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

《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

吴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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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无疑最为集中而系统地展现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最为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特征，并且当之无愧地进入到经典学术著作行列的顶端。然而，这部在150多年前发表的著作，对于当今时代来说，还可能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当流俗的见解以为这部著作早已过时并试图将之归入历史陈迹的时候，当今时代的历史性实践将再一次表明，这种看法是肤浅的、短视的和无头脑的。本文尝试提出的任务是：探讨《资本论》的方法对于理解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意义，对于开启思想——深入于历史之本质性的思想——的意义，从而对于整体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一、《资本论》的辩证法首先是历史批判的方法

无论是马克思学说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会一致同意：《资本论》包含着这一学说的实质和“体系”，尽管他们对《资本论》意义的理解有重大分歧；然而，即便是稍有识见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敌或“职业批评家”，也或多或少意识到《资本论》所具有的持久意义了。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时候，威·桑巴特的判断是：“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1](P7-8)在经济学上以博学闻名的熊彼特——对《资本论》有过详尽的研究——则特别体会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当他将“伟大”一词与这种生命力相联结时，马克思的伟大成就似乎意味着“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们不必相信它在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甚至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但一般理智上的正误在这里根本无关宏旨。“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2](P2)

在熊彼特还只是大略体会到马克思学说之强大生命力的地方，哲学家萨特则试图就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将各种学说区分为“哲学”和“思想体系”：哲学是指贯穿于整个时代的思想之母体或文化之主干，而思想体系则是围绕着哲学旋转并从中去获取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的。近代以来的“哲学”成立于三个著名的时代，即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的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3](P10)因此，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意义领域将覆盖整个现代性统治的地带，一直延续到“自由王国”真正开始的地方，并且只有在那里才会被“一种自由的哲学”所取代。[3](P32)很明显，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就像其现实基础乃是由一整个历史时代的性质来规定的一样，它在思想—理论上作为“母体”的统摄作用首先是并且特别是方法论性质的。由于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主要被标识为辩证法，所以萨特尝试的工作就叫做“辩证理性批判”。

既然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特别体现为方法论性质的，那么《资本论》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因为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的每一部作品都为辩证法所贯彻，但他的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无疑是在《资本论》中得到最为深湛而系统的表现。对于作为思想之母体的“哲学”来说，是否涉及到某些历史事实，以及依特定境况而来的具体判断是否准确，在这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例如，《资本论》当然还不可能去讨论泰罗制或计算机；或者，马克思对德国革命的某种期许并未实现等等)。就思想—理论的当代意义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资本论》的方法是否依然在开启深入于历史之本质的思想，并且通过这种思想能够去把握和揭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的说法是颇有启发性的：“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4](P383)

马克思凭借什么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从而比后来的历史理论来得优越呢?回答是：凭借他的方法，凭借在《资本论》中得到精深体现的方法，即辩证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和跋文中一再谈论辩证过程和辩证方法，谈论其思想方法与黑格尔的关系，就绝不是偶然的了。这不仅意味着辩证法对于《资本论》来说是本质重要的，而且意味着对这一方法的把握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它经常被遗忘(黑格尔一再被当作“死狗”来打)，它也不断地遭到严重误解(对《资本论》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5](P112、109)如果说，《资本论》的当代意义首先是并且特别是方法论上的，那么，真正把握辩证法对于理解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来说，就会是极端重要的。“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5](P43)

自黑格尔以来，辩证法之最一般和最简要的原理首先就是历史的观点，是这一观点被决定性地置入到哲学的武库之中。就此来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要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和内在联系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而这种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乃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5](P42)当恩格斯按照辩证法本身的规则，把黑格尔“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转变为“凡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时，这一方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便突出地显示出来了。[6](P215-217)在这里得到体现的就是历史的观点(或历史批判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把现成的事物把握为历史的事物，也就是说，这样的事物有它的出生和成长，有它的鼎盛时期，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

