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经济学家”史正富：无形之手——市场经济的神话与现实

今年61岁的史正富，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复旦大学读书7年，教书1年，在美国读了4年经济学，4年社会学。后来打算做两三年生意，见见世面，结果一做就是20年。

　　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史正富先后投资了20余家企业，十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亿财富。被誉为最富经济学家。

　　但对此次讲座的倡导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史正富系统的经济学思想。于是，在他的力邀下，就有了这一系列讲座。

史正富教授(资料图)

市场神话在中国

　　讲座开场白，史正富先回顾了自己在美国求学时的岁月，美国的经历给了他很大冲击。他说，博士毕业后他曾经为重刑犯教书一年半时间，讲授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经济学，学生以黑人为主。

　　有一次，他请学生们用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论分析自己为什么会进监狱。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答案竟然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有问题。从那时开始，史正富开始怀疑自己之前所学的西方理论，转而重视现实世界。他发现任何国家社会都有自己的疮疤，这让他学会凡事要独立思考。

　　谈到正题，史正富教授指出，市场经济的优势不可否认。亚当·斯密曾说，资本家自利的追求导致了社会利益的实现;而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加起来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但是，马克思为何还要主张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呢?因为市场经济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与种种弊端。

真实世界中市场经济系统性失灵

　　当今社会，国际政治秩序发展巨大变化，史正富认为，真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存在更为重大的系统性失灵，具体体现在五大方面。

　　首先是货币的变性。货币本来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货币是美元，以黄金储备为基础;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可自主兑换黄金，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但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二是美国印发的“美钞”。其后果，虽然把美元由美国货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更为要者，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完全不复存在，由美国政治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

　　其次是金融产业的异化。由于美元变性所要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跨越式膨胀，使当代金融产业分成了功能相异的两大部类：一是生产服务性金融，它作为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由银行主导;二是自我循环型金融，它远离实体经济，纯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驱动，在交易过程中追求牟利;前者即生产服务性金融在商业银行交易，后者即自我循环型金融，在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运作。

　　重要的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市场具有无法想象的深度与广度，其产品链错综复杂，花样繁多。这种繁盛，不但与实体经济无关，反而为其雪上加霜。异化了的金融业成了绑架实体、制造分化、毒害人心的合法赌场!

　　第三，权势介入了基本要素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理论中把所有商品置于同一市场。但实际上，基本生产要素与一般商品有着重大差异。例如石油、土地、大宗原料等等，从来都是国家参与其中的。尤其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把大多数基本生产要素均变成了投资品。一般商品，如空调、冰箱，买的是其使用价值;但是，要素成为投资品后，因为买进是为了卖出，产生了追涨杀跌而不是避涨追跌，价格决定机制由此变形。尤其是金融寡头的资本权势相互博弈，嵌入要素交易格局与价格形成过程。

　　资本权力通过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等多种方式起作用。权力操控市场谋取暴利而致使金融泡沫迭生、迭灭，并非奇异偶发事件，而是权势型市场上的主控投资者理性选择的结果。

　　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和国家间竞争日益强化，政府越来越直接介入国家间的商务博弈，成为重大要素交易的直接参与方;汇率、关税、配额、劳动力条件等等，均成为国家间竞争谈判的题目。日本汇率上的广场协议及其后果如今广为人知;它昭示世人，一个不能自主执政的国家很难成为一流国家。而中国近年在人民币汇率、石油、铁矿石、大豆、玉米等重大要素领域的应对可以说是得失参半，喜忧参半。“得”和“喜”源自国家自主，“失”和“忧”则由于专业人才、知识和全球金融运作能力的欠缺。

　　第四，第二次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美国在二战后几十年间，形成了中产阶级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但里根政府推行自由化以来的几十年，情况发生逆转。过去20多年，美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26530.1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2175.1美元，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而处于顶尖5%的家庭，其收入占比则从1968年的16.3%上升到2011年的22.3%;1968年基尼系数在0.39左右，2011年为0.48。

　　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正在瓦解，中产阶级向两极分化，少部分成为富人，更大部分滑入穷人行列，形成围绕富有与贫穷各自分布的情况，被称为“M型社会”。

　　第五，宏观震荡、全球失衡与周期性危机。如前述及，教科书经济学忽视普遍生产过剩，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会使“供给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宏观震荡更加剧烈，危机一旦发生，就会更加深刻而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诸种“市场失灵”的综合。货币-金融体系异化，基本要素市场与价格的权力介入，加上无限制供给纸币，才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来已久的周期性危机极度变形，宏观震荡才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与破坏性。

