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贾根良:应彻底反思我国高校“经济学美国化”的现象

作者：贾根良来源：察网 2017-05-31

应彻底反思我国高校“经济学美国化”的现象

贾根良

一、“西方经济学”支配全球遭受严正质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正统经济学界鲜为人知的海曼·明斯基名声大噪，“明基时刻”的概念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明斯基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属于备受西方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排挤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其具有共同命运的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还包括西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的流派，如新熊彼特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和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等。在这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中，究竟还有多少明斯基式的人物一直被埋没?明斯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者?“明斯基时刻”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方正统经济学长期打压非正统经济学的不正常状况，而且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学界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即缺乏多元主义的科学精神。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课程设置的变化，见证了主张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目的所在：除了经济学专业外，我国许多高校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财政金融等在内的财经类专业，在本科课程设置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许多高校在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考试中，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在中国高校的支配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然而，令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资本论》受到追捧，明斯基和皮凯蒂名声大振，长期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公众的视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对西方正统经济学严重缺陷的众多质疑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所谓“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the post-autisitic economics movement)是指2000年由法国学生发起，并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学生们使用精神病学的一个术语痛斥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自闭症”，指责其已经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的许多重要经济问题，呼吁经济学发展的多元化、批判性思考和对真实世界的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风起云涌。2009年，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有感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中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资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经济学课程设置，编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2011年11月2日，哈佛大学大约70名学生在著名教授雷戈里曼昆讲授的经济学课程上，通过罢课并发表《哈佛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正统经济学根深蒂固的偏见、脱离现实和缺乏批判性思考的强烈不满。2012年，德国学生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请愿活动，这一活动很快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学生社团组织。2014年5月5日，来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 “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为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

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直指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在其2014年的调研报告《经济学、教育与无知——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指出，曼彻斯特大学将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升为经济学唯一的学习对象，其他经济学流派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等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扼杀、损害和压制了对于经济学的认知至关重要的创新、创造力和建设性的批判，违背了曼彻斯特大学自己的教育指导方针。

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正统经济学支配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育的状况并非个例，正如《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吁书》指出的，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学生们看来，这种状况在民主社会中是不正常的，“并非仅有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经济学教学也同样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此危机所殃及的范围远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 归根到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辩论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呼吁：“不同校园，同一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

二、西方经济学何以支配西方？资本动用国家力量消灭非正统经济学

如果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就会知道，目前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是在19世纪末“边际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继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在欧美国家相继诞生了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通过综合“边际革命”的成果，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在美国也得到了发展。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已经取得了正统经济学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总体上仍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重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在美国产生的麦卡锡主义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其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奉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借助麦卡锡主义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通过动用国家力量、商业团体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阶层等，使得非正统经济学家在大学中得不到雇佣，即使被雇佣也容易被开除。

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行为才退居间接角色，而在这时，通过大学的科研绩效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或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特别是通过期刊等级评价等职业力量对非正统经济学的排挤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SSCI即所谓的“权威期刊”实际上只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阵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这就导致对存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相关大学系科的学术评价很低;为了提高评估绩效，这些大学在招聘、晋升、研究战略等决策上不得不歧视从事非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直至驱逐这些非正统经济学研究者，这导致了非正统经济学在欧美国家绝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消失。

但是，非正统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这种艰难环境中还是生存下来了。在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灭绝性危机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60年代重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并在以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派，如60年代末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70年代产生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法国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80年代产生了新熊彼特学派和女性主义经济学，21世纪初产生了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兴起，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正统经济学理论根基的打击，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家更加积极的学术组织活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迅速壮大，弗雷德里克李甚至用“涌现”这个词形容非正统经济学从1990年到2006年期间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所取得的长足发展。

三、抵制我国“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刻不容缓

本文提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目的在于倡导经济学多元化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学界加强对这种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之成为抵抗“西方经济学”支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有借鉴价值的西方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西方经济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反映和描述，它建立了市场经济中经济规律的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需要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但正如德国演化经济学界的元老乌尔里希维特指出的，(作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鼻祖的)边际革命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西方经济理论界，针对“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非现实的和歪曲的描述等许多重大缺陷，一直就存在着大量的批判，而我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对此关注，对于“西方经济学”很有用的流行观念也一直缺乏反思。

然而，既然“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经济学” 更有价值，那么，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呢——盲目追随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潮流声势浩大，但“西方政治经济学”却很少有人研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当西方正统经济学通过政府力量和大学科研绩效评估制度将“西方政治经济学”边缘化之后，除了我国的极少数学者外，我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时，人们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了。

