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危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解读

在解读当前经济危机时，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把本次危机看作是一次金融危机，它仅仅只是损害了实体经济领域。事实上，本次危机是资本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资本危机最明显、最公开的方面在金融领域暴露出来。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次侵袭到现今资本主义最核心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在过去30年里，高级金融机构(high finance，指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这样的金融寡头——译者注)的权力中心控制了资本积累。这不是基于推测的事实，而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Herrera and Nakatani 2008)。

　　过去30年里，反复发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给不同的经济体造成沉重打击，实际上，这是同一危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从高级金融机构(通过单边的、冷血地提高利率)制造的“金融政变”( “financial coup d’État”)1979年在美国发生以来，它先后在世界各地发作：1982年的墨西哥、20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1987年10月的美国本土、1992-1993年的欧盟(包括英国)、1994年的墨西哥、1995年的日本、1997-1998年的所谓亚洲“新兴国家”、1998-1999年的巴西、2000年随着所谓的“新经济泡沫”的破裂又一次在美国、2001-2002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等等。

　　自从2006-2007年危机从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心爆发以来，它广泛蔓延，不仅发展为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危机，甚至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而且牵涉到食品、能源或气候等问题，当然它一再表现在财政方面，特别是影响到冰岛、爱尔兰以及听起来很可爱的所谓“欧猪四国”(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最近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并非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某些顾问们所理解的那样是“危机结束的开端”。它不是一次普通的信用危机，也不是一次暂时性的流动性危机——通过危机整个体制可以重新组织和得到强化，以便发挥其“正常”功能，从而在现代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实现生产力的新增长。事实上，它看起来要严重得多。

　　1.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般分析框架

　　正如分析普通的资本主义危机那样，要分析本次特殊的资本主义危机，对我们而言最根本的是要借助于马克思。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与“异端”学者结合的丰富成果(关于这些结合成果的分析，特别是在拉美地区，参见Herrera [2003, 2010c])——给我们提供了进行此类分析的强有力的工具、观念、方法、理论，包括对其政治后果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对于理解和分析危机而言，更重要的是对于把握资本主义的当代转型，澄清已经发生并仍在进行的后资本主义转轨而言，是最强大、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具体原因和条件我将在下面阐述。

　　此时此刻，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思想中，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人对危机给出理论分析(Herrera 2006, 2010b)。主流经济学中的确有研究商业周期的文献，它关注的是短期波动，但在我们看来，它对于说明当前危机是不适用的(关于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评，参见Herrera [2011]，主流经济学内部对该理论的批评，参见Summers [1986])。更令人吃惊的是，按照正统经济学的严格理论观点，“危机”作为一种结构性现象是不会发生的，以至于大多数标准的百科全书甚至都没有关于“危机”的章节或词条。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这是一个数学公式问题)，还是在经验研究上(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它由计量经济学解决)，危机这一主题都是很不充分的。在新古典学派中，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在内，致力于这一问题的有深度的学术著作十分罕见。

　　在主流经济学中，货币并没有被整合到资本再生产的周期运动中，它把价值等同于价格，利润率等同于利息率。事实上，在微观经济学当中，货币根本没有出现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中;而在宏观经济学中，货币普遍被认为是中性的，均衡是自动形成的，因而危机在结构上是“被禁止的”。因此，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牢记，在资本主义的科学意识形态中，压根没有危机这样一个研究主题。正因为如此，它无法理解发生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1

　　然而，在实践中要否认经济危机这一事实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中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学者把危机归因于市场外的因素，如国家干预、计算机漏洞(由于大多数金融交易订单是通过计算机传输的，其反应时间以10亿分之一秒衡量)、或者特定经济当事人的过火行为(如麦道夫的庞齐骗局)。他们认为这些因素破坏了市场价格的自动矫正机制。

　　然而，投机行为并非是公司治理的“过火行为”或“错误行为”，它是对付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的一付魔幻剂，是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种补救措施，它为大量无法通过投资获利的资本提供了一个出口。“金融泡沫”的破裂就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当然这一代价由大众来支付)。正统理论认为，私人所有权的集中和个人利益最大化逻辑在实践中是没有问题的。此外，新古典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不受资本利益支配、与经济活动相分离的实体。它认为工会的存在至少在理论上不是由于阶级冲突。但是我们知道，经济危机在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所以上述观念必须抛弃。

　　让我们的叙述稍具刺激性。许多非正统学者一接近马克思就变得更强大。凯恩斯就是这样(Nakatani and Herrera 2010)。他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过程中，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部分理论资源。他们二人都拒绝萨伊定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回归到了劳动价值论，尽管他没有强调这一点，也没有提及剥削。在他的《货币论》(凯恩斯 1930)中，他接受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再生产图式”(马克思 1964)，以便从货币的角度处理经济危机。也许凯恩斯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有真正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知道俄国学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当代英国的工业危机》。依据当时的商业周期理论，他得出了投资不足(不是储蓄)引发经济危机的结论。

