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吴敬琏的蹊跷药方--宏观调控观察（2-7章）
第二编 宏观调控观察 第二章 “胀”“缩”之争的背后
多年来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将会通胀还是通缩一直争论不休。正如前面提到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的表述：“通胀通缩一线天”。
通胀派、通缩派都在权威机构工作，都是业内专家，都有言之成理的论据。通缩派主要从产能过剩的角度来分析;而通胀派则从货币供应量进行分析。
那公众该相信谁的判断?
2.1“高达18%的货币供应量”
通胀、通缩显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面对“高达18%的货币供应量”(同上)，自然要担心通胀。
我国曾长期被视为一个“金融抑制”的国家，《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1985年我国广义货币M2仅占当年GDP的54.17%。当时，理论界的主流意见是“加强金融深化”。进入90年代，我国的“金融深化”发展得相当快，用GDP来度量M2，表现了这一进程(图2.3)。面对巨大且(相对于GDP)高速增长的货币发行量，央行的忧虑不无道理。
图2.3、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
然而供应的货币去了哪里?央行的统计口径中，广义货币M2被分解为流通中的现金M0、活期存款、准货币三部分，用GDP衡量，广义货币M2的构成演化如图2.4。
图2.4、细分的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
数据显示：主要用于交易媒介的M0与GDP大体同步增长，而构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需求的准货币则高速扩张。这表明银行系统供应的货币大多数被存储起来，追求以钱生钱。可见，货币供应并不直接转化为购买力。
基于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
“M2的增长主要由于储蓄和企业定期存款增加所致，由于被迫性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国内的资金过剩成为长期现象，国内物价总水平不可能长期上升，通货膨胀不是中国的主要危险，反而应当高度警惕通货紧缩问题。”(杜亦 «央行报告反复斟酌通缩货币政策遭遇两难境地» 经济观察报 2005年12月18日)
李扬其实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他的分析止于“被迫性储蓄持续大于投资”。没有进一步分析储蓄为何无法转化为投资，更没有分析过剩的资金不进入消费市场的原因，却得出了“应当高度警惕通货紧缩”结论，于是逻辑上成了“资金过剩”→“通货紧缩”的悖论。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逻辑上只能是“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2.2“产能过剩的忧虑被夸大”?
在自由市场上，决定价格的是供需双方的平衡。尽管国家发改委在2005年 12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有个11行业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发改委：11个行业产能过剩状况一览» 中国设备网 http://www.cnsb.cn/html/news/64/show_64796.html)。但仍有不少学者或当事人坚称，产能过剩是“假象”，“产能过剩的忧虑被夸大”。(«媒体称中国不会重演日本悲剧 产能过剩被夸大» 中国日报网 2010年01月15日)
前已反复证明，相对于高速扩张的产能，我国的国内需求一直在相对萎缩，造成了我们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这些年，弥补内需不足的重要渠道是出口。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演变(见图2.5)说明了这一点。
图2.5、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表明，进入本世纪后，国内产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高速增长，2006、2007两年甚至超过了对国内消费市场的依赖!如果是日、韩之类的国家，这条路或许还能走下去。而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这条路怎么可能走下去?这些年国际贸易争端愈演愈烈，那些以“贸易自由主义”诱使我们洞开国门的发达国家，已经向我们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盾牌。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2007年达到峰值104.76%后，即快速下行。可见依赖出口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可见，有效需求不足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笔者一位在企业界工作的朋友，历数一连串行业，告诉我，其中少数几家企业的生产能力就够满足全中国的需求。统计数据证实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感受。
2.3通胀、通缩?艰难的选择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20年中演进的两个相关的过程：
其一，用GDP作尺度衡量，货币供应量显著上升，而劳动者收入下降，逻辑结论只有一个，大量的货币被当作资本储藏起来了。这导致了国内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于资本的萎缩。
其二，大量资本的积聚推动了高强度的投资，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国际市场成了弥补内需不足的缓冲池。直至引起各国强烈的反弹，内需不足的矛盾才清晰地暴露在国人眼前。
这两个过程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银行系统发行的货币，其主体已经演变为资本;资本的第一属性是赢利;而赢利要求降低成本、增加产出;降低成本必然降低劳动者所得，从而导致国内社会有效需求萎缩;增加产出则导致扩大供应。于是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社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
我们已经看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并不是货币政策，而是目前社会要素配置的基本准则----资本利润极大化。正是这个准则将越来越多的货币变成渴求利润的“老虎”----资本;同时却使社会消费的有效需求日渐相对萎缩，而这又正是利润的来源。
正是这只“老虎”将货币政策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央行采用“松”或“紧”的货币政策都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如果央行提高利率，回笼货币，肯定会加剧已经大面积存在的存差(因为银行放贷更加困难)。央行数据显示, 1991年后，(存款-贷款)/GDP(当年价)高速上升，到2009年已达60.06%(见图2.6)。为如此巨大的沉淀资金支付利息，迫使金融机构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新的利润来源，其结果是“虚拟经济”的膨胀。
图2.6：(贷款-存款)/GDP(当年价)
如果央行降低利率，放出货币，肯定会刺激新一轮投资狂潮，狂潮过后则是“尸横遍野”，过去20年，社会的供需矛盾正是在这一轮轮狂潮中恶化的。别忘了，“老虎”还呆在银行里是因为有国家信用这个“笼子”，一旦供需矛盾恶化到不可收拾，“笼子”将被打破，占广义货币六成以上的准货币将力图冲出“笼子”，抢购一切它认为能够保值的东西。这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无论那种情况，都是社会无法承受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易纲所说的“一线天”。
发改委宏观院的报告认为：“低通胀已成为一种内在性长期趋势。”从我们的经济结构看，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分析其“主要原因”时，报告却列举为:
一是高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及其不断扩散，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效益提高，物价走低;
二是全球化过程使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节，使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明显提高，拉低物价水平;
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明显增加了全球的供给量，使物价总水平增长放慢。(发改委宏观院 «下半年可能出现轻度通缩» 国家信息中心 中经要报 第4期(总第398期) 2006年1月23日)
将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归咎于技术进步和经济运转的合理化，其隐含的理论假设是什么?如果此论成立，我们还搞什么“创新型国家”，还搞什么“要素配置合理化”?
2.4谁来平衡“利润极大化”机制
面对可能的通缩，因该采取何种措施?
过去20年，常见的反应是放松银根、放宽投资限制。其隐含的理念是“投资制造需求”，国民经济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投资波动来驱动。这种政策短期内会造成“繁华盛世”的幻象，其长期后果则是日益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其实，许多这种政策的鼓吹者，心里完全明白其后果，但他们自认为有能力成为“繁华盛世”的受益者，而将成本推给社会。如此之多的明星官员和企业家卷款外逃，就是明证。
既然通缩的根源不在货币政策，靠货币政策来反通缩注定无效。决定货币政策的，应该是其他政策目标。
发改委宏观院的报告除了建议“适度放松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
“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扩大消费需求上，对投资需求不是刺激，而是适度抑制，防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但要重视改善投资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继续严格控制过热行业、形象工程的信贷投放，适度收缩城市基建和高速公路的信贷规模。”(同上)
这些政策建议并非针对其报告中罗列的三项“主要原因”，而是针对供需失衡，说明了报告作者心目中的症结所在。
2005年11月8日，中国证券报发表李军杰的文章《目前应促进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主张：扩大消费者特别是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建立惠及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消费预期;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减小收入分配差距。作者将这一切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这些政策建议让人想起凯恩斯。仔细想来，凯恩斯的药方无一不是针对“利润极大化”这一准则。既然“利润极大化”机制是造成困境的根源，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又不可能废除这一机制，为了社会的整体生存，就必须有另一机制与之抗衡。控制论先驱坎农在《躯体的智慧》中提出了“拮抗机制”的概念，凯恩斯主义正好与“利润极大化”机制构成一对“拮抗机制”。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得以立足的深层根源，也是西方人喜欢将自己的社会称为“混合经济”的原因。
看来，要理清中国经济的脉络，还需要研究一下凯恩斯。然而了解一点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的源头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所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清晰的逻辑思路，到凯恩斯那里变成了费解的数学公式。马克思开的药方是废除资本主义，而凯恩斯开的药方是饮鸩止渴。
而我们某些研究通缩/通胀的学者，只埋头于CPI(消费者价格)、PPI(生产者价格)，其视野与股市炒家相距几何?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可见此时就业压力此时已经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当局不得不思考转变政策方向了。
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完成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于2005年6月首次由共青团中央公布。
报告显示:我国青年的失业率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登记求职的人群中,青年占到70%。大部分青年就业无保障，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依靠“青春讨饭吃”。低龄青年和农村青年尤为如此。
就业青年中将近30%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月平均收入在600-1500元之间者占60%,月平均收超过1500元以上者仅10%多一点。
38%的就业青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还有20%的签订了1年以内的临时合同，36%的签订有1至3年固定期限合同。就业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按每周工作5天计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9.6小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而15至19岁青年以及农村青年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均为53个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6小时。
青年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长期被视为“精英”群体，然而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50%左右。在武汉劳动力市场举办的外来务工人员招聘会上，进场求职人员中，应届大学毕业生居然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与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争夺就业机会。(见中新社记者艾启平 «中国求职市场三分天下大学生与农民工争抢饭碗» 中新社武汉2005年2月27日 中国新闻网)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人口的3.8%，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对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不过杯水车薪。连这一点高教育程度的劳力都尝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味道。
南京市2004年第四季度就业情况分析显示，学历越高可选择的岗位越少：平均每个需求岗位的求职者，大专学历为2.53个，本科学历为2.56个，而硕士以上学历为3.51个。
实事上，失业已经波及到研究生，中新江苏网南京2005年2月27日电：根据劳动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四季度南京市有158名硕士以上高学历人员到劳动力市场登记失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200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海归搜索行动”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海归”是在归国6个月内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海归陡增就业压力加大» 2005年07月11日 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s2007/haigui/)。
同年，世界HR实验室对1500个海归样本的统计结果，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待业而成为海待，受访者中已有3个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个月内都没有找到工作(见《广州日报》，2005年11月3日)。
而到了2006年，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3～6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甚至有6%的被调查者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找工作(见王辉耀«中国海归回国待业现象全解析» 2008-02-18)。以至于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变“海待”了。
所谓“高端”劳动者都这样，“低端”劳动者就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的青年无法被社会吸收，当高教育程度者陷入失业，当低教育程度者根本看不到希望，将有什么在前面等待我们的社会?
