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洪永淼教授商榷：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给“西化”留后门

作者：简新华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09-15

简新华

现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面临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亟须深入研究和合理有效解决，迫切需要在学习、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同时，创新和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用以更好地指导新时代的新实践。那么，中国现在应该构建(包括坚持和创新、发展)什么样的经济学？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构建？如何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建设。”[1]这段论述实际上已经清楚地从总体上说明了中国现在要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构建的基本原则和途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目前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入正确理解和具体贯彻落实。

前不久，看了洪永淼教授与此相关的2万多字的长篇报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2]、《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3]和《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4]。这三篇文章(以下统称《洪文》，后面有关引文皆出自这三篇文章，不再标明注释)的主题都是要“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包括“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读后感到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在不少人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否定或者抛弃社会主义的时候，《洪文》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既有科学性，又有阶级性”，“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创造条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值得肯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做详细介绍)。但是，《洪文》关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和怎样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观点。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写此文就教于洪永淼教授以及经济学界的同仁们，以利澄清模糊甚至不恰当的看法，求得正确的共识，更好地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国需要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

1.经济学的名词释义

《洪文》在论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使用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近20个名词，除了少数几个做了非严格定义的简单说明之外，大多数名词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内涵、外延及其区别和联系。然而，笔者认为，这是现在探索中国经济学构建必须十分明确的问题，否则会造成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可能连现在中国到底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都不能真正弄清。为了使得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讨论避免各说各话、引起歧义，认识更明确、更严谨、更准确、更有针对性，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对经济学及其分类做出以下说明。

所谓“经济学”，顾名思义，最抽象笼统的界定就是研究经济的科学。由于“经济”在现代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首先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关关系，还包括生产、交换(或者流通)、分配、消费等在内的社会活动(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即运行和发展的内容和方式，主要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产出的分配方式)，构成上述社会活动总体的各类产业部门及其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以及与上述所有这些内容有关的制度安排即经济制度等。因此，经济学可以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范围层次和具体内容、研究的不同性质和特征进行多种不同的界定和分类。

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经济学是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研究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最重要的理论经济学，是所有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应用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应用于各个不同领域而形成的分支学科。按照研究的科学性不同，政治经济学分为科学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即非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按照具有的阶级属性不同，政治经济学又分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按照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不同，政治经济学可分为古代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按照研究对象的社会形态的范围不同，政治经济学可分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即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狭义政治经济学(即研究某个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按照研究对象所处的国别地域的不同，政治经济学还可分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即研究中国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学即研究美国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学[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不应该只是指中国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学，笔者理解这是一种最宽泛的通俗说法，应该是在中国或者美国存在的所有反映中国或者美国特色的经济学的统称，包括各种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内。而且，政治经济学的上述这些不同的分类法又可以交叉配合使用，形成更多更复杂的经济学名称，笔者曾经在其他文章中有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6]。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高等学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的也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连专业名称和教科书的书名都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习惯上就把政治经济学仅仅看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讲政治经济学，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这种通俗的流行看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另外，现在中国经济学界使用许多与“西方经济学”有关的经济学名称，比如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笔者理解，所谓“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流行的通俗说法，实质上就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他的诸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等，都不过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或者分支、流派而已。

2.必须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

《洪文》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制度演化本身，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事实上已经逐渐脱离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这里的范畴可能应该是范式)；还认为，“西方经济学通过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从此分道扬镳”。《洪文》的这些论述，应该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区别或者主要不同。在《洪文》看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要研究经济增长即“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后者“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看法，既不准确，也不符合实际。

首先，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不加区别地等同使用，因为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或者说是承认、维护生产关系的法律和规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肯定会研究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产生反作用，而且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不能说仅是经济制度。

其次，《洪文》所说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研究的主题是经济增长、发展生产力，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研究生产关系，这似乎是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主要在于阶级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不太科学甚至是庸俗的经济学。比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来源，但是存在没有发现劳动二重性的严重缺陷，马克思则创立了劳动二重性这个“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7]，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两者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也存在本质区别。

