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

作者：屈炳祥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18-07-16

屈炳祥

《资本论》是马克思集40年心血与智慧所作的一部宏伟巨著。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也是集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大成之作。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辩证唯物主义大师的科学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因而，科学批判精神与崇高的革命品格是《资本论》的一大重要特征。

一、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资本论》的一种本质属性

说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资本论》的一种固有本质属性，这是由它的创作者马克思本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所决定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是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而创立起来的。

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其称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费尔巴哈把认识的主体即人，不是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来理解，而是简单地当作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看待；同时，他也不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当作一种社会化的群体来理解，而是简单地当作孤立的单个人来看待。这样，他对社会的认识就只能是一种“单个人的直观”，看不到社会的本质，于是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深渊。而马克思则认为，作为社会认识主体的人并不是那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类”。他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还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由于马克思对社会认识主体的人作了批判性理解，并且将其付诸实践，把“社会化了的人类”变成了实践的人类。于是，这就促成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开展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变革。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或曰一种“头朝地、脚朝天”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与之相反，它是建立在科学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根本不同。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4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诞生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到科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变革。而且，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比较起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的革命的能动性。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改造并不是一种所谓思辨的产物，而是他亲自参加革命实践斗争并对社会现实问题做出潜心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成果。众所周知，马克思本来是研究法学的，后来在巴黎《莱茵报》工作期间碰到了诸多有关物质利益问题的争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转而研究经济学。经过巴黎以及后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段时间的研究，使他有了创造性的惊人发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8，9

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使他最终完成了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创立，为《资本论》的创作和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展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指出：“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最后，“总的结果”即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3]8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创立就为《资本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立论基础，同时也赋予了它科学的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可见，科学的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就成为《资本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内在的本质规定。

二、《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

首先，《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体现在它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最早的创始人，即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赋税论》的问世算起，到《资本论》第一部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诞生，在其近200年的历史中，所有的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从来都是把财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实际上谈的是国民财富的生产以及怎样在工商业主、普通国民与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把财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仅从书名就可一目了然。亚当·斯密研究财富，其目的就是企图帮助资产阶级实现“富国裕民”。[4]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也一样，忠于前人的传统，同样把政治经济学限定在对财富的研究上。李嘉图明确指出：“确立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5]

然而，《资本论》则不然，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作的这一规定，也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大变革，它第一次矫正了政治经济学的靶子，拨正了政治经济学前进的方向。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革，不仅拨正了它前行的方向，而且还赋予了它新的使命，这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与历史趋势。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它们研究社会财富，为的是给社会的统治阶级增进社会财富的生产与积累献计献策，并为财富的分配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作辩护，企图抹平社会矛盾，缓和劳资关系，让资本主义制度与世长存，永不消逝。而《资本论》则不同，它就是要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与历史趋势。其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11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最后揭示出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与最终结果。这就是：“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831，832这是一个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结论。

其次，《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还体现在它的一系列研究方法上。《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一系列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根本不同的方法。这里最根本的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法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此外，还有数理分析及动态分析方法，等等。

第一，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资本论》不仅在立论的世界观基础，而且在总的方法论方面通篇都贯穿了这一思想，充分显示了它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列宁指出：“曾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6]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并且给予了科学的批判。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它是在一种“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2]830采用“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2]782它“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829同时，在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方面，它超过了以往所有剥削阶级，较之它们，它显得更自私、更贪婪、更狡诈。为了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它“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2]447造成了无数工人，尤其是那些女工与童工的早衰与夭折，破坏了人口的正常增长。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与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2]533，53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历史进步作用尤其表现在它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方式上。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所作的最好的辩证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与评价，而且还教会人们怎样用这一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去考察社会和认识社会，包括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用怎样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它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作用。这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和认识社会的经典范例。

第二，矛盾分析方法。以往所有的经济学家大都是一些空想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然合理、且永恒不变的，因而，他们不承认资本主义会有矛盾。即使是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不得不承认其中的某些矛盾，但是，这完全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已。并且，他们承认矛盾并不是为了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而是为了替资本主义掩盖矛盾、调和矛盾，寻找医治的良方，确保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然而，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辩证法大师和彻底的辨论唯物主义者。他对那些在资本主义矛盾面前搞折衷主义、作无理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给以无情的批判或批评。他不惧怕任何矛盾，并且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为无产阶级找出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与方法为己任。矛盾分析方法正是他为资本主义打造的一把生理解剖刀，马克思就是用这把刀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众所周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从分析商品内在矛盾开始的。商品的内在矛盾首先表现在其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上。这一矛盾，当商品未进入交换时，它处于潜伏状态。而一旦进入交换过程，它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开始外化。起初，商品自身只是代表单纯的使用价值，其价值则体现在与之相交换的那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上；随后，当交换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用货币来充当媒介时，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转变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再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使人的劳动力也作为商品进入交换时，商品的内在矛盾就升华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人格化形式就是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这一矛盾的存在、发展与激化成了决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还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它方面，尤其是那些令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新科技、新发现及新的生产方式等怎样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变成了它的对立面的。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8]