人们对中国失业统计数据争论不休，官方与学者的数据相差甚大，笔者不想纠缠于此。就业显然已经成为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让我们来探寻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当前关于我国失业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人口太多，劳动力供大于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说：“无论采取哪一种可能的生育率假设来测算，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局面都是无法改变的”。他测算，“1995年的劳动力资源是8.2亿，2000年为8.6亿，2005年将超过9亿，2025年将超过10亿，其后一直到2050年都会保持在10亿以上”。具体到我国城镇，李培林认为，城镇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更加严重，2000年我国城镇能提供就业机会为700—900万个，而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高达1100—1300万人。(转引自宋丰景 «国内失业问题研究最新进展» 城市问题总第 123 期 2005 年第 1 期)
然而，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不变价格计，2005我国的GDP比1995年增加了1.3839倍。按李培林提供的数字，从1995年到2005年，劳动力资源增长也就10%左右。撇开经济学家们高深的术语，经济无非是人民劳动以获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增长了十三成以上，却无法为仅增长一成的劳力提供就业机会。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反。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奥肯定律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同。
而我们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增长率，却不能为严格计划生育下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由此，人口数量绝非就业问题的症结，我们必须另寻答案。
于是，许多人将问题归咎于“结构性失业”。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就是：“结构性失业是指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所导致的失业”说白了，就是“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
为什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图2.17)。产业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这提示我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应下降，而二、三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比重应上升。
图2.17：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但与此同时，1996年到2003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并没有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反而下降了，下降的部分由第三产业吸收(见图2.18)。这就是所谓“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
图2.18：三次产业在就业中的比重
观察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GDP比重”，能更清晰地看出症结(见图2.19)。如果各产业均衡地承担就业压力，各自的“就业比重-GDP比重”都应是零。大于零意味着承担了过分的就业压力，而小于零意味着提供的就业机会偏少。
图2.19：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GDP比重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一直承担着过大的就业压力，建国60多年了，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从1952年的50.50%降到2009年的10.35%，而它超载的就业压力却依然维持在高位，单位农业产值承担的就业压力反而日益加重。与之对应，二、三产业始终未能有效地提供就业机会。这势必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隐形失业，并通过人口流动强化对全社会的就业压力。
我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开始改革开放时，60%的劳力以农为业。国家的工业化要求将农民转换为二、三产业就业者。60%的劳力面对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国民素质的根本改造：从单一的农夫变为成千上万种行业的专业人员。.
实现这种改造最基本措施的是义务教育。日本早就明白这一点，1886年，就规定普及四年义务教育，1905年又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六年。而我们直到1986年4月，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而立法后的整个90年代，教育经费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与国际接轨”的贵族学校。而广大国民所在的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自己的义务，农民被孩子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失学、辍学之事不断见诸媒体。传媒只能将广大国民受教育的希望寄托“希望工程”上，而这“希望”靠的是募捐。国民整体素质的现代化事关民族存亡，而我们的教育系统对此麻木不仁，其基本目标事实上定位于培养“精英”。
前述《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求职时,超过60%的失业青年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文化水平低,农村青年的这一比例高达75%。
2005年5月2日，新华社济南报道的一个案例，尖锐地显示出因缺乏教育给青年们造成的荒唐悲剧：
翟瑞平，29岁，初中文化，到济南打工已有五六年，靠打零工勉强生活。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一些粗重体力活，挣钱很少，而且经常完工后讨不到工钱或被工头任意克扣。吃了这么多没文化的苦头，翟瑞平想通过培训机构学习一门技术，但大多学费昂贵，价钱便宜的又往往不正规。一次，翟偶尔看报纸，看到对监狱的正面宣传，再加上平时接触过有前科的民工，听说过在监狱里不愁吃不愁穿，还教给技术，于是，他抢劫了一名女被害人之后马上到公安机关自首，指望借此到监狱里学习技术，赖以谋生。(见«一在济南打工青年抢劫之后忙自首 只为入狱学技术» 2005-05-02 新华网山东频道)
翟瑞平学技术的想法源现实生活中的苦楚，他也想过正规的培训，但无力负担，相比之下，到监狱里学技术免费而可行，遂产生了被称为“荒唐”的想法。其实，他不过做了一个极为务实的选择，难度仅在克服“监狱”这个心理障碍。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这绝非不可逾越。
理性的选择导致“荒唐的想法”，这表明选择者处境之“荒唐”：正路不通、监狱可行。而这“荒唐”处境的根源何在?或许，我们可以取消监狱对囚犯的技术培训，这样监狱之路也不通了。然而，监狱对囚犯进行技术培训，目的在于给予一技之长，以便出狱后能维持生计，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断掉此路，避免了小的“荒唐”，必将造成更大的“荒唐”。
其实，真正“荒唐”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号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度，一个29岁的农村青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此“荒唐”一也;该青年想学技术，却无正路可走，此“荒唐”二也;监狱不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却不得不担负技术教育的功能，此“荒唐”三也;由此引出第四个，也是最大的“荒唐”：罪犯的受教育权高于守法公民。
其实，监狱进行技术培训的费用还是来自财政，这让人想起不知哪位哲人的名言：“不办学校，就得办监狱”。翟瑞平不过通过犯罪来“考取”监狱这所学校罢了。由此可见，教育系统荒唐的战略性定位，是所谓“结构性失业”的症结之一。
然而，仔细分析所谓的“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会发现，这两者不是对等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2003年，城镇劳动力供应总数为2896.3万人，而城镇劳动力配置总数为1595.5万人。供应超出需求81.5%。
2005年，湖北省人事厅主办春季首场大型人才招聘会，四百家用人单位提供了约七千八百个岗位。开幕当天即涌入超过一万名求职者，沈阳人才市场一次招聘会提供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而求职者多达数万。
这绝不是“结构性失业”能完全解释的，我们还要另找原因。
投资，是经济学家们研究就业的重要视角。2005年，笔者在百度上敲入“投资 就业”，搜出了“相关网页约489,000篇”。诸如：“美国风险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国家投资拉动旅游就业”、“启动民间投资解决就业难题”、“外国投资拉升法国就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未来投资应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国债投资创造就业岗位500万”、“115亿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等等。
谁都知道，就业岗位需要资本，投资会创造就业岗位。那我们的投资如何?从1991年到2003年，按不变价格计，全社会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433%。而同期所谓“经济活动人口”仅增长15.1%。可见就业困境的根子不在总体投资不足。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相关性。图2.20对比了全社会固定资产与就业人员的增长率，由于两者相差太大，为在同一图中显示，将就业人员增长率乘了10。图中1990年的就业增长率付阙，原因是这一年的就业数据显著高于前一年，算出的增长率远超出前后各年之值，在统计年鉴上又找不到解释。只能猜测，从1990年起，就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前后数据不可比。
图2.20：就业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
图2.20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1990年以前，就业增长率的变动与投资增长率的变动大致同步，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两者明显正相关，相关性达0.758，这与一般经济理论相符。而1990年以后，两条曲线各走各的，相关系数为-0.393，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投资增长率上升带来就业增长率下降。整个这段时期，就业增长率远低于前期，最高为1.3%，而前期最低为1.83%。
数据提示我们：关注1990年以后的经济运行。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1979年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国有企业的数据，此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类型分划几经调整。据此，整理出前后口径一致的分划，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如图2.21：
图2.21：各类经济占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
其中，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于底层国民就业，两者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演化见图2.22：
图2.22：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
数据显示，自1980年到1988年，两者所占比重从30.54%上升到36.47%，在哪个时期，社会就业压力明显缓解。然而此后，两者的比例开始下降，到2004年竟出现了急跌，到2009年两者之和仅7.74%。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额也明显下降，到2008年竟降至28.18%。同时如第一编第一章1.3节图1.7所示，国有企业就业强度/资产存量强度明显下滑。这一过程伴随着3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和国企高管的MBO浪潮，利润极大化成了国企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
由此空出的份额主要由“其他”经济体占有，它们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其他等主体，这些经济体无疑均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首要目标。
对照投资构成的演化，我们来观察就业构成的演化。同样，就业构成的经济类型分划亦经过调整。据此，整理出前后口径一致的分划，其在全社会就业占的份额如图2.23：
图2.23：就业构成演化
(说明：«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的所有制统计分为城乡两大类，其中城镇就业细分为：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经济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港澳台商、个体、股份制经济单位、城镇其他经济单位;乡村细分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但这三项之和小于乡村就业合计，笔者将其差额称为“乡村非企业”，绘图时单列出国有、集体、“乡村非企业”;将城、乡个体统归为“个体”，另将外商投资、港澳台商归为“外资及港澳台资”，其余统归并为“其他”)
中国就业最大的份额是乡村非企业就业，1985年占到60.33%，到2009年虽然显著下降，仍有33.19%，为第二大就业类型。
另一个份额下降的类型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到2009年分别降至8.23%和0.79%，几乎是微不足道。
而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则份额扩张，尤其是其他企业，包含股份合作、联营经济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经济单位、城乡私营企业、城镇其他经济单位等，这些企业均以利润极大化为首要目标，视劳动者为生产“要素”，力图以最低的代价获得，以最高的效率使用。这些企业在就业份额中扩张最快，2009年“其他”企业占就业分额的47.17%，位居第一。
对比图2.21和图2.23，发现国有企业占固定资产存量的分额即使经大幅萎缩后，在2009年仍占到32.65%，而它提供的就业机会仅为8.23%。
1992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工业统计年报1988》的数据，笔者曾用Cob-Douglas生产函数比较过全国工业与乡镇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结果如下：
全国工业 乡镇企业
净产值增长率% 11.29 16.95
资本增加的贡献% 12.80 1.05
劳力增加的贡献% 3.79 14.09
生产率增加的贡献% -5.30 1.81
资本贡献的比重% 113.34 6.20
劳力贡献的比重% 33.59 83.14
生产率贡献的比重% -46.92 10.65
净产值/固定资产原值 0.406 1.383
职工人数/万元固定资产 1.366 7.457
当时，“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全国工业”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那时叫“全民所有”企业)
分析表明国有工业的增长主要靠增加投资，而乡镇企业的增长主要靠吸收农村剩余劳力。国有工业的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增加的作用。反之，在人们像印象中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乡镇企业，其生产率却有所提高。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率远高于国有工业。
