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警惕有人冒用“改革”的名义，内外勾结、诱骗我们改旗易帜

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革观

高梁

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经过40多年不懈的努力，应该说，改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大体成型。

“深化改革”成为中国当下的广泛共识。下一步深化改革向哪里走？中央文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毋庸讳言，不同的人论及改革，对“改革”一词的实质内涵的理解，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最明显的分歧就是：所谓“市场取向”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还是淡化或取消社会主义，彻底和西方自由主义“接轨”？两种不同的改革观，涉及国家根本制度和道路的分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深刻矛盾的大暴露。“冷战”结束，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推行，带来种种恶果：跨国资本垄断、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金融投机势力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等等。西方知识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形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潮流。

但这个思潮在中国国内没有得到很大反响，特别是所谓“主流”思想界对此反应冷淡。这和我国4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关联。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改革就是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破除旧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放开私人经济进行的，这和当时以“撒切尔—里根主义”的开始流行有某种共通之处。当时，国内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破除“左”的教条的束缚，回归实事求是学风。大量介绍西方经济学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分析工具，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致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被边缘化。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由来已久，要厘清其错误影响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破除了计划体制束缚，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确实是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为此，社会上普遍存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建设成就的唯一因素”的印象。这一印象被自由主义学者们刻意放大，他们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渲染“计划经济一无是处、中国发展的成就仅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干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片面、绝对的论调。在一些人看来，“体制”就是万能分析工具，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市场”是唯一的灵丹妙药，而私有化就隐含在市场化之中。而对于世界上不少同样实行或引进“市场经济”的国家，他们的市场机制为何未能有效推动发展，则避而不谈。

关于国有经济的地位与改革方向、市场和政府功能的边界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在自由派那里，讨论任何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彻底”，只有“市场化、去行政化”才是出路。其逻辑很鲜明：“市场才有效率”。对他们来说，市场就是价值，就是“政治正确”；“市场经济”最好取消“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或生造种种“新”的社会主义概念）。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则一口否定其存在价值。总而言之，就是要无条件“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

关于“中国道路”的主张，概括地说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都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工具；坚持共同富裕的理想；坚持维护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障人民共同幸福和实现民族振兴，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并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

两种思想路线分歧的本质，是两条道路之争、大是大非之争。

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对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小。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思路，对“唯市场、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的思想和政策诉求，给予明确的拒绝。

只要对中国百年来经济发展，特别是新中国近70年的经济发展史稍有研究，就不会轻率得到“前40年一无是处、市场化是唯一灵丹妙药”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其基本前提是：第一，中国经历了20世纪艰苦卓绝的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摆脱了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第二，在计划经济的动员体制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成独立自主的，全民所有的工业、科教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全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从而有条件在开放引进中保持本国经济的主体地位、保持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第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培养了广大人民的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促进了社会的团结与向心力，政府的管理和动员能力空前提高。归根结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切恰恰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

党和政府在领导和推进改革、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基本保持了清醒思考和独立决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一方面，坚持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部门保持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兼顾“维护稳定，照顾多数人利益”和“促进发展”两大目标。在渐进市场化的同时，鼓励发展其他经济成分，使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完善，企业逐步适应市场并学会和外国公司竞争。正因为没有盲从“转型”理论教条，不搞“一步到位私有化”，从而避开了拉美和东欧的陷阱。

看不到这些因素，就无法理解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许多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别如此之大，就会陷入片面性和绝对化。

以上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学者那里，他们宁愿对此装聋作哑。他们看到的或相信的，只是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实。

研究比较国外案例，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深入认识经济制度、运行机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开阔眼界、破除对市场原教旨的迷信。

私有制和市场制度，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历史中，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在当代工业和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禀赋、社会政治条件、国际环境、人民素质、国家发展目标、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是影响经济运行效能的因素。制度（例如“市场化程度”）只是决定经济运行绩效的诸多因素之一，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分析，这一因素的作用才能看得清楚。

20世纪80年代，为推动改革所需，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体制的研究，偏重介绍市场经济的正面效果，如西德1948年放开经济统制后“来自竞争的繁荣”、亚洲四小龙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而对那些因听信西方劝诱实行“去国有化、去行政监管”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如南美）则讳莫如深。

