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国企崛起的中国意义

作者: 郭松民 来源:企业观察报 2014-11-05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有企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早已为中国持续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且在持续证实中。

郭松民:国企崛起的中国意义

  新中国的前30年,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当时被称为“国营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中华民族所建立的最大功勋,就是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的意义,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说,是足以和长城、大运河相媲美的“第三个千年工程”。

  长城的意义在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华文明充分发育成熟之前,阻挡住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下,使中华文明免于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悲剧命运;大运河的意义在于沟通南北,使中国在经济上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使政治统一变得不可逆转;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获得一个平等而有尊严的地位,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建立一个稳固的出发阵地。上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重返联合国和尼克松访华为标志,这一目标获得圆满实现,而这背后真正决定性的力量,就是“共和国长子”一手构筑的中国工业化(尽管是初级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国企虽然历尽艰辛,但仍然再创辉煌。按照本书中《“两条腿”的中国比西方跑得快》一文提供的数据,“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数,从1990年的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国企才能够用1%的全国实有企业总数,创造34.4%的全国税收收入、29.4%的全国财政收入,为13.6亿人民所分享。”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同时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一直领先的技术方面,中国以高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也跃居世界的前列……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国企都居功至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国企,就没有中国经济今天的辉煌。

  但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是,国企存在的必要性、国企相对于其他性质企业的巨大优越性,尽管已经被中国经济腾飞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但却始终不能为“理论”所证明。相反,按照今天流行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国企和市场是不能兼容的,是一个“怪胎”。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私有化,也就是取消国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盖由于当今的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来源于西方的,所反映的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却丝毫没有考虑到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比如单就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私营企业已经在封建国家的外壳内成长壮大,待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最优先的选择自然是要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廓清道路,只有在私企不愿意进入的领域才建立少量的国企,国企因此被他们视为“必要的恶”,始终受到限制与警惕。

  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没有机会发育成熟,更没有能力建立资产阶级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组织起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国企由此诞生——这就是说,中国国企具有与生俱来的人民性,是“必须的善”,至于国企在中国持续崛起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更是无须赘言了。

  面对这样的悖论,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削足适履,继续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教条进行国企改革。前苏联休克疗法所导致的崩溃式结局,中国的国企改革一度出现的曲折,证明我们绝不应该这样做;另一种选择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实践,创立中国经济学。

  在我看来,《国企热点面对面3》一书,正是中国一批优秀的经济学者,在自觉对国企进行理论阐释,同时也在根据国企的实践经验,丰富着自己的理论体系。

  比如在本书收录的“更好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文中,作者就在理论上论证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驳斥了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说法。

  再比如,在“关键是要找到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一文中,作者根据切身的经验与多年的观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实现形式,指出“混合所有制制度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既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解决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途径和方式问题,又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解决了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如何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敢于直面热点、难点问题,是本书另一个明显特色。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理论界、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本书收录了经济学家周新城教授的“怎样理解混合所有制”、厉以宁教授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5篇文章,使读者能够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这些对热点问题的解析,不仅指导实践,也升华成为理论。

  总的来说,在中央提出要确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大背景下,《国企热点面对面3》一书来得恰逢其时。虽然这本书还不是中国经济学,但却是在为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大厦做增砖添瓦的打基础工作,因此,这本书不仅值得所有关心国企改革的人士阅读,更值得所有关注中国崛起、中国道路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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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郭松民
《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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