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疯涨的物价与通货膨胀

作者：李旭之来源：红歌会网 2021-02-01

疯涨的物价与通货膨胀

李旭之

　　一

　　有一张图片，有超市挂出蒜苔价一斤42元。

　　窥一斑而见全豹，现在全国各地的蔬菜价格已经疯狂，一天一个价地飞涨，官方从说“温和上涨”到说“积极性上涨”，反正都是上涨，官字两个口，从来都变换着各种文字花样迷惑大众。

　　疫情严重，多地封社区封城，封闭起来，一方是困守在家的千百万个家庭，饭每顿不能不吃，这是一个巨大的刚性需求市场，另一方是管控，说好给配送，但永远没有白送，吃菜总是要花钱买的。

　　去年一年，很多人就业困难，收入减少，要么吃存留，要么节衣缩食。有的地方，防控不断升级，各级对隔离措施也是层层加码。一有病例信号，动辄一刀切地搞全民封闭。

　　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场灾难中，总有受灾挨饿的，也总有大发其财的，概莫能外。

　　全民检测，已经听说生产和销售核酸试剂的公司员工上上下下高兴得要死，都在加班加点，但心里美，这是千百年不遇的大市场机会，跟去年初的口罩一样，几天也许就能赚到未来几十年的钱。

　　总是有投机者。蔬菜、粮食价格也就疯狂了。也总有人替涨价开脱美言，说因为运输跟不上，诚然如此，但也总有掩盖趁火打劫、大捞一笔的成分。我们比较国内外后，说封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么，运输大调度，保障供给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呢?

　　一个制度的优越性，如果只体现在一个地方，是不能叫做优越性的。

　　谁能否认，卖蔬菜的、调度蔬菜的中间商和有关机构们，这次是不是发大了?也大有奸商在盼着封的城越多越好，疫情期越长越好。动辄一刀切的封城，难道不该质疑其中有无奸商和某些机关勾搭连环，大发国难财的嫌疑?如果不让人联想质疑，为何会如此放任菜价坐飞机式的疯涨呢?

　　国家反腐败，是该彻底查一查这其中有无腐败和发国难财的败类。能为一句“草包书记”千里拘捕，就不能为亿万人民，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民生，打击奸商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借垄断勾连发国难财的犯罪行为?

　　二

　　物价的规律是，涨上去再落下来是非常难的，所以几十年前的物价二十多年一直稳定不变。据说毛爷爷说物价要涨上去就象黄河一样会涨到天上去。后来市场了，物价没人管了，所以几十年来的物价一直都在上涨态势中。

　　从以前的一分钱能买东西，到后来的一毛钱还能买，再后来是一块钱才能买，到如今已是十块钱都快不叫钱了。

　　曾几次传言，要出五百元和千元面值的货币了，没出是好事，如果出了，钱贬值就更快了。但物价呢，并没有因为有无大额面值的钱就不飞涨。去年一年，物价都在涨，到冬季上涨最快，快春节了，涨得几近疯狂。人们以最稳定的收入，能买到的东西一下子少了很多。

　　蔬菜价格的上涨，也波及到了粮油，殃及到了家用电器。

　　蔬菜、粮食的价格是价格链的最低端，而且永远处在最低端。总有人替农民抱不平，说粮价低伤农，但他永远不明白，粮价涨五毛就有快要挨饿的，涨一块就会有挨饿的，涨两块可能就会有饿死的，这非危言耸听，因为人活着首先必须吃饭。眼睛只盯着粮价低，替农民抱不平，大喊涨粮价的人，要么目光短浅，要么不是善类。粮价涨，农民最后也不会得到好处，粮价一涨带动万物皆涨，且涨幅会比粮食大的多。粮价涨救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唯一能解决他们困难的只有集体经济。

　　如果喊喊粮价涨就能解决“三农”问题，那么“三农”问题本就不该成为问题。

　　还是请看一看两千年前对这问题的处理：

　　汉宣帝时，每年数次丰收，谷至每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耿寿昌善为算，能商功利，上奏请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官府以买入，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卖出以平价，称作“常平仓”。当时，萧望之说耿寿昌此人“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宣帝不听，于是就下诏推行了。

　　汉宣帝死后，直到王莽篡汉前，是西汉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最严重的时期，王莽因势篡汉，废土地私有，释免奴婢，搞国有化政策，也失败了。

　　东汉永平五年(62年)，汉明帝又想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但汉宣帝玄孙刘般不同意，说：“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明帝同意刘般意见，于是止而不再置。

　　“常平仓”并未解决伤农问题，反而加重了对农民的灾难。刘般之言才是实际情况，而不是仅凭想象就能“利农”那么简单。走过两千年来，清朝时还置“常平仓”，又怎样呢?中国的农民依然贫困着。最后的好办法——必须走集体经济。