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是如此简易，以至于几乎任何人都会同意的；但事实上它还完全没有被一般意识和学术研究充分地消化吸收。其原因不仅在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而且在于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态(主要地作为“知性科学”的形态)。这种知识形态把在现存事物中得来的理智抽象当成真正的普遍者，并且由于它仅仅在空疏知性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它就把特别稀薄的抽象当作永恒的和神圣的普遍者了。这种见解或许会承认以往的事物乃是历史的，但实质上却把现存事物的抽象当作“圣物”并祝福它的永垂不朽。我们很容易在一般意识和学术领域中找到各式各样的此类“圣物”，我们同样很容易识别它们在现代性中有其本质来历；但它们作为“圣物”却成为完全非历史的了。因此，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批判便集中于它的非历史的观点，即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形式。“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7](P3)

最为简要地说来，《资本论》难道不正是以一种历史的观点来把握现代社会，来对现代社会——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历史的批判吗?这一批判的基本要义难道不正是要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揭示并把握为一种历史的事物吗?因此，《资本论》对现代经济生活(经济学是其理论表现)的批判，无非是要表明这种经济生活(从而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上生成并繁荣起来的，因而将在一定的“历史限度”上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不消说，这样的批判与单纯的拒绝或一味的否定毫无共同之处；同样不消说，这样的批判无非意味着《资本论》的辩证法首先表现为历史的批判罢了。如果有谁能够证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乃是“自然的”并且因此是非历史的事物，那么我们将很愿意承认：那些实际上只是在这一社会中才滋生并成长起来的东西(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法的，政治的还是观念的)，乃是名副其实的非历史的普遍者。如果事情根本不可能如此，那么在这里得到揭示的乃是《资本论》方法至今依然重要的时代意义：正像它把历史的观点启发给一般的意识一样，它尤其把历史批判的分析工具提示给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了。

二、辩证法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形式方法

从一种真正历史的观点来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本质—根据的现代文明，将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在其特定的历史限度上为新的文明类型所取代。这无疑是《资本论》最基本的结论，但《资本论》的方法——其当代意义的核心所在——却决不止于这一基本结论。这样的结论对于历史的观点来说不仅是昭彰显著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就曾提到：即使是统治阶级也已模糊地感觉到，现代社会并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P102)同样，熊彼特虽然被称为“资本主义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但他也坦率地承认：马克思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很可能是正确的。“我相信这是对的。我把这个在1847年就揭示出的结论称为深刻的远见，这不是夸大其辞。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话了。”[2](P41)

我们之所以说《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不止于这个基本结论，是因为尽管这个结论非常正确，但现代文明要经历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方始有可能抵达其历史限度并多重而曲折地开创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因此，除非《资本论》能够为把握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能够为揭示当今时代繁复变化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基础，并由此为新文明类型的实践可能性提供积极的方法论指引，否则的话，上述基本结论就变得空疏抽象了，而它的当代意义也就变得相当有限了。这里再度显示出《资本论》方法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正如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的那样，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即使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对辩证法的理解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大体上都趋向于旧哲学中的“主观思想”一途。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由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倾向，或者轻视辩证法，或者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形式方法。对于“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批判性反击，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为代表：卢卡奇不仅将之批评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并且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唯在其方法，而辩证法乃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真正基石。[8](P47-49)但是，这个一般说来“不错”的观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却主要是在哲学中“自我意识”的立场上得到发挥的；这样的观点固然能够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观点形成对立，但它本身却越来越表现出主观主义的方向。卢卡奇后来在自我批评中所谓“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所谓“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8](P13、18)说的正是对马克思辩证法阐释的主观主义趋向。如果说这个1967年的自我批评也在某种程度上提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解辩证法时的主要局限的话，那么它还表明：此间存在着的问题至今尚未真正解决。“由于今天对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和持久的内容和永久性的方法还极不确定，理智的诚实要求我明确说明这一点。”[2](P1)

如果去除上述阐释的主观主义定向，而对辩证法做单纯形式的理解，情形又如何呢?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直广为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的，亦即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一种形式方法，即“科学方法论主义”意义上的方法。它完全符合现代性知识意义上的“方法”概念：所谓方法乃是纯形式的，并且正是由于它脱离一切内容，所以它可以被加诸任何内容之上，也就是说，可以被运用到任何对象之上。如果人们只是这样来理解辩证法及其普遍性，那么在这里出现的乃是形式方法和抽象理智的普遍性——它恰恰意味着辩证法的反面。无论对于黑格尔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首先意味着实体的自我运动，意味着实体性的内容展开自身的活动过程。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黑格尔也把‘思辨辩证法’径直称为‘方法’，用‘方法’这个名称，他既不是指一个表象工具，也不仅仅是指哲学探讨的一个特殊方式，‘方法’乃是主体性的最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之灵魂’，是绝对者之现实性整体的组织由以发挥作用的生产过程。”[9](P511)