值得注意的是，万元固定资产装备的职工人数，乡镇企业为7.5个，而国有企业为1.4个，乡镇企业是国有企业的5.5倍。
显然，当时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投资不足，也不是负担过重，而是管理不善。然而，90年代前期，从管理下手的改革遇到工业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于是转向“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MBO”，让工业官僚放手拿广大职工开刀，把大批劳动者推向社会。
图2.21和图2.23告诉我们，随着国有企业份额的萎缩，以利润极大化为其首要目标的“其它”企业大幅度膨胀。德隆、科林格尔等许多案例告诉人们，这个随“国退民进”而爆发的集团是怎样聚敛社会财富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头工作之一是：帮助他们剥离、安抚“下岗职工”。
由此，我们找到了就业问题的症结之二：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使其他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
创造就业机会需要资本，还需要“有效需求”，即你生产的东西要有人买。那“有效需求”来自何方?来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第一编第一章1.1节，我们详细观察了社会购买力。从多个角度的指出：不迟于90年代初，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即开始了相对萎缩，同时在1.4节进一步指出：此间逐利资金高速膨胀，造成产能远超过内需的迅速扩张(见图1.9、图1.10)。供需双方一增一减，平衡被打破，社会生产能力远超出有效需求。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本编在前一章，更深入分析了“刺激内需”的政策为何无效。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以降低劳动者的收益份额为代价的。必须注意的是，在此同时，以前不花钱或花钱较少的住房、教育、医疗领域，在这二十多年内先后“改革”，都变成需要劳动者大笔支付的事项。更为严峻的是，这三个领域的供应都控制在行政垄断与大资本结合的集团手中，这个集团有极为强烈的聚敛冲动，普通百姓对他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百姓只能捏紧钱包，“有效需求”也就成了稀缺资源。
当然，“有效需求”还有另外的来源：资本利得或公款消费。我们看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家和官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一片“内需不足”声中，昂贵的高档奢侈品出人意料的畅销，为何公款消费如火如荼。
来自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约占全球销售额的12%，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新财富》通过对9家奢侈品品牌及品牌代理商的采访与调研发现，这些奢侈品品牌近两三年在中国市场的增长率都保持在80%以上，远远高于他们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10%左右的增长率。因此预计，中国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买家。(《全球奢侈品齐赴“中国盛宴”》新财富总第46 期 2005年2月)
世纪之交有本书轰动一时：《谁动了我的奶酪?》老板们热衷于把它送给即将失去职位的员工。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回答到底是谁动了奶酪?而是教导员工不停地奔忙，去寻找新的奶酪，还暗示人们只要去找，就能找到更大更香的奶酪。
然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奶酪正是被送书的先生们偷走了。在这场奶酪争夺战中，第一获益者是资本，第二获益者是财政，而劳动者是彻底的输家。在这样的游戏格局下，劳动者无论如何奔忙，其结果都是注定的。
不过，这场游戏中的赢家也无法真正高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没有不散的“盛宴”。奢侈性消费昌盛历来是王朝末期的信号，因为奢侈性消费品毕竟只涉及很小的一个生产领域，富豪们毕竟不能靠赚自己的钱实现“可持续发展”。况且，当多数社会成员被置于看不到希望的境地时，会发生些什么，史有明鉴。
就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对产品的有效需求、资本和能力。我们看到，造成目前就业危机的症结恰恰在这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国民生产的分配失衡，作为社会成员多数的劳动者，所占份额下降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致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能力明显萎缩;
其次，资本的高度集中，少数社会成员集中了多数社会资本，在那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业所必须的资本;
第三，在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社会教育系统最重要的任务是将数亿农夫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一直忽视这个事关民族存亡的根本任务，以致众多国民在工商文明中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
将就业困境解释为劳力市场信息不畅，显然尚未触及皮毛。将就业困境解释为人口过多，显然是在掩盖问题。将就业困境解释为资源不足，同样难于自圆其说，资源不足首先制约生产，然后连带制约就业，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比劳动力增长速度高一个数量级。至于理论家们深奥的“机器替代劳力”学说，不过是为资本拥有者辩护的理论，机器是人生产的，让人被机器逼进死胡同，这样的理论家不是思想懒汉，就是别有用心。
现在我们看到，正是利润极大化造成了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导致了雇佣需求下降，这才是就业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回避客观的逻辑、不顾明显的事实，玩弄生僻无聊的术语，意在为某个强势集团辩护，心中哪有国民的绝大多数?
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中国经济。2009年一季度，一些经济数据出现向好的苗头，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段已过，将率先复苏。
2011年7月后，出口连续三个月下滑。其态势类似于2008年7月之后，而此后出口大幅下滑，到2009年2月降至2008年7月的47.48%(见图2.24)。这让一些分析人士再度紧张。这些年来，各种经济形势分析如同股评，权威专家们各说各话，令人莫辨南北。
图2.24：进出口月度数据 数据来源：
海关总署网站月度进、出口报表
认识经济形势，关键在于把握造成经济困难的根源，看这些根源是否有所变化。评估“救市”的效果，不仅要看其短期作用，更需看其是否能针对经济体的症结，对症下药。
在第一编第一章中，我们详细观察了经济系统的症结，即利润极大化原则及其必然导致的四大失衡：社会产能与有效需求失衡、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失衡。“救市”之策对这四大失衡作用如何?是缓解了还是强化了?
“救市”之策的核心是大手笔注入资金。2008年11月5日，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4万亿相当于2007年GDP的16.2%，2006年财政收入的103.2%，力度之大举世震惊。
现就职于世界银行的林毅夫表示：
“中国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有助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到8%～9%的水平,这就是中国为全球经济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从媒体报道看，这四万亿指向三个方面：
其一：增加居民收入，减轻居民负担，包括：
1、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2、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3、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其二：公共工程，包括：
1、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2、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4、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其三：支持企业，促进转型，包括：
1、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2、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为此，要求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第一个方向针对不足的有效需求，无疑是正确的。此次金融海啸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由政府直接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直指要害。然而这种“补贴”性的支出能否解决经济体系根本机制造成的问题，值得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它能救急于一时，将矛盾推到以后。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危机源于实体经济的利润远不足以喂饱巨量逐利资金的胃口，而逐利资金拥有者的利润率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从“效率”角度看，给居民补充的消费资金，最终只有一部分能转化的资本渴求的利润，远不如直接给逐利资金拥有者注资效率高。这就是美国向华尔街“撒钱”的原因。
另外需要指出：对其中的“游牧民定居工程”当地部分民众和生态学者、文化学者持有强烈的异议，宜谨慎行事。
第二个方向从长远看为国家发展所需，但它能否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怀疑。投入工程的资金中，行政体系势必吸收一部分，工程最后由企业实施，企业必定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利润，最后才可能是工资。只要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依旧，这三部分的分配格局就不可能改变，而正是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今天的困境。大型工程中，单位投入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很有限的，而它却有超强的能力创造富豪。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就采取过由政府举国债大搞工程的对策。正是这期间，中国的两极分化急剧拉大，产能与购买力严重失衡，造成了今天这种难以处置的局面。
第三个方向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调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相当热衷。既有站在私人资本立场上希望压缩政府在经济领域活动空间的，也有站在政府立场上要求控制经济命脉的。这种争论的背后往往掺杂着“主义”之争。然而从整个社会的视角观察，这不过是精英集团内部官、商之间的势力范围之争而已，根本不涉及问题的症结--社会公众疲弱的购买力。
理论界还有相当多的声音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升级和创新。事实上，导致今天困局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在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企业最理性的行为是窖藏现金(无论来自那个渠道)以备过冬，而非投入前景莫测、风险极大的技术改造。从全世界看，今天的技术水平远超过的1929年，却发生了与之类似的危机。可见指望技术发展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从问题症结的角度看，只有第一个方向对症，可能生短期救急之效;第二个方向利弊参半、弊大于利;第三个方向基本不对症。注意：当年罗斯福从遏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增进社会公众的有效需求两个角度下手。而今我们完全没有遏制资本积累的速度的举措，相反却为加速资本积累打开新的渠道。由此可感受到，在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上，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之巨大。这种扬汤止沸的药方，疗效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救市”之策，是“中国特色”的凯恩斯政策，它不可能缓解前述四大失衡。
上述四大失衡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其实各派经济学家都清楚。只是有的人不愿正视，有的人不愿明讲罢了。
面对这轮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家明显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凯恩斯为旗帜，一派以哈耶克为旗帜。目前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带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色彩，遭到了哈耶克主义者的严词批判。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源于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对此，哈耶克主义者批判道：
“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不管你是否喜欢张维迎，前述统计数据的证据都令人不得不重视他的警告。
其实，哈耶克曾坦率承认自己受过马克思的影响。当初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他赞赏《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见高歌：《从经济思想视角解读哈耶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0页)
但哈耶克的理论回避了利润极大化的关键作用，而将责任放到政府的货币政策上。他认为：由人为的维持低利率造成的信贷扩张会误导商人，使他们热衷于冒险，而不管是否能够赢利。信贷扩张给出错误的信号，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生产和消费计划的失调。这种失调首先会表现为某种“繁荣”，紧接着由于生产的节奏(time pattern)要适应经济中储蓄和消费实际的节奏而发生“泡沫破裂”。
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应该让自由市场来调节利率，而一旦出现了产能过剩，政府不应试图拯救濒危的企业，而应听任其破产，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不能忍受一系列小规模的调节，失衡势必积累起来，酿成重大的经济危机。
哈耶克提供了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理论，并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但为什么美国人不遵循哈耶克的教诲?不但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如此，共和党总统布什同样如此。为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布什政府在美国国会作了艰苦的斗争。当时美国有122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国会，反对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根据正是哈耶克主义。
“美国的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私人资本市场毕竟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为了平息短期干扰而从根本上削弱那些市场是极其短视的做法。”(《美国百位经济学家致国会参众两院的一封信》2008-9-25第一财经日报)
但10月3日，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总金额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如此蔑视上百位经济学家，美国国会难道疯了?
