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徐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迄今未能走出金融危机的衰退阴影。奥巴马政府多次声称“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不过是粉饰太平的把戏。倘若美国经济真的早已复苏，特朗普为何不惜以减税吸引美国企业回流？同样因为经济困局，英国政坛折腾出了“脱欧”，法国的传统政党输掉大选，日本政府深陷债务泥潭，大家过得可都不怎么样。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虽然也面临诸多问题，但表现堪称一枝独秀。从2006年到2015年这10年间，中国GDP提高了300%，达到了676708亿元人民币[1]。尽管2016年GDP增长率回落到6.7%，但中国仍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设法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西方经济学的尴尬

时下最尴尬的，恐怕要数那些靠西方经济学吃饭的经济学家了。这些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掌握话语权，此后20年间基本只唱一个调子：

“西方好啊，私有化好，华盛顿共识是金元宝……啷哩个啷”。

在这些人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不容置疑的“神圣样板”，但凡中国哪些地方与之不一致，那就说明中国存在“体制问题”。可是现在呢？西方经济体普遍陷于困境，“神圣样板”的伟岸形象实在撑不下去了。

目睹现实，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产生疑问——为何市场化如此彻底的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停滞？为何私有化如此彻底的东欧国家一蹶不振？为何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制度的中国反而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西方经济学的裱糊匠和复读机当然无法解释，他们只会一再声称：

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是“市场化不彻底”导致的，只要把资源配置完全交给市场，让私人资本完全支配经济，政府少管闲事，那么一切都会自然好起来。如果上述手段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因为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不够彻底。

由此可见，移植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完全脱离了客观实践，充斥着自说自话、循环论证的神学逻辑。这种神学逻辑不禁让人想起关于武侠小说的搞笑段子——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即使自宫，未必成功。如已自宫，快快进宫……”

西方经济学丧失公信力并非偶然。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或者暂时欺骗所有人，但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西方经济学在现实中破绽百出，正是因为其理论基础的非科学性和庸俗性。这些与生俱来的毛病，绝不是裱糊匠可以修复的。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是科学？

诸多裱糊匠和复读机长期霸占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鼓吹“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论调，不择手段地排挤和倾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迫不及待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实在可笑。科学需要实践来检验，而且在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对于一个确定的事物、现象，只允许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不允许存在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法。这在科学哲学中叫做内部自洽性，也可以理解为“一元真理”。

反观西方经济学，多个流派之间的观点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例如，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国家干预作为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主张同时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

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甚至认为经济危机带来的衰退期才是经济复苏的开始，不如“早死早托生”。

西方经济学的多个学派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缺乏起码的共识，试问哪家算是“科学”、哪家又算是“伪科学”？更搞笑的是，观点相互矛盾的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竟然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可真是说不清的糊涂账。倒不如说得直白一些：西方经济学体系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其理论体系不仅缺乏内部自洽性，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萨缪尔森(左)与哈耶克(右)的经济理论存在普遍冲突，互不买账。结果两个人都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试问哪家算“科学”，哪家又算是“伪科学”？盛名之下的大奖，不过是笔糊涂账。

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定理”，和数学中的定理完全不是一回事。数学定理是由必要的基本假设，通过严谨推导得出的结论，在实践中颠扑不破。

例如，代数中的韦达定理给出多项式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自发现以来被成功应用了400多年。而西方经济学的所谓“定理”，不过是将某种观点无限拔高乃至神化的产物，并不是由基本假设严谨推导出来的，甚至基本假设本身就不能成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被新制度经济学派备加吹捧的“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在交易费用为0、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2]”

按照“科斯定理”的思路，如果某私企工厂造成了烟尘污染，附近遭受污染的居民应该和私企谈判，要么私企自己安装除尘设备，要么给居民家里提供除尘设备；即使没有政府的外部干预，私企和周边居民也会自动达成成本最低的协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思路放在现实中就是扯淡——如果私企雇佣黑社会去恐吓周边居民，会不会比购置除尘设备更省钱？同理，前些年许多房地产商的强拆制造了大量社会矛盾，拥有产权的居民在强势的房地产商面前有谈判权吗？被黑社会招呼、全家挨揍的倒是比比皆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定理”，往往不考虑必要的现实因素，在现实的社会治理中毫无可操作性。

不结合实际的理论有什么用？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而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这两种能力一样都没有。

先说解释能力。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天经地义，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生命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时，弗里德曼、哈耶克之流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许多中国学者甘愿做他们的复读机，不厌其烦地弹奏“国企必然完蛋”的滥调。可是近年来国有企业偏偏发展得很不错，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

截至2015年底，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共计11,493户，资产总额15.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1%。2015年上海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272.22亿元，增长24.0%[3]。

2017年一季度，山东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20929亿元，同比增长27%[4]。

2017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96.3亿元，同比增70.5%[5]。

如此亮眼的数据，充分证明国有企业是搞得好的。而且从近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发展得越好的地区，经济形势越是欣欣向荣，山东、江苏、上海、重庆等省市都是如此。而且，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越是细致用心，当地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越顺畅。