　　和马克思一样，凯恩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不实行他提出的政策，将以崩溃而终结，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性质。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凯恩斯对经济危机最终原因的解释接近于马克思。按照凯恩斯的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导致的投资不足(这一观点认为，由于资本的闲置导致其边际效率下降，而利息率的上升使问题更为严重)，而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而且，凯恩斯使用的利润定义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新古典理论家。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如果利润递减，调低的预期将减少投资——卡莱茨基正确地纠正了这一点，他指出预期会降低投资计划(Osiatynski 1991)，这样，经济就会发生危机，其性质是一个非充分就业和市场无法自发地进行结构调整的均衡状态。

　　因此，我们应该像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那样(无论是不是真的凯恩斯主义者)，有必要跳出对增值的价值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问题的研究。

　　2.马克思论虚拟资本：一些理论要素

　　当前的危机是肯定会发生的。多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坚持认为资本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将强制地、大规模地发生。2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此次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导致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过度积累导致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包括新金融工具在内的阻止利润率下降的各种因素枯竭时，危机就爆发了。资本过度积累通过产品的过剩表现出来，这不是因为人们不需要这些产品或不愿消费这些产品，而是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然而，它并没有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产品过剩问题。信用制度的扩张使得资本以货币资本的方式进行积累成为可能，因为货币资本可以采取越来越抽象、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虚拟”的形式。

　　“虚拟资本”这一概念对于分析经济危机是十分重要的(Carcanholo and Nakatani 1999; Nakatani and Herrera 2009)。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阐述了它的基本原理(马克思 1964)：虚拟资本是基于未来剩余价值收益的资本化;它具有多种形式，如银行资本、股票交易或公债等。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阐述与对生息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的研究在一起，主要集中在在《资本论》第3卷第5部分，特别是从第25章以后，尤其是从第29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到第33章。

　　尽管一些重要学者出版过相关论著(在诸多学者中，哈维较为突出)，但关于虚拟资本的理论依然是不完备的，甚至没有多少进展。很明显，自从马克思以来，实际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货币改变了形式，变得更加形式化，自从金本位制废除以来，外汇市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尽管如此，在理解资本的虚拟运动时，马克思的一些关键论断依然是有用的，因为虚拟资本是对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的整合。对虚拟资本的分析必然引出与资本虚幻形式的过度发展相关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像“变魔法”一样，虚拟资本成为价值自行增值的源泉，似乎与剩余价值或无偿劳动越来越分离。马克思在此讲到资本的功能时称之为“自动机”(automat)(马克思 1964),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独裁者”(autocrat)，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这样称呼国家机器。

　　虚拟资本首先是在信用体系内部产生的，它把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家连接在一起，其交叉点是证券交易所、银行、养老基金，当然还有处于避税天堂的投机性的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更准确地说，今天虚拟资本最有力的工具是资产证券化，它通过把资产(例如应收账款)转换成金融证券，以及各种衍生产品，使虚拟资本形成了“超级权力”。

　　然而，这一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例如，理论上的问题有：如何根据支持虚拟资本的实体经济或虚拟资本得以产生的真实基础，来区分虚拟资本的不同源泉?或者，如何证明虚拟资本的利润同样来自实体经济?甚至，如何证明这些来自实体经济的“虚拟利润”可以被归结为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个起反作用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些经验问题：如何证明虚拟利润的来源?或者，如何重新计算利润率，以便搞清虚拟资本在调节利润率方面起了多大作用?或者，剩余价值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之间是如何分配的?

　　虚拟资本天生就是复杂的、辩证的，它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寄生的，但是这类资本得益于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的流动性使得它的所有者获得了不受损失地把它转换为货币的权力，也就是把它变为“超级流动性”(liquidity par excellence)。作为对自己的酬劳，虚拟资本本身为更多虚拟资本积累提供了养分(Carcanholo and Nakatani 1999)。但是从更一般意义上看，关于这一主题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果我们不能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自的范围做出划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其他经济学家，事实上都不可能对此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而如果我们连机器形式的资本和货币形式的资本都无法区分，那么对前者的区分就不会令人满意。