　　三

　　通货膨胀是对人们财富的掠夺。货币的最大弊端是可以超发。比如历史上的五铢钱，禁止了汉初铸钱的减大小、轻重量。等量的铜，减大小、轻重量就可以铸出更多的钱。后来王莽改革币制，禁止五铢钱，推行新钱，但不足值的大额货币泛滥流通。这都是对平民百姓的疯狂掠夺。

　　前期外管局表示，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在人民银行买入外汇的时候，已经向原外汇持有人支付了相应的人民币。换句话说，外汇储备形成过程中，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国家，而是卖给了国家，并获得了等值人民币。这些交易都是出于等价和自愿的原则，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外汇和人民币兑换时已经实现。换成人人都能懂的语言，它是说，外汇属于外管局自有资产，跟人民无关。

　　真的跟人民无关吗?

　　不妨解析一下。假如中国出口商品，出口商赚到了100美元，并将100美元带回国内，他必须以对美元的汇率换成人民币，一则美元在国内不能流通，二则手里的美元如作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是必须要换成人民币才行，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强制兑换。三则100美元入境时必须要经过外管局。

　　假定汇率为1:7，那么这100美元可兑换成700元人民币，100美元外管局拿走存入外汇储备，700元人民币则流入国内市场。问题是700元的人民币哪里来的呢?先前商人赚回100美元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假如为A，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B，A项对应的货币值为C，所有运输、销售、消耗、为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等成本为D，那么应该有这样一个等式：(B+C)-(A+D)=100美元。

　　换句话说，在本轮的生产至销售完成的周期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人工成本，如果商品销售后商品仍留在国内的话，那么其物质财富及其货币量值是平衡的，再换句话说，有700元人民币的物质商品对应币值为700元的人民币。

　　但出口型商品并不是这样的，即700元人民币的物质商品离开中国转移到了国外，也就是说破坏了国内物质与货币值的平衡，即700元人民币没有对应的700元的物质商品存在。而商品出口所赚回的外汇，银行不可能从人民手中拿出700元人民币去回购100美元，所能做的，只有多印发700元人民币用于购汇。

　　商人交出外汇拿到银行多印发的700元人民币，最后流向国内市场。前有700元人民币物质财富的转移，后有多印发的700元人民币的流通，所以100美元外汇的增加，导致双倍地增加了国内人民币的流通量，即出口型经济的一出口和一换汇，国内人民币在加速通胀。这是出口情况，还有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况。

　　假如100美元进入国内市场投资，需多印发700元人民币，外管局才能买到外资的100美元，外资用兑换的700元人民币投资生产。问题仍是，这笔700元的人民币在国内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存在，所以这700元人民币也是凭空增加到国内人民币的流通总量上去。

　　出口创汇和引进外资，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币四十多年来不断贬值的原因。出口创汇不仅物质财富外流，而且助推国内货币量增加。而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增加货币总量，而且将所赚得的利润拿走，是外人对我们直接性的经济掠夺。这是为何GDP在日益增长，反而我们国内民众的收入和财富不见同步增长的重要原因。

　　出口型经济也不一定必会促发国内市场本币的贬值，方法就是用外汇从国外买回相应的物质商品投放国内市场，用物质财富平衡货币量的增加。但遗憾的很，中国的外汇储备，由于西方国家的很多产品，尤其高科技产品禁止向中国出售，而能出售的，非我们中国所需，所以外汇储备只能越积累越多，以美元等外币钞票纸的形式存在着。为防外币贬值，便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企图外汇储备能保值增值。但最后的情况，很多人士有分析研究，无需多言。

　　怎能说外汇储备与人民无关呢?

　　外汇储备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是用我们几十年不间断地挖掘宝贵的矿产资源、消耗自然资源、号召亿万劳动力，甚至以破坏环境、污染家园、伤害致残劳动者身体，掏空子孙的未来为代价换来的。这笔外汇储备里不知积聚着多少人间的辛酸和苦难。

　　汇率体现的是政治，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发达国家的货币基本都是汇率较高的硬货币，购买力强，如英镑、欧元、美元、澳元、加元，而不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其货币不值钱，购买力低下。

　　人民币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但相比于当初人民币地位，已严重贬值，比如与美元的汇率大致演变是：

　　1949年到1973年，1美元兑换2.3至2.02元人民币;

　　1974年到1980年，1美元兑换1.84至1.53元人民币;

　　1981年到1984年，1美元兑换2.30至2.80元人民币;

　　1985年到1990年，1美元兑换2.93至4.78元人民币;

　　1991年到1994年，1美元兑换5.32至8.62元人民币;

　　1995年到2004年，1美元兑换8.35至8.28元人民币;

　　2005年到2010年，1美元兑换8.10至6.82元人民币;

　　2011年到2014年，1美元兑换6.62至6.14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