令人不解的还有格林斯潘。张维迎告诉我们，在格林斯潘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这样解释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
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场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见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这完全就是哈耶克主义的解释!然而当上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的破灭，却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助长了美国房价泡沫。如果不注明上述引文的作者和时间，人们很可能以为，是在描述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
无独有偶，伯南克也是以研究大萧条起家。当年大萧条最显著的事实是资产价格的大幅度动荡，从疯狂飙升到一泻千里。对此，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伯南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货币政策本身不足以遏制资产价格泡沫，也不足以遏制泡沫破灭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的伤害。由此，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针对资产价格。
换而言之，不管你华尔街怎么折腾，伯南克更关心实体经济，在他看来，通货膨胀率才是货币政策应首要关注的目标。伯南克说:
“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针对资产价格变动，除非资产价格波动显示出预期通涨的变化。试图稳定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不可取”
“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资产价格变动是源于经济的基本面，还是非基本面，还是兼而有之。”(伯南克《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波动》)
2000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用外行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倾向：“如果华尔街垮掉了，面向大众的金融业是不是也得跟着垮掉呢?不一定。”(«伯南克的“救市”秘笈»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13569/ce)表明了他反对挽救濒危企业的立场，与哈耶克的主张一致。
2007年2月，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已经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则一如既往地关注通胀压力，多次强调，绝不为投资者的失误埋单。直到2007年8月7日，美联储的声明仍强调，“关注的重点仍是通胀压力能否像预期那样得到缓解”。但到了2007年8月11日，美联储开始向金融系统注资。实施了著名的“量化宽松”政策：
利率：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隔夜拆借利率由5.25%降至0%到0.25%之间。
补充流动性：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期间，美联储以“最后的贷款人”的身份救市。收购一些公司的部分不良资产、推出一系列信贷工具，防止国内外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出现过分严重的流动性短缺。美联储在这一阶段，将补充流动性(其实就是注入货币)的对象，从传统的商业银行扩展到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主动释放流动性：2008年到2009年，美联储决定购买3000亿的美元长期国债、收购房利美与房地美发行的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这一阶段，美联储开始直接干预市场，直接出资支持陷入困境的公司;直接充当中介，面向市场直接释放流动性。
引导市场长期利率下降：2009年，美国的金融机构渐渐稳定，美联储渐渐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试图通过这种操作，引导市场降低长期的利率，减轻负债人的利息负担。到这一阶段，美联储渐渐从台前回到幕后，通过量化宽松为社会的经济提供资金。
事实表明，坐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伯南克从哈耶克主义者转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绝非泛泛之辈，他们对主流经济理论的理解至少不下于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却为何前后迥异，在学理上自掴其面?
细思量，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症结，凯恩斯和哈耶克都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愿如马克思那样明白说出来。他们政策主张的差异，其实源于信心。诚如张维迎指出的：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
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
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哈耶克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听任失败的资本家破产，让经济体系毁灭过剩的产能，就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经济系统将持续运行下去。
而凯恩斯没有哈耶克的信心，哈耶克视为正常调节的过程，让凯恩斯看得胆战心惊。经济系统毕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体”，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动荡与衰退，直接威胁到社会底层大量居民的生存，威胁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一旦弄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反待如何”的地步，连这个社会结构都无法维持，遑论其经济子系统的自我调节?
由是观之，不难理解美国一百多位经济学家与国会的差异，经济学家只需在“孤立体”里构建逻辑体系，而国会却不得不面对来自整个社会的信息与压力。经济学家眼中的数据、比例，在国会面前表现为自杀的老板、失去生计而不得不犯罪的穷人和示威乃至暴动的人群。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超过了9000亿的经济复苏计划，比布什的胃口还大。遭到参议院狙击后，他真的急了：
“如果什么都没做，这次衰退会持续数年。我们的经济将失去500多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逼近两位数，整个国家将滑向危机深处，难以挽回。”
这个救市方案的后果奥巴马当然清楚，在1月初他曾警告说，美国将面临“万亿美元赤字时代”。但“在目前情况下，拯救经济比控制财政赤字更重要。”
看来奥巴马对美国社会结构的信心也不足以让他遵循哈耶克主义，他不敢听凭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而宁愿饮鸩止渴。
政客奥巴马如此，正牌的主流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同样如此，看来只有张维迎信心满满，期待着“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毫无疑问，“饮鸩止渴”是张维迎对凯恩斯主义的准确评价，而格林斯潘、伯南克、奥巴马和美国国会宁愿饮鸩止渴，反映了美国一流精英群体对自己社会结构的信心程度。
其实美国精英群体的信心是美国人的事，我们中国人需要思考的是自己的信心。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利润极大化导致四大失衡愈演愈烈，导致国内市场无法满足逐利资金的胃口，使之不得不转向海外市场。国内救市措施不但没有遏制四大失衡，反而有使其强化的倾向。
于是我们的信心只能寄望于海外市场的迅速恢复，使四大失衡造成的困境可以缓解，中国可以在以复兴经济的道路上再走一程，直至指数膨胀的资本欲望顶到海外市场的“天花板”。
来料加工模式的对外依赖，挣的是加工费，表现在外贸统计上，就是外贸顺差(如果成了逆差，意味着产成品价格低于原材料和元器件价格，这样的来料加工是没法持续的)。图2.25展示了外贸顺逆差的演化。
图2.25：外贸顺逆差演化
数据显示，2008年11月，外贸顺差达到峰值，此后其平衡位置一路下行。这提示我们，来料加工模式的对外依赖，已难于为国内过剩的资本提供所需的利润。只要美国不再维持靠发票子输入商品的政策，追逐美钞利润的出口商就不可能重温往昔的好日子;而如果美国靠滥发钞票维持其内需，我们的依附型经济就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只是挣来的是明知要贬值的美钞，面对这样的前景，不知该如何建立“信心”?
或许信心来自“全民放贷”?
“全民放贷”之风愈演愈烈。仅就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就有上海、江苏的苏州、常熟、徐州，泗洪，浙江的杭州、温州、宁波、丽水，辽宁的沈阳，福建的厦门、石狮，广东的广州，云南的昆明，内蒙的包头、鄂尔多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忧虑地描述道：“民间借贷正在从两年前的江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山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民间借贷月息5分还得靠关系“全民放贷”愈演愈烈» 新华网 2011年07月17日)
对此人民日报发文称：
“目前民间利率高企，全民放贷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泡沫在逐步形成，正越吹越大，极易陷入借新还旧、越滚越大的恶性循环，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发生巨额资金无法收回的局面，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全民放贷愈演愈烈 民间高利贷酝酿大风险» 人民日报 2011年08月05日)
信贷是储蓄与投资间的桥梁，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正确地指出：“防止资金外溢、避免经济泡沫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后中国经济无论怎样转型都要以‘实业立国’为根本。”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主张：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让电信、金融、能源、铁路等高利润行业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消除民营投资的“弹簧门”和“玻璃门”，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见(«民间借贷月息5分还得靠关系 “全民放贷”愈演愈烈» 新华网 2011年07月17日))
这个建议背后的逻辑是：私人资本因利润源枯竭而走向泡沫化，只要对其开放电信、金融、能源、铁路等高利润行业，就可以使其回归实业。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建议：“要让民间资金告别暗流涌动状态，使其浮上水面。”认为，目前应放松金融机构准入管制，进一步通过金融业改革，对民间金融予以引导和规范，以使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同上)
总而言之，出路在于让金融业走向私有化，并带动电信、能源、铁路等行业的私有化。然而，这条道路会将中国引向何方?
短期看，私有资本在新开放的利润领域中会如鱼得水，中国实业的最后一点地盘会迅速地被私人资本牢牢控制。回顾过去30年的利润极大化导向历程，尤其是1998—2003年间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国企领域，为利润极大化搬掉最主要障碍后，逐利资金迅速积累，导致消费资金相对萎缩，两者失衡高速扩大。2003年之后，实体经济已经无力吸收当年新增的储蓄，导致投向虚拟经济的逐利资金日渐膨胀，这是当今经济困境的总根源。与过去30年获得的总空间相比，李稻葵们如今寄望的金融、电信、能源、铁路等行业不过是小菜一碟。放给私人资本后，从全局看，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的失衡的困局只会更加严重，绝无缓解的机制。
正是这种困局，导致基于社会购买力的真实利润率下降，迫使逐利资金拥有者们相互吞噬，以求自保。于是以房地产泡沫为典型特征的，名为“虚拟经济”，实为“击鼓传花”的投机对赌愈演愈烈。这游戏将风险高度集中于金融系统，迫使当局不得不打压房地产。打压房地产最有效的手段是切断投机性购买力的资金来源，于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以控制贷款规模。结果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全面紧张。相关企业为自保，不得不依靠传销式的高利贷网络向社会大肆吸金，催生了全民放贷。
其实，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深知这是个不可持续的过程，不过幻想自己能在泡沫波灭前提前抽身。在江苏泗洪的案例中，一位家具厂老板(报道中化名张然)，称“人们都疯了。”，然而他依然纵身投入，放贷200多万。他上线的上线，利息3毛，上线利息2毛多，他1毛5，他给亲友则是5分至8分。报道称在泗洪，张然这样的四五线人员，有数百至上千人，他们靠近金字塔底层，借贷额在上百万到四五百万间。
张然说，他知道这么高的利息不可能维持长久，甚至用数学公式就能算出高利贷崩盘时间表。他把抽身时间表定在秋季。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到5月底出现了停止付息的情况。6月29日，泗洪国土局在官网上公示解除两块地的土地出让合同，理由是“无力开发”，而这两块土地是这个吸金网络的命根子。7月16日，所有人都在相同时间要债，出现“挤兑”，上线四处躲避，泡沫就此破灭。
破灭后的局面暴烈而无法收拾，绝望的下线“找到上线后，将人半埋进土里灌辣椒水，逼对方把钱吐出来。”人民银行泗洪支行一内部人士说，存款减少，从银行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搞乱了金融秩序。”这只能由公安机关处理。但参与放贷的有一批公职人员，甚至有公务员从银行贷款后拿去放贷，“公安机关怎么查呢?”