　　让我们回到危机的起源问题。

　　3.危机的起源

　　爆发于美国住房市场次级贷款部门的危机是数十年来虚拟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因此必须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体系治理机制长期以来日益加剧的功能失调这一背景下来理解本次经济危机。至少从196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与之相连的是美国内部和外部的赤字(部分是由于越南战争)、无法维持的美元体系、以及银行间市场欧洲美元，然后是石油美元的兴盛。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事件起了主要作用。其中之一是，在外汇市场，由于美国1971-1973年在尼克松(包括保罗•沃尔克，目前是奥巴马总统的顾问)当政期间决定放弃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废止了黄金的通货地位，导致金本位制的垮塌，进而使得布雷顿森林协议被废除，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浮动汇率制(Herrera and Nakatani 2008)。

　　这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货币和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特别是汇率和利率“自由化”这一巨大浪潮的原因。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美联储1979年提高利率，以及高级金融机构，特别是美国的高级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政变”重建其对世界经济主导权的结果。这意味着，当前系统性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所有这些放松管制的行为，以及金融寡头的重新管制，还有金融市场向全球市场的整合。通过整合，世界权力的引力中心转移到高级金融机构，从而使其能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施加绝对影响。

　　在这个新的“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市场通过对冲工具的扩张实现了现代化。在逐步被整合为一体的市场上，汇率和利率的弹性化使得这些对冲工具成为必要。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所谓的衍生金融工具，也就是一些支持交易的新协议，无论是企业的——有固定条款(期货)、有相互约定条款(远期)、还有通过交易流(exchange flows)(掉期)——还是期权的，即把固定的未来金融流(financial flows)作为潜在资产价格函数的变量，它可以是汇率、利率、股票或原材料价格、或者某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所有这些在技术上都是“对冲”工具，但事实上通过在某一有限投资的基础上利用其风险玩弄“杠杆效应”，它们经常被当作投机手段。尤为重要的是，当它们是混合型的(hybrid)并且导致出现“卖空”( short sells，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衍生金融工具——译者注)时(没有补偿)，在理论上，其最大风险安排在数学上可以导致无穷大的损失(例如看跌期权(“put” options))。

　　结果，虚拟资本创造的交易量很快就赶上了生产性资本。例如，在2006年，世界年出口的价值仅相当于场外交易合同(OTC)3天的交易量。也就是说，通过没有中介的共同协议而达成的“场外交易”(“off-exchanges”)，或者说是证券交易所之外的交易量，每天大约为4.2万亿美元。这一金额意味着什么?它告诉我们的不是别的，而是说，这4.2万亿美元的交易是数量极其有限的几个金融寡头进行的,它们就是美联储所说到“主要交易商”——“G15”(指15家全球最有影响的证券公司——译者注)，包括摩根-斯坦利、高盛以及另外13家大证券公司。

　　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些公司设计的金融衍生品出了问题，如非常复杂的信用违约互换安排(CDS),或债务抵押债券(CDO)。衍生金融产品通过改变传统的信用观念，发展出多个层级的虚拟资本，如在债务抵押证券(CDO)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合成抵押债务证券(CDOS),或者说是CDO的平方。由于最近的金融创新是对CDO2的再抵押，或者说是CDO的三次方，这些交易发生在证券市场之外，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录，几乎是在没有任何预防性限制条件下进行的，它造成的问题我们至今无法从中解脱出来。

　　不过，当前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正是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动力枯竭导致了上述那些复杂的金融操作，本次危机所反映的矛盾长久以来就扎根于实体经济的问题中。在实体经济范围，剩余价值的汲取形式和生产组织形式达到了它们的极限，因而不得不用新方法来替代(例如看板管理(Kanban type))，并通过技术进步(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创造新的动力，特别是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它颠覆了生产的社会基础。经过长期的过度积累，过剩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日益向金融领域集中，过度供给增加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一点都可以观察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幻想)，美联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实体经济”。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1970年10月)单方面提高利率，这标志着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意味着阶级剥削和现代高级金融机构的垄断权力，除此之外，它并没有什么意义。

　　很清楚，本次危机的某些重要因素是“真实的”，并且它实实在在带来了痛苦：次贷危机使得很多贫困家庭的抵押贷款发生违约，这一点同样可以用新自由主义政策来解释，该政策被顽固地推行了30多年，它破坏了工资机制，使工作容易波动，大规模地增加了失业和降低了生活水准。这一政策破坏了需求，引入了使需求易受操纵和不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因此，新自由主义制度除了不顾死活地刺激私人消费需求和促使金融领域膨胀到最大化之外，它根本无法维持增长。以当前形式呈现出来的过度积累的危机所终结的，正是信用的这种过度扩张。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广大公众被排斥和处于无权状态的社会，为那些大资本家提供的出路再多，也顶多只能延迟金融市场过剩资本的贬值，但它肯定无法逃避这一切。