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经典的和现代的)不是只研究生产关系，完全不研究生产力，更不是不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的解放、保护和发展。《洪文》也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明确宣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的本质就是通过运用和发展生产力给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包含有生产力，而且生产关系首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生产力及其发展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而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研究的不是生产力本身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自然属性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些属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是研究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化、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还要研究生产力的开发、形成、配置、使用、保护、解放和发展的方式，而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是生产关系问题或者与生产关系有关。比如生产力如何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或者计划，而市场、计划都不是生产力本身的范畴，而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范畴；再比如怎样解放生产力？主要就是要改变不适合或者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正是“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在“经济学”前面加上“政治”两个字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的主要任务与亚当·斯密不同，不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力)如何增长，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谋献策，而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及其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也并不是没有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样科学地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力：一是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二是竞争的外在压力。这难道不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深刻得多吗？而追求剩余价值、市场竞争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显然是生产关系啊!《资本论》还重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探讨了如何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始，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了，由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向主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使得从列宁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主要任务与马克思恩格斯不一样了，成为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是主要还是研究生产关系。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主要是研究如何开发、形成、配置、使用、保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研究这些主要又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因为决定生产力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除了物质、技术这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要研究的因素之外，主要是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只能主要研究生产关系。怎么能说主要研究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范式的缺陷或者不足呢？无论是经典的还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存在轻视、忽视生产力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视生产力的作用和生产力发展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所谓“边际革命”发生时才同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就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了。两者“分道扬镳”的表现也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坚持“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而西方经济学“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实际上，两者首先而且主要进行的都是经济分析，也都会进行“政治分析”。

3.中国现在需要构建的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而言的所谓“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中国现在究竟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这是探讨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洪文》有两个提法，即“构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从《洪文》的相关论述来看，“中国经济学”好像是指中国人研究的、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洪文》解释说，“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同时又说“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发展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其实是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这些论述存在多重误解。

第一，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什么是“《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洪文》写道，“《国富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经典的研究框架”。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出《洪文》还认为，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

实际上，是主要研究生产力还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而是目的、立场、内容、观点和方法。所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虽然有一定合理性和作用，但是并不科学，最突出的是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趋势。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8]则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框架而建立新的理论框架。无论是目的、内容还是方法，这两种理论框架都存在本质的不同，实际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突破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形成了更加科学的理论框架，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可能“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为什么要走并非十分科学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回头路呢？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像《洪文》所说的那样，要回归到以“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21世纪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了。

尽管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像《洪文》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那样“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包括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途径，而生产关系、经济制度都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即使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洪文》关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研究主题的论述自相矛盾。《洪文》一方面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公共属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亚当·斯密《国富论》“延续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这就是说也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说“《国富论》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的主题，即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是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实际上，亚当·斯密《国富论》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主要研究的也是生产关系。不仅从《洪文》上述对《国富论》显著特点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国富论》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因为所谓“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主题和目的，绝不是空洞抽象、超阶级的纯粹生产力问题，同样存在为谁发展、谁享有发展成果的属于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而且“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更是百分之百的生产关系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更重要的是从《国富论》本身的内容来看，主要也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从《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开始论述的分工协作专业化，到其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利己主义动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各种收入的来源和分配等，虽然都与生产力发展有关，但是本身都是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分工协作专业化是生产力问题，还是生产关系问题？按照《洪文》的理解，这可能应该是生产力，是人与物的关系，其实不尽然。这恰恰主要是以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分工协作!

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的确任何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否则无法生存和发展，但是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发展生产力只是人与物的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是生产力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无论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还是从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路径来看，如何发展生产力主要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首先，发展生产力有一个为谁发展、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生产关系问题不是生产力问题；其次，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恰恰就是要把生产力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和上层建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甚至包括上层建筑的问题；再次，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又必须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生产经营者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积极性，这也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最后，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或者核心问题是必须优化资源配置(生产力配置使用)，而配置方式主要是市场机制、计划机制和两者相结合的机制，这同样也不是生产力本身的内容，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因素。

《洪文》强调“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既要重视生产关系，又要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不可偏废”，这种看法又是不准确的。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一样，都是重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存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的问题。而且必须明白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重视、“二者不可偏废”，不等于是两者平起平坐、没有主次之分，作为政治经济学必然主要研究生产关系。

第三，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不是《洪文》定义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前面关于经济学及其分类的说明可见，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个名词的内涵是存在很大差别的。不仅“中国经济学”非常笼统抽象，所谓“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也比较抽象笼统，从字面上看不出其阶级特征或者社会属性。实际上，至少应该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研究如何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主要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研究如何建立和巩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要任务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现在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洪教授在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长篇报告中，只是一般笼统地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明确指出要构建的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觉得，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探索研究的也是如何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现在需要构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什么其他性质的政治经济学，更不能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决不能省去的。正如《洪文》指出的，现在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要“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而能够发挥这种指导作用的只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什么其他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

