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把改革引向私有化的面纱--评《重启改革议程》的理论逻辑
[①]，就已第3次印刷，发行量达60 000册。 该书第一作者是被一些媒体冠之以“经济学泰斗”的国务院改革和发展研究中心的老一辈研究员，经常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高层智囊形象见诸媒体，所以，读者自 然关注这本著作。可是，笔者认真拜读之后，却感到该书的主线是要把改革引向私有化，堪称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代表作[1]。而这样一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对立的著作，由于带着“改革”的面纱，竟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有的中央级报刊记者还对第一作者进行了专访报道[②]。这就不可等闲视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我 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指示精神，就很有必要在党政管理部门和干部中揭露《议程》这本书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 质。如果人们怀着推进改革的良好愿望，容忍《议程》的主张付诸实践，那么党和国家就难免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犯颠覆性的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遵循党 的十八大关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精神，对《议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析。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主要采取摘引该论著原话和归纳其重要观点的方 式，重点梳理《议程》关于改革的理论逻辑。
一、《议程》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主张
2010年开始写作”[3][3]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新市场经济体制”还只是“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3][3][3][3][4]。然而《议程》则强调，“根源”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为此，《议程》把人们依据我国宪法所提出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有关改革主张，指责为“极端的解决方案”，强调必须“消弭”。
彻底否定新中国作为其私有化改革的逻辑起点，根本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其基本逻辑如下。
[3][3]30年中”，“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3]30年的发展，中国农村依旧一片破败，农业凋敝，是毋庸讳言的事实”[3][3][3][3]231957—1976年的20年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于不足温饱的状态。”[3]36.4倍”[3]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议程》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3][3][3][3][3]23[3]。显然，《议程》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经济学论证，并不符合现实的历史逻辑。
[3][3]。其逻辑是，计划经济由公有制经济产生，否定计划经济就要求社会财产的私有化，而肯定公有制经济基础，也就是要肯定计划经济，就是反对改革。这种以根本否定计划经济进而推理出根本否定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逻辑论证，产生了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6]须知，这些庄严规定，是遵循唯物史观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作出的，因为只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在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才能使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有可能遵循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按比例发展这种客观规律。只有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会根本否定公有制经济基础[7]。
应当把具有某种主观性的计划产品经济具体管理体制与按比例发展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计划经济区分开来。[③]。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把国家政府的科学计划调控与具有自发性的市场调节有效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民经济实现按比例可持续发展。
《议程》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指导，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立国之基，思维方式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二、《议程》宣扬的改革目标
《议程》从自己的基本逻辑思路出发，提出改革目标是要建立所谓公正、民主、宪政、法治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让我们对其具体的阐释做些摘录，从中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目标其实就是所谓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3]其 实，《议程》的“平民创业”是不包括劳动群众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的劳动创业的，其所指的只是私营企业家的具有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创业。《议程》一方面 主张消解劳动人民赖以创业的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则强调，“市场制度”要为实质上是私营经济老板创业的“平民创业”“开托空间”，这难道公正吗？
[3]《议程》用“公共权力”这种掩盖政权阶级属性的概念，否定人民权利,并否定人民权利要通过人民领袖来代表的必然机制。《议程》所谓的有“权力制衡”的“宪政”，无非是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但是，西 方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分离的“三权”，能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吗？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中的政党能容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它们进 行公开制衡吗？事实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搞“三权分立制”“多党制”和“全民公决”等，不断发生“颜色革命”和社会动乱，《议程》对这些却 避而不谈。
[3]“欧美模式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3]《议程》认为，[3]《议程》《议程》十分1947年”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很坏的经济制度，不过在所有人类尝试过的经济制度中，它却是最不坏的制度”[3]《议程》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制度好。
《议程》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庄严宣告，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④]。这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议程》的这类主张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三、《议程》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深刻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对 于坚持马列主义理论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场伟大改革实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 的指导地位。《议程》却完全相反，运用它的一套逻辑，向人们灌输，要进行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就不能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1956年开始，中国成为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3]。
stetesyndigate,一些东欧经济学家把它称为Party-State 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3][3][3]。
[3][3]。
[8]。经济学界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详细批驳[⑤]。笔者也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发言时，公开论证马克思绝没有提出把企业管理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所谓“社会大工厂模式”，要点如下。
其一，为了证明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所引用的几段语录[⑥]，都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原义,而是自己加给马克思的思想。
其二，马克思作为发现并首先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人，只会从对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出发，指明社会未来的发展必然趋势，而绝不会对未来社会的状态提出所谓具体“模式”。
