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的几个重要问题

作者：卫兴华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5-12-10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1]

目前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党政干部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应重在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哪些内容。国内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很多，党政干部当然可以去读。但是，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是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一目标任务提出的，重在认识和遵循经济规律，做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因此，目前党政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应与高校和研究院所学习和研究有所不同，应首先重在学好能运用于实践的经济学理论。

一、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60多年来经济理论与实践得失成败的经验与教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原理结合起来，重在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般规律，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对指导我国的发展与改革具有现实意义。我国过去曾脱离开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搞一大二公单一的公有制，推行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了重大失误。同时违反生产力发展循序渐进、波浪式推进的规律，在没有重大科技创新的条件下，人为地搞大跃进。当时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盛行，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弄虚作假，亩产万斤，每天“放卫星”，“捷报”频传，欺瞒高层领导。结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通过这一经验教训，认识到违反经济规律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同时，吃一堑长一智，使我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发展的规律有了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一)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离开客观条件人为地拔高。(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的规律，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关系不能长期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或是要求在原有社会制度内部进行生产关系和体制的变革，如当代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某些具体制度和体制上的变革;我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了改革，包括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体制机制的改革。二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还会引起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整部社会发展史，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史。另外，通过我国搞大跃进和刮“共产风”的经验教训，丰富了规律的内容，那就是：生产关系不能人为地超越生产力的发展状况，那是拔苗助长，会造成严重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生产关系适应了我国的现实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需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更替的一般规律性原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提出要消灭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私有制已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这也是客观规律。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是“社会形态”的更替，也适用于经济成分的兴衰存亡。在旧中国，由于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工商业经济没有获得充分发展，解放生产力，也应包括解放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生产力。还应看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消灭”的提问时，明确地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3]239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5]239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到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到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合乎规律的客观的必然过程。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尽管出现过严重失误，但前30年的经济社会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百年或以上的成就，也超过一些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更是世界空前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同样是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二、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与实践上源与流的关系，认知和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点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坚持与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未来新社会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计划调节，按劳分配。这些根本原则或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遵循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我国宪法和历届中央文件一再说明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4]这就说明了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核心的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没有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要求必须搞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

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实行公有制?这与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有关。这就涉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或特点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等，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目的的。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经典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坚持与发展。马克思讲过，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列宁也讲过，社会主义能战胜资本主义，因为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又讲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此搞社会主义，必须重在抓好两大环节，一是尽快发展生产力，二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全面实现意味着剥削的消失和两极分化的消除。但抓好两大环节，需要制度保障。旧中国多种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可能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消除旧制度的根本内在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是抓好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大环节的制度安排。实践证明，脱离开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片面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重视发展生产力，就要强调生产力标准，为了强调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就需要强调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标准，将二者统一起来。要学好用好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但不能搞唯生产力标准论，更不能搞唯生产力论。“四人帮”把重视发展生产力诬之为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是荒唐的，但不能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唯生产力论是庸俗生产力论，受到马列主义批判。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的。”[5]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宣扬唯生产力论，就会忽视消除两极分化，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标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但是也有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要快速发展生产力，二要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既强调发展生产力，又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理论指导，在一段时间里，在我国的政策与实践中并没有全面贯彻。重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未同等重视消除两极分化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结果出现了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本质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凸显。从分配原则和政策来看，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出现了贫富分化趋势。但从1993年起，中央文件一直宣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由政府“调节差距过大收入”。就是说，允许存在由于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从世界范围看，贫富分化的产生，都是形成于初次分配。不可能由再分配消除分化，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再分配机制还不健全。中央文件后来调整了原有的提法，改提效率与公平的并重与统一，并且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回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将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统一起来，弄清怎样发展生产力和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

将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是篇大文章，涉及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做好这篇文章，还需要弄清怎样发展生产力和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这里也存在规律性的东西。

关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马克思有系统的论述。决定发展生产力的因素，不只限于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马克思把分工协作、经济管理、自然力，特别是科学的发明与应用，都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再强调科学是生产力，而且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普遍忽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以至于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提纲》时，赞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竟遭到“四人帮”批判。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才成为共识。发展生产力就要发挥决定生产力诸要素的各自功能和组合功能，特别要重在发挥科技的功能。当前，我国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谁占据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可以引领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有利于从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有利于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率和转变发展方式，也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还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为实现共同富裕，既要重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要重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请注意，在我国宪法中，这是作为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提出的，前者是以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消除剥削，不包括非公经济。后者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是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搞好公有制，要探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肯定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包括非公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为此，要发展和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人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新一轮“国退民进”、让私有经济消蚀国有经济的改革措施，是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私有化的思潮。有人否定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否定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党和政府执政的基础。还借助错误理解恩格斯、邓小平的理论观点来否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扬非公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把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某些国有化称作社会主义，指出是“冒牌社会主义”。有人将其张冠李戴，用以否定我国的国有经济，又将邓小平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错解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据此推理，认为非公经济符合三条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经济。其实，邓小平的三条“是否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经济规律包括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格运动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价值规律。毛泽东曾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因此，需要学好用好。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在微观经济领域中起决定作用，在宏观经济领域，政府要发挥更多的作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全面市场化。我国所建设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分配制度，缩小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处理好分配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理论，对于我国当前致力于扩大内需促进生产的发展，对于弄清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另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央有关文件特别是习近平同志近年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经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更要学好用好。

四、党政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要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规律，主要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衰落和终将转向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局中，我国深化改革与开放，既要与国外资本主义进行紧密交往，也要与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紧密联系。我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经济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存在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要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很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新出现的经济因素。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的股份制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极扬弃，把出现的工人合作社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扬弃”，就是既有舍弃又有保留。认为这些新因素虽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关系，但可以成为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内生的新经济因素日益增多，如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多的积极扬弃，更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的新经济因素，做了这样的论述：“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6]又说工人阶级“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7]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新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产生与扩大，可以判断，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返老还童，青春永驻，而是表明新经济制度因素在增加和扩大，等待条件成熟时由工人阶级去“解放”。

全面阐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论著，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6月19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进行考察时，发表了重要指导性讲话。他既强调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强调指出，两个成果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经典，“可以说它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是一直永放光芒的真理”，要我们“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守，“培养我们一代合格的接班人”。这是对高校《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的指导与要求。对党政干部来说，三卷《资本论》内容厚重、博大精深，难以有时间尽读其内容。可以选读一些内容精简的通俗性读物。我去年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五万多字的《〈资本论〉简说》本，中宣部理论局和中组部教育局今年向党员干部推荐的七本学习书目中，将我的这本小书也列入其中。我想，这也是遵循习近平同志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学习的指导思想而作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