虽然洪教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在介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时提到过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专门论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2万多字的长篇报告中也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洪文》始终都没有明确指出他所说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说明前者是后者的简称。更重要的是，《洪文》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是抽象模糊的，根本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由此可见，《洪文》主张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洪文》写道，“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似乎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科学的界定，其实似是而非。《洪文》是承认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的，做出这种一般化的抽象界定，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能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完全或者主要不是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吗？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那《洪文》要构建的到底是“中国特色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不得而知。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洪文》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关注、侧重于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而忽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种倾向是“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正是为了防止或者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所以中国应该构建“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实际上经典的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存在这两种错误倾向。

《洪文》还结合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苏东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表明：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放在与生产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关注或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好像苏东社会主义失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注重研究生产关系而不重视研究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实际。苏联并不是只重视生产关系变革忽视生产力发展，而是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从理论上看，列宁甚至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9]。斯大林也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0]从实际上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曾经蒸蒸日上，由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弱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变成了位居世界第二的强国，并且为打败世界法西斯主义做出了突出贡献。《洪文》还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40年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关注GDP，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这种判断也是严重不符合实际的。中国的改革恰恰就是要改革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环节和部分，是特别重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的啊!怎么能说是“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呢？

《洪文》为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甚至还补充道，“这其实是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正如前面第一点的论述，这更进一步说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完全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反，如果真是要“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那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了。

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这是首先必须正确、精准、清晰、明确界定的，否则就会模棱两可、导致思想混乱，不仅无法真正弄清中国现在到底要构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甚至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学的“西化”留下后门。《洪文》认为中国还是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所以建议洪教授以后论述相关问题时，不要删去“社会主义”这个不能缺少的关键词，不要再使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这个很少人使用的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尽可能采用现在大家都采用的更加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免引起误解。

二、必须正确评估中国经济学现状

《洪文》提出：“毋庸讳言，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性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我认为，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分接轨，导致研究成果未能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知的方式表达，是一个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首先，必须明确“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性经济理论”，绝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少有“原创性经济理论”。这个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学说史都表明：成功的经济发展实践必然会产生更符合实际的新的经济理论，完全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就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一样，中国的经济学也出现了重大创新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最集中的体现是，基本形成了主要由八个方面内容[11]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具体内容和逻辑联系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论述，本文也不再重复。

的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许多重大创新和发展成果很少有“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呢？认为，《洪文》只是指出了部分原因，而且这不是主要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许多创新和发展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而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导的当今“国际经济学界”[12]不熟悉甚至不愿意了解、更不可能承认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因为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也不承认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应该学习、参考、借鉴“国际经济学界”合理有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并不保守，学习采用了不少“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虽然还不够，但是中国是不能“与国际充分接轨”的。什么是“与国际充分接轨”？在国内外不少人的心目中就是完全接受和采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经济人假设、主观价值论、经济危机心理因素论、重现象和定量分析轻本质和定性分析等等都可以看出)，这是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或者说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中国只能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合理有用的方法，绝对不能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充分接轨”。

笔者相信，洪教授并不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述重大创新和发展，因为《洪文》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用。这样的‘应用’是一种理论创新”。《洪文》还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贡献证明了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作为基础性调节手段，更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但是，《洪文》关于“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主要有两个重大贡献：(1)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制度。(2)引入市场机制作为主要调控手段，而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手段”的论断，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之所以说不全面，从上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在非常重要的八个方面的主要创新成果就可以看出；之所以说不准确，是由于中国现在的所有制经济不仅是以公有制为“主导”，而且还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不是手段。这绝不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因为，主导与主体是有重大差别的，只说主导不提主体，不仅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既不全面也不准确，而且还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趋势。的确，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在产值、就业人数、经营资产的数量上都低于50%了，也可以说是不占主体地位了，但这只是暂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现象，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公有制经济必然要占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更需要花大力气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就像市场或者市场机制是经济调节手段，不等于市场经济一样，计划或者说计划机制是经济调节手段，不是计划经济。所谓计划经济，应该是“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3]的经济形态，其内涵要比计划、计划机制复杂丰富得多。

三、市场经济理论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一般原理，还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洪文》写道，“既然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对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主体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科学。其基本原理与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用以研究实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但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换言之，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只有一个(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信息不对称下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用”。这段论述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说明。

一是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一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区别和联系应该是什么？笔者认为，广义的或者笼统而言的市场经济理论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区别和联系如下：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其内容是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或者普遍规律的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内容包括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规律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内容包括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规律的理论。

