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真谛及对其曲解——兼论《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资本论》的真谛及对其曲解

——兼论《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鲁品越

《资本论》是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无论人们对它是反对还是赞同。而它有如此伟力，必有其因，这就是：这部巨著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分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支配整个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力量——资本，提供了对现代世界从本质到现象的全景式解释路径，从而指出了当代社会各种现象的总根源，人类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只要资本还在人类社会占据支配地位，《资本论》所要“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的思想“就不会被超越”。当代世界出现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发展，每一次冲突与危机，都使人们不能不想起马克思，想到《资本论》。

然而这部把握了我们时代的本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却常常受到误解，以至于在当代世界竟然处于需要自我捍卫的被动地位。与此相反，那种仅仅局限于分析市场交换中个体利益得失的肤浅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处于主流地位。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咄咄怪事。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就社会基础而论，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拜物教”社会意识，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而就学理层次而言，用与《资本论》本质上不相容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来解读与评判《资本论》，把它的深刻的立体性理论纳入到平面化的思想框架中，以致其理论真谛遭受湮灭与曲解，则是产生这种怪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应当首先分析对《资本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解读方式，厘清其是非曲直，然后才有可能拨开迷雾来重新发现《资本论》的真谛，发现这一理论所揭示的我们时代的秘密。

一、近现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及其缺陷

《资本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与其格格不入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中，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潮”不相容。这种“主流思潮”就是与17和18世纪英法革命相伴而生的启蒙思潮——个人主义的理性化思潮。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为以个人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各种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则表现为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牛顿力学和其他经典科学理论。这种思潮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等高深的当代自然科学纳入实证主义哲学框架来理解，仅仅从认识论上将它们理解为对观察数据的处理方案，否认其背后的本体论意义，试图以此回避这些自然科学新成就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冲突。而在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环境领域，依靠垄断资本力量支撑的国际主流传媒体系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灌输着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以及对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拜物教。尽管这些启蒙时代的意识形态老调，已经被现代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国际秩序上的战争暴力等无情的现实冲击得千疮百孔，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居于主流价值的强势地位，程度不同地烙印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人们的精神世界。于是，“几乎所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论证都会以市场经济作为其理论支撑，力图利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辩护”。这样的思想环境导致人们有意无意地用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来解读《资本论》，必然导致对其观点的误解、曲解和反对。

“形而上学”本来是一种思维方法，其实质是“把世界概念化”：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性质进行分解和抽象，以形成外延清晰、内涵确定、意义单纯的概念，然后遵循形式逻辑进行整理与演绎，以得到关于客观事物的条分缕析的理论。这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的第一步，它不但在人类思想史上起过重大的革命性作用，而且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必经之路：因为它可以简化世界以达到对事物表面现象的初步的理性认识。现实事物是在彼此之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中生成的复杂事物，因而事物之间的边界总是因相互纠缠而难以分清。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个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而事物所处的状态以及所具有的性质总是变动不居而难以确定。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性质因彼此内在关联形成极其复杂的整体而难以把握。因此，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简单而清晰的理论认识，需要对处于复杂的相互联系中、变动不居的运动过程中、各方面性质相互纠缠中的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舍象”和抽象，以得到一个个外延清晰、内涵确定、意义单纯的关于事物的概念，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用这个概念体系来把握客观事物的确定的表层现象。这正是形而上学在方法论上的功能。其最典型的成功案例是牛顿力学：它将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既成物体的机械总和，每个物体都是其各个部分的机械总和，一切物体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改变自己的运动状态，时间、空间和物质被理解为相互独立的存在，物体的其他各种性质（质量、能量、动量等等）都是相互独立的东西，由此得到了关于物质世界机械运动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