　　危机的爆发是处于美国经济核心的矛盾和问题的逻辑运动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统治阶级通过利用日渐枯竭的国外可用资本，力图使失衡的内外经济重新恢复平衡，从而把世界其他地方的财富吸纳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国内财富的极度集中已经发生了一个世纪。这可以通过统计数字看出来：30年前，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10%，而现在是25%;在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到200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一半(参见Atkinson, Piketty and Saez 2011)。通过虚拟资本，统治阶级的金融利润实现了巨大增长，但它严重扭曲了整个美国经济。此外，就在危机之前，美国的储蓄率变成负数。因此，通过实体经济领域的震荡，我们正在经历当前的大灾难。

　　这一大灾难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

　　4.危机的表现

　　本次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虚拟资本的无情毁灭。2008年，世界股票交易的资本总额从48.3万亿美元下跌到26.1万亿美元!资产价值螺旋式的下降伴随着信心的丧失，以及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停滞……。在一个流动过速的世界，这一现象最可能的后果就是众多银行的破产。

　　在复合衍生金融产品的价格以及其所担负的风险日益被错误评估的情况下——因为正确评估是不可能的(当然像穆迪这样的评级公司对这种异常行为是不会这么说的)，问题从次级住房贷款部门转移到信用的信用部门(就是说从第一级的虚拟资本转移到第二级的虚拟资本)，然后转向有偿付能力的贷款(优质贷款)。在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产品泡沫破裂之前，它已经污染了金融市场的其他部门，乃至于货币市场本身。这样，经济体的整个金融系统就被阻塞了。

　　通过信用崩溃和信用丧失，特别是消费信贷的信用丧失，资本贬值有了一个真实的限度，这样经济从2007年就进入了萧条阶段。而且由于结构性原因，在一个石油等战略性自然资源已经开发到极限、而新的能源资源开发又面临客观限制的世界里，经济问题会产生战争的压力。结果，经济指标受到影响：经济增长率、交易量和住房消费都出现下降、工业公司的发展受损、失业增加、房地产开发受损、储蓄下降，等等。最后，此次危机的一个十分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公共机构的债务，特别是国家的债务(尤其是私人债务的“国家化”后产生的国家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尤其是与社会预算有关的债务(教育、卫生、养老金，等等)，给公共财政造成了巨大困难。因此，对主权债务进行重新安排(通过重新购买和重组)是目前需要讨论的问题。

　　危机和战争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由于战争作为毁灭资本的极端形式被从经济上整合到经济周期中，而且在政治上它还是统治阶级的领导层——高级机金融机构重新控制世界体系的手段(Herrera 2010a)。

　　在冷战时期，通过军备竞赛和相关先进技术开发(信息技术、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因特网……)，美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部分地刺激了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今天，美国的军费开支依然很高，它占到美国联邦预算的五分之一，大约相当于世界军费开支的45%((Herrera 2013)。美国在全世界有1000多个军事基地，尽管从此以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将置于金融寡头的控制之下，但它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Herrera and Cicchini 2013)。高级金融机构对美国军工企业的控制力在持续增长，这一点可以通过机构投资者接管这些资本的所有权看出来，而机构投资者本身依附于主要的金融寡头。21世纪初，机构投资者的控制的资本占比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到95%，在通用动力公司达到75%，在波音公司达到65%，等等，在私人军工企业也是如此。随着美国政府“外部化”它的国防产业，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被高级金融机构所控制，如军事职业资源公司(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orporate，简称MPRI，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私营军事企业——译者注)被L-3通信公司(L-3 Communications)全资收购;维内尔公司(Vinnell，是美国的一家私营跨国军事企业——译者注)被凯雷集团收购;德阳集团(Dyncorp，是美国的一家私营跨国防务承包商——译者注)被Veritas(美国的一家大型软件公司)收购，等等。

　　高级金融机构把军事力量作为控制世界的战略手段，以维持其资本的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军费开支就成为资本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军事化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因为正是国家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正是政府机构通过院外活动集团，把天文数字的军事合同分配给跨国军事企业(如通用电器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发生在一个十分微妙的时刻。拿阿富汗战争来说，就像1913年和1938年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年一样，2001年已经处于经济危机时刻。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美国经济内外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危机已经显现。内部失衡加剧部分是由于战争融资需要，外部失衡加剧部分是由于对外采购，主要是向中国采购增加。于是，随着2000年经济增长的滑坡，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从2000年12月的6.5%下调到2001年12月的1.75，以及2003年中的1%，这一超低利率一直维持到2004年中。正好是在这一时期，“自由伊拉克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从2003年3月转变为”新黎明行动”(Operation New Dawn))开始实施，紧接着是“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in Afghanistan，于2004年12月发起)。当时实际利率已经变为负数，金融风险随之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次贷危机的祸根就是在这时种下的。此后随着战争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美联储被迫于2004年中(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再次提高利率(还有其他政策，此项最重要)，到2006年中达到5.25%。此后不久，从2006年底开始，发生了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违约现象，由于经济增长收缩和工资停滞，违约情况进一步加剧。

