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公务员：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即将拉响

记得小时候的政治课本上说，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物质极大丰富，但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造成人民精神空虚。试看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精神文化腐朽，物质文明也不再发达。任何一个到过西欧和北美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发展、市容市貌和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中国绝对不输于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崭新的现代化建筑和世界顶级水平的基础设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日益破败的古老建筑和年久失修的道路、桥梁。与中国商场里日益丰富的各种商品供应遥相呼应的是西方超市里极其有限的选择。与中国百姓越来越鼓胀的钱包相比，西方公民更是显得囊中羞涩。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反，近年来所有的西方国家都经济增长缓慢，很多欧盟国家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希腊、冰岛等国经济崩溃、整个国家破产。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陷入日益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政府面临一个又一个财经悬崖。
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穷，人民生活水平也变得越来越低。据U.S. Census Bureau的资料，2012年底美国有近五千万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1%，14.5%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食物。2012年联合国食品权特使Olivier De Schutter批评加拿大政府忽视本国的贫穷问题，从而造成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食品和住房。2015年埃德蒙顿市社会规划局一份最新报告说，在加拿大最富有的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埃德蒙顿，八分之一市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五分之一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不但没有存款，反而背着一身沉重的债务。很多老年人甚至都退不了休，因为微薄的退休金并不足以维持日常开支，这些人必须以年老体弱之躯，工作到死方休。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初来加拿大时，都带来了数量或多获少的一笔存款。但是，在加拿大生活多年以后，很多人却背上了一身沉重的债务。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北美过着省吃简用的日子，他们很少去餐馆就餐，就连头发都不舍得去发廊剪。为了节省开支，很多女士都扎起了马尾，头发长了就自己剪一剪，很多夫妻都是互相给对方剪发。更是有很多新移民去垃圾桶里捡回别人不要的旧家具。即使节俭如此，大多数人的账户里也没有多少存款。最近石油价格的下降，对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加拿大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石油价格的下降，加币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商店里各种食品价格飞涨，而工资的上涨水平却远远低于物价的上涨。如今的加拿大，人人都处在或者已经失业或者担心失业的惊恐之中，可以说是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造成西方经济增长缓慢、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我将从微观角度探讨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制度、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是如何制约生产力的发展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劳资矛盾尖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在信奉“私有财产神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法规保护的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工人只要和经理发生矛盾，不论对错，经理都能以“不服从管理”的名义将工人解雇。经理可以对工人百般虐待、侮辱，但只要工人稍有反抗，哪怕只是发怒或大喊大叫，都会立即被炒鱿鱼。很多时候雇主甚至仅仅是因为工人因遭受不公正待遇而发怒就报警，而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警察，维护的自然是资本家的利益。当我第一次经受这样的遭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不公平的事会发生在被精英们所百般吹捧的所谓法制社会，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完全合法的。在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国家，人民竟然没有愤怒的权利！

美国和加拿大都没有铁饭碗，虽然劳动法规定，雇主要解雇职工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但是，雇主想解雇一个人，是很容易找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理由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休产假后回到公司上班，经理对我说：“遗憾的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我必须让她回来上班。不过，我会很快想办法解雇她的。”我一听大吃一惊，不解地问：“可是，你必须得有原因呀。”经理笑着对我说：“你放心，我会找到原因的。”不久，经理果然找到了原因。

有时候，雇主找到的原因甚至相当荒谬。例如，我认识一个叫Nick的加拿大白人小伙子。大学毕业，但由于学的是无用的哲学，只好到邮政局当了司机。加拿大邮政局是国营企业，职工的福利待遇都是一流的。而且，由于有一个强大的工会，员工极少被解雇，就连Nick本人都深信他将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Nick突然被解雇了，原因是“滥用公司财物”。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Nick下班后在将卡车开回公司的路上遇上了一队游行示威的队伍，于是摁了一下喇叭，公司经理不知如何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以“滥用公司财物”之名将他炒了鱿鱼。得知此事后，我曾为Nick鸣了好长时间的不平。后来我才知道，比起很多人来，Nick还算幸运的。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滥用了公司的财物”。