要用社会主义眼光看投资机会

　　更精彩的在互动环节，回归中国现实，有听众提问，中国经济除了“一带一路”战略，还有什么可以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虽然，这一答案已经在史正富的《超常增长》中详细描述过。但史正富依然详细了进行了解答。

　　史正富认为，目前的经济下行是有改善空间的。以他在《超常增长》的预测，从2012年-2049年，中国经济前18年还有8%的增长率，后18年预计还有6%的增长率。

　　史正富指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应当加大投资力度。“国家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还有哪些事情是单个企业解决不了的呢？如果这样考虑，那投资机会太多了，钱都不够花。”

　　史正富表示，首先要用超出教科书经济学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口大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空气质量差、水污染、房子不够等问题很多，但资源却开发不出来。“中国整个的水域体系、淡水供应，能源——主要的能源是煤，不是清洁能源。进口那么多石油，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这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而要解决这些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史正富指出，需要在较多时期内持续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也需要提升。中国有几亿农民工进城，但他们大都从事较为低端的劳动。而下一轮产业升级需要的是日本、德国那样的技术熟练工。“中国要培养几亿熟练的、专业的工人。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亟需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第三，中国需要发展尖端技术。“中国很多尖端技术民营企业不可能去干。美国也不都是民营企业干的，很多人说创新都是企业的事，在我看来是开国际玩笑。”史正富举例说，在美国，技术和新能源的基础性的开发从来都是有政府参与和支持的，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都是提前很多年进行前导性研究，才会向企业开放，后者来完成产业化的创新，在这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在拨款。对于核心的、重大的科学技术，其他国家已经掌握，这时候面对巨大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的私营企业更不敢涉足，因为面对先发国家跨国公司的压力，风险太大。这时候，就需要国家力量的参与，扮演基础研究、进行协调与政策扶植的角色。

　　史正富举例，半导体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国家安全，但中国每年进口半导体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还多。“怎么说没有地方投钱呢?英特尔一年的投资等于中国一个五年计划对半导体的投资”。

　　第四，保障民生、改善收入分配，也需要国家投资能够产生长期稳定收益的社会资产，并用这些资产性收入定向帮助低收入群体，这样也能避免市场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欧美的经济教训已经告诫我们，靠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很难，不是办不到，就是不能持续。因此，中国必须走新路。而有效的新路是国家筹资投入那些能够带来固定收入的资产，再用固定资产收入去帮助低收入者。

　　消耗国家资金，是不是会浪费呢?史正富认为，“这些投资很多项，都是回报很大的(项目)。举个例子，造两亿套住房，发给穷人。政府收很便宜的租金，如果市场租金是1块钱政府收3毛钱。会亏本吗?不会。房地产是跟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今天的房价如果是1块，20年后可能是30块、50块，长期看，还是会赚钱。”

　　史正富对增长目标的判断依据是，GDP的年增长率等于储蓄率(或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简单来说，如果一年的投资是30%，而4块钱的投资能产生1块钱的新增GDP，那么这一年的经济增速就是30%/4=7.5%。中国今年的储蓄率高达44%，如果每投资5元能增加1元钱的GDP，那么经济增速是可以达到8%的。

　　“现在我们明明有40%以上的储蓄，投下去就是百分之九、百分之八点几的增速。你不投，让它闲在那里，让它跑到影子银行、金融市场，东逃西散。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下降以后企业的效率就降低。然后，银行就开始紧张，从实体经济中往外抽钱，转到虚拟经济中去了。这样，企业就唯利是图，实业投资就没有人干。经济增长率就会进一步降低。于是，原来就预测经济下行的人就显得似乎是正确的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罢了。”史正富说。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才7000多美元，跟美国人均5万多美元相比，差的还远。怎么会没有投资机会呢？当然了，上述几项社会性、基础性投资（地方称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都是超大规模、超长周期的，且操作复杂性也很高。私营企业为中短期利润，是不会投的。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与投资的根本目的是民富国强，必须超越资本定义，不能仅仅满足企业利润投资的逻辑。”

　　史正富最后总结，“只有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眼光，才觉得没地方投资，换一个社会主义的思维、以民为本的投资思想，投资机会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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