然而，如果把形而上学的方法绝对化，把由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理解为关于世界“本来面目”的真理，那就会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泥潭。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柏拉图可被视为它的鼻祖：他将由确定的、单纯的、理想化的概念构成的“理念世界”作为唯一真实的世界。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全祛除现实的感性世界本身，他把感性物质世界看成理念世界的摹本，因而潜在地含有理念世界的通过物质表现自身的辩证法因素。到了近代，启蒙运动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在与神权与封建特权斗争中，需要用个人理性来祛除宗教神权的“迷魅”，以得到“纯粹的客观世界本身”，由此取得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的确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这样一来，柏拉图哲学中保留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对立统一运动的辩证法也就被作为“迷魅”而祛除掉了，世界成为与人的主体相对立的“纯粹客体”。这就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种外在于人的“纯客观世界”，乃是“孤立、静止、片面的”的形而上学的物质世界。

首先，这是由“自我存在”之物组成的世界，每个事物都具有“不可入性”，事物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基于“不可入性”的外在联系，因而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物，这是事物本质上的“孤立性”；其次，这是由既成事物组成的世界，事物每一时刻都处于某一确定状态，所谓运动乃是从一个确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确定状态，因而运动说到底就是无数静止状态之总和，这是事物本质上的“静止性”；其三，每个事物是各方面的性质的机械总和，由此可以得到事物的某种纯粹的性质——如纯粹的时间、空间和颜色等等，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与方面，这就形成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片面性”。正因如此，我们说形而上学世界观“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世界”。在这里，客观事物由界限明确、内涵确定、意义纯粹的概念所描述，由此形成条分缕析的逻辑体系。当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一确定的事物、事物的确定状态、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性质时，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能够清楚地进行描述，并且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这正是形而上学方法的功能所在。

但是，由于这些确定的事物、确定的状态、事物的某一方面性质，只是事物整体运动过程的一个瞬间结果，因而只是事物的表层现象。在其背后，掩藏着它们的产生根源——事物之间相互渗透的内在联系过程、客观的运动本身（而不是作为运动结果的从一种既定状态过渡到另一既定状态）、事物的各方面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当我们用这种“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来追溯这些表层现象的产生根源之时，便会陷入荒谬的悖论之中。例如，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只能理解事物外部联系，无法理解事物之间相互渗透的内在联系——某物通过进入他物内部，在改变他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存在，于是在解释事物之间如何进行非接触性相互作用时（如电磁力、万有引力、量子关联等等）时便陷入困境。这种形而上学只能描述运动的外在表现——从一种确定状态转化为另一确定状态，而无法解释运动过程本身，于是在解释哪怕是最简单的机械运动时，也会陷入古希腊的芝诺悖论（如飞矢不动），更不用说解释世界的历史演化过程了。用这种形而上学把世界万物都归并到界限分明、条分缕析的事物概念体系中，于是出现了彼此毫不相干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因而无法理解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相互转化与联系、时空与物质的内在关联等等。而在认识论上，这种形而上学将主体与客体分裂开来，二者每一方都只能存在于自身内部，因而客体永远处于主体的彼岸世界，于是人们所认识的只是主体内部产生的感觉，而不能认识客体本身，由此陷入认识论困境，最后陷入否认客观世界的可知性的实证主义哲学泥潭。而若将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投射于社会经济，则产生孤立、静止、片面的社会本体论与社会认识论，它们只看到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与结果，而看不到产生这些历史产物与结果的深层过程——人类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于是同样陷入悖论之中而难以自圆其说。新古典经济学便是这类社会科学的理论之一。