有时，为了解雇一个员工，雇主常常夸大其词、捏造罪名，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陷害好人。我有一个叫让的同事，是个法国人，主管人事，同时也是公司的第二把手。让大约五十多岁的年纪，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每天早晨一上班，他总是到各个办公室和每个人道一声早安，所以深得广大员工的喜爱。由于让在总经理休病假期间对公司的政策作了一些变更，引起了经理层的不满。于是他们找到了几个漂亮、性感的女职工，强迫或诱使她们书面控告让对他们进行性骚扰。在强大的压力下，两个员工屈服了，加拿大人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证据，名正言顺地解雇了让。法国人不甘心，要求和那两个女员工当面对质，自然被拒绝。更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其中一个女职工为自己诬陷让感到非常愧疚，也辞了职，并且要求将收回对让的指控，却遭到拒绝。另一个女职工事后不久死于癌症，临死前良心发现，也要求收回对让的指控，同样遭到拒绝。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派人士长期以来的斗争在法律上为工人阶级赢得了一定的权力。但是，资产阶级经常利用其统治地位轻易地违反这些法律而逃避制裁。例如，按照国家法律，工人加班是要付1?5倍的工资的，但资本家常常强迫工人在签合同的时候自动放弃这一权利。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大军，没有哪个工人愚蠢到冒着失业的风险拒签合同。当我质疑这种对法律和人权的肆意践踏时，得到的答复竟是：“你如果不满意可以辞职不干，在我们民主国家，你有随时辞职另谋高就的自由。”我听后愕然，原来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就是在失业和被剥削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自由，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此民主，不要也罢！

对于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从原则上讲工人可以告上法院。但西方国家的法律诉讼程序异常复杂、诉讼过程极其漫长，加之律师费用昂贵，绝大多数整日为生计奔波的普通百姓根本无暇诉讼。而且大量的经验告诉人们，即使真的上了法庭，赢得正义与公正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因为诉讼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律师的好坏。由于只有有钱人才花得起大价钱、请得起名律师，普通百姓只得忍气吞声地忍受各种不公。在这样残酷的社会制度之下，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其次，西方社会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有效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企业在雇人时，主要通过简历、求职信和面试等方法来甄别、筛选雇员。要想在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必须按照规定格式写出如同八股文般程式化的简历，而且还要在随后的面试中取悦雇主。这种雇佣体制甚至催生了一个叫做职业咨询顾问的行业。所谓职业咨询就是经过巧妙包装，帮助客户写出一份令雇主满意的简历，并且帮助他们反复操练面试中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在这种肤浅的雇用体制下，能吹会捧、能言善辩的能力遂成为求职成功的关键。而那些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纵使身怀绝技，也被认为是无能的白痴。

西方企业的用人标准不是“选贤与能”，他们并不十分注重申请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发展潜力，而是看重过去的工作经验，而对所谓的工作经验的要求已经具体、细致到荒诞的程度。不仅开出租车要有工作经验，就连当个普通的苦力都得有装车、卸车的经验，故而必须在简历中一一注明。他们非但不重视申请人的学历与能力等客观标准，反而看重申请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是否招经理和同事的喜欢，是否与现有员工合得来，是企业雇人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即使是象工程师、会计这样专业性极强、根本不需要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也不例外。在这样荒唐的雇人标准下，发达的只能是蠢才和庸才，而人才和天才却绝无受到重用的可能。特别是那些思维方式有异于常人的怪才、独善其身及“呐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在强调团队精神的西方社会不仅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反而极有可能成为坠入社会最底层的失业者。所以，很多北大、清华、人大等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在北美反而不如那些杂牌大学的本科生甚至高中生混得好。