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即普遍规律，笔者理解，只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必然存在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节约时间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是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存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揭示了许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律，比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相对人口过剩规律、无产阶级贫困规律、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规律等等。西方经济学应该说也提出了一些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到底具体有哪些，可能还需要深入研究和认定，比如《洪文》所认为的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中的西方经济学提出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就有争论。厉以宁教授就认为：“农业中关于施肥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的实验表明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存在的……但这仅仅适用于技术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技术不会停止不变，因此不可能把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说成是生产理论的基础。”[14]甚至连世界上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都认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局限性”，指出：“边际生产力学说对生产要素所得报酬的解释在理论上也是不完全的。”[15]由此可见，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至多只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规律，不能算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二是市场经济理论，究竟是西方经济学创立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按照《洪文》的论述，好像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创立了市场经济理论，其实不然。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提出了一些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市场经济理论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马克思早就提出了科学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缺乏市场经济理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看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不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且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而且是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论。《资本论》虽然分析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没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所谓“商品经济”主要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分析商品生产和流通，实际上也就是分析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包括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基本范畴和上述普遍规律在内的系统的、逻辑严密的商品经济一般原理，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是创立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6]。

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马克思在当时不可能研究和提出相关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理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正如《洪文》所说的，“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没有考察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作”，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出现了真空，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然地填补这个漏洞”的判断显然不符合事实。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弥补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足，而是中国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填补了这个空白。

四、中国经济学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洪文》提出：“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实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似是而非、不清晰、不准确的，需要商榷。

第一，“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究竟应该是什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主要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由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以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家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创立新的经济学理论，为未来中国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一根本目的也就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创新、发展、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服务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第二，中国经济学家要完成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否只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要正确认识这个重大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到底什么是“现代经济学”？所谓“现代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泛流行的说法，但是对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完全相反。如前所述，根据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古代经济学(或者古典经济学)即存在于古代或者以往时代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即存在于现代的经济学，但是处于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又可以依据科学性、阶级性、国别地区性、具体研究对象等的不同划分为多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仅就“现代经济学”而言，既有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既有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等，因此不加区别地抽象笼统地讲“现代经济学”，是不清楚、不准确、不严谨的，容易造成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实际上，现在多数学者理解的“现代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代名词，就是指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只是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不包括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比如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洪文》有以下几段与现代经济学有关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这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将大大丰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内涵，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从这些论述可见，《洪文》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指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完成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的，其结果只会是在中国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把中国引入邪路。《洪文》强调中国不应该“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为什么不应该呢？恰恰相反，创新和发展有别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学对世界经济学的最大创新和贡献，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照搬硬套能行吗？中国经济学家只能主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吗？《洪文》写道：“王亚南说过，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想以此来证明中国只能发展世界上唯一的“现代经济学”，但这是站不住脚的。“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吗？不加区别笼统地这样说，显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仅就理论经济学而言，世界上至少有两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使这话是王亚南说的，也不准确，更不能以此作为断言世界上只有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么一个经济学的依据。众所周知，王亚南是老一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说的“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只会是指既反映普遍规律、也反映特殊规律的科学的经济学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过去还是现代，肯定不会是西方经济学，更不可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五、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同样具有阶级或者制度属性

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洪文》认为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能主要采用、更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只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洪文》为了论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性，提出“与经济理论本身相比，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工具，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者制度属性，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这种不做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一概而论的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总体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关于社会关系的科学。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人们必然处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运用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认识事物，形成不同的理论看法，这些看法就构成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也必然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所谓“意识形态色彩”，实质上就是阶级色彩、政治倾向性。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那种认为经济学是与数学、物理学一样的超阶级的科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学的阶级性不仅是研究对象和问题有阶级性，而且研究者也有阶级性，即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从什么阶级利益出发，基本理论观点也有阶级性，即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基本原理，还是立场观点方法，都存在本质的区别。

比如，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经济关系———劳资关系(即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的性质的认识和判断，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根本不同。西方经济学认为，劳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交换关系、不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甚至认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不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资关系本质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是资本家剥削了雇佣劳动者、工人养活了资本家，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种对同一种经济现象或者事物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的情况，不胜枚举，充分证明了经济学的阶级性。西方经济学往往打着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超然于阶级党派和私利、代表全人类、纯粹学术的旗号出现，特别害怕暴露自己的资产阶级属性，因为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在道义就是不公平合理的，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阶级属性，不敢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公开宣布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经济学不仅基本理论具有阶级性，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思想方法也具有阶级性，绝不是“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者制度属性，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所谓经济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经济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总称。在阶级社会中，立场主要就是阶级立场，研究范式还包含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不仅仅只是具体研究工具和方法(包括话语表达方式)，而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也是具有阶级属性的。比如，“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既是一种理论观点，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起点，就是私有制的反映，是有着浓厚的阶级烙印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范式内容。