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则一统天下，贸易、投资自由程度空前提高。由WB（世界银行）等组织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在全球各地推行。东欧诸国和俄罗斯推行“休克式”市场化转型。中国改革开放加速、成为“世界工厂”。“金砖五国”崛起。

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30多年，其总体效果如何，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美国（及西方世界）资本对低成本的追逐，使得传统产业大规模外移，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美国持续多年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导致巨额债务，顺差国的外汇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再形成金融泡沫债务累积，导致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很明显，危机既是西方经济金融化、脱实向虚的恶果，也是全球化条件下经济结构失衡的恶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证明自己。人们会问：全球化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资源配置吗？

首先看看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拉美一些国家因深陷债务危机，接受了美国及WB等组织“全面市场化，私有化”的要求，将国有大银行、重要国有企业出售。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停滞、金融危机不断。典型如阿根廷，因金融命脉和重要产业被外资掌控（1997年外资银行比重达52%），加之进口商品冲击、外债增长、经济衰退，2001年爆发债务—金融危机，引发严重社会动荡。毫无设防的“融入”政策为跨国公司的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民族工业被严重削弱的结果是损害政府行动能力。这应该是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东南亚。受美国诱迫，20世纪90年代起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放开金融管制，“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楼市和资本市场“虚火”，给国际金融大鳄创造了机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倒退多年。

东南亚和拉美的前车之鉴说明：当今的全球市场是极度不平等的市场，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场。不论在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没有变。在不对等的市场环境中，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总是有利于强者。

面对这样的竞争条件，后进国家的市场是否要开放，或开放到什么程度，对本国幼稚产业是否应该，或在什么程度上加以支持或保护，这属于发展中国家头等重要的经济战略选择。以一国的某个很短的历史时期的经验，来支持无条件、无底线开放或“融入”全球化的论调，是十足的理论浅薄。

再看看新自由主义在苏东转型国家的“成绩单”。

东欧。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私有化、市场化转型，很多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严重者如匈牙利，1990—1993年GDP下降了近20%。国企挂牌寻找“买主”，使其工业和银行业很快被外国资本控制。

苏联1991年解体，1992年俄罗斯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步放开市场物价，随即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广大群众沦为贫民。1992年20万家各类中小企业被拍卖或MBO，至1994年，又有3万家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其资产按每份1万卢布（时值25美元）的“私有化券”分给每位公民。其后，为解财政之危，政府分步将大型企业、矿山、油田挂牌出售。据报道，12.5万家中小企业平均卖价仅为1300美元，500家大企业（账面资产2000亿美元）出售，国库只收到72亿美元。极少数权势者“空手套白狼”摇身变为坐拥亿万的寡头，呼风唤雨，左右舆论与政局。随后是巨额财富滚滚外流。据统计，私有化期间，因资产低估转手、贪官侵吞，公共财富损失约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GDP的4.2倍、二战时损失的2.5倍。机械、电子等制造业企业成片消失。1989年俄罗斯GDP是中国的两倍多，到1999年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不到两亿人口的俄罗斯，失业人数竟达2500万（注意这一期间中国也处于国企大转型和经济低增长期）。

为什么同样引进市场竞争，东欧、俄罗斯和和中国的结果截然相反？国内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如下：

“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

据知情者介绍，苏联内部的各地区（加盟共和国）之间，工业分工明确，各地区结构单一。国家分裂后原来的内贸变成外贸，产业链立即被掐断。几年后贸易联系恢复，企业早已“饿死”，人员失散，原有能力再无法恢复。而且，以俄罗斯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其“休克改革”不可能指望得到像东欧小国那样的外部援助。对比我国的经验，这明显是“休克改革”思路本身的致命缺陷！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十分关注东欧经济改革经验。当时有东欧学者向我方建议搞“一揽子”改革，极力反对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思路，理由是“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一揽子”就是休克。“休克”改革的灾难性后果，今天已经无可争辩了。