最可笑的莫过于泗洪纪委，7月19日，泗洪召开“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抵制非法集资工作会议”，纪委副书记姚海波在会上说，对于已参加或涉及非法集资活动的党政干部职工，要迅速纠正到位，同时还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友、身边人，督促他们不参加非法集资。但7月16日，泡沫已经爆裂。(有关报道见«江苏泗洪全民放贷风潮 资金链断裂残局难了2011年08月01日 新京报»)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的御前谋士李稻葵们，依然寄望于私有资本的利润极大化机制，不知他们想将国家带到何种境地。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管理当局长期的指导思想。1986年，当时中央党校的年轻学者韩康，在完成国务院民政机构委托的课题《中国市场经济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设计》时，首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年后，韩康认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主张“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社会上对此存在尖锐对立的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前提下构建和谐社会”，“效率优先没过时”，另一部分人却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效率优先”。读着两派你来我往、洋洋洒洒的大文，却越读越糊涂。甚至连专家权威们所说的“效率”到底为何物，都成了一头雾水。
在下自知愚钝，只好先从到底什么是效率，是什么效率、谁的效率琢磨起。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的人口大国，在劳力和资本两大要素中，资本是严重稀缺的。因此，“效率优先”理应首先包含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我们不妨以“产出/固定资产”表示资本使用效率。第一编第一章1.4节中我们估算了历年的固定资产存量(1952年价)，再用GDP(1952年价)表示产出，就可以观察资本使用效率的演化了(图2.26)
图2.26：资本使用效率的演化
数据表明，从1970年起，我国的资本使用效率总体上是在下降，1994年后更是连年下降，而这二十来年，正是“效率优先”成为基本国策的时期。
“效率优先”的国策未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使用效率，那它总提高了别的什么效率吧。
主流经济学里有一个“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on)，用来表现整个经济系统使用各种投入要素的综合效率。它的计算很复杂，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用劳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量的变化来解释产出的变化，不能用要素投入量变化解释的部分，就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即经济系统在技术、组织、活力方面的变化。
国内外许多学者测算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测算对象、时间范围、所用方法的差异，结果各不相同。而主流的认识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的投入，尤其依赖资本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有时甚至是负的。在大讲“效率优先”的这20多年，我们经济体系的“全要素生产率”居然提升很慢。
更奇怪的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变化源于技术、组织、社会制度等各方面演变的积累，本应是个平缓的演变过程。但在许多论文中，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年度间上窜下跳，不可理喻。
为此，有必要观察主流经济学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来历。
“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生产函数理论。这个理论研究生产力，其中心任务是研究要素投入与产出间的关系。主流学界通常从一些先验的假设出发，选择某种生产函数(如著名的Cobb-Doglass 生产函数)来描述其间的关系，再用统计数据拟合出函数的待定参数，并进而对生产力进行定量评估。
这一思路有个隐含的假设：产出由所选择的要素投入完全决定。但这却不符合事实。
一方面，不同的学者往往选择不同的要素组合，这表明倒底是那种要素组合决定了产出，即使在学者中也难有共识;而且要素与产出的逻辑关系由选择的生产函数决定，如在Cobb-Doglass 生产函数中，隐含地假定：产出对数为各要素对数的线性组合，这未必经得起数据的检验。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要素组合来解释产出，这是生产力研究的思路。而现实中的产出不仅受制于要素投入，还受制于因生产关系乃至政治关系导致的经济波动。将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都一锅煮，只能导致混乱的结论。
以下以中国1952-2009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对生产函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数据
产出选择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在时间上可比较，均按1952年价换算。
要素投入按通常的方法选两项：固定资产存量和就业人数。
历年固定资产存量按“永续存盘”法估算。起始年1952年的固定资产存量按张军、章元的测算，取800亿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军 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07期)，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价格换算1952—1978年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1979—1991年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91年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等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
就业人数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就业人数数据，它在1990年有一个非正常的阶跃(见图2.27)，这一年就业人数增加了17.03%，不可理解。笔者寻找相关论文，仅岳希明的«我国现行劳动统计的问题»一文有所涉及，但岳文主要分析两个不同统计来源(人口普查和“三合一”劳动统计)间的出入，并未正面讨论1990年的数据异常。
图2.27：就业人数的数据异常
事实上，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0年的经济相当低迷，不可能大规模扩展就业量。最可能的解释是，1990年后，就业人数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所以一年间就业人数居然增加了9,420万人。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笔者将此前每年的增长率都增加某个比例，将这9,420万人的增量分散地配赋到各年中。这样得到的数据当然不精确，但至少不比«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离现实更远。
单个要素限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由某个要素与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绘出散点图。观察图中诸点的分布可大致了解该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间可能的函数关系。进而可确定其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样做没有引入时间变量，相当于假设决定单个要素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仅为要素的规模。由此可根据数据判定：规模报酬究竟是递增、不变还是递减。而不是由先验选择的公式决定。
固定资产存量：
图2.28为固定资产存量-国内生产总值散点图。在双对数坐标系中，数据大体按直线排列，这提示我们，固定资产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极可能是幂函数关系。由于固定资产存量不能唯一决定产出，因而它能决定的只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固定资产存量这单一要素限定的产出上限。故可拟合出一个不低于统计数据，但均方差最小的幂函数，作为固定资产存量限定的产出边界。各年份统计数据与产出边界值差距，即用于评估该年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
图2.28：固定资产存量-国内生产总值散点图
计算出的幂函数，其幂为0.741275573>1，故固定资产存量运用的规模效应递减。这意味着随着固定资产的积累，固定资产增量导致的产能增量在下降。
就业人数：
图3是就业人数-国内生产总值散点图，在对数坐标系中，数据大体排列为两条折线。这提示我们，就业人数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极可能是指数函数关系，但1989-1990年前后，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发生了突变。因此应分别计算相应的“就业人数生产可能性边界”。
图2.29：就业人数-国内生产总值散点图
图2.29的折线显示：1990年后，人均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此前。与之并行的，是固定资产存量的规模效应下降，两者共同反应了“机器替代劳力”的过程。
要素运用效率观察
固定资产存量：
“固定资产存量产能边界/固定资产存量”表征生产系统利用固定资产存量这一要素的理论效率，而“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存量”表征生产系统利用固定资产存量这一要素的实际效率。图4显示了两者自1952年至2009年的演化过程。数据显示，理论效率呈直线下降的趋势。观察实际效率与理论效率的差距，不难看出时政事件的明显影响。
图2.30：固定资产存量的运用效率
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产能边界/就业人数”表征生产系统利用劳力这一要素的理论效率，而“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表征生产系统利用劳力这一要素的实际效率。图5显示了两者自1952年至2009年的演化过程。数据显示，整个1952-2009年间，理论效率一直在提高，而1990年后效率提升加速。观察实际效率与理论效率的差距，同样不难看出时政事件的明显影响。
图2.31：劳力运用效率
两要素运用效率演化：“机器替代人”
图2.30和图2.31分别显示了固定资产存量和就业人数两个要素的理论效率和实际效率。比较两者，一个明显的动态是：固定资产存量的运用效率持续下降，而劳力运用效率持续且加速上升。这演化的背后是人均固定资产存量的上升(见图2.32)。数据显示1970年前，人均固定资产存量在波动中大体维持在原水平上，此后人均固定资产存量大体呈指数函数增长。换而言之，1970年前，固定资产积累速度与就业人数增速大体一致。此后人均固定资产存量大体呈指数函数增长，固定资产存量积累速度远超过就业人数的增速。到2009年人均固定资产存量为1970年的60.85倍。正是资本的高速积累，导致了固定资产存量和就业人数两个要素运用效率的反向演化，这在社会上就表现为“机器替代人”。
图2.32：人均固定资产存量的演化。
综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固定资产存量和就业人数给出了两个生产可能性边界，实际的产出则位于这两个边界之下，因而，两边界的下沿即两要素综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图2.33显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在对数坐标系上它大体分呈直线分布，可见国内生产总值按时间的指数函数增长。
图2.33：生产可能性边界与国内生产总值
图2.33从生产力的角度显示，1952—2009年间，大体可分解为2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90：
这个阶段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而工业主要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改革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但直到1990年学界还在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工业大规模转向市场化是在1990年之后，基本完成市场化是在1994-1998年间)。这样的基本国情带来了两个特征：
其一，劳力是生产的制约性因素，所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更接近就业人数限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这阶段的初期中国刚走出近百年的战乱，面临的任务是恢复、重建社会秩序，形成生产体系。战乱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伤，还因局势动荡，严重限制了人口的繁衍。因而劳动力不足，从而成为生产的制约性因素。建国初批判马寅初、鼓励生育、解放妇女、直到大跃进时代的“公共食堂”，都是这个时代背景的反应。数据显示，1990年前，总体上实施的是“充分就业”政策，对此，毛泽东称之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从生产函数的视角看，就业者的生产效率低下。
其二，在一个农业国的背景下，用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工业，其各层决策者多来自农业社会，计划体系本身必然要经历学习、探索阶段。尤其在1970年前，这种学习、探索过程导致的效率波动十分明显。1970年后，这波动逐渐收敛，表明了学习、探索过程的成效。从整体上看，80年代固定资产存量和就业人数两者分别限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当接近，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生产可能性边界也相当接近。
第二阶段，1990-2009年：
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最显著的差别是：固定资产存量替代就业人数成了制约性因素，用固定资产存量更能解释国内生产总值。这期间学界讨论的热点是内需、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如何拉动增长。数据显示，固定资产存量限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制约着产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阶段经济增长的特征。
图2.34为两要素的实际效率/理论效率。注意，“实际效率/理论效率”的峰、谷点均对应着重大的时事事件。时事事件反映的是经济关系甚至社会系统的波动，可见单靠要素投入量不足以解释实际产出。
图2.34：两要素的实际效率/理论效率
“技术进步”之惑
主流经济学热衷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on)，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用劳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量的变化来解释产出的变化，不能用要素投入量变化解释的部分，就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即经济系统在技术、组织、活力方面的变化。
李京文在《中、美、日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研究》中指出：1953——1978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1979——1990年TFP大约以2.53%的速度增长，在平均8.3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30.3%。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50.97%。
Chow发现1952-1978年，TFP保持不变，即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2.7%的速度增长，在平均9.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28%。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62%。
胡鞍钢、郑京海则发现：1978-1984年TFP增长率最高，为7.65%，1996-2001年期间最低。1995-2001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在1996-2001年期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热情，来自对“技术进步”的厚望。视技术进步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用技术水平的差距解释经济发展的差距，这种倾向来自马克思和韦伯，并被学界普遍接受。罗斯托就认为：现代经济完全是借助于科学革命而从现代欧洲起步的。研究西方技术史的林思•小怀特则论断：“欧洲之所以在1500年前后能够跃居全球支配地位，是因为向亚洲挑战的欧洲拥有任何亚洲文明都望尘莫及的工业能力和技术。”(转引自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然而，贡德•弗兰克引证大量事实证明：1500年前，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都高于欧洲;欧洲超过东方是在18世纪之后的事。可见用技术水平的差异，不足以解释东西方强弱地位的转换。
尴尬的“全要素生产率”
王英伟、成邦文的测算发现：199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滑。
“效率优先”长期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而计量经济学家们却做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甚小，甚至下降的判断，原因何在?
