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中国延迟退休与美国休克疗法

作者：杨斌来源：《国企》杂志 2014-02-17

　　2013年，清华大学某教授推出了一项养老体制改革方案，主张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至65岁，引起了广泛争议。当采访的记者问退休职工的生活来源如何解决时，她回答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写这个政策建议，经过培训居家就近参加社会服务，50到65岁的男性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园林义工，50-65岁的女的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

　　从清华教授的采访回应中，可看出她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尚未考虑到如何妥善解决退休职工的生活来源，因此她在答复追问时谈到的解决思路显得随意而缺乏认真思考。人们都知道养老院、园丁、家政服务也有激烈岗位竞争，60岁左右的退休职工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园林义工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活来源问题，她作为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专家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这样的养老金方案，没有从国情出发而盲目迎合西方削减社会保障的错误潮流，抛弃了中国不断提高、完善社会保障的正确做法和成功经验，违背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建立“老有所养”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自然民心所背。据了解，人民网在“延迟领养老金年龄”的调查中，45万网友参与投票，93.3%的人反对。

　　削减社会保障是大势所趋?

　　全球危机以来美欧各国出现了削减社会保障浪潮，西方媒体受大财团控制并渲染社会保障支出造成了债务负担，回避债务危机实际上来自挽救天文数字的金融赌债。中国某些学者将偏袒资本的西方媒体当作客观消息来源，误认为削减社会保障是大势所趋、迟早要实行的改革，主张中国也应该与国际接轨实行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中国也像美国一样出现了养老金的资金缺口。

　　实际上，尽管美国许多私人企业养老基金投资股市亏损巨大，但是，根据2010年美国官方的正式社会保障基金财政状况报告，三十多年来养老、医疗等联邦社会保障税收始终高于支出，从1984年到2009年的社会保障纳税超过支出盈余累计两万亿美元。联邦社会保障基金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拥有者，2013年5月美国政府超过债务上限后仍然维持运转，也是得益于联邦社会保障纳税的盈余资金。

　　近年来中国与美欧的经济情况完全不同，美欧国债所占经济比重高达100%左右，而中国国债所占经济比重仅为美欧的五分之一;近年来美欧经济增长乏力或陷入停滞，而中国三十多年来始终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社会保障部门多次表态养老金支付没问题，到2012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达2.3万亿元，18个省份的养老金结余，远远超过了14个省份的养老金缺口，即使有缺口国家也会用财政补贴弥补，广大民众除了社保缴款还为国家发展贡献税收，他们年老体衰之时理应作为有功之臣得到回报;中国尚未像美欧国家那样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也无须像美欧政府那样耗费巨资挽救金融衍生品赌债。

　　改善社会保障有利经济增长

　　尽管各国面对的具体国情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是，美国希望到处削减社会保障以帮助资本谋利，企图当作“普世价值”推广以让人误以为别无选择。20世纪80年代拉美陷入外债危机之时，美国逼迫拉美削减社会保障来偿还外债，借口是减少政府干预并让市场机制更好的运行，被拉美国家谴责为“逼人割自己的肉来偿债”。美国明知不少拉美因此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却将同样的改革方案换个国名推荐给其他国家，甚至曾因文件上忘记修改国名而闹出了笑话。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数年来，美欧斥巨资挽救华尔街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市场需求萎缩和经济低迷。中国却采取了正确的改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内需政策，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覆盖面和数额均有较大幅度提高，扶植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并扩大了市场需求，在世界经济低迷中因增长良好备受国际舆论赞扬。但是，中国经济仍面临着消费比重过低和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改善而不是效仿西方削减养老等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消化美欧经济低迷造成的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目标。

　　随着中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削弱和所占比重出现下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占比重过低并呈现出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7 年的39.74%，限制中国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并导致了消费率的下降，消费率从1993年的59.5%下降到2005年的50%以下，甚至低于大跃进时期严重失衡的56.2%。中国的退休职工属于中低收入群体并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保持正常年龄退休并提高养老金待遇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反之效仿西方削减养老等社会保障将会降低消费和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部门虽然反复强调养老基金有大量盈余，但是，许多学者仍然提出种种效仿西方的削减社会保障改革方案，包括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减少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数额等，还以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老龄化趋势等为依据。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家庭都希望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子女，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就能有效改善劳动力供给状况，随着科技进步未来劳动人口能创造出更多财富，不难满足老龄化带来的技术相对简单的消费需求增长。