任何一种试图排除实体性内容而仅仅在形式上得到阐述的“辩证法”，不能不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采取的是“外部反思”的方式。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外部反思从不深入内容本身；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外部反思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教条主义，我们也很容易知晓教条主义与辩证法有天壤之别。但看来外部反思颇为契合于“知性科学”的方式，亦即将知性范畴加诸内容即感性杂多之上(此间的内容只能是单纯的质料，而决不是“实体性的”内容)。当黑格尔要求超出知性科学从而抵达实体性的真理时，他便很正确地把外部反思归诸“主观思想”，并将之称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同样，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主观观念和范畴之所以要为辩证法所超越，是因为：“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①。

只要辩证法被当作纯粹形式的方法，它的本体论基础就被遗忘或被遮蔽了，因而也就使它滞留于单纯形式的规律或空疏的范畴变换的领域之中。这样的情形只能造成许多无聊的空话、莫名的诡辩，或把任何一种特定的过程强行填塞到若干形式规律的空格之中。恩格斯曾尖锐指出：黑格尔逝世之后，官方的黑格尔学派把老师的遗产只是当作“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从辩证法中只是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5](P40)这只不过意味着抽象的外部反思的恢复——在这里出现的不是辩证法，而是辩证法的反面。

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试图通过辩证法以超越抽象的理智和空疏的知性，从而深入到知性科学注定不可能抵达的真理或实在之中。伽达默尔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指出：黑格尔通过对外部反思—主观思想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10](P111)需要补充的是：当黑格尔思辨辩证法本身的神秘性阻滞了这一道路，而黑格尔的其他弟子开始远离这一道路时，正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使辩证法重新通达真正的“现实”(即实存中的本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而这样的现实是为全部社会—历史的丰富性所具体化的。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为经典的运用，那么，《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揭示并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并将这一揭示和切中现实的任务保持为辩证法的生命线。这同时也意味着：决不能将《资本论》的方法和论点凝固为抽象的公式，并对之仅仅作外部反思的运用；因为这样的做法只会使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重新堵塞，使《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隐遁消失。

三、《资本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

马克思和黑格尔是在“现实”本身这个主题上分道扬镳的，不少当代哲学家(如卢卡奇、洛维特等)都明确指证了这一点。这一分道扬镳首先具有本体论(ontology)的意义。当黑格尔将实体把握为主体，并且史无前例地将社会—历史的本质性引入到哲学中时，虽说他的现实概念要求并且容纳经验内容，但真正的现实——最最现实并且唯一现实的东西——仍然是理念。我们很熟悉马克思对这种观念论及其神秘化的批判。但如果《资本论》的方法根本不是单纯形式的方法，那么，在本体论上取代黑格尔“实体—主体”的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取代在方法论上又意味着什么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马克思那里，取代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东西被称为“实在主体”或“主体”。所谓“实在主体”，不仅意味着它具有实体性内容(而非知性科学中作为单纯质料的内容)，而且是自我活动者和行规定者。“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5](P19)在这里，取代绝对观念之自我活动的乃是“实在主体”即社会的自我活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是由之获得本体论定向的。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不是“社会一般”，而是特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即“既定的”或“既与的”社会。“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5](P24)因此，如果说《资本论》研究的实在主体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那么，《资本论》的方法同时表明：任何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应当时刻把握住的东西乃是既定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当然可以是先秦的中国社会或日耳曼的封建社会，也可以是1789年的法国社会或当今时代的中国社会。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说，真正重要的乃是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尽管它与思辨主体的自我活动完全不同。一般说来，只要没有实体性的自我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辩证法；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有的只是外部反思，而外部反思乃使自我活动的“主体”消逝为单纯的质料，以便把抽象的原则——哪怕是“变化发展”的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与此相反，无论对于黑格尔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实体的自我活动都意味着哲学上的“客观性告诫”，意味着拒绝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只要外部反思的抽象强制一出现，一般而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东西就不再可能是自我活动的“主体”，辩证法在这里也就被终止了。对于黑格尔来说，思辨辩证法的“主体”乃是绝对观念的自相差别和自我活动(中介过程的全体)，因而社会历史运动的展开过程就表现为“应用的逻辑学”；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的“实在主体”乃是社会，是具有特定实体性内容的“既定社会”，因而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者——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只能从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中去发现，并通过由该社会自身而来的规定被具体化。由此可见，《资本论》的方法首先意味着“实在主体”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意味着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意味着任何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把捉这样的自我活动过程并将之辩证地叙述出来。