二、形而上学世界观对《资本论》的误读

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祛除对“神权”的崇拜中诞生，在对“物权”的崇拜中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于是以一种世俗的崇拜取代了对天国的崇拜——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拜物教”：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当今社会又出现了股市与房市的“虚拟资本拜物教”。其产生根源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被商品、货币、资本、金融证券的巨大的“神奇魔力”所支配，这些“物”如同万能的上帝决定着人们的命运。至于这种“神奇魔力”从何而来，则被归诸“万能的”市场机制。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将上述各种“拜物教”统统都归结为“市场拜物教”。《资本论》揭示了这种拜物教的真谛，指出这种“物的魔力”说到底来源于人的社会劳动，来源于人们在社会劳动中所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它们负载于物上，从而使这些“物”具有了“神奇魔力”。人的社会劳动及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真正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力量。而形形色色的“拜物教”则见物不见人，只看到物对物、物对人的力量，看不到它们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力量，看不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劳动，由此陷入“物本主义”。而这种“市场拜物教”正好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相呼应：二者都只看到表层的结果与现象，而看不到产生这些结果与现象的深层本质与来源。可以说，拜物教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社会基础，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则是拜物教的关于“物”本身的逻辑化与理性化的产物。于是世俗生活的肤浅的“拜物教”支撑形而上学世界观，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受到世俗生活的“拜物教”滋养而成为主导性文化。

以拜物教为社会基础、以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学理根据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必然产生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站在这一立场解读《资本论》，必然产生对它的误读与反对。

首先，在理论性质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论》误读为违背客观事实的道德说教，而非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这种世界观将人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立足于抽象人性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将经济规律理解为具有永恒人性的人（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规律，企图建立超越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超历史的、基于人类共同本性的“科学”理论。市场经济被看成一个个原子式个体的集合体，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公正的经济制度就是维护每个人平等地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权利的制度，即自由竞争市场制度。因此一切由买卖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行为都是公平的行为，不论其产生怎样的结果。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将《资本论》解释为反对“公认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资本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说成是不公正的剥削行为的道德说教，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并非关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这种曲解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事实：市场经济体系表面上由孤立的“平等”的原子式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自由平等”地追求自身利益，但隐藏在这表面平等的背后的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与权力，从而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利益。因此并不存在普遍的抽象人性，只存在追求自身生存的生物本能，而这种生物本能在社会关系的支配下生成了不同的人性：资本家在追求资本积累的自由竞争中，演变出特殊的人性——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支配工人劳动，以追求资本增值最大化；而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在生存压力下，这种本能导致其必须出卖劳动力而依附于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由此获取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因为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人们拥有的经济权力也就不平等。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于人性论假设的“平等”只是一种表面的幻象，掩藏在其背后的是由现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资本论》才是最深刻而客观地反映客观事实的科学理论，西方经济学至多只是关于表层事实的形而上学理论。

其次，在理论内容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把《资本论》仅仅解读为一种价格理论，用价格的多元决定理论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一元决定论。这种世界观只承认事物的可观察的外在性质，于是认为商品的可观察的效用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同一层次的东西，进而否认价格背后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存在。他们从表面现象出发，将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归结为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博弈：供给方所花费的边际成本决定价格的最低值，需求方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决定价格的最高值，二者讨价还价后达到的平衡态最终决定商品的均衡价格。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种作为均衡价格的商品价值是由众多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每种生产要素所创造的价值等于该要素所作出的边际贡献（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该要素所增加的产值），并以此决定各个要素应当获取的报酬。因此，在这一理论看来，投入到商品中的劳动只是决定商品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因此认为劳动价值论主张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意识形态偏见，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唯有劳动者才有获得商品价值的权利。即使通过各种“补救”途径能够用劳动价值解释商品价格，劳动价值也不过是一种“多余的形而上学假设”，是“不必要的弯路”“虚构的故事”。然而，持这一观点的人未能看到：商品价格的形成过程是立体式的社会权力结构进入市场分割剩余价值的复杂过程。《资本论》并非仅仅是一种关于商品价格理论，而是通过从商品价值到价格的生成过程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