当年俄国的盖达尔、丘拜斯等“改革智囊”和美国教师爷共同设计推进“激进转型”，博得西方一片喝彩。后人看这段历史，一个曾经令全世界敬畏的工业科技大国，因人为的政策失误而急剧衰落、全民蒙难。这班缺乏经济实感、仅靠从西方书本抄来的教条就敢搞事关国运的“顶层设计”的“智囊”，只能列入“书生误国”、“民族罪人”一类。

从今天世界市场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纯“学理”出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鼓吹后进国家对外全面撤除防护屏障、对内撤除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拆除国家支柱企业、放纵私人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诉求，是不折不扣地为资本，特别是为西方大资本剥夺后进国家人民血汗鸣锣开道的工具。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其对我国改革事业的误导、清算其对我政策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我国的经济改革研究领域，长期存在或盛行“市场化”迷信和“为改革而改革”的倾向。不少人固守40年前的老经验，将国企产权改革、反垄断、鼓励非公经济、减少政府干预等诉求绝对化。经济学者多偏爱西方“纯理论”，缺乏对工业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对我国工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态势、自身状态、前进方向（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目标）也是若明若暗。

中国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医疗教育市场化加重人民负担，住房市场化催生金融泡沫，文化体制市场化导致媚俗化，等等。一些人大力宣扬，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府管得太多”、贫富分化是因为“官员腐败、国企薪酬过高”，而且“改革中的问题还要靠深化改革解决”……

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冒用“改革”的名义，为资本辩护、为外资辩护，挖国有经济墙角，限制政府正当的调控能力。至于所谓“市场化（私有化）”能减少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能解决“唯利是图”的市场逻辑和医疗教育文化公共性的矛盾，纯属强词夺理，越来越没有听众。

关于产权改革的争论，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多年来一些知名学者不遗余力地唱衰国有经济，所谓国企“腐败低效垄断、和市场不相容”，要国企“靓女先嫁、退出竞争领域”，甚至堕落到煞有介事地用数理方法证明“腐败有理”、大声疾呼国企加快“MBO（监守自盗）改制”。如果中央没有听这些专家的，就拐弯抹角地批评“改革空转”，“穿马甲的计划经济”之类，似乎只有他们才得到了改革的“真传”。

决策层没有采纳这些近乎无赖的意见。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调整、创新发展，企业结构趋于优化，实力提升，活力增强。在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中，国有企业始终是可靠的基本队伍，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如果按“改革专家”们的调子彻底搞“国退民进”，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将被抽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将被摧垮，工人阶级将彻底沦为“弱势群体”，更遑论共同富裕。多年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地钻进国内外居心叵测者的圈套！

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也有不少值得检讨之处。仅就工业方面举几例：

（1）改革政策的着眼点，仅限于推进国内市场化和“反垄断”，忽视全球化条件下强势外资的挑战，开放缺乏分寸感和“度”的把握。过于相信“自由贸易”教条、单方面对外资普遍优惠，放任外资扩张渗透。面对跨国公司的系统竞争优势（规模、组织、技术、国际营销等），缺乏应对思路和相应政策。

（2）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受“唯GDP、比较优势论”影响。“引进消化吸收—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方针一度淡化，推动战略性产业自主升级政策执行不力。缺乏对大型骨干企业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惜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自生自灭。政府抓GDP偏爱招商引资，忽视培植本土产业、忽视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发展主导权部分旁落。

（3）淡忘“以我为主”的科技—工业现代化战略，迷信“市场换技术”，耽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买技术成果＝获得技术能力”幻觉；政府协调的行业攻关—产业化机制被弱化，形成分头引进，对西方技术封锁被动应付，被动跟随。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削弱了自主创新的意志和能力。

经济发展方针要坚持以我为主、要让经济发展的收益惠及多数群众。要以自主科技创新增强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要坚持和加强国家对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只有明确以上基本目标，才能明确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最低限度规模，才能根据实际的发展需要明确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等领域中，政府职能和“市场决定”的边界，而不是仅仅以某个外国书本为依据。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要特别注意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警惕内外勾结、诱骗我们改旗易帜的图谋。

（本文原载《著名经济学家纵论新时代经济》，程恩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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