很多在非西方国家被视作人才的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士，在西方国家却成为了弱势群体。因为高学历非但不是就业的保障，反而成了就业的障碍。“Overqualify”往往成为企业不雇佣硕士、博士的合法借口，逼得硕士、博士们只好在简历中刻意隐瞒自己的高学位。更奇怪的是，当这些有着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去从事保安、清洁、送外卖和开出租等低端体力劳动时，却没有人嫌他们overqualify。在不讲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西方社会，人才的浪费是惊人的：北美崔哥在《哪种人该来美国》中曾谈到在美国胸外科主治医生切鸡胸脯、教授切肉、首席大提琴师改行搞装修。这种状况不仅在美国，在整个西方社会都普遍存在。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在加拿大找工作更是其难无比。再加上雇主要求求职者有加拿大学历、加拿大工作经历和加拿大推荐人等隐性歧视政策，新移民找工作就更是难上加难，很多在国内有头有脸的专业人士也不得不屈尊低就，以求为生。于是，教授干苦力、律师当管道工、博士开出租车的例子笔笔皆是，无人以之为奇。我甚至听说过一个有着两个博士学位的埃及人一直失业在家，靠在幼儿园打工的老婆养活。博士失业并不是只有移民才享受的特权，拥有博士学位的加拿大人在家做家庭主妇甚至家庭主夫的，也并非什么稀罕事。《温哥华观察者》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高学历人才不能从事与其教育水平相关的职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仅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一省就高达七千二百多万加元。

最令我震惊的是，西方人根本没有任人唯贤的概念，在这里，任人唯亲被视作天经地义。当然，在中国任人唯亲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在中国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国社会规则的，那些由于人际关系而丧失工作机会的人被视作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但在西方，规则本身就允许经理雇佣自己喜欢的人，是否招人喜欢本身就是雇人的重要标准之一，那些因此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则被认为是需要提高人际交往技巧的无能者。另外，在中国，如果你的能力明显比别人强，或者学历明显比别人高，即使不招人喜欢，最多也就是没有被提拔的机会，却没有失业的危险。但在西方，不招人喜欢的人，不管学历多高、才华多大、能力多强，都找不到工作，即使偶然找到了，也会被解雇。

其次，西方企业普遍管理混乱。我在加拿大工作多年，没有见过一个懂管理的经理，倒是见过不少失业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商管理硕士。我所工作过的几个公司，并非缺乏人才，但最后得到提拔和重用的，却总是全公司最不适合做管理的人。一个加拿大同事甚至讽刺道：“就连让猴子来管理这个公司，也比现在强。”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管理知识与管理能力，宏观管理与策划自然不在经理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经理们很少谈及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员工生产积极性等重要话题。处理甚至制造一些不足挂齿的琐事，反倒成为了他们的头等大事，并且乐此不疲，广大员工由于害怕被解雇，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西方企业要求员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就连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都要沟通，于是大量的工作时间都用在了完全没有必要的沟通上，一个网友说即使在硅谷的高科技企业里，80%到90%的工作时间都用来进行没有任何必要的各种沟通。我工作的单位要求员工工间休息、午休时间必须与其他员工自行沟通、协调。有一次，我去上厕所，五分钟之后回到办公室，经理严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和其他员工沟通。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在和经理的沟通过程中才明白，原来在我上厕所的五分钟期间，一个同事给我发短信，由于没有回音，就将我告到了经理那里。我只好解释说，我当时在厕所。经理说，以后上厕所以前，要先和大家沟通，但我知道，在经理的眼里，我成了一个没有沟通能力的低能者。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下，高学历的人早就被折磨得丧失了耐心，如何竞争得过那些精于此道的平庸之辈。