其三，在理论的结论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主张：由所有人平等地争取利益最大化所形成的“帕累托均衡”就是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状态，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因而无法理解《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形而上学将世界理解为各个孤立事物的集合体，社会整体利益等于个人利益的总和，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换而实现的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态构成了全社会总利益最大化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均衡”）。由此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具有效率的社会经济制度，反对《资本论》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看成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制度。他们没有看到掩藏在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背后的客观现实：市场经济是由资本权力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资本追求自身无限增值的欲望，使其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投入到再生产中，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状态本质上是非均衡状态，而不是所谓的“帕累托均衡”状态，这种均衡只是总体上的非均衡运动中的一种局部的表面的趋势，是个别资本为了追求自身的非均衡扩张而进行的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资本在总体上的非均衡扩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追求自身扩张和积累，必须通过物质生产过程来实现，因而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必然以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从而无可避免地产生出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因此，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既有高效率地实现自身扩张的一面，也有低效率、无效率、甚至反效率的破坏性的一面。《资本论》超越了形而上学世界观视域，自然无法被坚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人们所接受，导致他们只承认自由竞争带来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却看不见这种自由竞争被各种资本力量所主导，以及由此付出的代价。

其四，在理论形式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不仅用上述表面上的“客观性”来显示其科学性，还用微积分之类的数学工具包装自己，以显示其严密性，甚至以此作为学术价值的评判标准，从技术上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这种数学包装并不适当，从总体上说，它恰恰违背了客观现实本身。经济学变量都是非连续性的间断变量：面包只能以“个”为单位、住房只能以“室”为单位、机器只能以“台”为单位买卖，而不可能无穷分割。这种非连续性并非无关紧要的属性，而是产生经济的非均衡运动的极其重要的特征。《资本论》第二卷通过精密细致的科学分析指出，正是生产资料的这种非连续性（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能级跃迁），导致剩余价值不可能连续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由此造成资本流通过程必须经过“货币贮藏”阶段和“投资阶段”的交替，从而造成扩大再生产只能以跃迁性的间歇方式进行，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非均衡发展。而西方经济学把所有经济学变量都设定为连续变量，用无穷小量之比来定义各种边际量（边际效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生产力等等），由此使其理论穿上微积分的外衣而实现数学化。然而，这种数学化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现实经济数量的本性，从而沦为脱离实际的“黑板经济学”，并正在失去其科学价值。然而为了维护西方经济学的特权地位，西方的教育机构却把这种缺乏科学价值的数学化游戏确定为经济学人才的衡量标准，这实质上是维护西方经济学霸主地位的制度设计。

总之，形而上学世界观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市场拜物教”，只看到作为事物间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的产物的既成事物的表层现象，看不到掩藏在这些表层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过程本身：只见物的效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格，看不到物的背后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以及分割全社会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结构；只看到现象间的各种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看不到隐藏在这些数量背后的深层的社会关系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运动。他们将现象背后的本质直接当作“形而上学的假设”予以拒斥，其理由是这种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因而不能用感觉经验来检验。他们没有认识到：由物质产品所负载的社会关系并非“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并非所谓“形而上学臆想”，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客观存在，其作为物质力量每时每刻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并且通过货币与资本表现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真正应当被冠以“形而上学”称号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而恰恰是这种只看到表层现象的拜物教与形而上学世界观：因为它们将人从其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作为概念化的“理性经济人”，由此演绎出一套关于“理性经济人”行为的理论，形成罔顾客观现实的“黑板经济学”。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的表层的概念化的理解，使《资本论》宏伟的立体性理论构架陷入西方经济学狭窄而肤浅的“洞穴”之中，从而被扭曲、变形。多层次立体模型被压缩在商品交换领域中而被平面化了，商品交换背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被压缩过滤而消失掉了。《资本论》经过这种形而上学的解读后成为残缺不全的理论，然后又被形而上学世界观所攻击，由此使那些抽象地、表面地、简单化地解释价格现象的西方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边缘化。

