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后一县委书记因贪污被判死刑，有人求情，陈云坚决不许！
1983年1月17日，广东汕头市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对原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的判决。
据查证，王仲自担任海丰县县委书记后，利用其职权侵吞缉私物资，贪污受贿，总计金额高达69749元，鉴于其情节，已经构成了很严重的贪污罪，受贿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终判处王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图|王仲在判决书上签字
事实上早在一个月前，广东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就已经宣判了王仲死刑，那时的王仲尚不认为自己罪行严重，坚持要求上诉，事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仲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直到被确定将执行死刑，王仲才感到一丝后悔。
据曾看押王仲的检察干部李向东回忆，王仲临死前曾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得记住，当了官千万不要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嘛！但愿我的错误能给国内当权的、当官的敲一个警钟吧。”
王仲因贪污被判死刑后，案件层层上报，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在看到简报后，在得知王仲一个人便贪污了6.9万元时，气得手抖，因为在当时，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只有几十元，王仲贪污所得，大致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收入。
图|陈云
出乎预料的是，就在王仲被判处死刑后，曾有不少人建议，王仲是一个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过去曾有过卓越贡献，应该从轻发落，陈云针锋相对的表示：
“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汕尾这样一个离特区这么近的城市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王仲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一台电视机”让王仲大开“方便之门”
王仲任职的海丰县，如今隶属于广东汕尾市，在行政区划改变以前，海丰县隶属于汕头专区（1959年3月22日），后来又改隶属于惠阳专区（1983年）。
毫无疑问，海丰县是个好地方，它毗邻香港、澳门，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借助着这股东风，海丰县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可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尚不明朗，因此海丰当地迅速产生了一个灰色产业——走私。
事实上不仅是海丰，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毗邻香港、澳门的各个村镇，都流行这种灰色的产业链，人们私自到港澳地区后，购买当地的电视机、电冰箱、收音机等物品，然后再拿回来贩卖，从中谋取暴利。以至于最猖獗的时候，海丰当地的农民不事生产、学生也不愿上课，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投入走私的行当中，在金钱诱惑下迷失了自己。
图|八十年代的“鱼骨阵“天线（图位于广东东莞）
那时广东毗邻港澳地区的人家，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电视机、电冰箱，这些东西在一些内陆城市，都十分稀缺的东西，在这里反而成为了常见物，而且当地的居民利用私自搭建的闭路天线，还能够收看港澳台的电视节目。
海丰县的农民不事生产，工人不辛勤劳动，学生也不爱上学，整个县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家也出台了政策，严禁走私。
可也滋生了像王仲这样的人。
王仲是天津蓟县人，早年参军入党，也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勤勤恳恳。
1976年2月，王仲调任海丰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
改革开放后，王仲最初仍秉持着入党时的初心，严厉狠抓当地走私泛滥，只是没想到，王仲最终没能抵抗住诱惑。
大约是在1979年的深秋，海丰县一个广播员抱着一个纸盒子叩开了王仲家的大门。
广播员一上门，就装出一幅可怜相，对王仲说，家里有亲人在澳门，希望王仲能通融通融，让他去澳门看亲戚。
王仲参加工作多年，对他的情况心知肚明，那时去香港澳门，都要政府的批文，如果是正规的探亲，完全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何必专门来找自己呢。
图|八十年代黑白电视
果不其然，这个广播员神秘兮兮地靠上来，踢了踢脚边的纸箱子，对着王仲的耳边说：
