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动向：

世界银行给中国城镇化开出“市场”药方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25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建议中国以市场手段推进城镇化建设，需要以市场为基础配置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公布过“383改革方案”引发热议。（参考：383方案幕后的世界银行）

　　——城市土地分配也应该由市场价格来引导。

　　——对工业用地可采用基于市场的定价

　　——环境压力同样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化解

　　早在去年9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根据金墉的介绍，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开展的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中将“开始重新思考城镇化的概念”。

　　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蔡金勇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针对上述报告进一步补充称，“世行所关注的是怎么能建设最高效和可持续的城市的体制”、“土地很显然是我们这个报告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领域，未来需要关注的是土地的分配制度，也就是怎么建立起一套市场的体系、市场的机制来更好地分配土地”。

　　江涌、黄莺原文：世界银行是“经济专政”工具和“新殖民主义”推手

西方国家实施“经济专政”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炮声尚未结束，美国急于取代英国的国际地位，召集世界多国于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起初，美国与英国等国围绕世界银行的争论是要把其总部设在美国还是英国。很快，有关在何地设立总部的争论焦点就变成了总部设在华盛顿还是纽约，是更多受美国政府影响，还是更多受美国华尔街私人机构的影响。最后，联合国坐落纽约，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被安放在华盛顿，紧临着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便于接受美国政府的指挥。在出资组建世界银行的所有股份中，美国的投资占40%，相应地拥有40%的投票权(21世纪以来降低到15.85%，但依然保有否决权)。而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由美国派遣，可以想见，世界银行如何能不受美国影响?

　　1946年3月，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敦促任命一位政府背景的外交人士而不是私人银行家担任世界银行的首任行长。摩根索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应该是“主权国家而不是私人金融机构的工具”。很显然，这里的“主权国家”可能是国际上一群国家，也可能是一小撮西方大国，但实际上只能是美国。美国政府特地组建了国际货币与金融问题国家咨询委员会(NAC)来监督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NAC的负责人是财政部长，组成人员包括国务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和进出口银行管委会主席等。世界银行不是由行长而是由代表成员国的执行董事管理，尽管行长由美国任命，但是美国执行董事的地位要超过行长。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重大决策或投票时，美国在这些机构中的执行董事要直接对NAC负责。

　　尽管依照世界银行的章程规定，行长要完全效忠于世界银行，章程禁止成员国对行长施加影响，不可以是美国政策的工具，但是除非得到美国的支持，否则行长无法管理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任命与“世袭”，迄今唯一例外是，加拿大银行的行长格雷厄姆·塔尔斯(Graham Towers)是第一个被给予这个职位的非美国人，但是加拿大政府与塔尔斯本人不想成为美国的傀儡，因此在加拿大政府的建议下塔尔斯最终拒绝了这个职位。“新建立的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机构，它们的章程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美国对外国政府外交影响的最大化，从而将现存的国际劳动分工作为战后世界的一种永恒秩序而强加给这些国家”。

　　“世界银行协议”第10节第10款明确规定了世界银行贷款的“非政治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世界银行贷款具有高度的政治导向性，往往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1972年，美国通过《冈萨雷斯修正案》(The Gonzalez Amendment)明文规定，总统应授意每一个多边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投票反对(没收美国资产的)国家运用这些机构的资金。此后，1994年的《赫尔姆斯-冈萨雷斯修正案》(The Helms Gonzalez Amendment)也作了类似规定。除这两个修正案外，美国有许多法律都规定了世界银行贷款必须符合的一些基本条件。这是世界银行贷款有政治条件的法律渊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文章、讲话中反复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的本质首先是为美国服务。这位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2000年)，因为不断批评国际经济机构及其奉行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而最终被世界银行扫地出门。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8年～2012年)的林毅夫也指出，“从我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是按美国财政部定的调来唱的”。