大多数公司也没有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由于采取计时工资制，所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西方企业非但不奖勤罚懒，反而给想干点实事人的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用北美崔哥的话说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不让你使。经理们不但不奖励干得好、干得快的员工，反而让他们干得慢一点，以免让那些干得慢的员工感到自愧不如。对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西方人为那些愚蠢、懒惰的人考虑得是如此的周到，但对那些不能学以致用的硕士、博士们的痛苦却置若罔闻？当他们以无法合作、缺乏团队精神、情商低、社交能力差、沟通能力不行等种种理由甚至“overqualify”这样荒谬的借口孤立、排斥有才华的人，迫使他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甚至耻辱地加入失业大军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他们的感受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

多年以后，当我对西方人和西方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后，才豁然开朗：西方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是虚假与势利的产物，这样的同情让他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又不承受丧失个人利益的恐惧，故而只能投向比自己更愚蠢的人。他们缺乏尊重、羡慕与敬仰人才的度量，反而在嫉妒、自卑与丧失个人利益的恐惧中，想方设法压制与打击人才。在平庸者主导的西方社会，以平等的名义，对弱势群体的某种程度的关心与对人才的打压，是合法地、有系统地同步进行的。武大郎开店的结果，自然就是个高的免入，必然竞争不过精英统治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中国。

由于赏罚不明，升职、晋级完全视经理的个人好恶和阴晴难测的心情而定，不仅不能充分调动、反而严重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工人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造成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加拿大经济的低迷状况，与加拿大人极其低下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关系。对此几乎每个移民都有同感。一个做建筑工程师的中国人对我说，他们公司的工人都住在工地上。每天早晨八点，工人们缓缓地来到餐厅吃早餐、喝咖啡，之后再慢慢地走到工地，此时已近九点。不急不慌地干上它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工间休息时间，工人们照例去餐厅喝点咖啡，慢慢悠悠地来回一折腾，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再干一个小时就是午饭时间了。

一个做管道工的朋友说得更邪乎。他的同事们上班时间就是象征性地干点活，大部分时间就是聚在一起扎堆聊天。我问他，难道经理不管吗？他说经理们都坐在办公室里，根本不到工地上来。工人都归工头领导，但工头反而和工人一起聊天。我又惊问：那完不成工期怎么办呢？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工期，什么时候完工，什么时候算。实在拖的时间太长了，就再多雇几个人。对此，就连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对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深恶痛绝的他都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工人们干的这点活，实在是对不起资本家发的工资。听他的话，到象是工人在剥削资本家。

蓝领如此，白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有一个来自牙买加的黑人朋友是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有一天，她和几个黑人同事数了数，在八小时内，她的加拿大同事就出去吸了十次烟。以一次五分钟计算，那就是50分钟。她特意强调，这还只是吸烟时间，如果再把上厕所、喝咖啡的时间算上，浪费的时间就更加可观了。

另外，日益猖獗的官僚主义以及各种不必要的规章条例严重束缚了企业的发展，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在西方各国，不仅政府就连企业自身都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泥潭：各种填不完的表格文件、开不完的会议、数不清的规章制度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一个在瑞士工作的德国小伙子告诉我，在他工作的公司里一共有五百多名工作人员，但其中真正从事业务工作的只有一百多人，另外四百多人都是行政人员。这些行政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于是经常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完全不必要的文件、表格、会议、培训、规章等等。我工作过的公司也都是大小会议不断，虽然会议上讨论的都是一些根本不值一提的、烂七八糟的琐事，却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来制定会议议程与会议记录。我曾经不解地问过一些加拿大同事，他们告诉我，很多经理之所以热衷于开会，是因为对于整天生活在空虚、抑郁、自卑等负面情绪之中的他们来说，主持会议可以使他们感觉良好，振奋情绪。至于这些会议有无必要，就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了。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员工们虽然忙得团团转，但做的都是无用功。