另一方面，“历史终结论”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的对抗，高度集中的苏式政治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正统经济学都走向了极端和教条。冷战的结束导致了苏式政治经济学的终结，但作为其对立一极的西方自由市场大获全胜，结果，西方正统经济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成为了“伦敦城唯一的游戏”，其支配性影响比冷战时期更甚。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我国兴起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思潮就是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经济理论界迟到的翻版。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福山欢欣鼓舞，他欢呼美国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虽然福山早已承认了这种“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但经济理论界的“历史终结论”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思。2006年，笔者在《中国经济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

【实际上，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1999年成立的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就是反思经济学中“历史终结论”的先声。它在成立之初就指出，由于正统经济学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在美国，“以至于很难发现不追随正统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受到训练，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的和数学化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方法论的统一的相同过程正在稳步地被推进。】

显而易见，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错误思潮就是上述所谓“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数学化”这种潮流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已经到了对经济学美国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

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一种企图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模式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强大力量，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不仅是抵消这种力量并推动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如果要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就必须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萨缪尔森有句名言：“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萨缪尔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经济理论范式在国家意识形态功能上的重要性。

在“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思潮支配下，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美国大学的同质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中也几乎是不存在的。2000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和近年来的“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都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进入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经济学课程体系。我国在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本科核心课程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课程，甚至像目前已有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一样，在硕士生教育中设置“西方政治经济学”专业。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教学的课程设置是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辉格史观发挥支配性影响的产物。简单地说，辉格史观就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编纂历史并指导人们行为的历史观。在辉格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界和科学史学界已经遭到批判的情况下，战后以来，辉格史观仍一直支配着西方经济学界，萨缪尔森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倡导者，直到《剑桥经济学杂志》在2014年第3期出版的—整期专刊对其进行批判。当西方正统经济学支配了美欧国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萨缪尔森在1987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就提出了经济思想史应该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编写。萨缪尔森说到做到，在他有关经济学的谱系图中，经济学中只存在一种从亚当斯密到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旁枝末节，而美国学派、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经济学谱系图中则消失了。

受上述辉格史观的支配性影响，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设置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三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讲授的只是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只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教材中增加了部分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这是一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只存在一种理论传统的“连续性一多元化假定”：“只有少数异端观点丰富了(正统——引者所加)经济学的话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那些没有(对正统经济学——引者所加)做出贡献的观点理所当然要消失。”而且，据笔者调查，由于课时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门课程在还没有讲到非正统经济学流派时就结束了。在这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中，作为一种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中消失了。

因此，笔者建议对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增加“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并列的核心课程，这是西方经济理论教学多元化的内在要求。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以数学为基础的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服务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大量的财经类本科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没有必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和这些中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因此，这两门课程都应该取消，同时取消“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将西方正统经济学流派的讲授合并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取消的这三门的1/3-1/2课时分配给“西方政治经济学”，1/2-2/3用于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

五、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首先，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核心课程可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指出的，“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唯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凡勃伦和熊彼特的经济学说深受马克思影响，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使学生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奥哈拉将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然而，正如老制度主义者的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指出的，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在笔者看来，霍奇逊的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流派。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学习和研究 “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深刻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大叙事和历史洞察力的强大魅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以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两个学派发展的基础，但其理论创新也受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调节学派吸收了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卡尔多的经济理论成果，并从熊彼特经济学、波拉尼的经济学说和法国年鉴学派中汲取灵感，从而创立了调节学派。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中发表的《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标志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派的诞生。该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长波理论和熊彼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创立的。

最后，通过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早在2003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会议上就提出过这种观点，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文章中也表达过这种设想，这就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丰硕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更加丰富，并将大大增强解释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例如，老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在制度、技术和金融问题，“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中观经济学和产业政策，奥地利学派在“主观知识”、彻底的不确定性和市场过程理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性别、家庭和种族，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被吸收进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思想来源。

但是，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人们除了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重视外，对“西方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大兴趣，研究的人也很少。几年前，笔者在相关学术会议上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比较时，比较的对象只是“西方经济学”，而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基础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却视而不见;一些学者在撰写政治经济学史的时候，写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史”也视而不见，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了 “孤家寡人”，失去了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当代发展的联系，创新的思想源泉必然会越来越枯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视“西方经济学”，轻视甚至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站在一起鄙视“西方政治经济学”，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我国经济科学的总体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失策。近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学”引起了国内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政治经济学评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博大精深的，没有长期的研究，也是无法掌握其精髓的。

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成果上，必须要有所创新，要有所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因此，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是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整个过程中都要牢记在心的。只有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我们才能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