其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本集中走向极限的假设，这是以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但是并没有说走到极限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也没有说资本集中是社会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唯一趋势，他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会导致两种并行的经济发展态势，一是资本集中和积聚，一是私人资本的家族内部“分产”和“旧 资本的分裂”。前一态势与后一态势是“交错在一起”的。
其 四，马克思为了同商品生产社会作对比，指出自由人联合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将会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同时指出，任何协作生产都像交响乐演奏那样应有集中 的指挥。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生产集中指挥是单个企业内计划管理方式在全社会的扩大化。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社 会总资本的运动与单个资本运动有着重大差别。首先，社会总资本运动要求社会总产品的物质组成部分（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产品与消费资料产品）的构成，必须与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的构成相互对应，符合Ⅰ（v + m）=Ⅱc这种基本比例关系的要求。而单个企业的资本运动则没有这种要求。
社 会总资本运动就全社会对产品的消费而言，既包括投入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消费，又同时包括人们对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而单个资本运动作为独立价值的自行增值 的运动，是不包括个人消费的。再次，社会总资本的流通，既包括资本流通，又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而在单个资本流通中，不包括离开资本增 值的独立的一般商品流通。
所以，马克思坚信未来社会一定要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但是绝不会像《议程》所说的那样，这种计划管理是把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议程》
四、《议程》的理论来源
《议程》在改革指导思想上既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另立一套指导思想。只要稍加用心，就可以看出，《议程》提出的改革指导思想，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那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后来倒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改革家的理论，兹梳理如下。
《议程》[3]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学研究并反映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不能不具有阶级性。《议程》《议程》《议程》[3]”和关于“计划经济难以建立有效率的信息机制”的“透彻批评”[3][3][⑦]”[3][3]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3]《议程》对凯恩斯主义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弊病不但不加批判，反而采取欣赏的态度，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撇在一边。
《议程》80年代进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但是到80年代就不再风光，转而寻求“真正的市场”[3][3]《议程》“真正的市场”，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
《议程》[3][3]。言下之意，消解国有经济，搞私有化；消除政府计划调控，才能根治体制弊病。
《议程》十分[11]，这种观点，实质上暴露了他的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说明他早在悄悄贩卖“私有化”的改革主张。科尔奈在苏联东欧时期，就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实质上主张根本否定国有经济，只不过不敢明说而已。而到苏联东欧剧变前夕，他们就开始公开表达反社会主义立场了。布鲁斯公开主张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15世纪末转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条道路；苏联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国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僚主义命令经济这种统治的第二条道路”；现在的改革是走“离开斯大林体制，同时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这种试验是不会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按第二条道路走了几十年的人们将会认同，“他们只有在长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条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⑧]。这些事实意味着，《议程》推崇布鲁斯和科尔奈的改革思想，实质上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只能起误导中国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用。
[3][3][3]《议程》肯定“十分《议程》Edward David）和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质疑马克思的论断，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考茨基则捍卫马克思的观点”[3][3]2008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8 0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大大超过了同期世界农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与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分不开的。《议程》[3][3]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3]。可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走向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之路。正是列宁和斯大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至于《议程》《议程》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论近代的和现代的，都具有不科学的通病，即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欺骗性和虚伪性[15]，用它们来指导中国改革，势必使改革南辕北辙。值得深思的是，布 鲁斯、科尔奈等人都是苏联东欧国家当时推进“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却在改革的喧嚣声中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对此是起了误导和推波助澜作 用的，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布鲁斯、科尔奈都曾经以著名改革理论家的身份到中国访问过，对我国改革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 向，就绝不能像《议程》所论述的那样，至今仍在把他们当作改革经济学家来推崇，而必须对他们的“改革”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五、《议程》对瓦解公有制经济的论证
第一，论证国有经济必须消解。这是《议程》关于改革的核心论述，例如：
[3][3]。其实，腐败的源头是私有制，事实表明，国有经济内部之所以出现腐败现象，是腐败者自身私有观念膨胀和内外私人资本对其以行贿等手段侵蚀的结果。
[3][3][3]，也就是要消解国有经济、消解公有制经济。不难看出，这些说法是以彻底否定苏联、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在概念上把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计划经济等同于存在弊病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混淆了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与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混淆了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根本制度。
[3][3][16]。《议程》作者根本否定公有制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
[3][3][3][3]9[3][3][3][3][3][3][3][3][3]第四，用经济改革史论证私有化具有必然性。《议程》为了增强说服力，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时间段来证明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3]50年代上半期的繁荣”[3]《议程》实际上是想说，导致繁荣的原因是当时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私有制经济成分起了主要作用。
[3][3][3]1957—1976年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没有成功”[3][3][3][3][3][3][3][3][3][3][3][3][3][3][3][3][3][3]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部门出现净亏损”[3][3]。可见，《议程》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成就完全归功于私营经济的发展。
[3][3]’”[3]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部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3]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减少失业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3]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3]应当说，《议程》把改革的成功归于私有化，而把改革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怪罪于公有制经济，这是一种黑白颠倒。
