济过热时期，央行可以通过抛售股票和债券，回笼货币，对冲热钱，抑制经济过热，防止股市暴涨之后暴跌，避免财富流失。换句话说，抑制资本市场的过冷和过热，应该利用央行的基础货币工具，而不应该利用金融大鳄所控制的股指期货屠刀。总之，重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摆脱人民币作为美联储影子货币的状况，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与资本市场机制和外汇市场机制联动起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投资不足问题、出口困难问题和消费低迷问题;可以对正在形成的经济火山、政治火山和社会火山釜底抽薪。从长远看，这也是中国经济摆脱依附性、增强自主性、打赢中美贸易战、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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