由于固定资产存量和就业人数两个要素的效率反向演化，使“全要素生产率”处境尴尬。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在逻辑上是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概念，具体计算上它只能是单个要素生产率的某种组合，且组合中偏向谁，它就更可能显示谁的演化特征。所以不同的研究者无法达成共识，也没有客观的准则判断结果可信与否。质而言之，“全要素生产率”将生产过程中两类有本质区别的“要素”一锅煮，“全”则全矣，却掩盖了生产力演化过程中最根本的特征――资本与劳动间关系的演化。
再者，用投入解释产出，是生产力研究的思路。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逐渐积累的演化过程，故生产率变化亦应是一个相对平缓的演化过程。但实际上众多论文中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年度间上窜下跳，不可理喻。图2.33、图2.34显示，实际产出中不能用两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与经济波动乃至政治波动高度吻合。主流学界却将它们归之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上窜下跳的根源。
由此我们看到了生产函数研究领域的另一个误区：将生产关系领域的现象与生产力领域的现象一锅煮。由此不可能对生产力得出任何客观的认识，但许多论文却据此提出所谓的政策建议，岂非庸医误国?
由生产力研究能看出，我们走的道路一个鲜明的特征是：高强度积累资本，而资本使用效率长期、持续、高速下降。这条道路是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的结果：资本利润极大化要求在初次分配中加大资本利润的分额，而这资本利润源源不断地补充逐利资金，使固定资产投资充裕，固定资产存量加速增长，而受到抑制的工资总额，限制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限制了产出。
走上这条道路的根源在于，握有政、经权势的集团，在张扬自身诉求时，几无边界;而因此受损的集团，无力制衡之。一个长期在企业内部培训中流传的口号，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不是工作需要你，是你需要工作!”
将图2.30的时间轴延长，通过趋势线观察“固定资产存量边界/固定资产存量”的走向(图2.35)，发现若照既有趋势运行，到2027年资本产出率将降为0。由此唯一能作的判断是：或者在此之前扭转现行趋势，稳定资本产出率，或者整个系统崩溃。
图2.35：固定资产存量运用效率的惯性趋势
效率问题，既然从整体上找不到答案，不防转向个体;从生产上找不到答案，不防转向分配。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告诉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在政府、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资本拥有者间的分配(见图2.36)
图2.36：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
数据告诉我们，农村居民的分额从1978年的30.20%降至2009年的8.74%;而资本所得分额从197年的38.10%升至2009年的49.84%。可见从分配的视角，资本拥有者获得了最大的“效率”。城市居民“效率”次之，为之付出代价的，则是农村居民。
资产存量的拥有者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优先了谁的“效率”?第一编第一章1.3节图1.6展示出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主体构成的演化，显示出30多年来分额增长最大的是“其他”经济体，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其他等主体。2009年已占到全国固定资产存量的43.12%，位居第一。
从1993年开始，“其他经济”开始大发展，德隆系、柯林格尔系之类的上市公司的案例展示，这类主体主要靠侵蚀“国有经济”的份额而发展。在这一阶段获得最高“效率”的是些什么人，举世皆知。
看看脱缰的野马般的公款消费，看看远高于全球各地的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到底谁的“效率”优先还不清楚吗?
一定会有智者站出来，指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说：“这样明显的事实还不能证明效率的优先吗?”
请记住，如果资本利用效率在下降，一个地方的繁荣一定以更多地方的萧条为代价;财务指标的增长一定是以生态、人文指标的衰落为代价;一个群体的志得意满一定以更大群体的潦倒困顿为代价;歌舞升平的盛世一定以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为代价。
我们还需要争论“效率”与“公平”孰应优先吗?
媒体报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的主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2011年3月19日，吴敬琏先生在会上警告：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会面临“类似58年大跃进的严重经济问题”(见董琳«吴敬琏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这让笔者大惑不解，今天的中国，无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结构都与1958年大相径庭，怎么能与之扯上关系?
为准确理解吴敬琏先生的原意，笔者查找了不同记者的相关报道，发现报道的基本观点一致，都源于他2010年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一次报告«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考»，原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注：下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吴敬琏先生原话，均引自此报告,报告全文见附录)
报告以“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开篇。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尽人皆知：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当局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策，以“扩需求、保增长”。吴敬琏先生在报告中指出，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导致“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为此，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报告对两难困境的描述符合事实，当局的财政、金融政策走在刀刃上，“左右不是人”。作为经济学家，最基本的学术职能是深入分析陷入这一困境的根源，据此方可提出应对之策。那吴敬琏先生是怎么分析的呢?
吴敬琏先生的分析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
“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他(注:指凯恩斯)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
可见吴敬琏先生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将凯恩斯主义这种短期手段当作了长期政策。导致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一个货币现象，并非社会上真的缺乏需求，只是买不起罢了。问题的症结在货币循环，财政金融政策调控的对象亦是货币循环。因此理解经济困境，进行政策分析，其基础在于货币循环分析。
第一编第一章已经深入分析过，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系统中，货币至少扮演两类角色：一类是追逐最终消费品;一类追逐利润，企望“以钱生钱”。过去三十年来，经济系统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是“利润极大化”，即经济决策的主要基础是评估资本盈利的可能性与风险。除了最终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外，推动每一个交易环节的都是利润动机，都通过利润将一部分货币转化为逐利资金。各环节参与者所得的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于是，这两类货币间的平衡关系，决定了货币循环系统的动态特征，进而决定了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
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均证实，利润极大化机制的长期后果必然是三大失衡：
1.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
2.产能与内需失衡;
3.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
这三大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超额发行货币作为危机爆发时的应急之策，但利润极大化机制使这三大失衡成为经济的体制性特征,这迫使各国经济管理当局将这一短期政策当作长期政策，结果导致第四大失衡：货币发行量与可交易财富失衡。这就是“两难困境”的根源。
既然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期分析框架”，吴敬琏先生自然不赞成依赖凯恩斯主义。他提出的长期政策选择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他没有论述所谓“市场的综合调节”到底是什么，但利润极大化无疑是市场调节的核心机制，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动力。利润极大化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力图将一部分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转化为利润，成为逐利资金的积累源。全社会数十年的积累过程，造就了上述三大失衡----这正是导致凯恩斯主义的根源。
张维迎恰当地称凯恩斯主义为“饮鸩止渴”(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然而，不饮鸩止渴有何出路?如果不向经济系统注入超量发行的货币，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利润萎缩势将导致大范围的企业破产和民众失业，危及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正是利润极大化机制导致的客观压力，迫使财政、金融管理当局不得不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吴敬琏先生指望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来解决问题，简直就是抱薪救火。饮鸩止渴尚有一时之效，抱薪救火无异于直接跳崖。
哪吴敬琏先生关注的“从长期来看”希望何在?凯恩斯先生答道：“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Ch. 3)(别管长远，只看眼前。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呜呼!
为了给抱薪救火找出理由，吴敬琏先生提出“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学家，要显得言之成理，只能回避货币循环问题，另找由头。吴敬琏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
这是主流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理论的思路，对这一思路的荒谬，前一章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吴敬琏先生是赞成“以人为本”的(见吴敬琏 周瑞金«关于拆迁问题的三点意见» 南方周末 第1348期2009年12月)，然而，将“劳动”(也就是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与资本之类并列，可见吴敬琏先生的心目中，“以人为本”意味着人与资本一样，都是资本家赚钱的手段--“要素”而已，因而可用同样的尺度来度量、交换，也需按同样的原则加以利用，
在他看来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症结在于：
“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
“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
这个逻辑很高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资本，资本家自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吴敬琏先生忽略了当局“招商引资”时强调的主要优势：大量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工。作为优雅的经济学家，媒体对血汗工厂的广泛报道也自然不入他的法眼。只需将劳动与资本列入同一范畴，就可以作出“生产主要靠资本”的判断，连证据都无需提供。
三十年前，中国被称为“绝对平均主义”。正是对利润极大化机制保驾护航的政策取向，使当时的准资本家们得以运用“杠杆效应”，“空手套白狼”实现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历史的视角看，是政策取向导致了私人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资本家在经济系统中的强势地位。至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的正统理论，社会平均利润率引导着资本的走向，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会吸引资本进入，反之则促使资本退出。所谓“生产主要靠资本”是一个逻辑上无法求证的伪命题。
至于自然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注意，宪法里将“国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那“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从何而来?又凭什么在整个收入占有较大比重?然而现实中，确实有人靠握有自然资源而获得巨额收入。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逻辑上有两个选择：或者捍卫宪法原则，分析违宪现象的根源，提出治理对策;或者主张修改宪法以适应现实，并论证其理由。有趣的是，吴敬琏先生计不出此，却给出了“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判断，并以此论证“自然资源所有者”理应在整个收入占有较大比重。
想不到吴敬琏先生对现有增长模式的分析竟如此混乱。逻辑上更混乱的是：当今困境的症结在于货币循环阻滞。而吴敬琏先生的分析却陷在生产函数理论的思路里，这个思路根本不涉及货币循环，岂非隔靴挠痒?作为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当然知道马克思的分析思路，然而他在文中写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结为“平均利润率递减规律”。我们的经验证明，资本积累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基础萎缩，平均利润率必然下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老板感到挣钱越来越难。这是货币循环领域的问题，与生产力无关。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从长期看资本投入必然会导致报酬递减，靠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迟早会碰到天花板。
在这样的经济机制下，该如何维持经济体的持续增长?熊彼得与索洛冀望于“创新”与“技术进步”，冀望于它能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否提高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利用效率”，至今没有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调查了292个企业，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索洛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paradox)：“计算机无所不在，除了在生产率统计方面(Computers everywhere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Solow.Robert M.(1987)"We`d Better Watch Ou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v,July 12)索洛悖论其实是指“IT产业无处不在，而它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
二战后到70年代和90年代后半期是美国20世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据主流经济学界评估，在整个世纪的头60年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0%。从60年代以来，美国领导了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应该非常明显。但自7O年代开始，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尤其是在1970—1980年，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下降到不足10%，在1985—1995年也相当低。(见许晶华《新古典增长理论50年：起源、发展和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No.6，2008)
主流经济学界用生产函数理论分析产出的变化。前一章的分析表明，影响产出的除了生产力外，还有货币循环领域与生产关系领域的因素。生产函数理论无视所有这些因素，只用要素投入来解释产出，其结论高度可疑。