对《资本论》的另一种形而上学解读，是与上述解释在表面看来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但本质上却很相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解读。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发源而来）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价值立场不同，但在学理上都是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二者都把世界看成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事物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它们按照自然法则形成永恒秩序，这种自然法则是“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体现。而空想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区别在于对这种“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具有“天壤之别”的理解。在对《资本论》的形而上学解读方式中，也同样有这两种态度：一是坚持抽象人性论，将“人”理解为抽象平等的“理性经济人”，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解读《资本论》；二是奉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在哲学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停留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由此解读《资本论》。后者虽赞成劳动价值论，但对其加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曲解，使其沦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他们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将经济规律理解为具有永恒人性的人们的经济行为规律，因而是超社会、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规律。他们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劳动价值论，将它理解为符合所谓“天然理性”的“永恒真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关于“永恒真理”的两种不同主张：西方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作为“永恒真理”，由此演绎出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资本剥削劳动提供依据的理论；而劳动价值论主张“劳动创造价值”是“永恒真理”，因此只有按照劳动分配价值才是合乎天理的“自然法则”，按照这种自然法则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符合永恒真理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价值”并非始终被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有意无意地在实质上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财富。因此这种观点把“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关于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原理，曲解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的人与物的关系的原理，进而在此基础上设想出各种“合乎永恒理性”的社会制度——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这种制度之所以要实现，并非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它合乎人类理性，合乎永恒的自然法则。用这种眼光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乌托邦化的马克思主义。

上述两种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都以肤浅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因而都将《资本论》解读为一种道德学说。它们之间的争论结果，必然是西方经济学因为其具有“客观性”在论战中占据优势，而被乌托邦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劣势：因为一旦把商品的“价值”等同于“财富”，就不可能拒绝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的结论，“劳动价值论”的底线就必然失守。西方经济学理论由此长期占据上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处于被动的地位，以至一些自称坚持《资本论》的人也跟随西方经济学对《资本论》的批评与指责的节拍来跳舞：一些人表面上坚持劳动价值论，实际上站在形而上学立场上，用“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死劳动创造价值”等违背劳动价值论底线的观点来“发展劳动价值论”，其实质是动摇了《资本论》的根基，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用这种乌托邦观点来解读《资本论》，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的论战中失败。但在这类论战中“失败”的并不是《资本论》本身，而是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乌托邦理论。因此，对《资本论》的形而上学解读方式，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内在原因。

三、《资本论》的深层哲学思想和社会物质的双重结构

人类所面临的真正的活生生的物质世界，绝不是形而上学所揭示的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从而离开人类社会关系的“纯客观世界”。这种把物质世界看作人的直观对象的“纯客观世界”的观点，把最直接、最根本的真实存在——作为人与外部客观世界的联系的实践活动过程，排除在现实世界之外。而这种实践活动本身是真实的物质存在——因为它是活生生的物质过程，是人类社会的真实的物质世界的产生之根。因此，形而上学的所谓“纯客观世界”至多只能是片面化客观世界，仅仅是真实的客观物质世界的部分——作为实践结果的表层结果的部分，因而是无根的部分。因此，形而上学世界观不可避免地陷入逻辑困境，最后必然滑入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是如此：由于只看到产品及其效用价值，看不到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最后也必然堕入以人的主观感觉（效用）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泥潭。

那么，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世界？唯一的答案是：这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及其所生产的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体，其核心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人与周围物质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人类将自己的主体力量对象化到外部自然界之中，通过自然界来表现自身；而外部自然界也将自己对象化到人的主体之中，通过人类主体世界表现自身。“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正是在这种对象化生存的过程中，包括人类主体与自然界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不断发展，生成了人类历史。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才是关于“事物的真实面目”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其本质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里顺便提及学术界长期热议的问题：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是否承认实践之外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性？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实践”本身必须以实践外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为前提。没有实践外的物质世界，就没有实践的对象，哪有什么实践？实践过程就是不断把预先存在的实践外的自然物质纳入到实践之中的过程，由此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

而实践活动的主体并非孤立的个人，或者具有共同人性的抽象人类总体，而是由社会关系结成的“社会人”，个人主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人的历史活动的分析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当社会分工发生以后，出现了人们之间相互服务的劳动，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结成的社会关系。《资本论》正是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基于世界观方法论，没有唯物史观，不可能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解剖，也不可能有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