　　尽管危机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但一直到2007年中，美联储始终维持这样一个高利率。直到2007年8月，美联储才开始在下调利率的同时，对银行实现量化宽松政策，利率降到接近于零。但是已经太晚了，它无法避免新的金融恐慌的出现(它是“现代恐慌”，嚎叫声不是来自于金融交易商，而是来自于计算机鼠标)。可见，危机通常爆发于关键的债务人集团偿贷出现困难之时。而在2006年底，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来为新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的不断膨胀的军事预算融资之后，这样的时候到了。

　　到了这种时候，既不会有美国的军事胜利，也不会有通过战争毁灭资本而实现的积累复苏，而对后者的追求只能使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恶化。

　　5.危机的后果

　　首先，危机对北方国家(发达国家——译者注)产生哪些影响?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大规模的货币创造和被固定在稍高于零水平的利率，与之相伴的是大规模的财政赤字(预算赤字接近美国GDP的10%)和不成比例地增长的公共债务，所有这一切造成美元的相对贬值和一场“货币战争”。这场战争目前暂时是美元获胜——美元从2009年以来相对处于强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使用了一种“大规模毁灭”的特殊武器：由于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中央银行可以无限地创造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货币。这使得美国能够强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开出的条件，即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时支持适合于美国统治战略的汇率，即使这些国家货币当局持有的国际储备因此而大幅贬值。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

　　美国以为美元贬值将消减其贸易赤字，并且刺激国内生产，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可以看到，这些变量对美元贬值的反应很小，而且越来越微弱。而由于结构原因，美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越来越弱，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也许有人会说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GDP增长已经褪色，这没错，但情况恶化却是由于美国经济中的整个金融系统出了问题。另一个与此有关的变化发生在原材料市场，特别是石油市场。由于世界能源储备枯竭，导致当前原材料价格上升。

　　正如我们所知，当前危机的最坏后果是由广大最贫困阶级来承受的。美国尽管按照GDP依然是世界老大，但危机给其造成巨大破坏，这反映在相对于其他北方富裕国家较为落后的各种社会指标上，包括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健康权甚至教育权。在北方国家，危机的破坏还表现在：人们普遍感到陷入“恶魔般的生活”(mal vivre)，或者感到“生存艰难”(bad-being)，特别是劳动者阶层(对那些有工作的人而言)。正像许多产业健康专家所观察到的，很多人遭受心理创伤以至于到了自杀的边缘。我们这里所说的心理创伤指的是失业的威胁和个人绩效考评给劳动者造成的组合压力，它造成同一生产单元的工人内部的竞争，从而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尊重、团结和忠诚。工人之间缺乏信任、相互监督、自动的控制和害怕上班，在这样的环境中集体思考和行动的空间被压缩。病理学上的孤独症出现了，与之相伴的是道德上出卖自身的感觉、在品德和资格上的撒谎意识、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对通过改变工作关系而重新获得生活意义的需要的丧失。这些挫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即使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最后，在政治层面，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特别强调极端权利兴起的风险，通过回归“传统权利”，它形成多个变种——从宗教极端主义到新法西斯主义。不幸的是，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新的战争。

　　危机对南方国家(不发达国家——译者注)有哪些影响呢?首先，通过我们所知道的多个渠道，南方国家的财富正加速向北方国家输送：外商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的利润的回流、外债的偿付、官方储备转换为银行存款(直接馈赠给美国)、不平等交换，而且还有资本外逃，等等。这种向北方的财富流动在未来会加速进行，以便从金融上援助处于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美国霸权支配着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的军工厂，从而保证了它能够从世界其他地方攫取带血的资本。迄今为止美国把它的霸权施加于每一方，从北方地区的帝国主义伙伴到南方地区它的潜在对手(特别是中国)，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

　　应该注意到，由于南方国家经济特点的不同，以及它们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不同，经济危机的后果也有所不同。一些国家被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陷入匮乏的泥沼或贫困陷阱，当前的经济危机似乎对它们没有影响。但是不管是不是“新兴”国家，经济危机迟早都会影响到所有这些国家。例如， 在大多数南方国家中，农业部门是占据优势的部门，但是农业部门功能紊乱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十分严重：尽管农业生产严重超过食品需求(至少50%)，这个星球上却有30亿人遭受饥饿或食品不足的痛苦。这表明农业市场也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危机，而遭受饥饿的人中有3/4是农民。此外，与全世界新的耕地不断被开垦相伴的，是农业人口相对于城市人口的减少，大量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城市。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跨国公司所耕种，它们不是为了食品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工业或能源开发(例如生物燃料)。在被排斥在“全球化”的利益之外的大多数南方国家中，农业部门在为本国提供基本的食品的同时，商业化种植的出口农业在蓬勃发展。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把最近发生的动摇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事件与长期以来破坏它们的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也可以与这个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在所谓的“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幌子之下的新自由主义形式联系起来(Herrera 2004a)。当然，我们不会低估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里的社会暴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食品价格的急剧上升。