　　世界银行的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来自美国，但是美国并非慈善家，世界银行亦并非慈善机构。从世界银行建立一直到1969年，美国对世界银行的全部净投资带来的总回报超过百分之百。截至1969年底，美国对世界银行的公私投资为24.43亿美元，从世界银行获得的收入是其投入的2.1倍。因此，美国对于世界银行并非是无私而慷慨的。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一直不折不扣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冷战期间，世界银行完全成为实现美国冷战目标的载体。

　　如果认为世界银行完全只忠诚于美国或仅为美国一家利益服务，也有失公允。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是关贸总协定)一道，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果。它们长期以来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多数不发达国家实施“经济专政”的工具。很显然，广大发展中国家就是“经济专政”的对象。

　　那些带有严重政治烙印的西方评级公司通常给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评级较低，认为其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国际私人资本流入受限，资金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稀缺资源。世界银行利用这一点，在提供利率较低的软贷款时，往往在低利率之外漫天要价，获得与其贷放的资金规模不相称的政治影响力。针对已经从“国际开发协会”毕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则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提供利率较高的“硬贷款”，借机控制其战略行业和关键企业。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世界银行在提供贷款时，进一步要求借款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与价格等方面作出改革承诺，以适应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为此，世界银行制定了一系列的部门贷款政策，并将这些政策作为向成员国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1996年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总裁后，世界银行将其重点集中在反贪污运动上。而且，世界银行曾以社会经济学的名义多次插手成员国的国家改革甚至选举活动。

世界银行开出的彻底失败的工业化“药方”

　　成立世界银行的目的，名义上是资助欧洲重建，实质则是推动美国出口，消化美国在二战中积累的过剩生产力。1952年，世界银行的工作重心由资助欧洲重建转向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着重于基础设施(如电站与交通)能够自行还本付息的项目，以确保世界银行的资金流顺畅，为出口部门生产商品提供便利。此时，世界银行的使命除了促进美国农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外，还体现在增加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与矿产品的进口上。很显然，摆在世界银行首要地位的，是美国适当兼顾其他西方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是国民经济以及国民经济实现稳定与均衡增长的基础。但是，世界银行的着力点不是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革命——借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而是无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基础，没有细致缜密的论证，就给一些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开出发展“药方”。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千差万别，但是世界银行的药方千篇一律：即在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集中于原材料生产与矿产品开发的专业化;在没有坚实农业支撑甚至不对农业作任何调整的基础上，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推动工业化。很显然，这不是西方的成功经验;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在保护主义旗帜下培育竞争优势，扶植本国幼稚产业的成长壮大，促进门类齐全的制造业的发展。世界银行兜售的工业化，实际上只是原材料生产、矿产品开采，然后将这些原材料与矿产品出口到北美和欧洲，用换得的外汇来进口美国的粮食。实际上，为实现世界银行所拟定的工业化，相关发展中国家从世界银行借得越多，它们的贸易逆差——特别是粮食账户上的贸易逆差——就变得越大，国际经济交往就越陷于被动。

　　接受世界银行援助与指导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农业领域未作任何调整，在工农业生产率差异(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异)的作用下，大批农村中未经过任何培训的人口涌入城市，从过去的粮食生产者变成了如今的粮食消费者。由此，不仅加剧粮食赤字，而且形成了城市流民与城市“疮疤”——贫民窟，形成并不断加大包括二元经济(现代化的出口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二元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的二元对立，这成为社会矛盾与政治动荡的温床。正是在世界银行的“开发”与“稳定”项目的援助下，一个个受援国政府先后被拖到了社会矛盾的“火山口”，甚至出现政权更迭。1958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以及1991年后的俄罗斯，都是世界银行项目的牺牲品。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其工业(原材料与矿产品生产)相对于其农业有较高或更高的生产率，但是它们的农业生产率远不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其工业生产率也远不及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率。虽然工业化推动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开展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农业产品在国际上没有一点竞争优势，加之其对原材料与矿产品又没有定价权，任由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摆布，最终用光了所有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实际是流入了美国)。一些国家由粮食盈余国、自给自足国最终沦为粮食赤字国、债务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实质附庸国。世界银行的援助把发展中国家固化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与底端。但是，它们倘若不参与这一国际分工，则又会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圈的“流放者”，如1959年经过革命之后的古巴。