西方经济学的复读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唯一合理的“神圣样板”。结果，号称“金钟罩铁布衫”的“洋师傅”一病不起，拒绝练习私有化“神功”的中国活得还挺好，他们的脸往哪儿搁？复读机既无法解释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成就，也无法解释地方政府政策引导的成功，因为这些是“洋师傅”压根没有的路数。说穿了，复读机都是些只要屁股不要脑袋的家伙，他们的所谓“研究”并不是从经济现象中提炼客观规律，而是预设立场和既定观点、然后选择性地搜罗论据来粉饰自己的“合理性”。这种愚昧落后的治学方式毫无价值，不过是浪费国家的教育经费、制造学术垃圾罢了。

再说预测能力。西方经济学的“神预测”在中国屡屡穿帮，在此举几个例子就好。

远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此君早在香港回归之际便预言，一国之内不可能同时存在相互汇率可变的两种货币，所以港币将在香港回归两年后消失。2017年4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纪念册的发行仪式上，还特意翻起了这本旧账[6]。历史自然证明真理在谁手中。

近有媒体热捧的“经济学大师”陈志武，此君在201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声称，超级计算机纯粹是摆设，政府出资创新搞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7]。可是打脸来得未免太快，时光才走到2017年2月，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1号”就已处于饱和运行状态[8]。不仅如此，美国能源部还怒砸3亿美元建造新的超级计算机，生怕在这个领域输给中国。

“大师”到底有什么水平，各位心里都清楚。只不过发表“神预测”的“大师”毫无愧意，仍在各种场合继续唱衰中国经济。

正因为西方经济学在预测能力上的极端匮乏，一线投资人压根就不在乎裱糊匠和复读机平时说些什么。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师”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工业化对经济运行的重大影响。连超级计算机能做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出来大放厥词。真要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去投资，只怕赔得连底裤都不剩。所以，投资人宁可花大量时间去研究银行、券商和咨询公司的行业报告，也绝不愿意听“大师”信口开河。

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

西方经济学当然值得研究，但是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打个比方，宗教本质上是扭曲的世界观，但是我国也有宗教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研究宗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自己去拜佛求仙。同理，研究西方经济学也要坚持科学态度、保留批判精神，而不应盲信盲从、不能自拔。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既然如此，倒是真有必要弄清楚，西方经济学究竟“庸俗”在什么地方？我们避开一切晦涩的理论，只谈“庸俗”的2个要点：

1、不承认商品的内在价值

2、不承认经济活动中存在剥削（即以不合理代价占有他人劳动成果）

这2个要点，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即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分野，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商品存在内在价值，但是表述不够完善。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解决了价值表述的矛盾。李嘉图则明确承认剥削的存在，而且认为地主是一个不创造任何价值的食利群体、妨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则开发出剩余价值学说，更加深入地阐述了剥削的本质。

茅于轼，还记得当年昆明湖畔力挺的泛亚交易所吗？

庸俗经济学不承认商品的内在价值，试图完全用边际分析和供求关系来解释商品的价格和交换规律。既然庸俗经济学否认劳动创造的价值，自然不会承认存在以不合理代价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行为。对于在胁迫下形成的不合理价格(例如雇主利用较高的失业率故意压低工资)，庸俗经济学一贯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庸俗经济学不承认剥削，认为按照生产要素分配天经地义，自然不会谋求从制度上解决分配的问题，与我国宪法中的按劳分配水火不容。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没有停止对理论的发展，但仍然无法脱离其庸俗本质。其忠实信徒在个人生活中甚至更加庸俗，完全沦为私人资本的吹鼓手。

茅于轼就曾为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站台，鼓吹泛亚的“金融创新”利国利民、不需要银监会监管。待到2015年泛亚的“庞氏骗局”被揭穿，22万投资者400多亿元的血汗钱被席卷一空[9]，茅于轼便开始故意装糊涂。

这类人不仅没有任何学术精神，更无视公众利益。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顾名思义，经济学理应是经世济民之学，探讨的应当是如何让人民群众普遍从经济发展中获益。西方经济学只谈资本增殖，却回避财富分配，如何“经世济民”？无论裱糊匠和复读机如何不情愿，他们都注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拥有制度自信的中国，无需盲目照搬别国的经济制度，而应当开发出符合国情的经济学思想体系。这便是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思想体系，需要大量人才的共同协作，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的功夫。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套思想体系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1、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以人为本的视角探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2、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提供明确的指导思想。公有制经济是改善分配的核心力量，唯有发达的公有制经济才能支撑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

3、与产业经济密切结合，充分考虑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互联网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人工智能也正在不远处招手，未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将面临巨大变革。

4、涵盖货币、金融与财政税收的相关研究，为政府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5、实现由微观到宏观层面的理论自洽，宏观分析要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有大量统计数据支持。

经济学不是玄学而是实学，不以清谈的风度论高下。毕业于哪个名校，发表过多少文章，都不是经济学人值得炫耀的资本。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是这又如何？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有哪位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帮助美国经济成功实现复苏？中国经济学界仍然浮躁，但沽名钓誉的把戏已经没法继续忽悠人民群众了。

衡量经济学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为经济发展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为强国富民提供了哪些实际帮助，才是成功的标准。陈云同志只接受了很少的学校教育，连中学文凭都没有，更没有来自学术圈和媒体的吹捧。但要说到对新中国经济布局和发展的深远影响，却无人能够望其项背，这才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大师。当下的中国，正需要一批既有实学又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来开创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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