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商业神话都潜伏着同一个危机

【导读】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议话题，无论是“澳门新赌王获刑”、“联想高管高薪”，还是今天热搜的“滴滴退美赴港”，以及“比特币大佬登顶华人新首富”，多多少少都间接指向一个深层问题：财富获得和分配的严重失衡。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化带来的影响，每个人都有体会，要解决这一问题，绝非易事。本文清晰地指出：普遍性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正是从2008年开始的一轮全球经济危机的基本表征。

过去30年，世界经济的最大变化在于全球资本流动性极大增强，资本全球配置对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复杂面向也逐步显现。发达的欧美、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还有广大欠发达和长期衰退地区，各自在这一轮危机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表现和特征。对于我国而言，问题恰恰属于新旧混合的状态，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在外部，西方致力于将此次危机塑造成为“中国成长导致的国际秩序危机”，在内部，技术变革对我国产业结构、劳动形式和就业结构也带来深刻改变。

文章提醒，无论是“再工业化”策略，还是鼓励科技创新的政府投资行为，如果没有意识到正在酝酿中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可能对产业结构、劳动结构的颠覆性影响，如果不能在技术革命的过程中为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必要的博弈和干预，那就无力改变劳动者群体被边缘化、社会撕裂反复发生的现实。“共同富裕”，不仅是我国政治承诺的历史性实践，也是发展战略、发展理念与发展道路的调整节点。要真正走好这一步，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高速流动、无序扩张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如何在推进技术变革和社会均衡发展之间保持平衡。如能有所突破，中国实践或许可以为全人类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原题为《共同富裕：面对全球贫富悬殊的世纪难题》，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共同富裕：

面对全球贫富悬殊的世纪难题

2021年以来，在限制互联网领域平台垄断，节制教育、文化以及住房领域资本过度泛滥等方面，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引发国内外舆论持续关注。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提出“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到“扎实促进”的当下要求，“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政治承诺的历史性实践，也被视为中国发展战略、发展理念与发展道路的调整节点。但在世界格局日趋不稳定的当下，“共同富裕”面临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危机的深刻挑战，2020年疫情危机更是将世界性危机的烈度和不确定急速放大。在此种内外变局交汇的历史节点上，对中国重提“共同富裕”目标，力图克服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做法，也需要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

21世纪的危机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种世界性的低烈度危机已经持续十余年。2008年以来的危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的最大变化在于全球资本流动性极大增强，资本全球配置对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复杂面向也逐步显现。与此同时，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新经济业态（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新经济业态的垄断结构和全球分工链的动荡等问题相互纠缠、相互激化。

在这两种新要素的推动下，此次危机烈度表现虽然不如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但从危机的广度和持续性上则超越以往。此次危机具有普遍性，与20世纪被称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但实质上只具有局部性的经济危机相比，21世纪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已经形成，危机的发生和传导因此具有全球性。除了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低迷之外，普遍性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成为危机的基本表征。

2020年的疫情危机更以一种戏剧性的姿态将全球危机的现实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加剧了全球性的阶级不平等。

与20世纪相比，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21世纪以来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减少。与之相对，是南北差异的内部化。在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6年，处于收入上层的1%群体收入是底层90%群体的20余倍。在欧洲，由于“去工业化”影响、劳动力成本问题和新技术对劳动方式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普遍超过40%。在中国，截至2020年，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并以每年1%的速率快速提高。在大规模扶贫取得重大成果之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逐步转变为城市与乡村内部的不平等。

2008年以来的危机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首先是前工业化社会的危机形态在部分国家依然存在。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传统农牧业经济条件下，气候灾难、人口和资源矛盾引发社会经济危机，突出表现为饥荒和内部动乱。其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社会的危机在新兴国家凸显，呈现为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失业浪潮、社会分化、劳资冲突、城市治理危机，等等。最后，基于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分工结构带来的新型社会危机也在发达国家、新兴国家的部分区域集中爆发。新技术、新经济正在像工业化时代一般，重塑利益结构，将社会区分为新技术人口与传统就业人口。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结合带来的劳动力替代，导致失业劳动者从低技术领域扩大到传统的中等技术领域，以及新技术领域的劳资失衡与过度劳动问题。劳动力组织化水平、技能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将再度决定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分化的程度。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既面临一些工业化社会的传统危机形态，又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一道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共同面临技术变革带来的人类社会新挑战。“共同富裕”即是应对这种全新挑战的中国方案。

危机时代的思潮和行动：不同国家的共富诉求与挑战

尽管对此次危机原因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但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都已经产生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思潮和行动。由于在全球市场、全球分工链条中的地位差异，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各国、各地区应对危机，以期实现“社会再平衡”“国家团结与内部整合”的思潮和行动也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征。

首先，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作为资本、技术和市场供给者的美国和欧盟地区，出现了保守主义与左翼的激烈竞争。