　　世界各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损失了数千万人口，战后普遍面临着青壮年男性劳动人口不足的难题，人口结构中需要赡养的老年、妇女、儿童比例失衡。当年西方国家普遍面临远远超过今天主权债务危机的战争债务，重建任务艰巨、物资短缺、财政困难并缺少社会保障资金积累。但是，西方在冷战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大幅度提高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私人企业的非工资性社会保障支出也比较1929年提高了十多倍，同时实行严格的资本账户和利率、汇率管制限制金融投机，确保匮乏的经济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部门而不被金融投机所浪费，结果非但没有加重财政负担反而刺激增长并改善了财政状况。实践证明，改善社会保障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缓和社会矛盾，取得了扩大社会需求、稳定市场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显著效果，政府主权债务比重随着经济稳定增长而逐步明显下降。

　　由此可见，当前美国正竭力向全球推广的削减社会保障改革，真正原因不是客观的财政困难而是主观的根本方向问题。美国不希望世界各国继续推行战后社会改良的成功经验，企图通过私有化、放纵金融投机和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恢复自由放任时代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并遏制世界各国经济崛起。

　　警惕美国误导改革输出颜色革命

　　美国在全球竭力推广的削减社会保障潮流，与其战略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全球已有大量真实例子表明削减社会保障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相反会频繁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并促使实体经济解体。近年来世界银行逼迫希腊紧缩财政，大力削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结果希腊长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债务所占经济比重反而大幅度上升，频繁爆发示威游行动荡和全国性总罢工，华尔街却从做空欧洲股市、债市中大发横财。

　　2013年巴西某著名教授访华时，谈到削减社会保障的错误改革，导致巴西陷入了二十年长期停滞，没有任何经济增长，唯一增长的就是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动荡和财政债务危机。卢拉总统执政后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提高社会保障并缩小贫富差距，巴西出现了历史上最强劲的经济增长。

　　西方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所谓改革，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引起了强烈民愤和社会动荡。2011年11月，英国爆发了200多万名公务员参加的全国大罢工，抗议英国政府推行的推迟领取退休金年龄改革，造成了很大社会混乱和严重经济损失，大多数中小学停课，垃圾无人清理，医院仅有少量医护人员值班。英国主流媒体攻击罢工是“民粹主义”恶果，但实际上罢工职工并非是爱闹事或无事生非。这是他们近百年来首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罢工，他们自己和家属也身受罢工带来的种种困难。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金融资本，却剥夺普通民众长期缴纳社保缴款后的正当权益，是掠夺工薪阶层财富救济少数富豪的劫贫济富。2013年美国操纵世界银行误导波兰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也爆发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反对削减养老保障的示威游行。

　　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受到举世赞扬，某些学者却贬低中国道路而主张改革效仿“美欧模式”，完全忽视金融危机已暴露的“美欧模式”的严重弊端，也不区分二战后西方推行社会改良的成功经验，同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盲目追随美欧可能像前苏联一样落入预设的陷阱。当前中国经济崛起令觊觎全球霸权的美国忧心忡忡，美国“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已将矛头主要对准中国。美国向中国推荐已在许多国家引发动荡的改革，一旦类似情况在中国发生肯定会趁机输出颜色革命。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动荡与政治动荡共振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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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休克疗法玄机何在?

　　2013年10月，西方媒体对美国政府关门炒作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一热闹表象背后隐藏着金融垄断财团利益与舆论造势。

　　早在2013年5月，美国政府就已经超过了债务上限。但是，美国政府先是忙于“重返亚太”刺激南海、东海紧张局势，后来又忙着借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谋划对其发动军事打击，国会议员、财政部官员那时根本不提财政困难没有打仗军费，美国主流媒体也大肆鼓噪攻打叙利亚，对财政困难三缄其口。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却从到处耀武扬威突然因囊中羞涩陷入关门，总统没钱买机票等种种情节看似逼真，反而显得像为某种特殊目的安排的做戏。