　　对于世界银行津津乐道的援助，K.B.格里芬和J.L.恩诺斯两位经济学家通过对12个拉美国家的1957年到1964年的经济统计数字作分析得出结论：“如果说援助起了什么作用的话，这种作用就是阻碍了发展，因为它造成了较低的国内储蓄;它扭曲了投资的构成，因而它提高了资本产出比;它抑制了本土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它制约了制度改革。”

　　世界银行协助美国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了“粮食赤字”。为应对“粮食赤字”，世界银行开出的“新药方”竟然是：实行计划生育，遏制人口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思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年～1834年)认为，呈“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要远远快于呈“算术级数”的粮食增长，粮食生产将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要采取积极措施(节育)以限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用静止或悲观的思维看待土地生产率以及食物生产与消费结构，更无视计划生育本身所包含的深层次的和严重的道德问题。当马尔萨斯振振有词地指出英国等西欧国家存在人口与粮食紧张关系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采取计划生育遏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而是一方面积极发展殖民主义，将“过剩人口”转移到各类殖民地;另一方面，这些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基础上，积极实施制度调整与农业现代化，使得粮食的增长远远快于人口的增长，单位土地因为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此一来，马尔萨斯的担忧成为多余。然而，世界银行无视这一经验，竟然给发展中国家开出了西方国家曾经嗤之以鼻的“药方”。

　　联合国粮农组织前总干事何塞德·卡斯特罗指出，“美国之所以推行生育控制，不是为了帮助穷国——再也没有人会相信它的‘无私的’援助项目了，而是因为这是它的战略防卫政策”。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降低西方白人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而且要消耗、争抢白人用以养尊处优的资源，由此带来一个“更为古老的恐惧，即世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可能会导致国际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平衡问题”。西方的重商主义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投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1945年参议院有关世界银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强调：“让欠发达国家——它们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组织起来，对西方那些人口较少但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经济战，没有比这更威胁到世界安全了。

新自由主义者的“华盛顿共识”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掩饰甚至是美化世界银行在世界上的“成绩记录”，但是，几十年来人们的共识是：世界银行有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却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有时一个问题没解决，却带来一大堆问题。对于不绝于耳的批评乃至声讨之声，世界银行应对之策是，理论在不断推陈出新，政策也在不断地更弦易张;但均以“向西方开放的私有化改革”为内核，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服务之宗旨没有改变。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衰落，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在不断增加，削减全球服务贸易壁垒成为美国拓展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为满足美国的新需求，世界银行开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一道积极论证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开放服务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鼓吹服务业私有化，甚至将基本公共服务——自来水和电力供应、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等——也纳入私有化范畴。例如，为推动全球水务市场的开放，世界银行通过组织专题研讨、资助跨国研究、公开出版著作等方式，不断为西方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水务市场“摇旗呐喊”。但是，发展中国家开放水务市场引来的不是竞争，因为它们的企业根本无力与外资企业竞争;最终的结果是：西方巨型水务公司的新垄断，普通民众面对的是更贵的水价和更少的供给。于是涉水暴动此起彼伏，社会又增添新的动荡源。对此，一些西方专家提出尖锐批评，“将服务业私有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仍应由政府供给”。

　　包括私有化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一直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富国所极力倡导的，并由被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来积极推动。富国政府利用它们的援助预算和国内市场准入作为“胡萝卜”，诱导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集中体现就是“华盛顿共识”。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在国民经济与政府管理中居主导地位，代表金融资本意志的新自由主义由此也成为主流社会思想。新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后院(拉美地区)，通过代理人或扶植傀儡，用“铁扫帚”(政治专制加军事独裁)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设计的“致富金马甲”的自由主义实验。1980年代，第三世界出现债务危机。在美国的要求下，世界银行的角色发生巨大变化，制定了所谓“结构调整计划”(SAPs)，后更名为“减少贫困与促进增长计划”(PRGFP);通过培养并物色代理人，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更为强有力的政策影响，世界银行的“触角”深入到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领域(包括政府预算、产业管理、农产品定价、劳动力市场管制等)，变本加厉地实施新自由主义。当时的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古斯塔沃·佛朗哥明确表示，巴西政策目标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成为新的白痴”。