因此，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类面临的物质世界，必然产生出劳动二重性的思想：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及其使用价值，而且生产以物质产品为载体和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于是，作为劳动的产物的社会物质，也就必然具有双层结构：一是表层的自然物质结构，它包括由各种生产要素所组成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物质产品系统，它在经济学中体现为商品（包括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体系构成社会的表层结构；二是凝结于或负载在这些物质产品（使用价值）身上的社会关系力量，它构成了社会的深层结构。这二者的统一形成了物化的社会关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拜物教的社会意识引导下，不知道社会物质的双重结构，只看到表层的物质结构，而看不到物质所负载的深层的社会关系结构。

在市场经济中，构成这种“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元素”，正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为他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劳动。它具有二重性：首先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是作为具体的自然—技术过程的具体劳动，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与此同时，它还是人与人之间“用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内在联系——负载于使用价值之中的价值。因此，活劳动是创造这种社会关系的唯一源泉，其他一切生产要素不可能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商品价值是在活劳动中形成的、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物质载体与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生命活动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在市场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最后通过消费过程实现，因而是通过自然物质过程结成的社会关系，即“物化”的社会关系，又称为“物化劳动”的社会关系。这才是劳动价值的哲学内涵。

劳动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既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创造和生产彼此生命的一面（这是“价值”一词的原始内涵），也有相互依赖与相互支配的权力关系的一面：因为你依赖他人提供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意味着他人对你具有某种权力。在市场交换中，这种权力意味着他人可以支配你进行劳动，以创造出含有等量价值的商品与他人交换。然而在物物交换中，这种权力潜含于商品之中而没有显示出来。一旦货币出现之后，“卖”与“买”之间分离，价值的权力属性便显现出来了：“卖”成为通过出售商品获得货币权力的过程，而“买”则成为使用货币权力支配社会劳动的过程。作为社会关系权力的货币一旦投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支配各种要素（归根到底支配生产这些要素的劳动）以追求自身增值，便形成资本。竞争着的资本与社会的其他各种权力形成了社会权力体系，它们进入市场分割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形成全社会各种商品的价格体系，由此形成以创造价值的劳动为基础、竞争性的资本积累过程为主轴的全社会的资本运行过程，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竞争着的资本既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因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的自我否定过程：竞争的资本竞相吮吸“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必然导致上述各个方面的“自然力”贫困的积累，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些“自然力”的贫困积累最终通过社会关系集中于穷国与穷人身上，由此产生了社会矛盾。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等正是这种内在矛盾的结果，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以这种历史哲学的视野来解读《资本论》，将使我们理解到它的真谛。这种基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论》的解读方式，是深层解读方式，它把《资本论》视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多层次社会关系结构的逻辑展示，而以这种方式解读的《资本论》就成为鲜活的唯物史观巨著。

四、《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的理论——兼论西方经济学的单层次理论性质

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建立起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如上所述，以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基础、以“拜物教”（物本主义）思想为灵魂建立的经济学必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奠定的“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将社会经济看成由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组成的集合，他们奉行的是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通过边际分析来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由此产生其经济行为，而社会经济则是这些孤立个体行为的集合体。这种只看到物与物、物对人的关系，而完全忽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明显违背客观现实。于是后来出现的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阿克洛夫等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纳什等人的博弈论就从不同的角度部分地弥补这些缺陷，产生了“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这些新理论考虑到了“理性经济人”之间不同方面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结论，但是其坚持“理性经济人”的人性论基本立场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我们并不否认这些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一些表面的价格现象时的科学意义，对于由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波动现象，它们能够进行表层的解释，并能由此提出治标性政策措施。但是，对于这些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历史运动，西方经济学理论就失之肤浅，乃至失灵了。