“这是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
王仲的心狠狠抽动了一下，虽然这台电视似乎看起来价值不大，但在那个年代，却要算是奢侈品，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在海丰走私泛滥的年代，电视似乎不算什么稀罕物，可唯独王仲作为县委领导干部，却反而没有，这让他的心里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感。
几经“婉拒”后，王仲“无奈”地收下了这台电视机。
几天之后，这名广播员就拿到了他想要的赴港澳探亲的批文。
也因为这台电视机，王仲逐渐地向罪恶的深渊下滑，直至越走越远。
王仲为纷纷上门的人大开“方便之门”，而来的人多少也会带一点“礼物”，电视机、收音机、冰箱等等物品，王仲自己家里用不了的，统统拉去市面上贩卖，转手就是暴利，这“无本”的“生意”，让王仲赚了个盆满钵满。
图|八十年代查获的走私录影机（大铲海关在珠江口海域查获的大量走私录音机）
据事后调查，从1979年年底到1981年7月，王仲通过收受赴港人员、商人的贿赂，总计电视机6台、收录机2部，电冰箱1台，总价值1.1万余元。
王仲惊奇地发现，原来利用手中的权力赚钱，是这样容易的事情。
随着越来越贪婪，王仲很快就管不住自己了。
盯上了“盘子”里的“肉”
王仲将送上门来的礼，全都拉去市面上贩卖谋取暴利，很快他就嫌这种方式来钱太慢。
那时，王仲不仅担任着海丰县委书记，还兼任着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被他缉私没收的电视、电冰箱、收音机，统统都堆在汕尾镇的仓库里。
王仲每天都过去“点视”，看着这些没收上来的东西，王仲口水直流，他注意到了很关键的一点，组织上对于这些没收上来的东西，管理并不严格，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出，更为关键的是，这里面的“东西”，似乎也没个准确的数目，就算“丢”那么一两件，也无从查起。
“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王仲就像是那个看守仓库的小吏，今天顺走一台电视机，明天顺走一台收音机，据后来调查的情况，从1979年到1981年7月，王仲以“照顾领导”等各种名义，从仓库里“顺”走了手表331只、电视机1台、收录机17不部，电风扇两台，衣服布料等物，总价在58141元。
图|王仲贪污案庭审照片
1980年7月下旬，当地公安部门截获了一条走私船，王仲接到报告以后，立即开车赶往现场，在缉私的货物中左看右看，挑中了一大批东西，用车驮着带回了家。
那时的王仲，经常开着车随意地出入汕尾镇各个缉私仓库，通过随意挑选或者是压低价格购买带走。
仓库的管理对于王仲而言，基本是形同虚设。而且为了应对管理人员，王仲还经常以奖励的形式，给属下工作人员发放走私物品。
尽管，王仲的身体并不好，时常处于养病，可每次到汕尾镇的仓库，王仲便神采奕奕，看着仓库里囤放的物资，王仲犹如帝王一般，只要是他中意的东西，往往都会被他顺走。
不仅仅是贪污受贿，王仲在体会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以后，更加肆无忌惮，他的妻子陈巧兰在1958年便已经退职，但在他的“落实政策”下，被安排为县文化馆副馆长，他的几个子女，也都被王仲安排为缉私干部，这样一来，王仲行事再无所顾忌。
在王仲的纵容何包庇之下，海丰成为了走私犯罪的天堂，甚至被人们戏称为“远东国际市场”。
事实上，上级很早就注意到海丰走私日益严峻的情况，加上王仲行事不知收敛，广东省纪委很快就接到举报，并立即派出调查小组。王仲见状，立即与子女、同伙订立攻守同盟，还积极拉拢腐蚀调查干部，以至于后来广东省纪委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图|王仲听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宣读判决书
王仲行事风格越来越嚣张，甚至在机关内公然排斥异己，并疯狂叫嚣：
“有人想把我赶走，看谁先走！”
在海丰县，有关王仲的举报信数量相当大，但因为王仲的拉拢腐蚀，他在海丰几乎算得上是一手遮天。
1980年3月，王仲罪行初步败露，汕头地委曾明确责令王仲停职检查，但那时王仲积极串联同伙，订立攻守同盟，以对抗上级调查。
真正引起中纪委注意的，是一封刊登在《南方日报》上的检举信。
改革开放第一案
也因为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中央在1982年便决定严肃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
1982年1月5日，中纪委将一份调查结果交给陈云后，陈云看后震怒，立即在简报上批示：
“我主张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邓小平在接到中纪委转来的简报后，也在上面批示了8个字：
“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同年4月，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 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图|陈云与邓小平
鉴于海丰走私情况严重，陈云特别派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带着调查组亲自赴海丰，听取案件调查情况。
1982年2月20日，海丰县4名缉私艇工作人员因知法犯法被捕。
王仲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些事迟早东窗事发。