通过做无用功来合法地、体面地骗取社会资源的弄虚作假行为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常态，从而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很多所谓的工作成绩都只具有书面意义，而没有对社会起到任何程度上的推动作用。一个叫基里尔的俄罗斯青年怀着对西方文明的仰慕来到加拿大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做博士后。不久他就发现，他所做的研究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意义与价值，而只是用来欺骗外行的。研究人员在提交研究报告时就知道，这些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但在西方的科研体制下，研究人员的工资来源于自行申请的科研基金，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把这些课题说得天花烂缀，并以一系列的数字、报表证明该研究的社会意义及可行性。经过几年的研究，只要他们提交一个研究报告，就可以交差。由于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能够确保成功，所以他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毕竟没有人可以证明他们在提交开题报告的时候就知道这项研究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西方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更是异常险恶，充满了各种阴险狠毒的尔虞我诈。与中国的单位里为了利益而进行的生死搏杀不同，西方单位的内斗却常常带有极重的黑色幽默色彩。在“言论自由”的北美，因言获罪是家常便饭。中国留学生翟田田只因在和教授争执中放了一句狠话“大不了就拼了”，就被以“恐怖威胁”的罪名送进了监狱，最后甚至带着手铐、脚镣被驱逐出境。这样的遭遇几乎在俄罗斯青年基里尔身上重演，只因在与教授发生矛盾时，他口不择言地说了一句“你很幸运我没有把你的耳朵拧下来”，教授就将他告到学校，说他要殴打教授，属于暴力威胁的违法行为，主要证据之一就是他把衬衣袖子挽起来。于是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产生了多达二十多页的各种文件、调查报告、书信和电邮等。结果证明，他说此话时用的是俄语。一位教授俄罗斯文学的教授作证说，在俄语中拧耳朵是个成语，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是真要把耳朵拧下来的意思。基里尔本人也一再辩解说他的衬衣袖子不是当时现挽的，而是在家里就挽好的，而且他习惯每天都把衬衣袖子挽起来。尽管如此，这位身高近两米的教授仍声称他怕死了身高只有一米七的瘦小的基里尔，绝对不敢和他一起工作了。于是，基里尔转到另一个教授手下，这位五十多岁的女教授说她不怕。但学校规定，为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他与这个俄罗斯女教授在工作时间必须讲英语。堂堂高等学府竟然纠缠于这些无稽之谈。

日益深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造成大量企业破产、资本和富人外逃、就业机会减少。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不能充分调动，反而严重打击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工作越来越难找、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工资待遇越来越下降的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愈益庞大的福利大军。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低的劳动参与率，62%。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说，美国全国共有2亿4989万9000人，其中9289万8000人没有参与。劳动参与率是指16岁已上的工作人口，拥有工作或积极找工作的比率。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自然要靠增加税收来养活。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些税收自然落到中产阶级的头上，从而造成中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

一个不事生产，只是纸上谈兵，且热衷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谋陷害的社会必将日益走向贫穷。因此，很多移民加拿大的外国人在了解了加拿大的真相后纷纷选择返回祖国。根据Ryerson大学Wendy Cukier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40%移居加拿大的外国移民离开了加拿大。而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则认为在25-45岁的男性移民中，有30%的人最终选择离开加拿大。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留下来的外国人日子也不好过。著名的Simon Fraser大学的Scott Lear博士在2008年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外国移民移居加拿大后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在经过对来自中国、南亚和欧洲的六百名不同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移民进行跟踪研究后，Lear博士证明：这些在本国身体健康，而且通过苛刻的移民体检的移民，来加后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且在加拿大居住时间越长，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从而得出了移民来加拿大送死的结论。我相信，这和加拿大社会状况的恶化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分不开的。

毫无疑问，深受精神和心理问题困扰、不能读写的西方人必将在下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败给中国，从而造成西方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再无起死回生的可能。西方经济状况将更加恶化，失业率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下降。大量的事实证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其全面衰落甚至崩溃指日可待。西方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即将拉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研究,现在是加拿大政府公务员。)

（原标题：西方为什么越来越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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