熊彼得与索洛的研究正是基于“生产函数”。如果说货币循环涉及的是“生产关系”，那生产函数涉及的只是“生产力”。靠对生产力领域的研究去解决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往轻了说也是逻辑混乱。然而就是这样的思路成了“新古典主义”的基石，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也统治着我国的经济学界，不背熟其中的教义，经济学科的学生就无法毕业。
面对萎缩的国内利润源，在不根本改变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逻辑上有三条备选出路：或者靠增发货币为逐利资金提供利润，或者制造一个虚幻的笼子将这些逐利资金装起来，或者向海外谋求新的利润空间。
事实上，这三条路都有人走过。
巨额投资，其实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这些贷款中许多成了呆坏账，一度造成各大商业银行的“技术性破产”，靠政府注资、将呆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才走出困境。作为借款者的各公司，其实是逐利资金拥有者。从整个经济体的层面看，呆坏账的主要根源是利润源萎缩。政府救银行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印钞票撒给逐利资金拥有者，以形成他们的利润。
注意到以GDP为尺度衡量，工资总额的下降幅度远小于投资总额的上升幅度(见第一编第一章1.4节图1.9)，这暗示我们，逐利资金的高速积累主要不是依靠压低工资，而是依靠银行的超额货币发行--银行对逐利资金的直接补充。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明明是因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足引爆了危机，而所有国家的救市措施都是向逐利资金的拥有者撒钱。其根源就在于庞大的逐利资金根本将不可能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足以推动其投资的利润。一万元钱洒给消费者，其中只有一定的比例(比如20%)，会转化为逐利资金拥有者的利润，而撒给逐利资金拥有者，则全部转化为其利润。正是这种效率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政府的决策。
从局部看，这种补充改善了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资产负债表，掩盖了本已存在的呆坏账，可以刺激新的投资，带来一时的繁荣。但从长期看，它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经济体中逐利资金与利润源的失衡，无异于饮鸩止渴。
持续地注入超出可交易财富的货币，经济体中的货币向逐利资金高度集中，势必使逐利资金的拥有者成为焦躁的“老虎”，哪里能闻到利润的气息，资金必然蜂拥而至;哪里显出风险的信号，资金必然望风而逃。这就是“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的根源。
金融系统“创新”造就的股市和衍生品市场，其实就是用来装这“老虎”的“笼子”，将整个经济系统制造的、远超过可交易财富的逐利资金装起来，防止它跑出来造成经济危机。
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要求有两个层次：最好能赚得利润，起码不要赔本。然而在货币存量与可交易财富迅速失衡的大背景下，从宏观上看，这根本做不到。这导致了微观层面激烈的竞争：看谁聚敛货币的速度能超过货币贬值的速度。“老虎”们在这里追逐的主要不是实体经济创造的利润(对其庞大的胃口而言，这根本不值一舔)，而是相互撕咬。用经济学的文雅术语，叫“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
伺候逐利资金这焦躁的“老虎”绝非易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其找到真实的财富----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使它相信：有可能挣得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至少从宏观上能保障资金的安全，一旦发生损失，要能使它相信是自己操作失误或运气欠佳，决不能使其怀疑，这“笼子”其实是皇帝的新衣。
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笼子”维护者的智商比“老虎”高出一个数量级。而在现实的经济体中，利益驱动使逐利资金能吸引一流人才，维护“笼子”的工作只能吸引二流人才。于是我们看到，次贷危机之前，能嗅出风险的是高盛，而非美联储。
同样，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最受尊敬的不是雄踞于奥林匹克山颠的经济学大师，而是高善文。他靠多次准确预见股市的走势而在资本市场赢得了声誉，而他依凭的理论基础根本不是主流经济学。在2006 年4月7 日的主题报告《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中，他从逐利资金与实际资产的失衡开始自己的分析。而且对资产的定义，从盈利能力转向“稀缺性”，换而言之，他认识到资本市场的拼搏，其目标并非真实的利润，而是与货币贬值速度赛跑。“笼子”与“老虎”间这样的智力水平对比，使“老虎”根本就不相信“笼子”的真实性，“老虎”们“玩的就是心跳”。
在现有的运行机制下，要避免“笼子”被击碎，唯有从经济体外部获得利润，这才能有效地应对内部的失衡，这是西方经济史清楚表明的。所有的先发工业化国家都曾面对严重的内部经济失衡，并导致社会动荡，都竭力向外扩张以获取外来利润，无论是早年的殖民主义还是后来的“全球化”，都服务于这个目标。其差异仅在于手段的直接还是间接;粗野还是文雅。即使文雅如今天的美国，其最终倚恃的也是全球最庞大的战争机器。
这里我们看到，做为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告别马克思的地方：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与事实相悖，而是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用生产函数理论替代了对货币循环的分析，似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依赖于货币循环，资本家不挣利润。似乎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自动解决货币循环的症结。
在歪曲马克思分析逻辑的基础上，吴敬琏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托于“技术进步”与“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
因此，我们需要观察“技术进步”和“中产阶级”这两个时髦的领域。
主流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寄以厚望，它甚至成了经济管理当局政策选择的基石之一。逻辑上可以讨论，技术进步能否够提高生产率。但它却与货币循环的症结无关，它不涉及货币向资本积累的经济机制。又怎能克服货币循环系统的问题?
哪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根源何在?吴敬琏敏锐地点出了“19世纪末期”。在这个时代，对马克思理论最大的质疑在于：理论上最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西欧、北美，均未爆发这样的革命。相反这里成为第二国际的温床，面对帝国主义战争，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加入本国军队，充当各国资产阶级的炮灰而相互厮杀。
其实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倾向。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82年，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恩格斯是个严谨的学者，当他称英国是“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时，决非“愤青”的情绪化之言。事实上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时间 1866年)
正是外部资源的流入，使英国资产阶级有条件减轻对本国工人的剥削，正是大范围的殖民地贸易，使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使英国可以超量发行货币而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杰文斯的描述揭示了英国“绅士风度”的另一面：它建立在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残酷压榨的基础上。
于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也出现了另一面：在理论上基本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俄国和中国，大学者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基于正统的马克思理论，都怀疑本国能否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实是，正是在俄国和中国爆发了二十世纪最为暴烈，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革命。
吴敬琏先生主张靠技术进步来解决经济困境，从历史经验看，这无异于指望依靠技术优势来获取国际贸易的垄断地位，在国际化的产业链中占据最丰厚的“利润池”，借以汲取外部资源;使国内货币的覆盖范围超越国界，以维持超发的货币与可交易财富间的平衡。当年的英国不过1000万人，使其国民资产阶级化的代价是：包扩4-5亿中国人在内的广大地区人民沦为“苦力”。
而今中国有13亿人。使13亿人资产阶级化，需要多少外部“苦力”?他们在那里?当今已经资产阶级化的民族就有7-8亿人，他们早已武装到牙齿，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我们为他们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挣来一堆外汇，还要换成他们的国债，让使他们可以滥发钞票而不至于通货膨胀，让他们可以维持11.8倍于我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把我们引导到这般的境地的著名学者，如果做起了当年的英国梦，就应该分析论证其可行性与实际的道路。顺便提醒一下，分析时别忘了，历史事实是，列强们垄断国际贸易的第一步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无敌舰队”，靠炮舰政策。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标准下的“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唯一成功的经验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自由资本主义。比较一下德国、日本与印度、拉美就明白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梦想，就应该用完整清晰的逻辑和确凿的证据，论证技术进步如何能解决货币循环的死结。
面对社会对两极分化的忧虑，主流经济学家曾大谈所谓“中产阶级”，称社会中贫困和富裕者皆应是少数，大多数人口是“中产阶级”，这样的“枣核型”结构能导致社会的稳定。直到2011年4月4日，许小年还在媒体上发文«我们需要枣核型社会结构»，称：“稳定的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
中国是否存在两级分化，至今没有共识。对广大公众而言，这是个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主流学者们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根本否认存在两极分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就直言：
“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朱红军《刘吉：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观察社会分层是研究社会结构的基础。传统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都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阶级”的概念即由此而来：“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的人们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这一视角有悠久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一封信》1852年3月5日)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是从这个视角分析中国的，他把中国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并列分析。在中国的土地改革时期，就根据土地占有量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等阶级，而其间的界限是在调查的基础上人为确定的。
从这个视角观察问题，需要了解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民中的分布状态。然而《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的数据。在经济现实中，私人资产已经大幅度提升，导致了为富人理财的“私人银行业”迅速膨胀。为了找到自己的市场所在，这个行业必须摸清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到2009年，两份相关的分析报告出现在网上。其一是《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招行与贝恩公司2009年3月30日);其二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9年11月)。
招行报告关注的是“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所谓“可投资资产”是个人投资性财富的总量，它包括个人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其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指上市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下同)、债券、基金、保险、银行理财产品、离岸资金和其他投资(商品期货、黄金等)等;不包括自住房产、非上市公司股权及耐用消费品等资产。
这里的“可投资资产”大体覆盖了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欠缺的是“非上市公司股权”。这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找到的、最接近“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分布的数据。
而波士顿报告关注的是“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所谓“管理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直接或间接持有通过管理投资的股票、以及在岸和离岸资产。不包括投资者的自营企业、住宅和奢侈品投资。不知其是否包括招行报告中提及的“保险、银行理财产品”和“其他投资(商品期货、黄金等)”。
总体上，两个报告关注的对象高度一致，大体覆盖了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两者的数据有差异，但走势一致。在找不到更严谨的数据条件下，这两个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从前述视角对社会的分层做一个粗略的观察。本书第三编第二章将正面分析这两个报告及其数据，这里先引述分析结论：
表2.1：社会各阶层特征
人口(万人)累计人口(万人)人口比重资产比重累计人口比重累计资产比重资产比重/人口比重人均资产占有量相对于下层的倍数
上层 19.8 19.80.015%12.86%0.01%12.86%857.29 5,662.78
中上层 46.2 66.10.035%23.40%0.05%36.26%668.65 4,416.70
中层 72.7 138.70.055%23.83%0.10%60.09%433.31 2,862.19
中下层 165.2 303.90.125%24.80%0.23%84.90%198.42 1,310.62
下层131,825.1132,129.099.770%15.10%100%100% 0.15 1.00
合计132,129.0 100%100% 1.00
计算表明：从资产分布的角度看，社会两极分化极为显著：“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总共占人口的0.23%，却占有了84.9%的生产资料。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看，社会被掌握在0.23%的人手中，这个群体共有303.9万人。不妨将这个群体统称为“有产者”。即使其中的“中下层”，其人均资产占有量也是“下层”人均值的1,310.62倍。于是这个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性收入”。
与之相对应的是“无产者”群体，他们占国民的99.77%，却仅占生产资料的15.1%。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微乎其微，只能靠“工资性收入”为生。
“有产者”群体的行为受“利润极大化”原则的指导。结果占国民的99.77%的“无产者”群体的就业空间，受制于“有产者”群体的盈利空间。而“利润极大化”导致资本相对于“工资性收入”高速膨胀，导致社会购买力越来越难于满足实业资本的胃口。受制于实业领域日益有限的盈利空间，资本越来越转向“虚拟经济”，导致“无产者”群体就业空间的进一步萎缩—结果就是经济学中的悖论：资本与劳力的双过剩。
计算、分析显示，尽管两个报告的数据不同，但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亦即控制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占资产的比重亦微乎其微。从资本的视角看，相对于大资本家，他们那点资本还不够一舔;相对于全体国民，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社会两极分化过程只会持续，“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必然降到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升入大资产阶级之列。指望这个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何异于指望镜花水月?