在《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考察与研究了资本流通，揭露了个别资本与社会资本正常运动所要求的内在比例关系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刻揭示了引发社会经济经常性震荡与周期性危机的内在根源。在《资本论》第3卷，在考察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剥削阶级集团之间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存在的矛盾，以及他们在面对无产阶级时却又是亲兄弟似的社会现实。

第三，抽象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往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著述经济理论，由于受阶级及其世界观的局限使他们缺乏科学的抽象力与抽象方法，往往习惯于或热衷于人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形态的描述与量的关系的把握。然而，抽象力与抽象方法却是研究经济和经济学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8所谓抽象力，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事物的现象形态中揭示其共有本质与规律的思维能力。运用这种思维能力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即毛泽东所说的那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方法，找出事物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规律，就是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正是《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重要方法。马克思从对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千万种劳动产品中抽象出“商品”来，并且从这无数的“商品”中又抽象出“劳动”，同时又将“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另外，从商品交换的一定比例，即交换价值或价格中抽象出“价值”，并从交换价值或价格的不断变动中找出它变化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此外，不论是“商品”“劳动”，还是“价值”和“价值规律”，马克思都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把它们当作某种“物”，而是当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3]533此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也是如此。他从各种具体的物质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中，或各种具体部门的资本中抽象出了一种“一般资本”或“资本一般”。作为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不论其本来的形式如何，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一种经济强制，体现着前者对后者的剥削与奴役的关系。这就是抽象方法的科学意义与作用的表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抽象方法，而且还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另一种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为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的抽象，也不清楚怎么抽象，因而也就不明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只能从既定的事实出发，即“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所以，他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总是采用第一种方法。对此，马克思批评指出：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9]因为如果不首先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抽象，不揭示其本质，其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停留在真实的具体上。所以，他们的政治经济学都只不过是一些关于现实经济活动的现象描写或复述，而达不到真正的抽象，找不出这些经济活动的质的规定与其背后的人的关系。《资本论》则不同。在这其中，马克思选择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把反映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本质规定进行综合，达到其整体抽象之后再回到具体，使之在思维中再现的方法。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运用抽象方法，对所有资本家，不论他们在哪个部门、从事什么经营，统统把他们所有形式的投资都称作“资本”。他们所获得的营业收入不管具有怎样不同的表现形式，又统统把它们称为“剩余价值”，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超出工人劳动力价值以外的那部分价值。这里，各种形式的营业收入是具体，即真实的具体；而“剩余价值”是一种抽象，是各种营业收入的本质规定。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将“剩余价值”还原为它的各种具体形式，即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股息、地租等。但这种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股息、地租等具体形式不再是现实中的具体，而是思维或观念形态的具体，即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对雇佣工人剥削的那种具体。这样，就能使人们透过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具体的现象形态而看到它的本质规定。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无论怎样都做不到的。

除此之外，《资本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所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恩格斯曾这样解释道，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这是自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不过，这种“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3]53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开始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安排全书的结构的。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167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47不过，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既不是作为资本产生历史起点上的那种商品，也不是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人们每天都见到的那种商品，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了的“商品”。马克思经过商品达到了对货币的研究，为揭示资本奠定了基础。他指出：货币，“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2]167“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不必回到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2]167，168这样，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范畴既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顺序，也为《资本论》的理论阐述提供了逻辑安排，做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资本论》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来作出理论阐述的。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范畴实际上也表现了《资本论》所涵盖的三种学说的理论顺序，即劳动价值论、货币学说和剩余价值论。在剩余价值的阐述中，又首先谈生产，再谈流通或实现，最后谈分配。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分配，这就是《资本论》前三个卷次的理论分工。这也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当然，逻辑方式与历史方式相统一，并不是要求逻辑顺序与历史顺序严格匹配，而是对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事后的逻辑分析，两者都必须在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现实主体的统摄内加以运用。[10]也即，这里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是绝对的、机械的，而是“经过修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往往会有迂回或曲折，为了不让这种迂回与曲折打断逻辑的进程，所以在不违背大的发展方向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修正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做到了既尊重历史，而又不被动地去复述历史；既遵循逻辑，又不使思维陷入主观主义的陷阱。这就是《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又一批判性成果。