　　除了上述问题，我们将会看到，危机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南北对立的加深——尽管有“20国集团”这样的合作组织，因为使矛盾深化的各种条件正在往一起组合。南北对立发生在双方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控制着国家的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南方国家自身内部的矛盾，但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北方国家与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南方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多数人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以及它是各个变种，但是南方国家绝不可能由此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制造的矛盾，所以这条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不仅如此，它还导致南方国家与北方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结果，它使南方国家目前的公众抗争运动面临着被统治阶级接管、压制和转变为亲体制力量的危险。南方的统治阶级，主要是那些具有坚定的、理性的发展战略的统治阶级将可能因此而无法实现国家进步，因为他们没有实现内部转型，从而无法建立有利于大众阶级的权力关系。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例如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确实发生了(Herrera 2010c)。

　　6.对正统反危机政策的批判

　　第一项反危机政策包括：调整中央银行的行为，通过创造基础货币、向主要银行提供特别信用额度，以及下调利率，来向银行间市场注入流动性。其主要目的是避免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以及通过制止市场收缩限制虚拟资本的贬值，从而保证衍生金融产品以接近票面价值的价格兑付。但这一切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矛盾。

　　正如我们所知，这一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是，当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下时，美国货币当局像新自由主义要求的那样，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没有人从它加剧了整个体制解体的风险，包括从国家责任角度，对这一不作为的意义进行过评估。

　　此后仅仅几个小时，美国财政部和央行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些面临破产风险的金融机构(像美国保险集团(AIG))在国家不掌握投票权和没有任何新的控制措施的情况下被国有化了。“卖空”(short shells)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被临时推迟。美联储在特殊情况下，以几乎是零的利率，对主要交易商敞开了贷款最高限额，国家帮助这些机构对破产的集团进行接管和重新资本化。换句话说，国家强力支持金融寡头成为日益集中的资本所有权结构的“超级中心”：雷曼兄弟被花旗集团接管，美林-林奇被美国银行接管，华盛顿互惠储蓄银行被摩根集团接管，等等。一个 “中止契约”(defeasance)基金专门为“差银行”(bad banks)而成立，以便国家为“有毒”债券提供担保。其中的一项关键措施是，2008年10月美联储扩大了为北方国家和南方大国中央银行设立的货币互换协议(swap lines)组织，或者叫临时货币互惠协议(temporary reciprocal arrangements on currency)组织，使它变得几乎是“没有限制的”。

　　接下来是鲍尔森的1号计划和2号计划，这些计划通过改变作为最后手段的美联储的资本结构，为美国经济提供全面的支持(包括通用汽车和其他企业，但不阻止大规模解雇)。最后，在2011年初，美联储主席警告财政部(和国会)，联储无法继续为公共赤字融资，因此必须回归严格的赤字政策，同时必须提高利率。然而，提高利率会导致两个主要风险：对美国而言，公债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资本将流回美国，为其赤字融资，使美国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再一次生存下来。这一切发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公众意识到，不仅政府在推卸公共服务，而且他们自己将为拯救那些控制政府的高级金融机构的行为买单。

　　由于所有这一切，主流思潮中的一个小的，但是很重要的少数派在支持由哈耶克、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倡导的极端新自由主义思潮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应对危机的基本态度是，重拾对市场的信心，相信市场自发调节能够重新恢复均衡(参见Rockwell [2008] 或 Rozeff [2013]，他们来自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很清楚，这是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因为这些极端自由主义者坚持的观点是，危机是由于干预主义的过度行为，国家根本不应该挽救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和公司。在他们看来，应该做的是，停止限制经济当事人市场自由的国家管制。例如，当公共住房政策声称所有公民 都希望获得住房所有权时，市场(它本身不是“公众”)证明不是这样。因此，这些极端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反危机措施，特别是反对中央银行对利率的任何干预。

　　他们当中最极端的人甚至号召压缩、净化和简化国家机构，包括军队，主张货币私有化。当然他们也明白，这些措施将把资本主义推到混乱的境地，但是他们认为，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样的混乱将对资本有利。比起那些无论如何注定会失败的对企业进行人为的公共救助的干预行为来，资本主义将更快、更好地重建自己。