因此，上述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在社会的两层次结构中，它所奉行的“物本主义”拜物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只看到社会经济的表层结构，而看不到以此表层结构为载体的深层的社会关系结构。它所致力解释的商品世界的价格体系，只是社会经济系统权力结构在交换系统中的表层现象。正如列宁所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论》正是透过这种表层结构揭示了深层社会关系结构的理论，其使命是透过交换系统的商品价格体系，展示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过程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它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市场关系——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价值——来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劳动产品为载体，构成支配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的物化的社会关系力量。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力量通过货币符号表现出来，因此全社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是全社会的劳动价值总额的货币表现。而各种社会关系权力——资本权力、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所有权、货币所有权和各种金融权力等等，在竞争中通过争夺货币来分割全社会的劳动价值，以取得对社会财富和社会劳动的支配权，由此形成了商品价格。因此，商品的价格在本质上是商品的卖者所分割到的劳动价值，它由该商品所有者在市场竞争中所拥有的对全社会的劳动价值的分割能力所决定。该商品本身所凝结的社会劳动价值只是其中决定因素之一，而非全部。这个过程并非各种权力平行地、同等地分割全社会剩余价值的过程，而是立体化的、多层次的社会历史运动。概括地说，在各个层次的社会权力分割全社会的劳动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出各层次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两种方向的运动：一是由资本流动以及它所支配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所导致的趋向平衡的运动，它在总体上使产品的市场价格趋向于价值或生产价格；二是各个层次上各种阻碍这种流动的客观力量的运动，它在总体上导致价格对价值发生偏离。二者矛盾运动的结果，产生了利润、地租、利息等等经济现象，产生了社会价格体系相对于价值体系的偏离，产生了远离平衡态的均衡体系（上述两种力量之间的均衡）。于是，价格对于价值的偏离通过深层的社会权力结构而得到解释。由此可见，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不仅不构成对《资本论》的证伪，恰恰相反，它正是这一理论的深刻与伟大之所在：因为它通过这些偏离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规律。正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能够从更为深刻的内在机理解释一切牛顿力学现象一样，《资本论》的基本思想能够从更深刻的内在层次解释西方经济学所能解释的一切价格现象。那些企图用商品价格与其价值的差异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企图，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而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资本论》是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理论，并不是说它只讲本质，不讲现象，恰恰相反，《资本论》揭示深层本质的目的正在于从根本上把握社会经济现象，找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进而从根本上找出应对变化莫测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方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功能之所在。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本质，那么《资本论》第二卷的主旨就是解释资本流通过程的各种现象，《资本论》第三卷则是从本质到现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现象——利润、利息、地租，乃至虚拟资本等等，提出全景式解释方案。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演变，产生了极其丰富而复杂的鲜活的经济现象：从现货商品价格波动到期货市场的风云变幻，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到全球金融网络，从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风暴到欧洲各国的债务危机，从石油价格起伏到俄罗斯卢布贬值风暴等等，都需要我们用《资本论》所提供的社会关系分析范式来解释。不仅要从表层的供求关系等方面解释这些现象，更要从深层的社会权力关系上分析它们的产生原因，并据此提出应对方略。以最近发生的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来说，这并非仅仅是石油供求关系上的变动。用《资本论》的观点来看，其深层原因是石油商品分割全球剩余价值的能力急剧下滑，而其背后是西方垄断资本权力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博弈。因此，油价下跌与接踵而来的卢布贬值，是正在演绎的全球政治力量博弈的历史活剧。

尽管《资本论》是关于当代市场经济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的伟大理论，但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决不能满足于它自身的理论深刻性，而应当以《资本论》为工具，从本质到现象，对当代经济现象作出远超过西方经济学的全景式解释，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历史性方略，由此通过社会实践来展示其伟大生命力。在此过程中，以社会经济体系深层结构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应当成为最高的经济学理论，它将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解释现象的合理成分，从而立足于深层本质来精确而全面地解释表层经济现象，以驾驭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道。这一伟大理论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

参考文献：

[1][英]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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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春萍、刘伟雄：《论劳动正义的合理性》，《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5]杨桂森：《以劳动为主轴的价值论革命》，《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6]张雷声：《〈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7]刘荣军：《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还原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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