而今毛泽东的视角不时兴了，对“中产阶级”出现了各种时髦的定义。“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了。
其中最搞笑的可能是王朔，他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见 «中国中产阶级真相» 科学投资2003年第6期)按照这个标准，只要安分守己就是中产阶级。当年，大多数农民都安分守己，也都可以据此划入“中产阶级”，然而红军、解放军一来，他们却成群结队地加入了这支无饷可发的军队，成了让蒋介石头痛的“人海战术”中的一员。
王朔是个小说家，不能用学者的标准要求之。学者吴敬琏是这样定义“中产阶级”的：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吴敬琏«中国该如何面对中产阶级?»凤凰网2007年09月04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7_09/04/1368831_0.shtml)
吴敬琏使用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定义，只定义了“中产阶级”的“主体”—“各类专业人员”，并具体举例为：“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这个定义跟本没有涉及国民的生产资料占有状态。现实中，这些人员的多数靠工薪为生，而非靠财产性收入为生。吴敬琏的定义还不如网民们的定义更接近事实--“小资”。
吴敬琏对“技术进步”的期望与“中产阶级”紧密相关：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
这个论证的隐含假设是：拥有知识和技术就能成为“专业人士”。而现实是，大学毕业后就业都困难，成为“专业人士”难度更大。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就业机会取决于资本盈利的机会，无利可图，那个老板会雇人?不排除一个新技术造就一个新企业，带起一批新富人的可能性。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总就业量受制于总需求量，总需求量受制于社会购买力，这是个货币循环问题。除非改变货币循环机制，否则，一个企业因技术进步而兴起，必然导致其他企业因技术相对落后而衰败，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容量。
事实上，在资本主导下的技术进步，一定不会违背控制总成本这个原则，其结果是“机器替代人”，于是，新增一个“专业人员”岗位，往往减少许多简单劳动岗位。一个专业人员的工资可能远高于简单劳动岗位的工资，但资本家算总账一定要使总收入的增量高于总成本的增量，结果相对于产能，全社会工资总额更可能是下降而非增加。
这里我们看到吴敬琏先生的一个重要技巧：用微观分析的思路代替宏观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言论里，这个技巧被反复运用。在利润极大化的大背景下，微观合理性有助于改善个体在竞争中的地位，却无助于改善宏观上的货币循环。用微观视角替代宏观视角，甚至用商业营销语言替代学术分析语言，到底是出于视野卑下，还是故意为之?
至于被吴敬琏隐藏在“中产阶级”中的“经理人员”，上市公司多年只圈钱，不分红者所在多有，以至于被称为“铁公鸡”(见朱宝琛«铁腕治理“铁公鸡” 监管层力促多项分红新政出台» 证券日报 2011年03月24日)，这样的“经理人员”与吸血鬼何异?一度甚嚣尘上的MBO说白了是“经理人员”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称这些人为“中产阶级”，以为他们不同于“权贵阶层”，简直就是笑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其专制独裁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权贵者。所谓“民主”不过是他们向社会要求权势的口实。他们治下的员工，有几个敢跟他们讲“民主”的?你还要不要端我的饭碗了?将“经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教学科研人员”混为一谈，也不怕低了他们的名头!
其实，他们的专制倾向有制度性的根源，无论在哪个行当，有可能扮演资本家和“经理人员”角色的绝对是国民中的极少数。只有这极少数人有能力追求利润极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经济人”的角色，而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视其能否剥夺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的空间。于是在高端行业，劳动者感受到的是饥饿纪律，是“女生当作男生用，男生当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业，劳动者就只能服从棍棒纪律了。黑窑事件、13连跳事件，将利润极大化机制血淋淋的这一面暴露在了全社会面前。
吴敬琏引证道：“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正是经理人员的“创新”，“经理人员”的贡献就是利润极大化，他的“贡献”越大越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货币循环失衡。吴敬琏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指望扩张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中产阶级”，这样的模式能将中国引向何方?
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来掩盖当前经济系统的症结--货币循环阻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改革思考：“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企业一词在英语中为“enterprise”，它由两个部分构成，“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可引申为“盈利、收益”;后者则有“撬起、撑起”的意思，引申为“杠杆、工具”。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表示“获取盈利的工具”。
“利润极大化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目标”，多年来，这既是主流的理论，也是基本的现实。“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这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正是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基本现实，导致了我们今天面对的货币循环困境：资本的高速积累和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对低下。
然而吴敬琏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企业还不够自由，政府管得太多。他以“大家”的名义提出四条意见：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政府确实有重大的缺陷，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的长期滞后是其明显的表现之一。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本应分析这现象的原因，只有事实判断清楚，才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然而，他到此为止，转而讲起了“破”、“立”问题：
“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回避对事实判断的探究，急于推出自己的国策建议，难免让人疑惑。如果吴敬琏先生引证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符合事实，那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欠账源于地方财力不足。原因何在?在私有化导向的三十几年中，地方国企纷纷陷入困境，然后在“陈卖光”和MBO卷起的大潮中，基本上都“产权明晰”成了资本家的私产，为数不多的国企，大多是央企。靠“陈卖光”们和MBO诞生的新生资本家，与官僚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人就是前官僚，恰如吴敬琏先生是前“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指望这样的体系能保障地方财力，岂非白日做梦?
聪明的吴敬琏先生将矛头一转，指向了中央财政：“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中央财政当然有值得检讨之处，然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嚣张的富豪、阔绰的官僚和破败的学校与贫困的大众。社会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才是造成地方财政窘迫，靠卖地维持的主要根源。
中央财力是遏制分裂势力，抵御外部入侵的基础。先让地方财力陷于被富豪绑架的困境，迫使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长速度，靠卖地度日;再向中央财力发难，吴敬琏先生意欲何为?2010年，借助日本核事故而炒起的盐荒再次证实，资本爆炒商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逻辑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幸好盐业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靠行政手段迅速平息了恐慌。如果盐业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如果政府行为受制于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他们又岂能放弃这聚敛货币的大好时机?而这对国民意味着什么?网友们生动地答道：“盐荒子孙”。这与“大核民族”成一佳对。
在吴敬琏看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见董琳«吴敬琏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
作用最大的“资源配置”莫过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篇第一章1.1节图1.5显示，在投资主体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2年后，服务于社区就业的集体经济和社会底层的个体经济也在下降。惟独以利润极大化为宗旨的“其他经济”(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迅猛扩张。饶是如此，吴敬琏先生仍然抱怨：“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莫非让资本家控制整个经济，才能令吴敬琏先生满意?在这样的状况下，货币循环只会迅速锁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根本无从谈起，而这却是吴先生留给政府的职责。到时我们的著名经济学家会不会以“无能”为由，要求更换执政者?
由此看来，主流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教义深可怀疑。
为了让市场自由到理想的境界，吴敬琏先生给政府开的药方中，设置了诸多限制。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戒律，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财富控制权力”(哈耶克语)。据说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状态，这个判断能成立，以下两个前提至少需要满足其一：或者，私人资本均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或者所谓“看不见的手”能有效遏制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考诸现实，若相信前者，非迂即伪;若相信后者，如何解释资本的指数增长与社会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事实上，连亚当•斯密对此也不托底，在出版《国富论》(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
然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这句话犯了众怒。曾有主流经济学家回应，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此言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专业定位于“科学”—回答事实判断问题。
致力于事实判断的科学，其学术规范是“真实”。这要求科学家不被价值倾向左右，不陷于“主义”之争，彻底地直面现实，用完整清晰的逻辑、确凿的证据，揭开复杂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而今的圣之时者们爱讲“普世价值”，对科学家而言，直面现实，一切论证只基于事实与逻辑，就是科学家的“普世价值”。与之相悖者，可以是政客、官僚、商人、策士、喉舌、讼棍……，唯独不能称为“学者”。有趣的是，这些角色那个都比学者挣钱多、势力大，却都有动机将自己打扮成“学者”。政客、官僚要打扮成“学者型官员”，商人要打扮成“儒商”，为此不惜购买甚至伪造学历，似乎一纸证书就能让他们变成学者。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
学者作为具体的个人，难免有价值偏好，比如马克思就公开宣称，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而今偏好何种价值，站在那个立场，钟情什么主义，是他的自由，别人无由置喙。但以学者的面貌出现，就必须遵循科学家的“普世价值”。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切与推崇，从未成为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只来自事实与逻辑。在他的理论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是论证的结果而非起点。恩格斯则不避讳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没有一丝“为尊者讳”的意识。所以，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在内的学术界，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本来意义上的学者。
然而吴敬琏先生的论证，回避完整清晰的逻辑，搅乱不同领域的问题，混淆微观与宏观，回避基本的事实与证据。由此作出的“事实判断”与科学的学术规范不相干;据此提出的国策建议，背后明显是资本家集团的私利，却要包装成社会公共利益。这样的工作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辩护。其成效如何?不妨上网看看公众的评论，这很难不让人想鲁迅对梁实秋先生的评价：“乏”，和古人的词：
“莫听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宋·朱敦儒«减字木兰花»)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10月07日 01:00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2009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
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
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
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
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
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
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
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
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
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
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
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本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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