　　那么,“改革者”的立场上什么呢?这次危机的吸引力有利于凯恩斯思想的回归。保罗•克鲁格曼(2009)曾说过，凯恩斯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人注目，而克鲁格曼本人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即使新凯恩斯主义者反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来自同一理论阵营，即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尽管他们之间的观点差异是细微的、有变化的、微妙的，他们当中最先进的学者普遍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功能实现最小限度的变革，以便使其尽可能长地生存。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应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要求而于2009年完成的最后文本并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疑问。陈旧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只是被修正，而并没有被抛弃：汇率应当是有弹性的;为了对付“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自由贸易的优点被再次强调;公司治理的缺陷应当被矫正，但是风险管理继续委托给金融寡头，世界体系依然在美元霸权的控制之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表达了对全球金融化的拒绝态度，但我们离此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这一点是事实(Herrera and Nakatani 2008)。当然，南方国家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

　　7.关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

　　需要澄清的是：反危机政策并非是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尽管“凯恩斯主义”政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包括G.W.布什2008年的计划(对部分税收实行减免和回扣)，特别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施政纲领(基础设施建设)，但新自由主义依然明显处于优先地位，以便尽可能地挽救过度积累的虚拟资本。一个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表明，奥巴马当局虽然把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要素(刺激计划)与其他管制主义的政策(对金融的一些重新管制)结合起来，但不并没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北方国家的政府以极端反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突然地改变了通过国家干预援救资本的计划，这应该不是欺骗我们。反危机政策以及它的创始者至今还没有从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中摆脱出来。

　　美联储和其他北方国家的中央银行继续大规模地创造基础货币，就在最近，美国推出了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不过，这一明显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因为事实表明，压低实际利率的策略并不能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也无法把货币资本从金融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2011年初以来，美国的关注点是公共行政的债务问题，包括财政部的债务、联邦政府的债务、以及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本•伯南克首先强调的是短期货币刺激(以及被要求的财政刺激)和长期的削减赤字计划，他定期就预算赤字问题警告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美国国会。在这位美联储主席看来，到了紧缩预算计划的时候了。事实上，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正好与凯恩斯所推荐的相反。“清扫房间”意味着通过增税，以及通过减少政府雇员和他们的薪水来降低开支来消除赤字，加上健康卫生政策和养老金政策的改革，这样就把负担转嫁给了工人阶级。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所以，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根本不存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回归。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观依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即为资本服务，特别是为金融体系服务。

　　即使真的出现了“凯恩斯的回归”——当然这可能性很小——它也将会面临几个问题。首先是理论问题，凯恩斯根本没有关于危机的“通论”。凯恩斯有许多相关的理论论述分散在各处，但都是不完整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因而经常在一些观察者中间或他的信徒中间引起混乱或误解。以“有效需求”这一复杂概念为例，作为预期的销售价值，它不得不被理解为“供给”(Lavoie,1985)。凯恩斯力图发现一个克服危机的办法，以便拯救资本主义。他窥破了“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的秘密，即资本主义需要被管制，办法是通过国家这个外生因素来创造有效需求。在经济收缩阶段，国家干预可以使危机的影响降到最小。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其中最著名的是熊彼特(1951)，逐渐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克服资本主义。但是他的理论在一般地看待货币，特别地看待金融体系这一点上遇到了困难。

　　凯恩斯在理解经济危机上的这些局限——与马克思相比是局限——被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如才华横溢的琼•罗宾逊所认识到，并且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罗宾逊写道，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阐述精巧和复杂是马克思所没有的，但是它的实质性内容可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找到，如投资是“没有销售的购买”，储蓄是“没有购买的销售”(罗宾逊，1966)。针对罗宾逊在194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竭力调和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凯恩斯反驳道，试图无中生有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马克思分析发现，货币作为资本的功能是货币最基本的特点，这一点在凯恩斯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发展(甚至没有澄清)，当然在正统的货币数量论中更没有。凯恩斯对信用制度的有限分析，以及对国币和信用货币之间区分的欠缺，使得他合乎逻辑地，但却是不恰当地过分看重货币(凯恩斯 1930,1971,1987;参见Vilar 1974)，并且在设定利率方面赋予国家过多的职责。按照他的想法，中央银行通过创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来压低利率。根据这一策略，投资因此会增加，一直到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不正常因素”(失业、不平等，等等)消失为止(凯恩斯 1936)。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现在中央银行为稳定货币和对付通货膨胀而实行的货币政策，与他设想的利率由市场决定的做法完全相反。它们把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利用它对金融和实体领域的效应来调节整个经济。此外，我们知道，中央银行的利率首先受到每一个碎片市场(特别是衍生产品市场)上主要的金融寡头所确定的利率的影响，这些寡头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