　　1989年，在弗里德曼的“致富金马甲”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者推出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就发展中国家‘正确’的政策所达成的共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只是美国财政跑马场的一部分。”财政约束、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华盛顿共识”建议的三个重要支柱。在世界银行对相关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时，通常要求相关国家实施“华盛顿共识”的附加条件。1990年代，世界银行的“使命”进一步蔓延，“开始在贷款中附加所谓的治理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涉及一些不可思议的领域，比如民主、政府分权、央行独立和公司治理”。

　　得到世界银行鼎力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实验以惨败而告终。所谓的“减少贫困与促进增长计划”的实施，既没有减少贫困，也没有促进增长。例如，自由主义的第一个试验田——智利，在皮诺切特实施新政后，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19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为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阿根廷(作为另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国家)比智利更加糟糕。阿根廷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断盛赞。作为一个忠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华盛顿共识”的牺牲品。曾经的经济“模范生”在引入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之后，增长、平等、稳定不翼而飞，停滞、分化、动荡纷至沓来，危机连着危机。2004年，阿根廷前总统杜阿尔德尖锐批评“华盛顿共识”导致了拉丁美洲的悲剧，之前十年间创造的财富装进了少数人的口袋。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重创了拉美。被新自由主义者诋毁的“糟糕的过往岁月”，即20世纪60、70年代，拉美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约为3.1%，而所谓“创造奇迹”的80年代却只有1.7%。在整个国民经济上，拉美地区20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2.9%，大约仅为20世纪60年代5.4%的一半。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被拉大了。经济不稳定愈发明显，金融危机日趋频繁。

　　苏东巨变后，世界银行密切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经济援助的诱饵下将“华盛顿共识”兜售给了这些转型国家。这些急于摆脱“共产主义幽灵”的国家不顾一切地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强盗贵族掠夺提供了便利。短短数年间，前苏联的巨额财富被“人间蒸发”，由此在俄罗斯诞生了一小撮与国际资本紧密勾结、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寡头，上演了令国人无比沮丧而让世人唏嘘不已的“东方狂野”。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不仅重创了拉美、苏东，还重创近乎所有将该思想与政策奉为“神明”的国家。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迷失的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增长、平等和稳定——都失败了。”

“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推手

　　当今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新兴大国崛起正在改变国际格局，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本质未变，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本质未变，改变的只是表现形式。即西方大国由原来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扩张领土和实施殖民，转向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必要时的军事手段，把二战后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后者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这就是“新殖民主义”。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的两大支柱。

　　世界银行在执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意志的同时，与西方大公司、垄断资本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成为“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代言人。世界银行援助项目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受援国政府或其民众，而是利用援助项目进入受援国的西方跨国企业。世界银行给受援国开出私有化、国际化的“药方”，直接便利这些西方企业在受援国家攻城略地。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扮演的角色尤其耐人寻味。根据世界银行内部分工，国际金融公司负责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或参与投资。在实践中，国际金融公司往往选择战略行业进行投资，甚至与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联手提供融资，充当西方金融利益渗透他国核心行业的工具。

　　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推手，世界银行的推手力量或专政权力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一是美国以及西方政府的政治力量;二是西方资金且凝聚着西方政治以及资本意志的金融力量;三是拥有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所拥有或代表的知识力量。世界银行凭借其独家、显赫的国际地位，将经济专家设计“改革药方”与受援国热切期待的“援助资金”捆绑在一起，打造所谓“知识银行”，用各种办法迫使受援国接受其一揽子解决办法。近些年来，新兴大国崛起促进国际经济格局悄然巨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清世界银行的真面目并与之保持距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因普遍沦为债务国而向世界银行输送的资金越来越少，世界银行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小。鉴于此，世界银行越来越看重其“知识银行”的威力，“四两拨千斤”，希望能以卓越知识才能与有限资金来影响受援国的经济政策。