他将妻子以及子女叫回家开会，订立攻守同盟约定，还将自己贪污走私所得的赃款，分别存在14个储蓄点，名字也多用假名，甚至于有的户头上的名字竟是属于已死多年的人。
对于王仲案的调查讯问，最困难的在于两点。
一、王仲铁了心的负隅顽抗，对于犯罪事实一概不承认。
二、对王仲犯罪事实，取证困难。
需要指出的是，王仲在利用职务侵占缉私物品是，有多数是不被记录在案的。
缉私仓库保管员王泗吉作为证人，在调查人员办案的过程中提交了两本账册，据他交待，一本是原始账，记录缉私货物的出入库情况，一本是手写帐，是他后来根据记忆所写的王仲从仓库取走的东西。
因为王仲每次从仓库取走东西，都是优先以体积小，易于携带、单价教高为先，所以手表就成为王仲优先所选择的物品。
图|邓小平
可通过调查发现，前后两本账上记载王仲取走的手表数目不一致。加上王泗吉本身证词前后存在矛盾，办案人员只能根据事实固定罪证。
也因为调查过程中的细致认真，在案件审理、二审以及最高院核定死刑时，对检察院提交的事实证据认定均没有做出任何改动。
即便是有事实证据，但王仲因心脏病被安排在汕头地区专科附属医院监视居住期间，对自己的罪行依然不承认，他告诉办案人员：
“物资有一部分是在上级机关领导买的，另一部分是自己买的。由于当时我没有带钱，所以就先记账，后来让女儿给了部分钱，剩下的没来得及给。”
后来王仲被依法宣布逮捕，并被转移到揭阳县看守所后，也因为环境变化，王仲很明显地开始出现焦躁。
据李向东回忆，他曾注意到王仲虚弱的情况，提出可以让他休息一下，并为他收拾行李。可无论怎么劝说，王仲也不愿意离开他的床头。
这一怪异的行为引起李向东注意后，一次，他趁着王仲不注意，仔细搜查了床头柜，在床头抽屉的上沿，找到了用胶带粘贴的两片不到一寸长的手术刀片。大家这时才意识到，原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的老头儿，内心深处以萌生死志。
在发现刀片后，整个监护组立即行动起来，24小时严密监管王仲，还在门口增加了武警岗哨。
可即便是到了这一步，王仲依然拒不认罪。
图|王仲案件简报
据审理王仲案的助审员陈石波说：
“我们告知他，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被告人不认罪，但有其他证据证实同样也可以定罪，他还是不思悔改，拒不坦白。”
就在案件审理进入僵局的时候，办案人员从王仲妻子陈巧兰那里得到了突破。
据当年参与办理王仲案的汕头经济检察科预审小组成员罗益平介绍：
“当时我们调整办案策略，7月9日至28日我们办案组吃住在潮州，19天里一共提审王仲的妻子陈巧兰26次，耐心释法说理，用查实的证据击破她编造的谎言。最终陈巧兰痛哭流涕地交代了王仲贪污受贿后赃款赃物的具体去向，案件有很大突破。”
案件被提交法院后，法院依法审理此案，考虑到该案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法院决定在汕头地委的大礼堂开庭。
1982年9月15日，广州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王仲案，就在庭审现场，整个地委大礼堂坐满了前来旁听的观众。
可在众目睽睽之下，王仲依然拒绝认罪。9月17日上午庭审辩论期间，王仲心脏病突发晕倒，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法院宣布延期审理。
1982年12月20日上午九点半，第二次庭审，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合议庭进行了合议。
图|《南方日报》刊载王仲案件处理情况
事实上以王仲的情况，是有可能避免死刑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的刑法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在1982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贪污罪论处，五月一日前能主动投案，坦白交代的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
如果王仲确实能认罪悔罪，依照国家相关规定，是可以从宽处理的。
可王仲拒不认罪的态度，彻底葬送了他的生路。
合议庭经过合议认定：
“王仲身为县委书记，无视国法，罪行败露后，四处打听情况，分散赃款赃物，大搞串供活动，认罪态度恶劣。行为已构成贪污、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应判处死刑。”
合议庭将判决意见提交审委会再次讨论，讨论后审委会决定，同意合议庭的意见。
1982年12月21日，广东汕头地委中级法院宣布判决：
“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749元，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贪污罪和受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5条、第185条和第53条第1款的规定，判处王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下达后，王仲仍拒不认罪，并提出上诉，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身裁定，维持原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依法执行死刑。
王仲也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因贪污而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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