　　因此，问题源于凯恩斯的国家观——一种政治幻想。凯恩斯主义信仰全能国家(the all-powerful capacity of the State)，这一点与马克思颇为不同。尽管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也存在局限性，但依然强于凯恩斯(Nakatani and Herrera 2010)。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国家呢?例如，难道它不是通过公债，靠资本来支撑的吗?难道货币创造本质上不是来自私人吗?难道美联储的利率不依靠那些对此政策有很大决定权的金融寡头吗?难道美联储本身没有被金融寡头的私人利益大规模地渗透吗?难道国家没有把军事合同分配给那样由高级金融机构所控制的跨国企业吗?新自由主义国家由于它屈从于高级金融机构而变得更有活力了吗?总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是一个虚构!它的“改革主义”只能散布幻想和错误的希望。

　　8.结论

　　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变得更为剧烈，从而成为一个资本的系统性危机，因为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金融领域最近发明了对再抵押的债务抵押证券的再抵押，或者说是债务抵押债券的三次方(CDO3)这样的衍生金融工具，但是这样的乘方游戏终究会崩溃。在那里，金钱的衡量单位是万亿美元(1012)，在其达到千万亿美元这个量级前，某些东西就会垮掉!资本主义处于危险之中，包括在它的中心。也许你看见过许多次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个制度都挺了过来，而且比之前更强壮，财富变得越来越畸形地集中。是的，确实如此，确实发生过很多次前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不打算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于2012年?)。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将会因为此次危机而很快崩溃，这是一个幻想，也许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产生的幻想。这个怪物将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将继续被杀死。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资本已经知道如何创造一些制度和公共干预手段——本质上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相关，使得它至少在北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危机，增强其抵御冲击的能力。但是，对资本统治秩序的再组织从来也没有消除它的矛盾。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遭受逐渐老化的资本主义的折磨。在南方国家，资本主义要为“对最贫困人群的无声屠杀”(silent genocide of the poorest，似乎是指艾滋病——译者注)负责。当前的形势不像是危机结束的起点，而是现今的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逐步走向崩溃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起点，这一崩溃过程开启了转轨的可能性，期间阶级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后资本主义社会转轨问题，或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问题。尽管我们中间存在分歧，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代替资本主义的，将是社会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而言，如果结构性的问题是利润率下降的压力问题，如果金融化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手段，那么它唯一可做的就是加强对劳动的剥削，尽管这是很痛苦的事。虚拟资本要取得报酬，它只能靠生产性资本的剩余的转移，靠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因此要想重启世界体系中心的增长周期，当前的危机必须要毁灭相当大数量的虚拟资本，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是寄生性的。然而，世界体系的矛盾已经过于严重和难以解决，大规模的资本贬值有导致其崩溃的危险。一些正统的思想家也开始相信目前的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例如，《全球欧洲展望公报》(Global Europe Anticipation Bulletin)的分析家们预测，当前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导致全球体系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断裂，美元将会崩溃，从而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将不复存在。此外，美国《货币与市场》杂志(Money&Markets)的专家预测道，当前的危机将按照非常传统的次序进一步深化：财政赤字消肿、公共债务猛增、货币当局对美元的徒劳捍卫……。

　　那么，谁来替代它呢?对我们而言，是时候重建左翼的激进替代方案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为困难的问题是有关货币和金融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外部构成(汇率制度)，也关系到其内部构成(是否应该对中央银行实行政治控制?)。其他问题涉及到为经济融资的问题(如何管制金融寡头?或者最好是，如何对其实行国有化以及如何民主地控制他们?)、控制外国资本以及平衡收支问题、外债的一般对策问题，以及与构建区域化的替代模式相关的问题(与国有化相联，目的是打破现有制度的逻辑，以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事实上这应该是经济科学的主要目标)。最后，还需要从理论上考虑正在或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转轨中的计划的新形式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决定作为集体的人民群众的未来时，需要他们参与全部决策过程。

　　(作者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全职研究员，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学索邦经济中心，还兼任世界选择论坛(the World Forum of Alternatives)的执行秘书。)

　　译者：彭五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注释】

　　1 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新古典分析不如马克思主义。相反，在某些问题上，正统经济学家对事情的发展过程理解更为深入，例如，关于金融领域的效应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复杂传导过程的分析。甚至在(数学)金融这一主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没有多少成果(Herrera, 2011)。

　　2 我个人于2004年4月写道：“美国经济的失衡程度最近达到了它能够容忍的极限……。强制地以资本贬值的方式对其进行纠正是不可避免的”(Herrera, 2004b)。同时参见Herrer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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