即使是从技术和工具手段角度而言的属于中性的具体分析研究方法，比如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总量分析与个量分析、存量分析与增量分析、空间上的宏观分析与中观和微观分析及其区域研究、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现状分析与历史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研究、现象与本质分析、形式与内容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分析、可能性与现实性分析，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对策研究、比较研究，经济预测方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对策论)、大数据、云计算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采用的经济研究方法，区别只是存在运用的程度、水平、正确合理性的不同。以不同基本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持有不同立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的经济学家，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工具的方式、成效也会有差别。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就存在重现象和定量分析、轻本质和定性分析的倾向。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运用更为现代的深奥的数学和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研究，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确需要学习、参考、借鉴。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是经济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更重要的基本方法。因为，即使采用最先进现代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如果基本的思想方法不对，没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和运用，同样得不出正确科学的研究结论。比如，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经济学也会分析研究发生的原因及其应对之策，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决定他们不愿意、不可能甚至不敢深究私有制这个本原，只可能停留在现象上，进行浅层次分析，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只能短期暂时缓和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尽管两百年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本消除的痼疾。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自认为是没有片面性的、不追求私利的、真正的、纯粹的学者，以超然于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偏不倚、公正不阿的面貌出现，反对和指责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学。如上所述，经济学必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绝不是像有些以客观超然面貌自居的人认为的那样，必然是不客观公正的、不合理的、片面的、错误的，甚至不光彩的，关键是要看带有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如果带的是先进的、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就是正确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是客观公正的、合理的、好的；假若带的是落后腐朽的、不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那才是不正确、不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是不客观公正的、不合理的、不好的。

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实要比中国浓厚得多，不少政治家、学者，特别是新闻媒体，往往都是以“普世价值”的代表、真理的化身自居，站在所谓不偏不倚的“道德制高点”上，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划线，不是批判谴责这个，就是惩罚制裁那个。实际上，不客观公正、不正确科学的恰恰是他们。以下这个典型事例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2013年3月22日在“每日语录”一栏中引用毛泽东“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而不倦’”的名言，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因此遭到猛烈抨击。有美国参议员出面表示，教育部必须解释为何引用“共产主义者”的话。该中心网站被迫删除毛泽东的这句话，换成了林肯的一个警句。美国教育部代理新闻秘书还专门公开表示这次引用“很糟糕”，像是在道歉。毛泽东这一句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名言，竟然被美国人以意识形态为由予以删去。反观中国呢？正如《环球时报》社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及名人的话，哪怕是与中国军队曾经交战的麦克阿瑟的话如今登上中国媒体，大概都不会有障碍”[17]。

《洪文》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中的人和事，由于时间和篇幅限制，本文只是就一些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这个主题有关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洪文》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看法，包括：如何正确分析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现象及其自我修复能力；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及其原因到底是什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总体上效率不高的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借鉴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时，需要注意将市场经济基本原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相关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剥离开来”中的剥离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和怎样剥离；我们到底是应该使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还是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等，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探讨了，希望洪永淼教授和经济学界的同仁们批评、斧正。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走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7ZDA036)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坚定信心增强定力摇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2]洪永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https：//www.weixin765.com/doc/aqquoqqf.html。

[3]洪永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4]洪永淼：《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http：//www.sohu.com/a/151955462_465368。

[5]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无地域和国别区分，不存在什么“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这种看法可能不准确。因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都会具有自己特点，以不同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研究，必然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经济理论，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学，怎么就不能存在“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及其相应的概念呢？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早就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6]参见简新华：《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新常态》，《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8]什么是“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洪文》没做具体说明，笔者认为，应该是指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9]《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10]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页。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方面的内容是指：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参见简新华、余江：《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12]所谓“国际经济学界”，实际上主要就是指的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界，不太可能是指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如果《洪文》所说的“国际经济学界”包含国际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的新理论就不是很少得到“国际经济学界”认可，而是得到不少国际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肯定和认可的。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0-633页。

[14]厉以宁、秦宛顺编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1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48页。

[16]参见简新华、余江：《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17]参见《美国对毛泽东禁言，言论自由挂了》，《环球时报》2013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