　　自诩为“发展经济学研究重镇”，掌控学术话语权。世界银行网罗了一批“杰出”经济学家，构建成一个可以指点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增长迷津的智库，以“发展经济学堡垒”自居。然而，这些所谓“饱学之士”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人意志，而是统一在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之下，目标指向明确，就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或资本)利益服务。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为适应战后美国管理世界经济秩序的需要，以凯恩斯主义为灵魂，为弥补“市场失灵”而设。然而，同样出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的需要，今天的世界银行则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不问青红皂白地给每一个“朝觐者”都开出市场自由化的药方。良知未泯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揭示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为西方服务的坚定而鲜明的立场，以及所雇用的那些经济学家们学养之低、敬业精神之差等一系列秘密，因而激怒了世界银行的后台老板而被“提前解聘”。

　　如今，已经卸任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不仅指出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的导向不行——为美国服务(即“按美国财政部定的调来唱的”)，而且更指出世界银行所运用或武装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也不行。在“发展经济学1.0”的指导下，二战后的相关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策略”，初步获得了投资导向型的成功，然而紧随其后的是不断的危机和萧条。在“发展经济学2.0”指导下，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结果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入“迷失的年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照林毅夫的思考研究，现在需要一个“发展经济学3.0”。

　　“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论述首先并非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而是来自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与逻辑推理;其次，该理论立足西方利益，严重脱离发展中国家以及受援国实际，在实践中难以奏效。长期以来，由于世界银行开出的发展“药方”不得要领，甚至副作用巨大，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重镇”的地位受到巨大冲击。为稳固学术地位、重塑国际形象，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宣布，将对世界银行的研究工作进行重新定位，督促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使之更有益于决策者。也许正是在这一背景或要求下，才有了如今的“发展经济学3.0”。

　　把控规则制定权，为西方经济金融利益“背书”。世界银行热衷于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从表面上看，世界银行广泛的代表性为其规则制定赋予了合法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世界银行推动的规则往往是替西方利益“背书”，明显有失公允。近年来，世界银行制定了《世界银行业务手册》，对援建项目、大型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估、社会影响评估、非移民搬迁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些规定看似“人道公允”，实际上律人不律己，主要目的是限制新兴国家对外扩张经济的影响力。一则，世界银行业务明显转向，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援建大型基建项目转向目前关注的教育、法制、良治、女权等软性制度建设上。由此，世界银行的援助与受援国的需求之间产生巨大的错配和缺口。二则，与新兴大国相比，西方公司承接此类项目的竞争劣势明显，因此世界银行规则主要是遏制新兴国家的企业扩张。

　　世界银行制定或推动的“国际性”行业守则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跨国企业应负“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但是矛头主要指向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例如，采掘业的“透明原则”。在2002年被首次提出后，《采掘业透明动议》已逐步成为全球采掘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和采矿等行业)收入透明度的一项标准。世界银行的角色是召开世界银行国际会议，帮助形成国际共识。如2009年，世界银行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相关会议，包括改进动议报告方法、地方实施该动议、与公民社会合作为主题的三次会议;再如金融业的“赤道原则”。2003年，花旗银行联合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等十家跨国银行宣布实施“赤道原则”，该原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议，旨在决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而确定的金融行业的基准。西方金融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包括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称赞西方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同时，往往诋毁新兴国家的银行，指责其忽视融资项目给当地造成了环境和社会成本。

　　近年来，在新兴大国的推动下，世界银行的色彩有所改观，包括向发展中国家让渡了一些股份与投票权，甚至还假模假样在发展中国家物色高级副行长与首席经济学家。但是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的底色及其基本机制未变，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服务的实质未变。也正是有鉴于此，一些知名国际学者才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一道冠名为“邪恶的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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