最后，《资本论》科学的批判精神体现在它对一系列经济范畴和原理的创新上。在政治经济学中，如商品、价值、资本、利润是最基本、最普遍采用的经济范畴，这些虽说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先提出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见到他们哪一位对此有过合理的解释，赋予它们一个科学准确的涵义。譬如商品，他们所说的“商品”不过就是那种在市场上可以随便买卖的东西，既可以是物质形式的，也可以是非物质形式的。如此而已。因而，他们对“商品”的认识就始终停留在这种表面形式上。然而，《资本论》却不是这样。它研究“商品”除了考察商品的一些现象形态之外，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其内在本质，即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至于价值、资本、利润等范畴也以如此。由此，恩格斯认为，《资本论》这种研究进一步地揭示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3]533

《资本论》科学的批判精神在经济学原理方面的表现更是全面的、系统的。恩格斯指出：“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即《资本论》，笔者语)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3]529譬如，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最先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的，但是，他所说的劳动创造价值是指生产金银或货币的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别的。后来，亚当·斯密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较系统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很不彻底，甚至还自相矛盾。比如，他一方面说劳动创造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又不知道创造价值的劳动到底是什么劳动。再比如，他一方面说劳动创造价值，但另一方面又说，一物品的价值应当由可购得或支配的劳动来衡量；又比如，他一方面说劳动创造价值，但另一方面又说，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的，由此又把工资、利润和地租当作价值的源泉。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在斯密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劳动价值论增添了许多新的合理要素。但是，如他的前人一样，李嘉图虽然肯定劳动创造价值，并且提出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和计量价值的量，但是，他还是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价值的实体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因而，使他未能很好地解决到底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以及怎样计量价值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他无法解释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其所创造的新价值之间为什么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的问题，因而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最后破产以及整个经济学庸俗化的严重后果。

《资本论》则不然，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首先批判地创立了劳动的二重性原理，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指出：“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54劳动二重性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为什么创造价值、怎样创造价值以及如何计量的问题，进而全面解决了劳动价值论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变革。这再一次体现了《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劳动价值论的变革，带来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面革命，为揭示资本本质、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供了思想武器。什么是资本？什么是剩余价值？它们从哪里来？要明白这些，就必须首先懂得什么是价值。马克思的研究证明，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的凝结，剩余价值也只不过是工人一般人类劳动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明白了剩余价值及其来源，也就懂得了什么是资本及其本质，进而也就找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最后也就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这样，劳动价值论的变革成了决定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有史以来的伟大革命，意义十分重大。

其实，《资本论》科学的批判精神不只是体现在它的具体范畴与大的理论原理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它的结构上。整个4卷本《资本论》，不仅第4卷直接是批判部分，即使是正面阐述理论的前3卷，也不完全是正面阐述，在它的某些篇或者其中的某些章中也有一定的批判内容。甚至在它的整个字里行间、包括其中的注释，不经意间就可见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乃至其它学术思想的批判。总之，整个《资本论》就是一部充满战斗气息的批判檄文。

三、科学的批判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本质要求

今天，我们研究《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并不是要引导人们去钻故纸堆、玩学术游戏，而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续接红色基因，传承革命品质，促其强根固本。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的真实意义，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动意与目的。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还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对全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专家们提出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性任务。笔者认为，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学好用好其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之外，还要学好用好其科学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我国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与宝贵经验给予科学概括与抽象、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元素之外，还要传承和弘扬《资本论》的那种科学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注重历练与增强我国经济学的内在品质。

笔者认为，传承与弘扬《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历练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品质，是其自身建设的本质要求。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有“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11，12]“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同时也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经济学。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范畴和学科门类是习近平同志近年提出的，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以前的几十年里我们没有这样提，或没有作这样的规定，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研究与探索。已故领袖毛泽东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或发表过许多重要谈话与讲话。其中，他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循，这是一方面。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12]在他的积极倡导与热情推动下，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写出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努力，我们的研究与探索获得了一系列科学成果，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与教科书，为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这些，在当时乃至今天，我们一直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待，即视为它的“下册”或“社会主义部分”。这可以说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身。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下册”或者它的“社会主义部分”，那么，科学的批判精神和革命品格自然也就成了它的一种天然禀赋或固有本质。今天，我们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过程中，就一定要续接好这种红色基因，传承好这种革命品质，为之强根固本。