六、《议程》把改革进程曲解为私有化过程
([3]。该书把中国改革的进程曲解为逐步实现私有化的过程。
[3][3][3]。这种说法误导人们，似乎改革初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是为了待条件成熟之后放手私有化。
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部门自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净亏损，甚至出现了国有经济的全行业亏损”，“‘搞好国有企业’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党政高层也不能不对‘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的说教持怀疑态度了”[3]’”[3][3][3]。这些描述，使人们感到，似乎党政高层接受了《议程》作者的引导，已经在推动我国改革转向私有化，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
[3]state 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3]2004年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开倒车现象”[3][3]1949年以前通常叫做“田面权”）[3][3][3][3][⑨]”[3]《议程》还说，“在不改变银行的基本制度的条件下，要实现银行经营的商业化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的”，“最不成功的可能就是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了”，因为在解决补偿问题上，每次“从国有资产中‘切一块’的建议都会遭到社会保障主管机关的反对，最后被搁置，使行政主管机关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保管和发放全权处理的权力保持不变”。可见，维护国有资产竟成了改革的阻力！但是，既然社会保障领域涉及全社会，那么，为何不提出同时切割私人资本来“解决补偿问题”呢？《议程》的这种改革主张公平吗？其实，《议程》的真实意思是，把现在“改革尚未到位”，归罪于国有经济仍在起主导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性质仍然未变，国有经济改革遇到的问题和其他领域改革的“不成功”，都是没有对公有制经济彻底私有化造成的。这正好说明，要阻止改革走向私有化的邪路，我们就必须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3][3][3][3][3]为此，“那些国有资本没有退出的企业”，应当“尽可能地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显而易见，《议程》论述的“改革战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就是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要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完全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
七、《议程》迷惑人的地方
[17]；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18]《议程》的主张显然与党中央的改革指导方针根本对立，为此它只能设法伪装自己，这使其论述有许多迷惑人的地方，必须予以揭露。
第一，宣扬自己在引导党和政府的改革决策。《议程》这样表述：
1985年5月，《议程》第一作者主持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想（初稿）》[3]1988年又主持设计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提供了一个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大系统分步构建的整体改革方案”,但是当时“没有得到实施”[3]。
1990年7月5日，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少数派，《议程》第一作者“第二个发言”，同第一位发言者说“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的经济学家，针锋相对，指出了经济出现“负面现象”的原因是“改革不够坚决，许多改革没有到位”[3]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中国改革终于进入‘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进行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3]。似乎是《议程》第一作者先前没有得到实施的改革方案终于得到了认可和实施。
1996年， 《议程》第一作者又主持“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课题组，“确定了课题的两个方向：一是冲破‘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这类 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二是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3]’”，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有退有进’的调整”，“突破了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为调整和完善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开辟了道路”[3]2005年和2010年两次颁布‘鼓励 、支持和引导私营经济’的‘36条’”[3]。
[3][19]。《议程》还分析说，在世纪之交，国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把中国近二三十年中的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还有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他们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3]。这 种分析，用抽象的市场化改革和反市场化改革来判断是非，用市场化的程度来判断改革的正确程度，虽极为片面，但颇有迷惑力。本文认为，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 只能是看实践的结果是否真正推动了中国人民掌握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否提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维 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和长远经济利益。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要求，只是抽象地把私有制的市场化作为判断改革的是非标准，那只能起混淆视听的作用。而否定国有经济能够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结合，否定政府理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必要的调控作用，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其实质是反对走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20]。
。 在中国现有国情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要迷惑群众，不能不披上种种伪装。《议程》用“转型”“攻坚”“调整到位”等话语来表达改掉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市场 经济转变的改革措施和进程；用“传统经济学”的称谓来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用“现代经济学”来表达，改革必须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来指 导；用构建“新产权制度”、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等概念来表达，改革的目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用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来宣扬反腐败，其实是站在民主 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只反对资产阶级不可接受的封建性腐败,而不反对私有化造成的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工人阶级阶级的腐败。《议程》说什么“最值得人们警惕的”是，“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3](19世纪的80至90年代，民粹派成为富农的代言人。《议程》使用的民粹主义概念与此对不上号。民族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学对它的解释是有区别的，前者贯彻阶级和历史分析方法理解民族主义，后者则只从人民关于文化、历史和领土认同的角度来解释民族主义。1789（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处”[3][3][3][21]。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是找不到“正确的政策”来根本消除两极分化的。《议程》还赞成某个教授的建议，“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3]在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进程中，确实存在着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与推行私有化、主张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邪路这两种改革观的对立； 前者在改革中自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者则以改革为幌子，妄图使中国国民经济整个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轨 道。这两种经济改革观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曾几何时，前苏联东欧国家那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也是用抽象的“改 革”概念，引诱善良的人们相信他们的主张，以至国家动乱不止、改旗易帜的吗？！善良的人们，要高度警惕了！要防止上当受骗，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实际，从具体内容上辨析什么是真改革、正改革，什么是假改革、负改革，唯有如此，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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