在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保守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在全球化中受损的本土劳工阶层、传统行业的白领阶层。在他们看来，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进展并没有令其受益，反而是被跨国企业、跨国资本背叛，被中国、东南亚国家、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工群体抢走了工作机会，被南美、非洲、中东的非法移民败坏了社会秩序。其核心主张是反移民、反对跨国资本，支持贸易保护和“再工业化”，期待重温工业化高峰时代的富足生活和辉煌成就。例如，特朗普以“反政治正确”的言论为人所侧目，但是对于国内政策，特朗普采取的行动与里根改革有颇多相似性——降低政府管制、减少税收尤其是企业税收、推动“再工业化”，等等。法国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简称RN，2018年更名）的现任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也认为当下的全球化是不受管制的，从而削弱和威胁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保护原则，削弱了经济主权和治理能力。因而必须反对全球化，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反对难民进入，反对非欧移民，特别是来自北非、西非、中东的穆斯林；回归传统社会价值，反对多元文化和同性婚姻等。曾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也秉承相似主张。

与之相对立的，是左翼思潮和行动。左翼思潮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危机，但与保守主义者期望“回到过去”不同，左翼思潮支持者们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深刻冲击有着更敏感的体会，认为必须做出一些全新的探索和改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美国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并在年青一代中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原因在于，其主张消除医疗债务、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征收“极端财富税”等一系列主张触及“千禧一代”青年群体的困境——社会不平等不仅仅只是资本全球化拉大财富差距的问题，还因为青年一代要面对的新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分工形态（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有着极高的门槛，缺乏家庭财富和社会资源支撑，个体需要承担巨额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杨安泽等人倡导“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为每位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提供一定数额的全民基本收入，则触及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在自动化与智能化结合的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再就业将更为困难，失业不再是暂时状态，而是意味着工作机会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到2015年，自动化已经摧毁了400万个制造业岗位，未来12年，三分之一的在职美国人将因自动化而失业。”法国的左翼政治人物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也意识到青年一代遇到的是更为复杂的困境，因此强调要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为青年群体提供福利支持。支付这些成本则主要依靠推动税制改革，强化对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的税收能力建设。除了具体国家内部的左翼思潮和政策行动，自2008年以来，一些跨国性的左翼思想和社会抗争运动也不断发生，例如哈特和奈格里主张的“诸众”的抗争——底层群众不依托于强有力组织形态的“去中心”化抗议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定程度上具有该种特征。

从上述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观察，左翼思潮虽然意识到了新问题，但其影响力相对于右翼思潮和行动而言较为弱势。这与左翼群体的内部分化密切相关。传统左翼理论基于大工业化生产模式下的劳动者联合与斗争实践。全球化进程和技术变革深刻改变了劳动者的构成形态。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能力（如跨国语言能力）、金融能力、掌握复杂技术和新兴技术的程度（如信息技术能力）等，成为劳动者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其现实表现就是知识分子、高技术劳动者支持文化多元主义、进步主义，传统产业工人群体在支持劳工保护的同时反对文化多元主义。而在资本主义上层社会中，新技术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也倾向于支持文化多元主义和鼓励移民，中下本土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则与本土制造业资本在保护主义和反移民、反对新兴资本上达成一致。

其次，处于全球分工链条中劳动力、资源和产能供给端的新兴经济体，则出现了吸引资本、开放经济与缓解社会分化、加强内部团结的两难。

在印度，莫迪在2014年当选为总理，并被视为可以解决印度长期困境的强力领导：对内，试图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化国家认同和权力整合，强力压制反对势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图克服印度工业化发展面临的限制性因素。对外，以印度的市场前景为筹码与外国资本进行博弈，吸引技术和资本投入；推动扩张型政策，转移国内矛盾和增强印度的海外影响力。被称为“南美特朗普”的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以“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的口号赢得了总统选举。在经历了2015~2016年毁灭性的经济衰退之后，博索纳罗及其经济团队采取自由市场政策对前几届左翼政府的政策进行“纠偏”：削减福利支出成本，出售国有资产以筹集资金、提高效率，缩减政府管制，促进财政稳定，削减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以期创造就业。

新兴国家中，印度属于工业化发展期，但也开始直面社会分化问题。为了应对社会分化，除了加强自身的福利体系建设之外，印度寄希望于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获得更多市场和资源，并试图与美国、欧洲主导的产业链条实现更为有效的整合。巴西则属于社会分裂较为严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呈现出左翼、右翼政策剧烈摆荡的格局。