然而，正当我国政治经济学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却遭到了一种来自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严重干扰与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广泛开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包括技术引进、文化交流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开放交流。但是，在我们进行这种正常开放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乘机加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采用各种途径与方式将那些反映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腐朽文化、学术思想一并大肆倾销于我国，抢滩、强占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在经济学界，我们的新闻出版、高校课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都基本被西方经济学所占领、乃至把控。于是乎，我们的一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那些西化学者们言必称欧美，要么哈耶克、凯恩斯，或者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等；即使是我们政府公务员说起话来也是满满的西洋腔，什么“流动性”“中等收入陷阱”“库兹列茨倒U型曲线理论”，或者“中产阶级”“民营经济”等等。然而，真正马克思主义或那种体现马克思主义精髓、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却不见了。即使有，其处境也很艰难，陷入了那种“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境地。

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厄运，面临这般窘境？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及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对自己的事业缺乏坚定信仰、信念与忠诚，并且在履职中未能认真尽责的结果。由此，使我们在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忽视了其科学批判精神的培育与历练，忽略了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潮的批判。客观地说，在起初，我们刚刚开始引进西方学术名著的时候，出版界对于出版什么与不出版什么、高等学校的教授们教什么与不教什么、其它方面的专家学者写什么与不写什么还有所选择，并且还有所批评、批判或评介，但是到后来，就没有了，或很少有了。试问，我们的新闻出版界在一窝蜂地出版西方经济学的所谓名著或经典的时候，对之进行过负责任的审查吗？我们高等学校的教授们对其作过批判与评论吗？我们其它方面的专家学者们著书立说时对之有过质疑与批评吗？没有，或很少有。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学界已经严重“缺钙”，得了“软骨病”，当下最缺的是《资本论》那样的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我们陷入了如此的窘境。历史教训必须牢牢汲取。否则，还可能会有新的灾难。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赋予我们坚持、发展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使命。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伟大实践。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启，然而，一个要不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斗争又开始了。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而是有着确凿的事实依据的。有学者主张：“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创新的所有合理成分，为我所用。”还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在经历过这次深刻的转型过程后，将成为一门既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又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还说：“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①。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学从现在起再也不能走原来的老路了，必须改弦更辙，另起炉灶，“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一个典型，但也非常普遍。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一些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具体问题，他们也决不放过。新年伊始，中国人民大学资深学者周新城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对习近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的讲话作了深刻阐释，并对那些热衷于搞私有化的人提出了批评。然而，文章一发表，却招来了众多的恶意攻击与诽谤。有人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发文章鬼吹消灭私有制”，“说周教授是鬼吹，是因为他吹出来的货色埋在中国的坟墓里也有几十年了，现在诈尸还魂”，“周教授拿出的是一本共产党宣言再加一本联共布党史，武器如同朽木，连人也是老得掉牙。这副战斗姿态，说他像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那是抬举他了，他更像是他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他们口中念叨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和欧洲封建社会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周教授的屁股上打的可是锤子和镰刀的纹章，他还缺少封建贵族的那点教养。”②

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就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他们不仅人数多、能量大，并且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基础。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不能不是一种严峻挑战。可见，培育和历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提高自身的内在品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

四、简要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科学的批判精神与崇高的革命品格是《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固有本质，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因为它们二者是同一个思想体系，一个是“上册”，一个是“下册”。“上册”是源，“下册”是流，它们具有同一个基因，同一种本质。然而，政治经济学、包括所有社会科学，在源与流之间并不是如一切自然之物的生理基因的传递那样是自然实现的，而必须由人的活动来完成，并且这其中还包含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剧烈冲突与斗争。因而，没有人的活动，一切社会科学的传承乃至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的是这样，一切剥削阶级的也是如此，没有例外，也没有特殊。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强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时，一定要有意识地、主动地、理直气壮地去培育与历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批判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格，提高自身的内在素质与斗争能力。这一点必须明确。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供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情为它工作的科学。”[8]235因此，我们的经济学家、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贡献。在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好的理论武装与精神营养。我们坚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全国数以万计的富有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与坚定信念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潜心探索和不懈努力，一个全新的、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会在习近平社会主义新时代诞生。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注释

①见洪永淼《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一书“第11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04月)

②见荣剑“诊断胡鞍钢”一文(经济学家圈网，2018年01月27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 -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5]大卫·李嘉图.经济学与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

[6]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9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5 -92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