　　美国陷入财政危机并非社保负担过重

　　美国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原因并非西方主流媒体指责的养老、医疗保障，而是政府花费大量纳税人金钱挽救大财团的金融投机坏债。2007年美国财政赤字仅为1600亿美元，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飙升了三倍，猛增到4600亿美元， 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再次飙升了三倍，猛增到14000多亿美元，此后连续三年财政赤字水平一直保持在15000亿美元左右。截至2011年危机后短短几年中，美国国债就膨胀了大约50000亿美元，超过了此前美国国债200年的增长额度。显而易见，美国退休者和病人人数并未像财政赤字那样猛增了九倍，不可能是国债增幅超过此前200年和规定上限的主要原因。

　　尽管美国有良知的学者经常引用这些数据，然而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却有意回避这些客观事实。美国国会、政府和西方媒体几乎出现了压倒性舆论，指责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支出是罪魁祸首，仿佛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社会各界共识并得到广泛支持。

　　实际上，美国权威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多次调查显示，美国民众高度支持政府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认为这是民众终生扣除工资社保缴款后的正当权益。美国政府官员、议员平时担忧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敢轻易触碰这个易于引起民愤的禁区，只有利用超过债务上限和政府被逼关门的时机，才敢顺势推出削减社会保障等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2013年10月17日最后期限之前，美国国会两党达成妥协协议，政府重新开门交换到削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10000亿美元。

　　以休克震荡掠夺民众财富

　　美国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萨莫尔·扎德认为，这是一次美国华尔街财团操纵国会领袖蓄意人为制造的危机事件，意在借助美国政府关门带来的心理震撼和冲击，趁社会各界不知所措之时推出掠夺民众财富的政策。媒体竭力渲染垃圾遍地无人拾、阵亡士兵遗孀生活无着的情景，促使民众在震惊之中默认养老、医疗保障权益遭到剥夺，同时营造舆论氛围逐步推脱、抵赖美国政府债务。

　　西方国家二战后在冷战压力下推行社会改良政策，加强政府干预、严格管制金融投机并扩大社会保障，并非是资本主义本质变化而是被迫采取的策略调整。华尔街一直对压抑其投机贪欲的社会改良政策强烈不满，长期支持哈耶克等学者研究反对社会改良的政策理论依据，但迫于社会强烈反对和冷战压力而暂时难以推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就采用了中央情报局秘密研究的“休克震撼疗法”，以破坏、摧毁各国民众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阻力。

　　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往往被认为是借用医疗术语比喻，很少知道其起源于中央情报局为逼迫犯人招供的酷刑实验。美国中央情报局1950年起秘密资助一项刑讯逼供研究，借助电击震撼、强烈灯光、噪声等刺激摧毁嫌疑人心智，在丧失自我意识、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服从刑讯部门的意志。中央情报局得意于这种迫使受害者丧失抵抗意识的有效方法，广泛将这种原理应用于推行各种国际战略扩大美国霸权利益。

　　比如，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靠军事独裁和恐怖镇压推行的。军政府为压制反对曾将数万多民众驱赶到体育场中，在强烈灯光照射下让蒙面人指认持反对意见的进步人士，靠营造极端恐怖气氛压制广大民众蒙受失去工作、养老金、医疗保障后的反抗活动。

　　美国后来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办法来摧毁民众反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阻力，如借助市场恐慌、金融危机、飓风海啸、价格暴涨、大规模失业等等，趁民众因突发自然、社会灾难陷入茫然或忙于应对生存困难之时，迅速推出一系列在正常情况下会遭到民众强烈反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公共资产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等待民众醒悟过来发现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后已经为时已晚。

　　美国金融财团20世纪70年代设下低利率陷阱，引诱苏联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大量借债，20世纪80年代却骤然将利率提高到20%引发债务恐慌，导致波兰、拉美国家爆发了外债危机和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借机委派美国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导致某些南美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50%，民众收入水平下降40%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有资格接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人数则锐减61%。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美国国际战略精英曾将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公开撰文称为“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的战略”，前苏联却对给拉美造成巨大破坏的经济战争毫无警觉，20世纪90年代初再次接受世界银行委派萨克斯设计改革，结果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造成破坏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导致一亿多人口陷入了极端贫困状态，许多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老兵被迫沿街乞讨，依靠出卖当年荣获英雄军功勋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