最后，在更为广阔的欠发达地区和长期衰退地区，则出现了宗教复兴的浪潮。

很多欠发达地区还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业化，尚处于传统社会的危机泥淖，却也已经被动卷入全球化浪潮中。客观而言，这些危机需要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加以解决。然而，其自主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不仅缺乏组织资源和物质资源支撑，也缺乏舆论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环保主义、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被视为天然正当，而这些边缘区域似乎仅有作为“景观”和“自然遗产”存在的合理性。以非洲国家为例，很多国家往往呈现“先进政治架构”悬浮于部落族群社会之上的现实，部落与族群分化被正当化和制度化，民族融合与社会融合长期停滞。此类国家形成了极少数高度全球化的上层精英群体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分裂，即使这些精英通过民主制度将自身伪装成国家的代表，但并不共享和本土民众相同的生活经验。在少数群体进入全球市场网络而多数民众被排除在外的背景下，在频繁的危机中，宗教往往成为下层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因为宗教不仅仅是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组织资源。在公共服务和政治力量匮乏的条件下，民众依靠宗教的组织性来保护自身和维系尊严。

“共同富裕”的国际面向

如前所述，21世纪的危机具有普遍性，但是对于具体国家而言，危机的构成具有差异性。中国面对的问题恰恰属于新旧混合的状态，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独特性。

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情况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财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并造成新型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开启了“里根-撒切尔”改革，以降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提高企业和资本自由度。自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实践在争议声中持续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并被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去干预”为主要措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于企业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的促进作用相对明显，但也加剧了劳资结构的不平衡。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又收获了冷战结束后巨大的国际秩序红利——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东剧变，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价值洼地。一种超越两极格局的全球资本主义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正得以确立，在带来国际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速持续提升的同时，也制造出基于金融资产特性的巨大财富不平等，远远超越了基于劳动收入差异的不平等限度。

资本全球流动性的极大提升，使得跨国资本、大型科技企业可以利用税率洼地来改变自身经营结构，大幅度降低税负标准。这又带来各国征税能力的普遍下降，进而导致再分配领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人员、信息的高速度、大空间流动，在一国内部社会结构复杂性、异质性、多元性上升的同时，国际交往、国际合作的范围也日益超越单一国家的治理能力，需要在更大空间、更大范围上实现协作。然而，从目标来看，以跨国协作来应对此种不平等的努力尽管已经取得一些积极面向，如全球统一企业税问题（2021年6月，G7会议达成一致，力图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设定15%的最低企业税率；2021年10月，该协议在G20领导人会议中获得通过），但对危机的不同理解以及具体国家之间的利益、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对危机的应对与国际权力竞争相互纠缠。其典型特征，是以美国政治精英集团为代表的西方精英群体，将中国的成长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疫情危机爆发后，美国政界进一步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升级为舆论战、技术战、金融战，力图将国际政治经济的再平衡进程塑造为“霸权争夺”与“文明竞争”，严重扭曲人类社会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想象。

与此同时，技术变革对产业结构、劳动形式和就业结构也带来深刻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新经济业态（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21世纪最初十年的后期，新经济业态和新技术巨头的垄断性特征也开始日益显现。各国内部普遍存在的对新技术巨头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民意通过各种形式，如舆论、抗议运动、选举过程的倾向，要求政府加强对跨国资本和新技术巨头滥用垄断地位、威胁民众信息安全、逃避社会责任的约束。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推出针对大型数字技术企业的《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力图加强对数字巨头的监管。2021年6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推出以《平台竞争与机会法案》《通过启用服务交换增强兼容性和竞争性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针对大型平台企业（covered platform）的监管法案。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展开了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强监管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新技术巨头不仅带来了垄断，其所主导的更新一轮技术浪潮（又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智能化浪潮）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冲击，还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再次“大分流”。无论是“再工业化”策略，还是大力鼓励科技创新的政府投资行为，如果没有意识到正在酝酿中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可能对产业结构、劳动结构的颠覆性影响，无法在技术路线的拓展过程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必要的博弈和干预，也就无力应对劳动者群体再度被边缘化、社会撕裂反复发生的现实。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一方面，我们在内部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尚未完全解决的同时，已经与欧美国家一起同步面临金融资本主义、技术变迁浪潮的最新挑战。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基础、组织资源等，又为中国在此一轮全球危机中解决危机提供了基础。在此种背景下。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可能需要积极应对以下一些独特问题：

第一，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高速流动、无序扩张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严重冲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坚持市场的主体作用，也必然面对资本跨区域、跨行业与全球性的高速流动问题，国家的政策目标、社会公共利益与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存在着张力。公共政策预期推动金融资本进入实体行业，进而推动技术进步，然而金融资本却倾向于与各种形式的垄断经济主体结合，包括传统产业和新技术巨头。如何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促进资本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向而行，成为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第二，如何在推进技术变革和社会均衡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目前，中国已经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引领性区域：大规模5G投资全面拓展，人工智能产业、大数据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加速发生，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结合正在迅速推进，新一轮变革的某些可能和技术路线选择正处于关键性节点。因此，中国当下的“共同富裕”实践，也必须对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重建问题有所预判和准备，需要探索有效推动原始创新与促进创新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两方面的平衡等问题。如果能在上述问题上有所突破，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探索或许能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贾开教授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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