在现代性开辟出“世界历史”之后，在“资本逻辑”建立起全球性的统治与从属关系之后，是否“实在主体”就只剩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其余的“既定社会”在方法论上便全体消逝瓦解了呢?上述统治与从属关系确实是一种本质重要的结构，但如果使之仅仅停留在稀薄的抽象中，那它就会为无头脑的外部反思大开方便之门，并且成为遗忘辩证法和拒绝实证研究的口实。如此这般的遗忘和拒绝只是使方法堕落为(甚至低于)“一元一次方程”。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清晰地意识到“资本逻辑”在其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但也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坚决地拒绝方法论上的“一元一次方程”(辩证法就是这种拒绝)。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而这封曾写了四稿的信无非表明：俄国道路问题需要以怎样一种深入的辩证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答。当俄国“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仅仅以“资本逻辑”的外部反思把问题弄成“一元一次方程”时，马克思则试图通过“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和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来对问题做出分析，而这一辩证分析的基点正在于要求把既定的俄国社会当作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实在主体”来理解。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的信中，马克思甚至指证了那个经常被用于外部反思的总公式——这个公式是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P341-342)《资本论》的方法固然包含一般的科学抽象，但如若将之转变为外部反思的公式，那么，这种作为“万能钥匙”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就立即成为辩证法的死敌，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7](P342)无头脑者之所以热衷于超历史的公式，是因为他们不去研究对象而只会做一元一次方程的代入，并且认为这样的代入就是把握对象了。

既然马克思使哲学从神秘化的观念论中解放出来，那么《资本论》的方法立足其上的“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就不可能从观念论的天国中获得其本质规定，而只能从既定社会的研究中去探寻并把握其本质；这样的本质固然是普遍者，但这样的普遍者仅仅生存于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中。这从根本上意味着：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说，深入于既定社会之实体性内容的研究不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通达并揭示其本质性的唯一途径。只要“实在主体”不再作为前提时时浮现在表象面前，对实在主体的辩证把握就会衰歇终止。我们理应就此去理解马克思在英国所开展的《资本论》的大规模研究工作。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理论家雷蒙·阿隆对当时两位最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批评是颇多启发的。他说：萨特和阿尔都塞还只是提出了某种“中学生的问题”——恩格斯会将之称为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能的；他们没有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真正研究过特定社会，例如当时的欧洲社会或法国社会。

正是在深入于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这个关键之点上，《资本论》的方法展现出这样一种时代意义：它将极大地形成对当今学术整体来说的积极动力；而这种动力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资本论》的理论方法拒绝时下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抽象的外部反思，它要求任何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从而使这种自我活动能够得到辩证的揭示和把握，并使之在其独特而丰富的社会—历史规定中被具体地再现出来。这种理论方法对于讲中国语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意义尤为深远。一方面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本身的抽象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学术上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我们的各种研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外部反思，亦即倾向于把仅仅是由现代性规定而来的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各种内容之上。如此这般的强加无疑使作为“有机体”的既定社会——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中国社会——被肢解，使它的自我活动被完全遮蔽起来了。

《资本论》的方法要求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科学抽象”揭示出现代世界由以建立起来的基本关系结构，而且尤其强调在这种关系结构中把握诸实在主体展开自身的具体化路径和方式。因此，《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将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关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它把真正历史的观点、社会现实的观点，以及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的观点启示给我们。当这样的观点作为辩证法的整体被消化吸收之际，我们的学术便会积极地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在获得其自我主张的过程中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并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参考文献：

[1]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海德格尔选集[M].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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